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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的传统，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更全面、更深刻的批判。
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叫做晚期资本主义，并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有一些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新特征和新趋势。
首先，在生产力方面，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了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一体化，丰富和优化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使得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哈贝马斯在谈到发达资本主义的两大发展趋势时就指出：“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得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
”其次，在生产关系方面，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发展，出现了以股份公司普遍化和股份分散化、私有企业国有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再次，在上层建筑方面，以“经济计划化”为中心的运行机制改革，强化了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功能，特别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成了“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
但是，哈贝马斯又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征和新趋势只是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矛盾。
例如，尽管在生产关系方面出现了新的所有制形式，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变，仍然是私有制。
在股份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私人垄断企业，使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但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然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发行小额股票、增加股东人数不过是加强资本家实力的一种手段。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经济计划的实施，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某种程度的计划性，但晚期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
因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马克思文论作业——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学院：文学院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姓名：X X学号：XXXXXXXXXXXXX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
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
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
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
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
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
政策与商法研究论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及其哲学基础靳欢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00）摘要：交往行为理论是商谈伦理学的哲学基础，通过建立公共领域空间，基于主体间性的普遍语用学来实现商谈伦理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有两大原则：普遍化原则又称作“U原则”，即能够满足每个商谈参与者的利益规范，这种普遍参与所带来的结果必定为相关者所接受；论证性原则又称作“D原则”，即有效道德的规范必须满足一切相关者的意向并为其所接受。
哈贝马斯通过两大原则构建了商谈伦理学，把理论层面的商谈行为扩展到实践层面，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商谈伦理学；交往行为；普遍化原则；论证性原则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21.13.0631商谈伦理学与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商谈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只有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论证过程，才能更好的掌握商谈伦理学。
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遵循有效性规范，为达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合作有序。
哈贝马斯用“交往”来取代“劳动”在社会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与劳动相比，交往行为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和价值，由“主体——客体”结构转向“主体——主体”结构的转化。
商谈伦理建立在公共领域上，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哈氏认为伦理学是合法性的基础,商谈伦理学是根据大家的商谈和对话来决定大家所能普遍遵守的规范（道德规范或法律规范），商谈伦理包含了两大原则“对话原则”和“普遍化原则”，通过普遍语用学和主体间的交往理性的运用，从而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借助有效性规范和包容他者，促使商谈的参与者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是以“商谈”作为批判和反思的现代性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流程模式“独白”“对话”“回应”。
“独白”可以看作是商谈伦理的前提，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谈是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来实现道德共识的方法。
哈贝马斯名言名句1. “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其特征是更加难以抗拒，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
”例子：你想想看，现在的技术发展多快呀，可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被技术给“绑架”了呢？就像哈贝马斯说的，它掩盖了好多实际问题呢，我们得警醒呀！2.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
”例子：哎呀，就像一个团队如果失去了大家的认可，那不就乱套了嘛，哈贝马斯说的合法性危机不就是这样嘛！3. “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在于通过交往所达成的共识最终必须具有充分的理由。
”例子：人与人交往不就是这样嘛，得有合理的理由呀，不然怎么能达成共识呢，哈贝马斯这话说得太对啦！4.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反现代性。
”例子：这多有意思呀，现代性竟然本质是反现代性，就好像我们追求的东西有时候也在和我们对着干一样，哈贝马斯可真厉害！5. “一个行为，如果它当时被行为人看作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合法的行为。
”例子：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我们觉得对的事情，我们才会去做呀，这和哈贝马斯说的合法行为是一个道理呀，难道不是吗？6. “公共领域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
”例子：就像我们平时聊天讨论的地方，那就是公共领域呀，能形成各种观点呢，哈贝马斯说得真形象！7. “系统的危机趋势只有通过改变控制社会系统的方式才能得到克服。
”例子：这就好比一辆车出问题了，得改变开车的方法才能解决呀，哈贝马斯说的不就是这个理儿嘛！8. “社会的再整合只有通过把交往行为从系统的歪曲中解放出来才是可能的。
”例子：社会要变好，就得像把被束缚的交往行为解放出来一样，哈贝马斯真的把问题看得很透彻呀！9.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例子：我们的生活好像有时候真的被一些东西给“殖民”了呢，就像哈贝马斯说的，这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呀！10. “只有通过主体间性，才能获得知识。
哈贝马斯“世界公民社会”思想评析陈雪飞【摘要】迫于全球化挑战的压力,民族国家放弃自由放任的政策而加强了社会管理,以行政权力和货币为媒介的系统整合使得社会的团结力量受损,资本主义统治遭遇合法化危机.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使民族国家失去对经济的管控,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则让民族国家不得不从各自为政走向合作共赢.基于此,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将被超越,并提出了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的构想,即依靠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将全球公民联合起来.从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世界公民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但从乌托邦的理想性和批判反思性考虑,世界公民社会的设想又给予民族国家建设以及国家间的相处以启示.【期刊名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17)001【总页数】5页(P105-109)【关键词】哈贝马斯;世界公民社会;乌托邦;价值【作者】陈雪飞【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06“战争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
……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是各种观念、发明、制度和国家强有力的来源。
和平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能靠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均衡来维持。
”[1]137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在研读历史之后总结出历史关于战争给予我们的教训。
可是齐格蒙特·鲍曼告诉我们“共同体总是好东西”[2]2，那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2]2，身处其中的人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2]2。
所以和平相对于战争和冲突而言是难得而又可贵的，它不只来源于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共同体更能为其提供动力。
在这个多元而又复杂的现代社会，如何通过建构人为的共同体来恢复自然的共同体，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社会”思想可以带给我们启迪。
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时代的人，距离被缩短、时空被置换，无论何种肤色何种国籍何种阶层，人类的命运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哈贝马斯的生平与著述一、少年时期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杜塞尔多夫市，后随父亲任职来到边上的小镇古姆斯巴赫，并在那里长大。
父亲伦斯特，母亲谷莱泰。
祖父是路德派牧师。
二战时，参加德国少年团，最后被编入希特勒青年团。
1949年在谷默斯多夫中学毕业。
二、大学时期1949－1954年，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上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德国文学、经济学。
1953年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出版，由于对涉及纳粹之处未加说明，引发争议。
这一事件对哈贝马斯冲击很大，使其迅速转向海德格尔德对面，在7月25日的《法兰克福.奥格尼报》发表《与哈贝马斯一起反思海德格尔》。
1954年在波恩大学以论文《绝对性与历史，谢林思想的二重性》获博士学位，导师为罗莎克和贝克尔。
三、自由记者时期1954－1956年任自由记者，获“德意志科研协会”助教奖学金。
四、研究所时期：作为阿多诺的研究助手1956－1959，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任阿多诺的第一位研究助理。
期间研读本雅明、布洛赫、阿尔都塞，初次接触涂尔干、韦伯，学习经验社会学。
1957年发表文献报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综述》，其内容的政治性使霍克海默感到危险。
1959年构思《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打算以此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教授资格，但在霍克海默的反对下没能实现。
辞去社会研究所工作。
接受德国学术协会（DFG）的奖学金，专心执笔《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1961年《大学生与政治》（合著者：弗里德贝格、厄勒尔、维尔茨）出版。
由于哈贝马斯所写的序论的政治激进性不合霍克海默的意，使出版延期。
在阿尔道特的斡旋下，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马堡大学获授课资格，导师为阿本德洛特。
12月，在马堡大学进行私人讲师就职演讲，题为《古典政治学说与社会哲学的关系》。
但由于接受海德堡大学的邀请，实际并未在马堡授课。
五、海德堡时期1961－1964年，接受伽达默尔的邀请出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
哈贝马斯的启示曹卫东随着哈贝马斯传记和代表著作在中国的广泛翻译和出版，介绍哈贝马斯的生平和基本思想，对于我们将不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视角问题。
我个人始终认为，我们应当把哈贝马斯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著述之丰富，实在出乎我们的想象。
主要代表作既有我们熟知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识与兴趣》、《合法化危机》、《交往行为理论》等，也有我们亟需翻译和研究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事实与价值》以及《真理与论证》等。
哈贝马斯自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始涉猎学术研究开始，便以思想活跃、政治激进而著称于世。
他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思想领域（包括德国传统形而上学、社会理论以及英美语言哲学，特别是美国的语用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对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成一说的“交往行为理论”。
不容否认，“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但哈贝马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比如，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分析、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公民资格和人权概念的反思等，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
哈贝马斯的基本思想无须再作进一步的介绍，但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还是值得我们进行归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论战性。
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
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德里达等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家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以及与德国总理施洛德的第三条道路之争等等。
【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0:56:43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杨文革[摘要]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
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关键词]认同;合法性;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中图分类号] D523. 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6)01-0156-03C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现代政治学把“为什么人们要服从某一特定国家或者某一特定的统治体系”,这种一般性的讨论应用在具体国家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
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所以认真研究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对于深刻理解合法性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一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主要是指“符合法律的”、“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正当的”等,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古希腊时期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例如,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按“政治活动是否符合法律”重新将政体划分为“依法治理的政体”和“不依法治理的政体”两大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法律的统治应该是一切良好政体的基本条件,并提出“适应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是):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p·210)。
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合法性理论开始转而成为解释政治统治是否有效、如何持久的工具。
在古罗马,当合法性这一概念初次出现时,行使权力只有与永恒的过去相一致时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过去的神圣法律程序则是从创建时的决议条款中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