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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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论及其理论形式
郑敬高;顾豪
【期刊名称】《东方论坛》
【年(卷),期】2010(000)006
【摘要】面对技术理性统治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试图为解决价值多元社会的发展困境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在哲学认知论、政治哲学论以及政治实践论三个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形式,可以为建构政治共识论的一般性理论形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总页数】6页(P1-6)
【作者】郑敬高;顾豪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100;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89
【相关文献】
1.论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的社会理论逻辑 [J], 孙国东
2.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J], 刘峰
3.立法者的审慎义务:宪法商谈下的利益均衡--以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为分析框架 [J], 戴激涛
4.博弈与双赢:商谈法哲学的价值意蕴--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
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述评 [J], 韩宏伟
5.复杂社会的治理: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基于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分析视角[J],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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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南京大学社会学考研历年真题社会学理论试题(2000-2014)目录2000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2)2001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3)2002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4)2003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5)2004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6)2005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7)2006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8)2007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9)2008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10)2009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11)2010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12)2011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13)2012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14)2013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15)2014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 (16)2000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一、名词解释1、社会2、"白领阶层”3、社会结构4、模式变项5、功能替代6、后工业社会二、问答题1、简述卢曼有关社会分化的观点2、试比较科塞与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的异同3、简要评价布劳的交换理论4、如何理解哈贝马斯所谓"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5、评价越轨的社会功能6、试论述社会转型以来,我国正式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哪些变化?7、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2001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一、名词解释1、社会资本2、社会吸引3、有机团结4、区隔分化5、结构限制6、失范二、问答题1、试论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间的联系。
2、试用交换理论说明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3、试论述米尔斯有关社会学想象力的观点4、试论述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5、试论述聚合行为的有关理论6、试论述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内涵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流动有哪些变化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一、简述题(每题 8 分,共 40 分)1、简述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2、简述达伦多夫社会冲突理论3、简述社会交换理论在人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理论来源4、简述布尔迪厄德“文化资本”理论二、论述题(每题 15 分,共 45 分)1、论述唯名论和唯实论两种社会观2、论述宏观社会学理论和微观社会学理论的区别3、社会学的中国化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教训?一、名词解释1、社会2、差序格局3、社会控制4、社会事实5、突生性质6、敏感化概念二、简答题1、影响群体凝聚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2、简述当前我国家庭功能及其变化趋势。
□吴昌盛1王芳2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商谈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
作为民主制度一种新设计,商谈民主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的反思与替代,它的兴起与发展是当代西方社会多元化的现实反映。
商谈民主这个词在西方理论家那里有很多表达方式。
例如塞内克(John S.Dryzek)用“探讨的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杨(Iris Young)用“交流的民主(Young communicative democracy)”,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用“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y)”。
当然,对商谈民主这一理论阐述的最深刻、最系统的还是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
一、商谈民主理论的提出哈贝马斯之所以提出商谈民主理论,目的在于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哈贝马斯虽然承认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己经过时。
“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应用到已经发生变化的‘晚期资本主义’(Spatkapitalismus)现实当中,导致了许多疑难。
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尝试,有的是用新的思路来理解旧的原理,有的则是用新的危机原理来取而代之”。
〔1〕在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之后,哈贝马斯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归为如下几种:“①发源于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
②发源于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与合法化危机。
③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
”〔2〕并且指出,合法性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虽然比较深入地考察了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问题,但是却无力批判和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的实质。
对此,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经济增长过程的模式。
资本积累是同占有剩余价值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是说,经济增长是通过一种机制调节的,这种机制创立了一种暴力关系,又掩盖着这种暴力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获得了高速发展,并表现出新的形态特征。
今天的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也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质性判断。
在“丰裕社会”、“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后福特主义社会”等标签化的概念背后,实质上反映出不同理论家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时的方法论差异。
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入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进行定位,便成为与会中外学者探讨的焦点。
在讨论中,学者们不仅频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理论资源,也寻求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代表性观点中汲取养分。
中央编译局林德山研究员指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结构状态,表现出社会财富的集中趋势;除国家外,包括工会、非政府组织和XX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正在社会关系的调节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不言而喻,阶级结构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所呈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形态在现象层面上已经彻底不同于马克思直接关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
由此西方产生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的理论思潮。
这样一来,如何看待“后现代”就成了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一个理论枢纽。
与会中方学者非常希望了解英国学者在“后现代”问题上的观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丁•麦克伊弗博士明确反对所谓“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指认,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发生本质的改变。
他宣读的《马克思的现代主义——一个辩护提纲》一文在现代性/现代主义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了马克思的哲学思考。
麦克伊弗博士主X,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中深深包含了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对“现代主义”更加全面的思考。
基于此,麦克伊弗博士更倾向于用“全球化资本主义”指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
哈贝马斯“世界公民社会”思想评析陈雪飞【摘要】迫于全球化挑战的压力,民族国家放弃自由放任的政策而加强了社会管理,以行政权力和货币为媒介的系统整合使得社会的团结力量受损,资本主义统治遭遇合法化危机.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使民族国家失去对经济的管控,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则让民族国家不得不从各自为政走向合作共赢.基于此,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将被超越,并提出了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的构想,即依靠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将全球公民联合起来.从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世界公民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但从乌托邦的理想性和批判反思性考虑,世界公民社会的设想又给予民族国家建设以及国家间的相处以启示.【期刊名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17)001【总页数】5页(P105-109)【关键词】哈贝马斯;世界公民社会;乌托邦;价值【作者】陈雪飞【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06“战争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
……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是各种观念、发明、制度和国家强有力的来源。
和平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能靠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均衡来维持。
”[1]137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在研读历史之后总结出历史关于战争给予我们的教训。
可是齐格蒙特·鲍曼告诉我们“共同体总是好东西”[2]2,那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2]2,身处其中的人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2]2。
所以和平相对于战争和冲突而言是难得而又可贵的,它不只来源于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共同体更能为其提供动力。
在这个多元而又复杂的现代社会,如何通过建构人为的共同体来恢复自然的共同体,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社会”思想可以带给我们启迪。
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时代的人,距离被缩短、时空被置换,无论何种肤色何种国籍何种阶层,人类的命运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自由到自决:民族主义思想的开展脉络就近代而言,民族主义不是在复活,它根本就不曾死。
种族偏见也不曾死。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_上最强势的运动。
——伯林《民族精神再兴:论民族主义之善与恶》一、前言民族和民族主义现象被认为主宰了19和20世纪的人类历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运动之一,在某些地区甚至是唯一最强大的运动。
〞尤其是20世纪后期,在经过冷战的中断之后,民族主义现象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别离、南斯拉夫的解体、西班牙的巴斯克运动、北爱尔兰问题、非洲的部族冲突、拉美的印第安人运动等等。
民族主义成为盘旋在世界上空的“幽灵〞。
作为冷战后最为突出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自然引发学者的密切关注。
根据一项并不严谨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亚马逊网上书店关于民族主义的书籍比10年前增加了近30倍。
尽管存在大量的学术文献,但是相对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研究,民族主义一直面临理论开展上的困境,即宏观理论体系和大思想家(grand thinkers)的匮乏。
“和大多数其他的主义不同的是,民族主义从未产生与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没有它的霍布斯、托克维尔、马克思或韦伯。
〞另外,长久以来富有智识和眼光敏锐的学者对民族主义也采取一种近乎麻木的态度,因此才令博学者如伯林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竟然都没有预见到民族主义——最强大的社会运动——的未来而感到匪夷所思。
塔米尔认为民族主义之所以未能理论化的一个原因是民族主义者自身的煽动性和非理性特点,因此民族主义“缺少易于理解的结构、紧密的逻辑和内在的一致性,而被认为是最反理论的。
〞对凯杜里来说,民族主义证明了哲学家试图将世界纳入普遍原那么之下的失败。
不过这并不能作为民族主义不能理论化的理由,因为非理性或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同样存在于其它社会研究领域。
自由、民主、平等等问题仍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比民族主义逊色。
根据研究层次的不同,当前的民族主义研究可以简单区分为形而上的、抽象的或标准意义上的探讨和形而下的、具体的或经验层次上的研究。
当代国外学者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综述*潘西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摘 要]国外学者对社会建设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从宏观上讲,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大体经历了产生、发展与反思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具有科学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传统。
国外学界主要提出了社会治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风险理论、社会公正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建设理论。
[关键词]国外学者;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理论[中图分类号] D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06)10-0068-07社会建设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它包含诸多要素和复杂关系。
要科学地把握社会建设理论的内涵,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弄清社会建设概念的科学内涵。
一、社会建设概念的界定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学者们对它的理解多有分歧。
有学者将社会视为与生物有机体相似的有机整体,并主张对社会进行整体把握。
例如,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社会自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实体,它区别于并且不可被还原成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
他强调作为实体的社会处于“常态”与“病态”之中,为了避免“病态”的出现,就必须满足社会系统的需要。
达维多夫也认为,社会是由各种相互关联的元素及子系统、属性及关系组成的系统的一种类型,其个体建立在反馈机制之上,其目的在于借助于一定界限内起作用的规律实现个体活力的极值原则。
[1]丹尼尔·贝尔则主张将社会区分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认为三者各有其特殊规律性,但三者又并非截然分开,三者之间相互协调和统一。
另有些学者从微观着手,将研究重点置于作为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基础上的“Civil Society”,即对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探讨。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思想在西方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多种内涵。
市民社会的最初涵义是指与野蛮社会相区别的文明社会;在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市民社会是指外在于国家的社会组织;在黑格尔、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社会经济关系领域;而当代思想家则把市民社会的研究指向了文化领域,[2]从而为市民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审议民主的实施原则及价值定位审议民主的实施原则及价值定位本文关键词:审议,民主,定位,原则,价值审议民主的实施原则及价值定位本文简介:审议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在反思选举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逐渐获得理论复兴和政治实践的一种民主理论。
"民主理论家已经把注意力从投票站的情况转向了公民社会中公共慎议的情况".[1]民主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演变,"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审议民主的实施原则及价值定位本文内容:审议民主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方国家在反思选举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逐渐获得理论复兴和政治实践的一种民主理论。
"民主理论家已经把注意力从投票站的情况转向了公民社会中公共慎议的情况".[1]民主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演变,"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至自治"[2],"发声而不是选票,成为新的赋权方式[3]".审议民主认为公民是民主体制的参与主体,应该积极促进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在信息充分、发言机会平等与决策程序公平的条件下,对政府的决策进行公开的辩论,得出公民相对接受的公共政策。
一、审议民主发轫的现实背景1. 代议民主流弊的反思"审议民主理论始于对自由民主规范实践的批评。
"[4]随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代议制民主暴露自身的无法修补的局限性,民主在政党政治的格局下成为精英操纵国家的政治工具,代议制民主的实践背弃人民主权的基本价值。
代议制民主的扞卫者认为,公民是冷漠的、容易感情用事和被煽动的,因为公民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公民是反复无常的、软弱的。
这种认知导致民主沦陷为"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少数人的统治"[5],大幅度提高现存的政治参与水平将侵害民主体系的稳定。
现代民主的滥觞、臃肿和混乱以至于哈贝马斯认为,"现实中西方现代民主实践的具有种种不如意之处,应该实现一种更理想的、能够体现公众直接参与的、对国家的公共权力活动有政治批判功能的民主形式"[6].巴伯将代议制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以"弱势民主"论称,认为"其民主的价值是谨慎的、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它服务于排他性的个人主义企图与私人目的",[7]呼吁应以一种建立在公共讨论和公共行动之上的现代参与模式的民主的"强势民主"取而代之。
试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地方性农民识字课本的涌现作者:孙莹来源:《西部学刊》2017年第09期摘要:本文从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视角出发,从地方性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背景、课本的涌现和特征、课本的感知效应三个方面探究上世纪50年代扫盲教育中地方性农民识字课本涌现的现象。
认为,农民识字课本中所宣传的生活体验对比为新社会的合法性构建提供了充分支持;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出现的挫折,却使课本中描述的农村现实及愿景与现实真相之间的裂隙日趋加大,从而使其失去了及时、真实的感知效应。
随着60年代初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对急躁冒进方针政策合法性权威的瓦解,这场地方性农民识字课本涌现浪潮宣告终结。
关键词:合法化危机;地方性农民识字课本;国家干预;地方回应中图分类号C42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新中国成立之初,由农村传统社会的封闭落后和教育缺失所导致的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严重存在。
农村扫盲教育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成为对农民思想启蒙教育和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性质,只有深入农民群众心目之中,才能从根本上稳固国家政权,所以“如何将自己建设新国家的理念传达给最广大的农民,以寻求认同、支持和介入,显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面临的重大课题”①。
建国之初的农村扫盲教育,回避不开的是行政干预特征。
行政干预下的扫盲教育工作,不仅以政治性的意识形态输入为重点,而且具备统一领导、简洁高效、便于掌控的优势。
虽然出现过分强制和一刀切的弊端,但在稳固国家政权、初步输入国家理念和文化知识方面却收到效果。
学界对于建国初期农民教育运动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政治思想教育视角下的政治运动特征,而对于农民识字课本的研究较少,且多放置在扫盲教育运动中课本进行使用情况的概括。
扫盲教育视角下,一方面缺乏对国家政治诉求的关注,另一方面未能体现出文化输入的交往行为实质。
国家编写的农民识字课本成为农村扫盲教育初期普遍使用的教材;地方性农民识字课本的涌现,则是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对国家政策方针的回应。
科技信息SCIENC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2012年第33期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他始终在探索现代社会的危机和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哈贝马斯提出了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的交往美学,无论是考察西方公共领域变迁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还是破除工具理性霸权,重建理性交往的《交往行为理论》莫不如是。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交往危机应当从主体间性入手,破除主体哲学的不足,最终实现大众交往的合理化。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主体间性”是我们理解哈贝马斯交往美学的最佳视角。
1主体性的危机和主体间性的显现主体间性的提出是和主体性危机分不开的。
主体性在西方思想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人现实本质的直接反映,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根本特点,主要内涵是人的理性。
“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1]主体性虽然被笛卡尔认为是根本性的哲学原则,但这一原则的确立相对较晚。
古希腊哲学虽然涉及到主客体的研究,但近代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并没有提出,一直到了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人主体性的认识才提到了日程上。
直到近代,主体性的原则才逐步确立。
“贯彻主体性原则的主要历史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2]这些变革虽然形式多样,但本质一致,即通过对人之理性的强调,促使人发现主体存在的价值,让人实现对自我的确认。
如康德所言,人类具有主体性,人以认知能力、意志能力、情感能力的展开来构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实现“人为自然立法”。
黑格尔更为激进,他认为人的理性是世界的主宰,理性的表现形式“绝对精神”可以成为世界的本原。
众所周知,这种绝对精神的实质也就是人的主体性。
所以,黑格尔在把理性精神变为理性主义的同时,开辟了理性主义的狂妄时代。
进入现代社会,理性在照亮人类历史道路的同时,也暴露出理性自身狂妄的一面,这种狂妄体现在技术理性的膨胀和滥用。
安乐死合法性的法理分析_读后感_心得体会【摘要】安乐死“合法性”研究应是“合法化”研究的前导。
否则后者很可能陷入盲目。
从逻辑上说,“安乐死合法性”具有三种可能内涵:安乐死不违法;依法律施行安乐死;安乐死是一种权利。
分析表明,第一种和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尚不能被现代法权系统承认。
各国安乐死立法主要体现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
第一种安乐死合法性容易被遗忘和忽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目前遭到了广泛的误解: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则是误解的产物并且超出了法律的维度。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性;合法化;死的权利;安乐死立法【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1—0041—06the analysis of jurisprudence on euthanasia leganty.liu ze-gang. the southwest unwe~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law【abstract】it is necessary to precondition the study of legality to legitimization in euthanasia’’s research.in the log—ical way,there are three probable connotations in the study of euthanasia legality:euthanasia does not transgress;practic—ing euthanasia in accordance with law;euthanasia is a right. i e paper points out the first and third kind of connotationshave not been acknowledged by the modem legal right system. i e legislations of euthanasia in the wodd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second kind of connotation. meanwhile, the first kind of connotation is buried in oblivion. and the secondkind sufers wide misinterpretation.the third kind of study has been become the ofspring of misinterpretation beyond thelegal dimensionality. i e paper distinguishes itself the three probable study ways in legality of euthanasia from the cur—rently confused researches.【key words】euthanasia,legality,legitimization,right of death,legislations of euthanasia一、安乐死“合法性”的界定“合法性”是一个容易遭到滥用的概念。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两维视角下的合法化危机[键入文档副标题]郭冉08080300890852班[2010.5] [键入文字]摘要:作为哈贝马斯在政治学领域中的重要著作,《合法化危机》一书通过两个维度向我们演绎了合法化危机。
在显性维度上,他介绍了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进而向我们介绍了不同社会学系统的危机倾向以及危机原理(危机连带);在隐性维度上,他向我们详细阐释了造成动机危机的原因:普遍利益的压制。
最后是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逻辑。
《合法行危机》一书极具思想价值,同时也包含着哈贝马斯对人的异化问题的关切,对现实来说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危机倾向1社会整合2系统整合3话语4公共领域普遍利益的压制前言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始终对政治学和政治生活抱有巨大的热情和关怀,在完成他的著作《交往行为理论》、《后形而上学思想》、《认识与兴趣》、《技术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等著作之后哈贝马斯由哲学,法学和社会学领域转向整治学领域,力图贯通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诸多理论,并构造一个宏大的体系。
在70-90年代,哈贝马斯成功的转向并整合了政治理论,这以几部重量级的著作《后民族国家》、《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并结合他早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大学生与政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并奠定了他在政治学中的地位。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下面简称《合法化危机》)属于哈贝马斯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兼具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
《合法化危机》从历史的沿革,社会系统的危机倾向以及危机的原理,解决合法性问题的逻辑等几个层面来论述这个宏大的问题,并试图为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就目前对于合法化问题的研究来看,大都集中于对显性维度的研究,也就是侧重于研究系统的过度整合以及危机的连带。
本文从另外一个维度对合法化1即危机发生的方式·····注2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
【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曹卫东,刘北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1月1日出版,第6页3“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文化【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曹卫东,刘北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1月1日出版,第4页4话语在哈的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首先,他可以在交往主体之间进行基本的对照,维持一定的社会关系;其次,每个参与的主体都可以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批判,以达成新的共识;第三,话语商谈的共识只是暂时的,因此,话语主体可以随时展开理性的批判危机的作用模式加以补充,亦即通过研究社会系统的过度膨胀以及普遍利益的压制所导致的交往主体的动机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合法化危机。
这样,在理论上尽可能根据相关问题的内涵,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切近哈贝马斯本意的理解与阐释。
一.对不同时期社会组织原则的分析和阐释社会的组织原则与社会的组织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的批判传统,同时吸收了马克思学术中的大量精华,也吸收了大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如乔治·卢卡奇等。
他充分的发挥了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长处,并娴熟的应用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化之中,这很突出的体现在在哈贝马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和对生产力概念的使用上。
(一)社会形态按照哈贝马斯的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阶段,并显示出了不同的组织原则:(1)原始社会(2)文明社会中的传统社会(3)文明社会中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4)后现代社会注:本图见于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曹卫东,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20页(二)不同社会形态的组织原则5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社会中奉行的是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以亲缘制度为核心的组织原则。
正是由于亲缘制度的存在,才是的原始社会得以逐步形成一套规范,进而得以整合。
因此,亲缘制度再次发挥的更多是社会系统和社会整合的作用,并且为以后的社会进一步发展留下制度上的基础。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传统社会形态的组织原则便成了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
在这个阶段上“系统整合为社会整合服务”的系统兴起了。
在此时,政府系统的组织能力和系统自律能力大幅度增强,社会整合的力度也可见一般。
在广义政府系统的子系统之中,行政系统起到了调控经济运作,加强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法律系统则在制度层面确立起来调节生产资料的支配特权和权利5在讲述不同社会形态的组织原则的时候,韦伯的几种权威形式和科层分化的模型令人印象深刻。
哈贝马斯在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中借鉴良多。
的行使策略的合法性,同时确立的还有阶级统治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也发生剥离,相伴生的便是以统治阶级和法律秩序为一方,以虚拟论证和道德系统为另一方的分化格局。
同时,道德系统在规划意识形态层面功不可没。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此时,系统自律已大为加强,社会整合的程度也在制度,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大大提高。
相伴生的便是一般媒介的形成和反思机制的形成----如成文法。
在社会进一步发展到自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之后,由于经济系统中私人商品所有者摆脱了由国家指导的商品领域,因而社会的组织原则发展为资产阶级民法体系中确立的雇佣劳动关系以及资本之间的关系。
进而市民社会得以形成。
“市民社会”的形成显然与现代社会的交往形态密不可分,直接与此关联的就是“公共领域”6。
但是,公共领域的模式过于理想化,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内在的固有缺陷也就暴露出来。
这时候,国家干预应运而生。
导致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
(三)分析和阐释由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可以指知道,尽管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组织原则是不同的,但是其组织方式确实有很大的相同点的。
其组织形式便是“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
“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文化;而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
系统强调控制,而社会强调作为社会化的系统。
另外,社会系统在社会整合中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的生活世界,以及他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系统在不同的阶段显示出不同的形态。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社会的组织程度和整合程度大为提高。
一方面,这在相当的大的程度上维持了系统的运转和制度的稳定,也为社会的团结和进一步整合奠定了基础。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这样的一个后果,社会整合程度加强,同时也增加了危机的连带发生的几率,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干预和控制也进一步加强。
压制中的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得到有效改善,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6“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各种不同领域的话语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环节和组成部分,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公共领域形成了公众,其目的便是实现“普遍利益”和与此有关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妥协和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受到国家法律的规约,可以自由的集合和发表意见,并且可以自由的公开他们的意见。
当公众在实践理性的层次进行坦率沟通并达成一致话语的时候,交往行动便体现出强大的话语权力并进一步转化为行政权力,并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向政治系统输送合法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理想的情景模式下,法律必须而且是必定奠定于公众舆论当中。
见于陈勤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一期在更深层面探究,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系统中三个本质上的普遍特征:首先,“社会系统使用生产力使得外部自然社会化,他用遵守技术规则的工具行为来捍卫自身,同时,他用规范行为使得内在自然社会化,他用遵循有效规范的交往行为来捍卫自身”。
在生产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中,通过真实的表达和需要证明的规范,即通过对话语的有效性要求,社会系统与其环境之间进行了有效的交流;第二,生产力和系统自律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后,社会系统就改变了其理想价值,而理想价值受到世界观发展逻辑的限制。
这样,已变成桎梏的规范结构自然就会被打破,规范结构的打破进而可能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包括认同动机和交往。
而社会文化领域认同维度的动机危机,会使得政治系统出现合法化危机;第三,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具体而言,取决于理论,技术和实践问题是否分开,话语的作用----反思和批判是否得以执行。
经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系统的控制力在系统整合过程中其作用的方式和效果。
但系统的力量在整合的过程中如果过度膨胀,很容易导致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地位(更多的是被工具性的对待)强行整合更多采取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以掩盖不平等和对需求的压制。
这样甚至会导致个人的异化,最终规范性力量的消失,出现了认同危机,这也是社会危机的开始。
二.显性维度视野下的合法化危机(一)几种倾向在哈贝马斯的语境中,晚期资本主义指的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亦即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
在此过程中,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自发的集中化合组织化趋势,垄断和寡头的出现,使得“市场失灵”的作用开始显现,为了应对市场失灵,国家干预力度不断增大。
这样,由国家干预来补充和取代部分市场机制便导致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
77关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迥异的观点。
奥地利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高举自由主义大旗,主张充分的自由,认为国家干预必然侵犯自由,同时导致管制的出现,这种侵犯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的行为本身就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而需求理论大师凯恩斯则充分肯定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认为充分调动国家力量,可以有效的刺激就业提高福利以消除经济危机和潜在的社会危机。
的确,国家干预在经济中的双重地位使得国家定位异常尴尬,一旦政策失误,就会导致“政府失灵”,同时引发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危机。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有详细讲解;凯恩斯在其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对此做了甚为详细的介绍。
作为新共和主义的哈贝马斯怎样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呢?在此,他划分了不同系统的危机倾向:(二)危机原理由于不同的危机倾向发源地不同,因而显示出了不同的特点和发生原理。
但是,随着社会系统的进一步整合,社会中发生连带危机的风险也大为增加。
相比较而言,高级的社会形态在组织能力,整合程度上都是远大于低级社会形态的。
但与此同时,她们也都面临着比低级社会形态更多的连带风险。
在显性维度视野下,连带危机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危机:从经济系统到政治行政系统最终到达社会文化系统,一以贯之的危机最终表现为动机危机。
1.经济危机中的倾向是由价值规律中的雇佣劳动力与资本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