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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的新诗改革看新诗出现的不足作者：戴新黔来源：《读写算》2013年第22期【摘要】诗歌的发展到了21世纪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困境，特别是形式的困境，这使得新诗的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究其根源，这和胡适的新诗理论和新诗实践存在着种种不足有直接原因。
【关键词】胡适现代诗歌形式一、旧体诗向新诗转化的必然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非常悠久，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其中又以唐诗格外辉煌。
唐诗的时代可以说是诗歌发展最为繁荣的时代，产生出众多伟大的诗人，无数杰出的诗歌作品把唐朝的诗歌艺术推向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
但是到近代，汉语旧体诗歌出现了一些弊病。
这首先表现在诗歌的内容上。
旧诗创作在内容上宗经、征圣、载道观念渐渐严重，限制了作家个性的表现，加之封建政治的严酷压制，旧诗的表现内容日显偏狭，自觉不自觉地使诗沦为专为封建统治者点缀升平的“帮闲诗”。
如果只满足于模仿，诗必然会降低艺术水准，失去诗人的真我个性。
新的文学体式的出现充分暴露了旧体诗的弱点所以，探索新的诗歌形式，表现新的社会、时代内容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无可推卸的责任。
二、胡适倡导的新诗随时代的变化应运而生1919年10月，胡适发表《谈新诗》一文提出新诗要从内容上进行改革，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
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
因此，中国的新诗运动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入到诗里去。
同时胡适还指出，新诗应该“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么作，就怎么作。
”从胡适的《谈新诗》和《尝试集》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创出白话新诗的道路以后，中国出现一大批著名的白话诗人，新诗的艺术创作也是成果极为丰硕，白话新诗理论研究在多年的历练下取得了许多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论胡适新诗理论中的跨界式叙事——从“作诗须得如作文”的诗学命题谈起姜玉琴【摘要】在新诗理论初创之时,胡适曾提出过“作诗须得如作文”的诗学命题.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诗歌从业者都认为这是个“非诗”主张,会把诗歌的创作引入歧途.传统观念认为“诗”与“文”势不两立,然而,胡适却提出了一个不同文体间的相互引入与融合的美学转向问题.具体地说,胡适为了扭转“诗”愈来愈狭小、单薄的精神空间,决定把“文”的一些特长,诸如描写、叙事性汲取进来,从而扩大诗歌内在的表现力.这种把原本并驾齐驱的两种不同文体嫁接、融合到一起的实践,表明新诗的表达模式是一种跨界式表达模式,它既有传统诗歌的抒情性,又有了“文”的叙事性,形成了一种“抒情+叙事”的现代新手法.【期刊名称】《长江学术》【年(卷),期】2018(000)004【总页数】7页(P80-86)【关键词】新诗理论;胡适;诗学;跨界式;叙事;“作诗如作文”【作者】姜玉琴【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200439【正文语种】中文一、承上启下的“作文如作诗”相对于古代的抒情传统，确切说是以抒情为主体的传统，胡适论诗明显是剑走偏锋：他搁置了抒情这一因素，其实也就意味着搁置了整个中国诗歌传统的主线，从非主流视角，即“写实”的角度切入新诗理论的构建中，提倡“作诗须得如作文”。
①胡适：《尝试集》自序，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72页。
也就是说，主张要像作“文”一样来作“诗”。
“文”历来是不同于“诗”的。
《说文解字》对“文”的解释是：“文，错画也。
象交文。
”而对“错画”的阐释是：“交错而画之，乃成文也。
”②〔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724页。
“文”就是要一笔一画地反复“描画”，“描画”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像”。
无疑，“文”强调的是写实性。
假如把这样一种思想引申到文学创作中，自然在美学上彰显的就是描画、刻画之功能。
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新诗人的话语策略
吴颖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
【年(卷),期】2007(000)009
【摘要】文言文在中国已经历经千年之久而盛衰不绝,但却在五四时期,成为了胡适等现代文人的攻击目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白话诗运动,其原因就在于:封建王朝的倒台,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知识分子依靠文言进身仕途的出路,而处于平民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采取反文言、倡白话颠覆传统的激进姿态,实际上只是其实现重新介入社会政治,夺回时代主流话语权,实现自身价值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总页数】3页(P48-50)
【作者】吴颖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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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审胡适和初期白话诗r——《中国新诗讲稿》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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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第37卷第1期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Jan.2019Vol.37No.1胡适新诗观和意象主义诗学的差异及其启示席楠（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275）［摘要］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胡适的白话新诗受到了意象主义诗歌的启发和影响。
本研究以文化研究为视角，通过分析诗歌的文化功能与文学性之间的平衡、诗歌与诗歌传统、诗歌语言三方面，来阐释二者表层相似性下的深层次差异。
以意象主义诗学为参照,指出胡适新诗诗歌观的不足，以及对加强新诗诗学理论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白话新诗;胡适;意象主义诗学［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710（2019）01-0100-07自胡适1918年1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刊发第一首白话诗至今®，中国新诗刚好走过百年历程。
学界对于新诗革命的是非功过各有评说，但不论是肯定新诗运动给予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积极意义，抑或否定新诗实验的文学价值，都往往把新诗的种种面貌乃至对后期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归因于西方诗歌，尤其是意象主义（Imagism）诗歌，学界倾向于以意象主义对胡适领导的新诗运动产生影响为逻辑预设，集中在二者之间求同。
梁实秋先生认为，胡适提岀的“八不主义”受到了意象主义六条诗学原则的启发②。
朱自清先生也持相似看法,他尤其提到胡适将意象主义诗歌“Over the Roofs”译为白话诗《关不住了!》,并称这首诗为“新诗的纪元”，由此可见意象主义对胡适产生的影响©。
廖七一也认为，“从胡适留美日记中的记载来看，胡适深受意象派创作思想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
”④表面看来，白话新诗与意象主义诗歌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巧合。
首先，在发生时间上，当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提出新文学的纲领时，意象主义正在大洋彼岸大行其道。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现代新诗批评与新诗相伴而生，甚至略早于新诗。
五四文学革命前的两年，胡适在美国读书时就和杨杏佛等反复讨论如何改革中国文学及作新诗的问题。
正是在往复切磋中，胡适对新诗的语言、形态，作法有了清晰的认识。
这些富含学理思考又不乏少年人意气的书简、应答诗，成为现代新诗批评文本的最初形态。
由此，现代新诗批评展开了它的建构过程。
现代新诗批评发展的过程，也是逐步获得自身专业性的过程。
对外，新诗批评要引导新诗前进的方向、指出新诗出现的问题。
它是新诗发生发展的孪生话语，新诗的目标、问题往往也是它的目标、问题。
向内，新诗批评须不断完善自己。
在现代文化“分科化”的进程中，新诗批评要纠正自己模糊、零散的面貌，逐渐转变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门类。
为此，现代新诗批评不惜向西方借力，搬用西方诗论资源，输入欧美文学，西方诗论、诗学中的绝对观念和分析方法也渗透了进来，一度成为现代新诗批评走向现代.科学的主要内涵。
冷静省察会发现，其实中国化的愿望自一开始就深藏在现代新诗批评的膝理。
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早期新诗缔造者本来就是将新诗、新诗批评置于革新文学、“再造文明”乃至“东方的文艺复兴”的大框架中来培育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形成“世界主义"观念的同时都抱有“中国本位"的理想。
朱自清是有高度自觉意识的现代新诗批评家，他认为在传统的“诗文评”向“文学批评”转变的过程中，不单要做到“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更要做到“将中国还给中国”。
朱自清分力于新诗批评，在促进新诗批评走向“分业”“系统性”的同时，一直在努力地“参用本国的传统”。
尽管新诗充满了对“新”的渴望，但是新诗批评在话语层面上，远没有摆脱古典，传统的影响，“新旧同台，古今杂陈”是现代新诗批评话语的重要表现形态。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为了给湖畔派几位少年诗人的情诗一个地位，特别说到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诗，这是因为他明白，新诗地位的给定或意义的赋予，要在与传统的比照中才有可能实现。
试析《尝试集》诗歌语言的建构邓伟(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00067)摘要:胡适《尝试集》展现出五四时期早期白话诗在初创时语言与形式探索方面的过程与芜杂。
在“诗”的寻找过程之中,语言与形式是新诗发生的中心问题,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之中,胡适试图以白话诗在语言与形式方面超越文言诗,在形式与审美之中确定新诗。
胡适的“尝试”给人一种清晰的过程感,新旧因素的存在与替代发展变化极为鲜明,是在不断的扬弃之中而取得不断的“进步”。
在胡适《尝试集》的一些诗歌之中,可以看到白话文的叙述平实、语义连贯而又有所象征,能够表明内心的愤懑之情。
基于语言与表现之间较为融洽的联系,这时可以说白话新诗基本能够成立了。
关键词:胡适;《尝试集》;诗歌语言;形式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 DOI押10.3969/j.issn.1674-8107.2019.02.017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2-0110-06在胡适《尝试集》之中有数个序言,包含很多信息,即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历史价值。
钱玄同的《序》首先称赞的是胡适创作白话新诗的态度:“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
我以前看见适之作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作诗文不避俗语俗字;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实行用白话来作诗。
我对于适之这样‘知’了就‘行’的举动,是非常佩服的。
”[1](P3)在“知行合一”的强调之外,我们其实看到的是钱玄同对胡适“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现在“居然就实行用白话来作诗”———当然也是第一个———的确认,由此可以看作新文学阵营在新文学成绩方面的自我建构与定位。
钱玄同认定《尝试集》与“新文学”的必然联系,从而确定了《尝试集》价值所在:“适之这本《尝试集》第一集里的白话诗,就是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
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
”[1](P10)仅就这些信息而言,也充分说明《尝试集》极大的新颖性与开拓性。
从胡适新诗创作浅析中国新诗文白相间的语言现象胡适是新诗革命的主力健将，他大力提倡白话文，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然而，作为新诗前驱者的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却坦言,《尝试集》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多用旧诗的音节;“第二编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
1919年2月26日的译诗《关不住了》才是他“‘新诗’成立的纪元”。
即使是可以算做白话新诗的《应该》,用一个人的“独语”写三个人的境地,也与古诗《上山采蘼芜》略为相像。
由此观之，白话诗在“破旧立新”之后并没能马上形成一个稳定而成熟的体系，文白相间的语言现象明显存在。
这是新诗白话发展的过渡期，说明诗歌从文言变白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新诗极力批判、澄清传统，极力改变文言语言，向白话诗方向发展，但同时，新诗改革者们自身也曾承领过传统文学的熏陶浸染,不可能割断与传统的血脉联系,所以也自觉不自觉地从传统中汲取营养。
文白相间既是白话新诗极力与传统文化相抗争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意无意地吸收传统文化的体现。
《尝试集》第一编是新诗的起步阶段，是胡适对白话诗的早期尝试。
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像《中秋》“小星躲尽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夜半月从江上过，一江江水变银河。
”颇似七绝，整齐押韵。
像《江上》“两脚渡江来，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江楼看落日。
”五言一句，对仗工整，讲究音韵。
《寒江》、《景不徙篇》、《十二月五夜月》等也均以五言排列，句法整齐押韵。
另外还有像《沁园春》、《百字令》之类旧词、小令。
由于这些诗词追求整齐，讲究押韵，这样就造成思想受限制的毛病，诚如胡适所说:“句法太整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栖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
白话新诗之争一、诗歌语言：工具与本体的统一白话能否入诗，是学衡派与胡适的主要分歧之一，而分歧的根本归结于二者对语言性质的界定。
胡适视语言为工具，“文字者，文学之器也”［1］，既然是“器”，就与文学本体无大关系。
学衡派则认为，语言是工具与文学本体的统一。
他们认为，语言自然有工具性的一面，语言本身的工具性质决定它有载道的功能，这是毫无疑义的，“文以载道，文言文能载道，与白话文之能载道，亦无以异也”，“夫文字不过意志、思想、学术传达之代表，代表之不失使命及胜任与否，乃视其主人之意志坚定，思想清晰，学术缜密与否为断”。
［2］这似乎与胡适等人所持的工具说并无二致，但是，这仅是语言性质的一个方面。
学衡派指出，语言同时又具有文学本体的一面，它应该依所载之道而定，并由此提出文言与白话可以并存的观点，“文言白话，各有其用，分野殊途，本可并存”。
［3］也就是说，不论文言还是白话，语言必须与它所载的道达到一致和融合状态，这样才能真正载其道。
古文白话“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
［4］这可看出，学衡派并不真正反对白话，而是从语言性质出发，更为学理地分析文言与白话“各有其用”、“各有所长”，语言应该是文学工具与文学本体的统一。
胡适等人视语言是一种纯粹工具，因此认为语言具有普适性。
“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
”［1］白话既能用于小说，又能用于散文和韵文。
而学衡派将语言视为工具与本体的统一，就要求语言必须统一于本体。
它不具普适性，适合此文类的语言不一适合彼文类。
它的适用与否在于与本体的统一，统一则适用，否则就不成其为合适的工具。
在学衡派看来，诗歌的语言也必须达到工具与本体的统一。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类，梅光迪认为，诗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情感之所发宣，故其文字亦须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种种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故非白话所能为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