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革命文学思想研究

试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刘娜
【期刊名称】《晋中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7(024)001
【摘要】蒋光慈的革命小说,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否定了"五四"以来的个性主义思想革命,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的先河."寻找意义"的叙事结构,压迫与反抗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和集体主义化的精神追求,共同演绎了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这在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无疑具有一种先锋性.
【总页数】5页(P37-41)
【作者】刘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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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革命+恋爱\"模式中的缠绕与间离:蒋光慈小说考量的一个角度 [J], 范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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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集聚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1]，其中亦包括文化战线的诸多作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风靡一时，其中的先锋作家和杰出代表当属蒋光慈。

作为第一个倡导并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蒋光慈曾如一颗耀眼的明星闪耀在中国文坛。

为鼓舞一代青年投身于改造旧世界的革命事业，蒋光慈不畏白色恐怖的迫害，孜孜不倦地创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作品“如一颗爆裂的炸弹，惊醒了无数的青年的迷梦”[2]。

一、启迪浪漫的革命理想蒋光慈（1901～1931），安徽霍邱人，青少年求学时代曾受到革命烈士詹谷堂，革命先驱章士钊、柏文蔚等人的启蒙和影响，内心萌生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渴求找出解救自己及社会的答案。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号角的传来，蒋光慈看见了希望的曙光，他公开声言“要救中国，必须在中国有一个十月革命”，并从此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1920年，蒋光慈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由中共派往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1922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处洋溢着生机和活力，蒋光慈深受感染，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苏联在红旗下的生活告诉国内的同胞，于是提笔写诗。

作为新生代诗人，蒋光慈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在他看来，评判诗人是否伟大的标准在于对人类的同情心和对现实的表现：我们读歌德、拜伦、海涅、惠德曼诸诗人收稿日期：2018-12-20作者简介：杨光敏，女，贵州遵义人，中共遵义市委党校教师，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党史党建研究；谭笔雨，男，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研究。

先锋的光辉——蒋光慈及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杨光敏1，谭笔雨2（1.中共遵义市委党校，贵州遵义563006；2.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学院，贵州遵义563006）摘要：作为早期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蒋光慈本人及其作品都充满了争议。

摘要：“阶级”是蒋光慈作品的核心。

其作品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作品内容力图反映阶级社会、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创作目的旨在唤醒阶级觉悟与阶级反抗，研究蒋光慈的作品，“阶级”是第一关键词。

论文关键词：蒋光慈；阶级；中国文学谈到蒋光慈的作品，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革命+恋爱”，不管褒扬还是批评，这也是多年来对蒋光慈作品用的最多的一个评价。

其实，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家，蒋光慈作品的意义远不止如此。

在文章中蒋光慈曾这样主张：“谁个能够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

”这一主张准确地概括出了蒋光慈作品的主要内容，即揭露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呼吁被统治阶级的觉醒和革命。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者，蒋光慈为革命文学的理论建设做出重大贡献，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必然带有的一定的阶级性：“一个作家一定脱离不了社会的关系，在这一种社会的关系之中，他一定有他的经济的、阶级的、政治的地位——在无形之中，他受这一种地位的关系之支配，而养成了一种阶级的心理。

也许作家完全觉悟不到这一层，也许他自以为超乎一切，不受什么物质利益的束缚，但是在社会的关系上，他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是某一个社会团体的代表。

”所以，“每一社会的阶级有自己的心灵，每一艺术家必生活于某一阶级的环境里，受此阶级的利益的熏染陶溶，为此阶级的心灵所同化。

因之，艺术家的作品免不了带阶级的色彩”。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蒋光慈认为既然生活是充满了阶级矛盾的生活，作家是代表某一阶级的作家，那么代表不同阶级的作家的作品必然会因之呈现出不同的社会风貌：“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规定阶级的意识，创造出来特别的阶级的心理；此一阶级对于世界的观念绝不与彼阶级相同。

若资产阶级的代表辩护现在社会制度之正当，则无产阶级的代表极力企图推翻现代社会不公道的、非正谊的制度。

蒋光慈革命文学理论发展蒋光慈，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开拓者之一，其革命文学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对于中国文学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蒋光慈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观点，强调文艺必须服务于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群众，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与系统研究。

以下将分别从蒋光慈的理论特点，理论贡献和理论局限三个方面来阐述蒋光慈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

一、理论特点蒋光慈的文学理论鲜明地表现出对于中国革命和民族大义的关注，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理论观点中得到体现。

他认为，文艺不是一种“精神享乐”，而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和反映。

文艺必须具有“人民性”的特征，把握主流思想，反映出群众的普遍心理和意志，服务于人民大众。

他在《文艺生活中的主观训练》中提出了“文艺的自觉性、跟时代同步性和服务性”三大特点，并认为文艺要服务于人民的目的是唯一的。

同时，蒋光慈的文学理论也突出了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策略的关注，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文艺必须讲求“即革命性又民族性，既打破旧的文学式样，又能表达出无产阶级思想风格”。

二、理论贡献蒋光慈的文学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为革命文学在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蒋光慈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观点，将中国的文学定位在了为群众提供服务的角度上，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有所不同。

然后，他提出了中国革命文学特有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一概念，为中国文学的评价系统，并开辟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新方向。

接着，蒋光慈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不断推进，提出了抒情和叙事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强烈地突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文学风格。

此外，蒋光慈还注意到了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对于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造型推进中的突破和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性等，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综合而言，蒋光慈革命文学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于现代文学的定义和评价体系的创建，还在于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思想的指导和理论的支持，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论“革命的浪漫谛克”的神秘化与抽象化———以蒋光慈为例熊亚菲／122013摘要：“革命的罗曼蒂克”是现代文学批评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

蒋光慈作为“革命的罗曼蒂克”的代表性作家，对于革命以及罗曼蒂克的理解，与当时的左翼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他一度沉迷于俄国作家勃洛克的关于革命的论述中，喜爱把革命抽象化，神秘化。

另一方面，他深受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系统地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及文学反映论。

因此，左翼语境下的“革命的浪漫谛克”与蒋光慈在历史语境下的相遇具体表现为“脸谱化”和“拗曲现实”，与蒋光慈本人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更不能简单理解为“革命加恋爱”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革命；罗曼蒂克；蒋光慈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 （2013）12-156-03作者：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苏，南京，210091932年，瞿秋白等人为华汉《地泉》作序五篇，这五篇文章均认为，在革命文学的发展前期，存在着脱离革命生活，抽象化、拟人化、平面化描写的严重倾向，“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因之，第一时期的作品，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①文章把这一系列具有以上特征的革命文学以“革命的浪漫谛克”命名（瞿秋白的序言还以“革命的浪漫谛克”为名）。

同时，在同书中茅盾的序言中，开篇即提到，“正如我看了蒋光慈君的作品后所有的感谢相同。

”②这五篇序言开始了左翼对早期革命文学中所谓“革命的浪漫谛克”的清算。

此后直至1949年以后，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蒋光慈即是1932年批评“革命的浪漫谛克”的主要标靶和代表人物。

但是，十分诡异的是，此后这样一个文学批评术语逐渐与另一个批评术语相混同，那就是“革命加恋爱”小说。

1935年，以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一文为代表，批判以革命与恋爱为主要情节的革命文学，矛头依然直指“蒋光慈模式”，由此，“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③逐渐成为公论，“蒋光慈”，“革命的浪漫谛克”，“革命加恋爱”小说———这三个词逐渐成为可以相互指代的词汇。

汤因比谈到克罗齐著名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指出其意思是“每个人都处在时间的某一点上，而且他只能从其非常短暂的生命的这个移动点上观察宇宙万物”，由此这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也反思自己，承认有种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我的历史观被染上了我个人生活经验的色彩，它一直受到我本人毕生的公共事务中所发生的各种好事和坏事的经验的刺激，而我则无法摆脱它。

”譹訛汤因比研究兴趣更多在希腊和罗马古史，这种坦诚实际显示了其求真意识与学者胸怀。

而本文所论中国现代（包括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惯性思维，不仅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关，而且正是威力巨大的当代主流意识所导致。

惯性思维，简言之就是对某种立场、某些观点形成习惯性接受甚至依附意识，这与汤因比所说“个人生活经验”不同，甚至恰恰相反。

经验是认识的基础，个体经验虽有时代局限，但能为真相提供更多比较。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惯性思维则既不认可经验又缺乏个体言说，往往只是服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

比如，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权，我们文学史书写长期遵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定位，即五四前中国新文化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领导，但五四后的“盟长资格”则属无产阶级，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这也成为一锤定音的“元理论”，正如温儒敏所说“几乎覆盖了多数学者的理论视野，此后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大都从毛泽东论述的原点生发出去”譺訛。

以前倒有个人见解，如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运动，其提倡的民主、科学、怀疑精神、个人主义、废孔孟、铲伦常等，就是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思想譻訛。

曹聚仁也表示过类似看法：“谈革命文学的，每每强调阶级意识的觉醒，好似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已经处于领导地位。

若干叙说新文学演进过程的，也把以农工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当做进步的记录。

其实，五四运动所促醒的，乃是知识青年，以及城市一部分资产阶级，领导社会革命的，也就是这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