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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原载《明报月刊》1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七十年间，中文的变化极大。
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与学者笔下的白话文愈写愈成熟，无论表情达意或是分析事理，都能运用自如。
另一方面，道地的中文，包括文言文与民间文学的白话文，和我们的关系日渐生疏，而英文的影响，无论来自直接的学习或是间接的潜移默化，则日渐显著，因此一般人笔下的白话文，西化的病态日渐严重。
一般人从大众传媒学到的，不仅是流行的观念，还有那些观念赖以包装的种种说法；有时，那些说法连高明之士也抗拒不了。
今日的中文虽因地区不同而互见差异，但共同的趋势都是繁琐与生硬，例如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
对于这种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的趋势，有心人如果不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中文势必越变越差，而道地中文原有的那种美德，那种简洁而又灵活的语文生态，也必将面目全非。
中文也有生态吗？当然有。
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态。
能顺着这样的生态，就能长保中文的健康。
要是处处违拗这样的生态，久而久之，中文就会污染而淤塞，危机日渐迫近。
目前中文的一大危机，是西化。
我自己出身外文系，三十多岁时有志于中文创新的试验，自问并非语文的保守派。
大凡有志于中文创作的人，都不会认为善用四字成语就是创作的能事。
反之，写文章而处处仰赖成语，等于只会用古人的脑来想，只会用古人的嘴来说，绝非豪杰之士。
但是，再反过来说，写文章而不会使用成语，问题就更大了。
写一篇完全不带成语的文章，不见得不可能，但是很不容易；这样的文章要写得好，就更难能可贵。
目前的情形是，许多人写中文，已经不会用成语，至少会用的成语有限，显得捉襟见肘。
一般香港学生目前只会说「总的来说」，却似乎忘了「总而言之」。
同样地，大概也不会说「一言难尽」，只会说「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成语历千百年而犹存，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基于翻译美学理论“三美论”的诗词翻译探析——以许渊冲译《雨霖铃·寒蝉凄切》为例摘要：作为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业词人，对宋词有开创之功。
他的词作《雨霖铃·寒蝉凄切》备受人们的喜爱。
作为“诗译英法第一人”，许渊冲在汉诗翻译界颇有建树，提出三美论、三化论、三之论等一系列翻译美学理论。
本文以“三美论”为理论框架，以《雨霖铃·寒蝉凄切》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理论在许渊冲翻译柳词中的可行性和适用性。
关键词：诗词翻译；《雨霖铃·寒蝉凄切》英译；三美论余光中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艺术，诗歌翻译尤其如此。
诗歌语言优雅，形式完整，音韵协调，意境优美，是文学表达的一种特有形式。
这就意味着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除了表达出原诗的含义与情感，还要最大可能保留原作的意韵，再现其中的美学韵味。
许渊冲先生提出的“三美论”，意在强调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文的意韵，从音、形、意三个方面入手。
本文拟以“三美论”为依据，从音、意、形美三个方面，对《雨霖铃·寒蝉凄切》的许译本进行分析，并对许渊冲译词中该理论的应用及启发进行探讨。
一、“三美论”“三美论”是许渊冲最早提出的诗歌翻译学说，即意美、音美、形美。
意美需要在信息不增加或丢失的情况下，忠实地传递原文的意思。
翻译需要传达原诗的一种意境或联想美，也就是原诗的深层结构。
音美是指译者可以选择与原文相似的节奏，运用头韵、结尾韵、重复等方法来表达原文的音美。
诗歌最好有节奏，韵律和流畅。
形美意味着诗歌应该尽可能在诗歌类型和行的长度方面与原文相似。
许渊冲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力求运用“三美”理论，但这三个原则很难在所有译本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所以他主张翻译过程中以意美为主，音美次之，形美最后。
但仅有翻译理论是完全不够的，脱离了实践，不管理论再完美，我们也称其为纸上谈兵，那么接下来就将从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中分析一下许渊冲先生所翻译的三美理论是如何运用的。
评说·作家与作品/2012/9SHORT STORY漫谈余光中的翻译观李明轩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举家迁至台湾，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被梁实秋誉为学者当中的“诗文双绝”。
除了诗文方面的造诣，曾在金陵大学外语系、台湾大学外语系以及美国受教的余光中，在中英文翻译方面也建树颇丰，《梵高传》《不可儿戏》《老人与海》等都是余光中的译作代表，充分体现了余光中的翻译观。
他的翻译思想别具一格，不但包含言物之情，而且还有着出众的文采，寓说理于情趣之中，其翻译的每篇作品都能感动读者。
余光中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尝试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到目前为止已经翻译并出版了多达13个类型的翻译集。
余光中翻译的文学作品具有信、实的特征，并将其作为翻译作品的第一要义，他主张一种形、义兼顾的翻译观，却不赞成以往的硬译或直译的翻译观。
余光中认为，能够称得上文学作品，它的价值不在于其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说，这就对翻译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非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要达意就行。
余光中的这些翻译观对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翻译的艺术性与变通在《翻译研究》一书的序言中，余光中说，翻译是一门变通的艺术，是一种兼具科学性与灵活性的、非常难从事的艺术工作。
余光中认为，翻译就像婚姻一样，两相妥协才能有所成就。
因为翻译至少涉及两种文字、两种语言，但只有一个信息，要将原文的原貌、原意准确如实地转化为译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它要求译者同时具有驾驭两种语言文字的高超能力，此外还要对原文作者的写作背景、意图、风格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在余光中看来，作为一门艺术，翻译不仅是对语言而言的，更是对思想、文化而言的。
译者在进行这项集语言艺术、思想艺术、文化艺术为一体的工作时，应变通、机智、灵活地处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译文在内容上和思想上都无限向原文靠拢。
变通在余光中的翻译观中极为重要，是决定译文好坏成败的关键。
论功能对等理论在余光中《老人与海》汉译本中的运用摘要功能对等理论是研究翻译的经典理论之一，由美国翻译家奈达提出。
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在于对意义的重视而非形式，强调以读者为中心，为读者的理解和反应服务。
《老人与海》是美国小说家海明威最为著名的作品，也是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鉴于该小说巨大的影响力，迄今为止已经有几十种译本，不同的译本之间风格各异、相映生辉。
深受各国读者喜爱。
余光中是中国著名诗人兼作家，他翻译的《老人与海》因为语言简洁贴近原文而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爱。
本论文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角度出发，通过举例详细分析其在余光中《老人与海》汉译本中的运用，主要包括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本文梳理了功能对等理论对余光中汉译本的作用和意义，概述了文学翻译的技巧和方法，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功能对等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
关键词：文学翻译；功能对等理论；修辞翻译；一、引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快速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交往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学作品涌入我国，尤其是一些英语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赢得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喜爱，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这一现象推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先进的艺术翻译形式，不仅需要译者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基本信息，还需要译者掌握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用另一种语言恰当、完整地再现原文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从而使翻译后的读者能够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灵感、情感和对美的享受。
不可否认，后者更为重要。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有许多翻译理论和技巧可供参考和应用。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是翻译的经典理论之一，其核心是意义第一，形式第二。
因此，本文以余光中翻译的《老人与海》为例，深入分析功能对等理论的应用，希望这篇文章能在未来对其他文学翻译家提供些许帮助。
二、理论背景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文学翻译更为复杂，总是涉及两个国家。
余光中的翻译思想
余光中，字德漪，191959年出生于台湾省竹子湖镇，是当代最杰出的中文诗人和译著作家。
他一生致力于更精致的诗歌写作，更深刻高雅、有史以来最令人信服的翻译文学作品。
他进行翻译一贯在求索准确而又有诗意的译文，他的翻译思想得到美国文学译者Matthew Arnold推崇，很多人以此为示范。
余光中翻译思想的核心是求索文化内涵的精确而传神的表达，即“文化遗产的还原”。
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转化””，即把外来的文化资源翻译成本国文化的语言；又或者把本国文化资源翻译成外国文化的语言。
他认为，翻译应该是对外文的准确、有力的再现，翻译的成功取决于对外文的准确理解、把握文意、把握文体结构，以及能够正确、恰当地把外文改写成译文。
此外，余光中强调了文化传承和译文风格的重要性。
他认为，翻译本质上是文化传承，译文应该有其自身的历史、审美、文化背景，及其本国的文化传统。
因此，译者应该认真研究外文的历史、文化背景，并考虑当前本国的政经、文化情况，来帮助读者建立一种完整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认同感，以增进读者们对外文内容的理解。
最后，余光中坚持了“翻译修辞”的原则，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修辞，译者应该尽可能把外文文体结构、修辞效果和文学价值等所有内容都准确、清楚、生动地翻译出来，以便使读者了解到原著的内涵和意境，获得最佳的文学阅读体验。
总的来说，余光中的翻译思想囊括了准确性、精细性、传神性和
修辞性，被广泛认可和严格遵守，是翻译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翻译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翻译思想在未来长久以来都将成为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给翻译工作带来更多的发展思考和改革方向。
·访谈录·余光中谈翻译许多人都知道余光中先生是著名文学家,我们读过他的散文和诗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余光中先生还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文学作品,也从事翻译教学。
在199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翻译教学研讨会上,余先生做了大会重点发言,同时也在各种场合谈论他对翻译问题的看法。
他的讲话机智幽默,妙语连珠,常令人捧腹。
笔者根据录音整理出余先生会上所有关于翻译的演讲,以便读者了解他的翻译观点。
余光中教授的大会发言主要介绍了自己的翻译教学:翻译在中国古代就很发达。
鸠摩罗什曾说,翻译是嚼余喂人。
在座诸位都是“吃翻译饭”的, 此话虽不高雅,但我们这碗饭吃得都很辛苦,一面自己吃,一面还要喂别人吃,即翻译教学,也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翻译教学方法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原理、从理论出发,应用到实例的演绎方式;二是从经验出发,把每一个实例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归纳出原理,这就是归纳法。
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或是一种技巧?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如果原作有艺术价值,有系统,也许它是一门学科或科学。
如果翻译作后面一种用法,则译员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如果把翻译作为一门艺术,译员就不是可以训练出来,而是修炼出来的,翻译教学的方式当然也就不同。
科学与科技不一样,跟技术也不一样,我相信最伟大的科学家最富有想象力,他的某一阶段的成果不是靠推理得出来的。
我有很多科学家兼文学家的朋友,都同意这个观点。
我看过英美人编的一本书。
有一部分专门是科学性质的文章(不是科学论文),写得美极了,可以称为文学,因此不能把科学与文学截然分开。
我自己在读天文学的入门书时,感到宇宙之大,解放了自己的想象力,很想写诗。
可见科学与文学不是截然相对的。
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St.Vincen Millay)写过一首14行诗,第一句就说:“只有欧几里德见过赤裸裸的美。
”她把几何与艺术合为一体,毕加索就更进一步,根据塞尚的立体几何美学,发展了立体主义。
从互文性角度看余光中自译诗《江湖上》发布时间：2022-11-27T07:07:06.766Z 来源：《中国科技信息》2022年8月第15期作者：平沫[导读]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交融平沫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摘要：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译者作为构建源语文本信息和目标语读者之间桥梁的文化使者，要尽可能的发现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缩小文本空间，更直接地将源文本信息传达。
本文以余光中诗歌《江湖上》自译为例，从互文性的角度探讨该译本与鲍勃·迪伦（Bob Dylan）的《答案在风中飘荡》（Blowin’in The Wind）产生的互文现象。
关键词：互文性余光中《江湖上》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荡》一、互文性理论1.互文性理论的来源“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最初由茱莉亚·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提出。
她认为，每个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团，每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任何一部原文作品总是浸润在该民族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等构成的文化体系之中，同时又与世界上别的民族文化有着影响、借鉴、交融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会跟前人或者同时代人的思想或话语发生种种直接或间接的文字的因缘。
（杨衍松，1994：10）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称为“互文性”，简而言之就是将他人或者现成的名言警句、成语典故等等为己所用并熔铸于行文之中。
如今，互文性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
1973年，罗兰·巴特对互文性做出阐释：我们将文本定义为跨越语言的手段，它重新分配了语言次序，从而把直接交流信息的言语同其他已有或现有的表述联系起来。
虽然文本各有不同，但任何一个文本都无法离开文本对话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不同文本相互连接，指向过去，映射现在，并在相关文本里找到自己的存在。
余光中乡愁英译余光中乡愁英译余光中《乡愁》英译是怎样的呢?余光中《乡愁》是一篇家喻户晓的佳作，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欢迎阅读小编整理的余光中《乡愁》英译，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一、When I was a child, my homesick was a small stampLinking Mum at the other end and me this.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When I grew up, I remained homesick, but it became a ticket.By which I sailed to and from my bride at the other end.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Then homesickness took the shape of the grave,Mum inside of it and me outside.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Now I’m still homesick, but it is a narrow straitSeparating me on this side and the mainland on the other.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二、In my childhood,Homesickness was a small stamp.I was here.And my mother was over there:When I grew up,Homesickness was a narrow ship-ticket.I was hereAnd my bride was over there:And thenHomesickness was a small tomb.With me outsideAnd my mother inside:But now,Homesickness is a shallow strait.I am on this side.And the mainland is on the other side三、When I was a child, Nostalgia seemed a small stamp:"Here am I and there ……my mother."Then I was a grown-up, Nostalgia became a traveling ticket: "Here am I and there……my bride."During the later years, Nostalgia turned to be a graveyard:"Here am I and yonder……my mother."And now at present, Nostalgia looms large to be a channel: "Here am I and yonder……my Continent!"赏析1、作者把无形的乡愁比喻化为四种事物,可见作者愁思之重.小时候，作者将乡愁寄托在给家人的书信里'所以将乡愁比喻为邮票;长大后，作者和家人分居两地，很难与家人相见，于是将乡愁寄托在回家的船上，所以把乡愁比喻为船票;后来，母亲去世，作者与母亲再也不能见面，于是作者就将乡愁比喻为坟墓;现在，由于人为的原因，海峡两岸的同胞不能团聚，作者将自己的.乡愁比喻为台湾海峡，表达了他期盼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
浅谈从英美诗歌翻译看余光中的译学思想发布时间:2014-04-15 来源:毕业论文网论文关键词：英美诗歌翻译余光中译学思想论文摘要：余光中先生以诗和散文成名，然而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翻译领域也颇有建树。
不仅译介了大量英美文学作品，同时还发展成一套自己的译论。
本文以他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论述为主线，阐述其主要译学思想，并通过分析他翻译的英美诗歌，看其翻译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及体现，以及对于后进译者的现实指导意义。
提到余光中，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那些家喻户晓、广为传诵的诗篇，还有那些气势雄浑、色彩瑰丽的散文。
然而，余光中先生不仅是成功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还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
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的教学、创作、翻译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除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余光中也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其翻译范围广泛，包括诗歌、传记、小说、戏剧;产量颇丰，至今已出版翻译集十一种;并且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译学思想。
余光中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为艺术，则必有其创造性。
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要将一种经验转换成文字。
不同的是，作家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一切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一种“不拘的翻译”、“自我的翻译”。
而译者要进行翻译的这种经验，已经有了文本，有其既定的内容和外貌，容不得译者擅自变更。
然而，译者在将这种经验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时，在字词的选择、句子结构的安排、整体风格的把握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创作。
他在谈自己译诗的经验时说：“翻译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中，无法完全免于创作。
……一位译者必须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
这种情形，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
”因此，“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余光中，2002：34)。
在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最难，也最能体现译者水平。
余光中以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兼具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功底，翻译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
凭借严谨的态度、醇厚的语言修养、天赋的艺术才能，他翻译的英美诗歌质量上乘，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
本文拟从余光中翻译的英美现代诗歌入手，分析其译学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和应用。
一、文学翻译需要“变通的艺术”关于翻译，余光中有很多精辟的譬喻。
“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
“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余光中，2002：55)。
既然如此，这种双方之间的妥协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巫师”应该如何用人话传达“神谕”，既要忠于神，又要让人听得懂?这就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变通之道”。
在翻译中，究竟应该靠近源语多一点，还是靠近译入语多一点?应该“直译”多一点，还是“意译”多一点?这也是译界中争执得最多、最久的问题。
余光中提出鸠摩罗什“翻译为嚼饭喂人”的比喻，并转化译文“生”与“烂”的问题。
他说：“译文太迁就原文，可谓之…生‟，俗称直译;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俗称意译。
”他认为理想的译文，既不能生，也不必烂，够熟就好(金圣华，2006)。
他说：“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
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
”如果遇到难以两全的时候，“只好就迳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余光中，2002：126)。
在一般的文学翻译中，要把握好这种“变通的艺术”已是不易。
而诗歌，作为各种文学体裁中语言最精粹凝练、艺术技巧最丰富多样的一种，其翻译更是难上加难。
中英两种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文化背景上相距甚远，而在诗歌翻译中，既要传达原诗的思想内容，又要尽量贴近原诗的形式，更要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做到“诗美再现”，这种心智活动的过程，似乎比创作更加繁复。
下面，我们将通过赏析美国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名诗《殉美》(I Died for Beauty)的两种译本，看余光中是如何以驾驭两种文字的深厚功力，在翻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翻译原则的。
原诗：I died for Beauty——but was scarce/Adjusted in the Tomb/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was lain/In an adjoining Room——//He questioned softly “Why I Failed”?/“For Beauty”，I replied——/“ And I——for truth——Themself are One——/We Brethren，are”，He said——//And so，as Kinsmen，met a Night——/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And covered up——our names.余光中译：我为美死去，但是还不曾/安息在我的墓里/又有个为真理而死去的人/来躺在我的隔壁。
//他悄悄地问我为何以身殉?/“为了美，”我说。
/“而我为真理，两者不分家;/我们是兄弟两个。
”//于是像亲戚在夜间相遇，/我们便隔墙谈天，/直到青苔爬到了唇际，/将我们的名字遮掩。
张国海译：我为美而死了——但刚刚/安躺在坟墓里/便有一个为真理而死的人，躺下/在我的隔壁——//他轻声地问起“我为何而死?”/“为了美”，我答曰——/“而我——为了真理——两者为一体——/我们是兄弟”，他说——//于是像亲戚，相遇在夜里——/我们隔墙谈天说地——/直到青苔爬上我们的双唇——/将我们的名字遮蔽。
狄金森的短诗，风格独特，以文字细腻、观察敏锐、意象突出著称。
她的诗大都采取童歌(nursery rhymes)的形式，单数诗行为“抑扬格四音步”(iambictetrameter)，双数诗行为“抑扬格三音步”(iambic trimeter)，形成独具特色的“四行体”(quatrain)。
她的诗中多用破折号，是因为创作时常常思如泉涌，来不及标点，便以长划代之。
她的创作打破了传统，句子常常不合文法，用韵也往往是邻韵(para-rhyme)。
然而看似不合章法的创作手法，产生的却是清新隽永、灵气逼人的诗作。
从两段译诗的形式上来看，张译似乎是对原诗的绝对“忠实”，从字词的排列，到句子结构，甚至是标点符号，几乎都与原诗一一对应。
然而，诗歌是一种最感人的文学形式，诗人运用的一切语言和艺术技巧，都是为了创造一种整体的效果，而诗歌的翻译，也要努力去再现这样一种效果。
张译看似与原文形式一一对应，实则没有体现出原诗的节奏感，所选字词平庸，句子结构松散，未能再现原诗那种轻盈、空灵的美感。
这其实正是对原诗的“不忠”。
在余光中的翻译中，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以及结构的紧凑，所有破折号均省去，在尽可能贴近原诗形式的前提下，部分字词的位置作了必要的调整，以满足音韵、节奏上的需要。
每一节中双数行押韵，单数行以“四顿”代“四音步”，双数行以“三顿”代“三音步”，较好地体现了原文格律上的特征。
在用词上简洁凝练，“不曾”、“安息”、“以身殉”、“唇际”，这样的字句朴实又有诗意，句子结构紧凑而有节奏感，从整体上再现了狄金森的风格，使读者完全感受到女诗人对美与真的执着追求。
读他的译诗时，似乎可以想象诗人的灵魂附着在译者身上，译者“成了天才的代言人，神灵附体的乩童与巫者”(余光中，2002：177)，达到了傅雷所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傅雷，1984：80)之境界。
二、用优美地道的中文，做英汉文学翻译既然文学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作，那么译者就算不是作家，也要有作家一般驾驭文字的能力。
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英译汉中，就是要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能用地道、流畅、优美的中文来再现原作。
谈到中文的地道和优美，就不能不提到余光中先生对于中文西化趋势的关注。
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谈到了对于目前中文发展趋势的忧虑。
他指出，从新文化运动至今，白话文一直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可以分为“善性西化”和“恶性西化”。
“善性西化”可取，“恶性西化”则不可取。
造成“恶性西化”的原因，一是读英文的直接作用，二是看翻译作品的间接影响。
因此他认为，对于维护中文的简洁、优美，译者负有重大责任。
余光中认为，当今中文受到的严重污染，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公式化“翻译体”的泛滥。
他举了大量实例来印证这种机械套用式的“翻译体”对中文的危害。
例如，见“when”就“当”，见“and”就“和”，见“-ly”就“地”，见“if”就“如果”，还有遇到名词复数一律加“们”，不适当地套用被动语气，滥用代名词、介系词等。
此外，目前中文的翻译和创作作品中，“的”字的使用可说是泛滥成灾，因此他特别提出著名的“的的不休”之说。
英文形容词在词尾和语法组成上变化多端，而中文里全都交给“的”字去承担的话，则往往造成句子冗长繁杂，文意纠缠不清，失去了节奏和美感(余光中，2002：178)。
余光中不仅对公式化的“翻译体”进行讨伐，呼吁译界人士为维护中文的纯洁而努力，自己也身体力行，在翻译实践中为广大译者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榜样。
下面就以他翻译的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首变体十四行诗《英伦：一八一九年》(England in 1819)为例，看他如何巧妙处理原诗中大量出现的形容词和定语从句，从而避免陷入“的的不休”的困局。
原诗：An old，mad，blind，despised，and dying king—/Princes，the dregs of their dull race，who flow/Through public scorn—mud from a muddy spring;/Rulers，who neither see，nor feel，nor know，/But leech-like to their fainting country cling，/Till they drop，blind in blood，without a blow;/A people starved and stabbed in the untilled field—/An army，which liberticide and prey/Makes as a two-edged sword to all who wield—/Golden and sanguine laws which tempt and slay—/Religion Christless，Godless—a book sealed;/A Senate—Time‟s worst statute unrepealed—/Are graves，from which a glorious Phantom may/Burst，to illumine our tempestuous day.译诗：又狂又盲，众所鄙视的垂死老王——/王子王孙，愚蠢世系的剩渣残滓，/在国人腾笑下流过——污源的浊浆;/当朝当政，都无视，无情，更无知，/像水蛭一般吸牢在衰世的身上，/终会朦朦然带血落下，无须鞭笞;/百姓在荒地废田上被饿死，杀死——/摧残只有，且强掳横掠的军队/已沦为一把双刃剑，任挥者是谁;/法律则拜金而嗜血，诱民以死罪;/宗教无基督也无神——闭上了圣经;/更有上议院——不废千古的恶律——/从这些墓里，终会有光辉的巨灵/一跃而出，来照明这满天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