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 余光中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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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作家与作品/2012/9SHORT STORY漫谈余光中的翻译观李明轩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举家迁至台湾,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被梁实秋誉为学者当中的“诗文双绝”。
除了诗文方面的造诣,曾在金陵大学外语系、台湾大学外语系以及美国受教的余光中,在中英文翻译方面也建树颇丰,《梵高传》《不可儿戏》《老人与海》等都是余光中的译作代表,充分体现了余光中的翻译观。
他的翻译思想别具一格,不但包含言物之情,而且还有着出众的文采,寓说理于情趣之中,其翻译的每篇作品都能感动读者。
余光中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尝试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到目前为止已经翻译并出版了多达13个类型的翻译集。
余光中翻译的文学作品具有信、实的特征,并将其作为翻译作品的第一要义,他主张一种形、义兼顾的翻译观,却不赞成以往的硬译或直译的翻译观。
余光中认为,能够称得上文学作品,它的价值不在于其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说,这就对翻译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非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要达意就行。
余光中的这些翻译观对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翻译的艺术性与变通在《翻译研究》一书的序言中,余光中说,翻译是一门变通的艺术,是一种兼具科学性与灵活性的、非常难从事的艺术工作。
余光中认为,翻译就像婚姻一样,两相妥协才能有所成就。
因为翻译至少涉及两种文字、两种语言,但只有一个信息,要将原文的原貌、原意准确如实地转化为译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它要求译者同时具有驾驭两种语言文字的高超能力,此外还要对原文作者的写作背景、意图、风格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在余光中看来,作为一门艺术,翻译不仅是对语言而言的,更是对思想、文化而言的。
译者在进行这项集语言艺术、思想艺术、文化艺术为一体的工作时,应变通、机智、灵活地处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译文在内容上和思想上都无限向原文靠拢。
变通在余光中的翻译观中极为重要,是决定译文好坏成败的关键。
他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
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
1972年任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
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
1985年至今,任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
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先生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
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
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
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目前仍在“与永恒拔河”。
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今天偶然在网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中文是最纯正的语言》,特别转载在这里!特别拜托大家:一定要阅读十遍以上!中文和英文,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两种语文。
中文不用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是我们的母语,每天都要用的。
英文呢,现在也越来越实用了。
英国在政治上走下坡路了,大英帝国早已解体,甚至于联合王国也有点问题。
可是很奇怪地,英文却如此流行,简直要变成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可见,政治是经常变迁的,可是文化,像语言这种东西,却能够持久。
英国人以前说:“我们宁愿丧失印度,也不愿意丧失莎士比亚。
”意思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很重要。
说这句话的时候,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当时说这句话的人,没有料想到有一天香港也不是英国的了。
可是,莎士比亚依然是英国的。
英文如此流行是靠英国吗?还是靠美国?我们现在研究一下,世界上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有多少。
让知识带有温度。
《余光中谈翻译》读后感整理《余光中谈翻译》读后感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肯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
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余光中谈翻译》读后感,欢迎阅读与保藏。
《余光中谈翻译》内容概要:翻译与批判、中国古典诗的句法、中西文学之比、几块试金石——如何识别假洋学者、用现代中文报道现代生活、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横行的洋文等内容……《余光中谈翻译》读后感,来自卓越亚马逊网友:闻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译论散文二十余篇,既谈翻译,也谈现代中文。
认为:翻译须用纯洁的中文。
以散文形式写译论,熔知性和感性于一炉。
见解精辟独到,文笔美丽清丽,各篇论文本身就是好文章,足以示范……余光中谈翻译的读后感,来自京东网的'网友:打开此书一看,可称得上是余老的论文集有一半论文可谓历史悠久,是写给父辈们看的。
第一篇与最终一篇相隔30年,时间相隔久得叫人要害相思。
有一半论文是写在6070年月,语言上还有点古而未化后期的文章阅读起来就舒适多了,笔锋锋利照旧,余老对三十年月的作家的作品不慎待见,特殊是朱自清写的《匆忙》,被批“不耐咀嚼不堪细析的少作”、“忧来无端的滥情之作”。
余批判此文章“混乱不堪,之所以混乱,就是滥用代名词”、“今日读来,恍如隔世”。
余老一向傲岸,却给钱钟书钱老给与了高度的赞扬,在《论的的不休》引用了钱老的佳作,让人耳目一新。
但此书有一半文章并不高超,甚至文中的观点也已经过时了,究竟近40多年过去了,建议取其精华地阅读,由于余老有时恃才傲物,观点过激,叫人不能苟同……第1页/共2页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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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其它相关论文-浅谈从英美诗歌翻译看余光中的译学思想论文关键词:英美诗歌翻译余光中译学思想论文摘要:余光中先生以诗和散文成名,然而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翻译领域也颇有建树。
不仅译介了大量英美文学作品,同时还发展成一套自己的译论。
本文以他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论述为主线,阐述其主要译学思想,并通过分析他翻译的英美诗歌,看其翻译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及体现,以及对于后进译者的现实指导意义。
提到余光中,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那些家喻户晓、广为传诵的诗篇,还有那些气势雄浑、色彩瑰丽的散文。
然而,余光中先生不仅是成功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还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
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的教学、创作、翻译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除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余光中也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其翻译范围广泛,包括诗歌、传记、小说、戏剧;产量颇丰,至今已出版翻译集十一种;并且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译学思想。
余光中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为艺术,则必有其创造性。
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要将一种经验转换成文字。
不同的是,作家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一切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一种“不拘的翻译”、“自我的翻译”。
而译者要进行翻译的这种经验,已经有了文本,有其既定的内容和外貌,容不得译者擅自变更。
然而,译者在将这种经验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时,在字词的选择、句子结构的安排、整体风格的把握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创作。
他在谈自己译诗的经验时说:“翻译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中,无法完全免于创作。
……一位译者必须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
这种情形,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
”因此,“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余光中,2002:34)。
在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最难,也最能体现译者水平。
余光中以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兼具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功底,翻译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
“杨澜”“余光中”访谈录(附阅读答案)“杨澜”“余光中”访谈录(附阅读答案)“杨澜”“余光中”访谈录阅读下面的访谈,完成19-22题。
①杨澜:您看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台北、高雄、美国、香港,哪能一块地方是您最心爱的?余光中:这很难说。
有人说我是乡愁诗人。
我写过好多乡愁诗,可是我觉得我的乡愁呢,不是同乡会式的,不是关乎某省、某县、某村的,因为乡愁可以升华或者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寄托。
这样说来呢,乡愁就不完全寄托在地理上的某一点,它不仅仅是地理的,也可能是历史的,可以说是历史的乡愁,文化的乡愁,而且在中文里面也可以有所寄托。
那一年到东北访问,我在短短的致辞里就讲到,小时候在抗战时就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万里长征万里长”。
那时,我没有去过长城,更没去过松花江,可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大感情就可以融合在一起。
我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有一篇散文,结尾两句我是这样写的:“你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你的名字……”杨:为荣?余:没有。
杨:没有这两个字,所以我不是诗人,就要差这两个字才好。
②杨:我们看您的人生经历,觉得您其实并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家庭很美满,生活呢,教书、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也是人们想像的比较安定的生活。
但您为什么却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失去平衡,心理失去保障,而心安理得的人是幸福的,缪斯不会去照顾他们“?余: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表面的职业和家庭。
他内心有很多心魔,内心世界可能很复杂,比如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那就不是表面上看得出来的。
我在21岁时就离开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
我投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而且一个人到了21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念念不忘,也成为我的一个……心结,一个中国结。
③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喜欢您的诗,但人们的欣赏对象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年轻人喜欢卡通、流行歌曲等那种节奏更快、更有形象感的东西。
那么用于看白纸黑字的时间呢,相对就要减少一些了。
余光中:当中文遇到英文各种语言相互影响中文受外语的影响,当然不是从英文开始。
比如说在元朝,那个蒙古文。
《西厢记》里面有一点蒙古文,《红楼梦》或者是清宫的连续剧里面什么“贝勒”、“格格”、“皇阿玛”等等就是满文。
相比之下,梵文的影响更大,伟大的翻译家玄奘就翻译了很多的佛经,当时叫做“译梵为唐”,把梵文译为唐文也就是汉文。
我们今日所熟悉的菩萨,就是从印度来的,当然也是翻译它的声音。
因为“Bodhisattva”,第一个和第三个音节分别是“Bo”、“Sa”也就是“菩萨”;那么“涅槃”就是“nirvana”,即“圆寂”;“和尚”叫做“比丘”,“尼姑”叫做“比丘尼”。
有一个笑话,说是韩愈看到和尚、尼姑就心里很不高兴,人家问他“你不高兴什么?”,韩愈就说“为什么‘比丘’啊,要跟我们的孔丘比吗”?好像是要颠覆儒家,而且,一比还不足,还要再比“丘尼”,跟仲尼再比一次。
英文现在还有一个常用词,是受了日耳曼文的影响,这个词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公牛”——“ox”,牛津叫做什么?Oxford,“ford”是“津”,河水浅且可渡之处叫做“ford”。
“牛”的数不是加“es”,而是加“en”,这就是日耳曼文的多数。
这些都说明英文受了很多外来的影响。
这跟我们中文少用外来语的情况完全不同。
比如十月,我们都知道是“october”,它的语根怎么来的?就是“octo”,本来是“八”的意思,“八角章鱼”就是“octopus”,“八角大厦”叫做“octagon”。
那么“十二月”叫做“December”,它的语根是“deca”,“deca”这是拉丁文的“十”。
所以这个奥运的“十项全能”叫做“decathlon”。
为什么“十二月”偏偏用“十”这个观念来说呢?为什么“十月”用“八”这个“octo”来说呢?原来罗马的历书曾经从三月算起,所以算到它的第八个月就是现在我们的第十个月。
“四月”为什么叫“April”?欧洲其它语言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拼法,叫做“Aprile”。
翻译乃大道:悼念余光中先生我是一名新闻翻译从业人员,这些年为了提高水平(保住饭碗),拜读了许多大翻译家的作品,其中对我影响最大,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的,就是刚刚去世的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的一本小书《余光中谈翻译》。
余光中因为诗作《乡愁》,以及无数文字优美的散文闻名于中国,然而我对他的这些“成名作”从来提不起兴趣,欣赏不来,直到读到几乎淹没在他浩瀚作品中的《余光中谈翻译》,才真正对他钦佩起来。
这本书我读了少说十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先后出过两种封面的版本,以及前几年外研社又以《翻译乃大道》为名再次出版的精装本,我都买过了,尽管内容基本没有差别。
此书实际上是余光中译论散文集子,共二十余篇,既谈翻译,也谈现代中文,对劣译和烂中文的批评毫不留情,令人汗颜,也让人警醒。
这本很薄的小书,特别是对学翻译做翻译的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的营养大餐。
余光中在书中说,要介绍西洋文艺,尤其是文学,翻译是最直接可靠的手段。
翻译对文学的贡献,远比我们想象的伟大。
在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国家只有翻译文学,而无创作文学。
影响英国文学最大的一部作品,便是1611年英译本《圣经》。
我不仅同意余光中的观点,更认为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不仅是文学,科技、哲学、时政等领域,翻译的贡献也是无可替代,这也是我对自己所从事工作价值的认可。
在书中,余光中不仅谈到翻译的重要性,也提出翻译的基本要求,更以具体的例子介绍翻译的技巧,绝非泛泛而谈。
余光中说,创作的高下,容有见仁见智之差,翻译则除了高下之差,尚有正误之分,苟无充分把握,实在不必自误误人。
余光中此言强调了翻译“信”原则,确实,如果不能忠实传达原文的意义,翻译不仅毫无意义,还会误导他人。
当然,这番话也十分犀利,如何才能保证翻译的正确,不自误误人?只有时刻提醒自己学习进步了!最后再聊一聊书中一篇文章《论的的不休》。
余光中对如今白话文中“的“的滥用痛心疾首,不但一般学生,就连某些知名学者,对于无孔不入的小小“的“字,也无法摆脱,例如美丽的晚霞,有趣的节目,这些都是一般形容词,还有是非正反之判断词,常用语句末:他不来是对的,你不去是不应该的,这个人是最会反悔的等等,经常出现在译文中。
·访谈录·余光中谈翻译许多人都知道余光中先生是著名文学家,我们读过他的散文和诗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余光中先生还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文学作品,也从事翻译教学。
在199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翻译教学研讨会上,余先生做了大会重点发言,同时也在各种场合谈论他对翻译问题的看法。
他的讲话机智幽默,妙语连珠,常令人捧腹。
笔者根据录音整理出余先生会上所有关于翻译的演讲,以便读者了解他的翻译观点。
余光中教授的大会发言主要介绍了自己的翻译教学:翻译在中国古代就很发达。
鸠摩罗什曾说,翻译是嚼余喂人。
在座诸位都是“吃翻译饭”的, 此话虽不高雅,但我们这碗饭吃得都很辛苦,一面自己吃,一面还要喂别人吃,即翻译教学,也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翻译教学方法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原理、从理论出发,应用到实例的演绎方式;二是从经验出发,把每一个实例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归纳出原理,这就是归纳法。
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或是一种技巧?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如果原作有艺术价值,有系统,也许它是一门学科或科学。
如果翻译作后面一种用法,则译员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如果把翻译作为一门艺术,译员就不是可以训练出来,而是修炼出来的,翻译教学的方式当然也就不同。
科学与科技不一样,跟技术也不一样,我相信最伟大的科学家最富有想象力,他的某一阶段的成果不是靠推理得出来的。
我有很多科学家兼文学家的朋友,都同意这个观点。
我看过英美人编的一本书。
有一部分专门是科学性质的文章(不是科学论文),写得美极了,可以称为文学,因此不能把科学与文学截然分开。
我自己在读天文学的入门书时,感到宇宙之大,解放了自己的想象力,很想写诗。
可见科学与文学不是截然相对的。
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St.Vincen Millay)写过一首14行诗,第一句就说:“只有欧几里德见过赤裸裸的美。
”她把几何与艺术合为一体,毕加索就更进一步,根据塞尚的立体几何美学,发展了立体主义。
因此我们不必把科学和艺术对立起来。
例如徐霞客,他是地理学家,但又是散文家。
我教翻译多年,一学期三学分。
第一周讲概论,如翻译的功用、翻译的意境、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方法论、翻译史、翻译与文体的关系等。
开列参考书目,让学生自己去追踪读书。
笔译练习占主要成分,有6周。
虽然我自己写文学作品,但我认为不应该开始就让学生研究纯文学翻译,因此开始6周的议题包括哲学、宗教、历史、社会和新闻等方面的东西,让学生各方面题材都试一下,然后4周进行纯文学翻译,如翻译诗歌、小说和散文片断,或文艺批评文章,或警句格言等。
做教师非常辛苦。
开始我采用的练习方式是,布置作业,改作业。
后来改为:第一周把题目发给学生,第二周交卷,第三周改完发还学生,同时讲评。
每个人单独详细改,讲评是综合全班的问题一起来讲评。
佳译我会在讲评时举例,误译个别纠正,有隐恶扬善之意。
第四周学生听完讲评后要再修改一遍,第五周我批改完再发回去,逼着学生详细看我为什么要改。
如此反复两遍之后,译文就比较准确了。
我上口译课用剧本让学生轮流扮演一个角色,一个人译,我从旁加以纠正,全班受益。
戏剧有情节,对话又有趣,学生兴趣极高。
每当两节课连上时就上笔译,单独一节就上口译。
因为我觉得学生将来译小说会遇到对话,对话的翻译有自己的特点,要译得流畅,用讲话的方式。
最后四周上汉译英,我一定让他们译一段古文,如韩愈的《杂说》,诗词各一篇,最后再译当代白话文。
翻译课只有一学期。
论文指导的情况,以我任教的高雄的中山大学为例,硕士论文可以翻译一本小说,一首诗,或者一个剧本,诸如此类,但译完之后要用英文写40页以上的评介,加起来要求比单写论文还要高。
我指导过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的翻译。
台湾近10年来设立“梁实秋文学翻译奖”,分为诗歌和散文两类,我一直参与出题和评审,每次还有另外两位评委。
译诗组每次译两位诗人的作品。
我们每次从早9点到晚7点,花一整天功夫进行评审,三人负责从头审到尾。
我们评得很辛苦,“左顾右盼”,“望洋兴叹”。
评完之后还要写评语,我也写了10年,每次1万字左右,不仅指出得失何在,还要加以修改,要示范,比较麻烦。
我认为这属于广义的翻译教学,是社会教育。
理想的翻译教师应有“三德”:一要有见解,包括理论水平、见识等;二要目光犀利,要眼光高;这两德属于学者。
第三德属于作家,即手高。
翻译教师仅仅“眼高手低”不算称职。
手高包括了眼高,一个人不可能眼低而手高,手高也包括有见解。
任何译作都是翻译理论不露声色的实践,所以只要手高就证明他眼高,也许他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也许没有写出来,但是一定会有。
在前几年另一次翻译研讨会上,我提出一篇论文,题目叫“作者、学者、译者”。
其中一段话说: “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即译者必定相当饱学,善于运用双语,其中一种应尽窥其妙,另一种要能运用自如”。
理想的手高也应有“四德”:一是应个别、详细批改学生作业,不能粗枝大叶;二是应尽量保留学生原来的译文,因为“愚者千失,必有一得”,学生的作业中总有一点可取之处。
教师若彻底否定,学生会丧失学习兴趣,也没有自信了。
因此我尽量保留能用的部分,实在太糟的再动手术,加以修改,保留得越多,学生越有自信;第三德是顺应学生译文的风格,这样才能鼓励他朝自己的方向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第四德应做一个称职的文体家,这个要求也许太高了,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很难达到,不过不失为我们奋斗的境界和目标。
翻译家一定是一个各种文体都拿得起的文体家。
名师是否能出高徒?状元教师是否能带出状元徒弟?我们有了一套很好的理论,有了称职的教师,学生也必须具备起码的条件,他双语根底要厚。
可是中英文俱佳者未必是一个好译者,未必掌握了两种语言就能使二者成为“佳偶”,也许会变成“怨偶”。
理想的翻译,从译出语进入译入语,译文比起原文来,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孪生”,退而求其次,至少二者应像兄弟姐妹,再差一点至少是表兄弟,堂兄弟。
如果搞到后来变成“远亲”或“同乡”,那就差得太远了。
因此翻译能力除了双语功底外,还需要一种特别的调整适应能力,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协调各种关系。
而社会环境给学生提供的往往是翻译的反教育,反教学。
我们每年出许多译著,台湾的报纸上也有不少书评,可是这些书评很少评论译得怎样,只说其内容怎样高超,原作者怎么伟大,很少有人去鉴定翻译的质量。
译书与写书一样,“尽信书可能不如无书”,不少译著不负责任,造成反教育。
第二个反教育是一些著名作家学者写的文章西化,看起来是论文,其实是西化的语言,这是不良示范。
另外在各种媒体上的广告对白和用语、英汉双解词典中的例句,不免会有反教育的作用。
我的结论是:我们身为翻译教师,应时时自我反省,看看我们的笔下和口头,语言是否流畅、清新、自然、地道、优美,否则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污染源,自己习于西化而不自知,误人子弟。
翻译教师正如国文教师,广义上还包括广大的学者,对于维护中文的清新、自然、优美都有重责大任。
因此,翻译是另一种“国防”,是一种防御措施。
我希望大家,尤其是我自己,能够时时反省。
在翻译教学研讨会上,中国译协的部分学者就翻译批评等问题请教余光中先生,下面是几位学者和余先生的对话。
余:我虽然译了一些书,也教翻译课,不过我主要是个翻译实践者。
我没有兴趣做翻译理论家,但我有兴趣做翻译批评者,去评别人的译作。
我自己不准备提出一套有头有尾的完整的翻译理论,因为有许多学者已经写出这样的书,而且写得很好,如刘宓庆教授等。
我觉得翻译理论要配合翻译批评、翻译书评或翻译某一题目的专论,泛论式的理论固然需要,但针对个别翻译的成就得失的评论即个案处理的评析也需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实践,学生要尽量多实践。
我刚才在报告中指出,我在教学中分五次把一篇习题处理完,第二周又发第二篇习题,如此循环,学生一学期要做14篇习题。
问:奈达在一篇文章中说:“Outstanding trans- lators are born, not made.”即杰出的翻译家是天生的而非造就的,余先生对此观点怎么看?余:我刚才讲名师未必能出高徒,可是我也没有说名师未必不能出高徒。
名师指点的那个徒,如果是可以点化的,可以造化的,名师可以帮助他成为高徒。
至于说“Outstanding translators are born, not made.”,我不赞成。
我刚才分析的是翻译教师,当然包括翻译家。
我认为翻译家要有见解,要眼高,也要手高。
眼高和有见解是修炼出来的,手高也许倒是有点天生的,因为手高牵涉到作家的写作素质。
前面两“德”是学者之德,学者一定要自我锻炼,自我锤炼,绝对不是天生的,即使有天赋也需要修炼,有先天也要有后天,就连天才的作家也仍须自我修练。
问:目前在大陆,搞文学翻译的人路子越走越窄,因为许多人对文学没有兴趣。
不知港台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余:我想也是有的。
一般的书评只是介绍译作的内容而不评论其翻译的优劣。
问: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请问您的看法如何?余:我虽然是从事文学翻译的,可是我也承认,翻译有一部分是要给大众看的,他们不想看纯文学,他们看知识性的,如旅游的、教生活常识的,或者一些很实际的东西,这也需要大批称职的译者。
不是说他们可以乱译,他们也应该译得很好,不过这跟文学翻译大不一样。
从原则上说,一般的翻译好好训练可以达到,而文学翻译是需要修炼的。
我自己赞成把翻译当作艺术来看待,我的一些朋友,包括语言学家,他们宁愿把翻译当作科学来看待,因为他们把语言学当作科学。
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往往会就此争论不休。
问:什么样的人具有从事翻译批评的资格?从事翻译批评者本人是否一定要是翻译家?余:他本人不一定在做翻译。
翻译评论者不一定要手高,他不见得在翻译上要有什么成就,但他要眼高,要有文学批评的修养。
问:可否请您解释一下:有人说,如果自己没有译作的话,就没有资格进行翻译批评。
余:有的人并不写诗,但他可以论诗,他只要是学者就可以了。
问: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可以分开,但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分不开……余:我觉得一个高明的学者不是绝对没有资格进行翻译批评的,主要看他评得是否在行。
如果他眼高,眼光犀利,看得准,讲得又有道理,那有何不可呢?比如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那就太绝对了,翻译恐怕做不到这么绝对。
问:现在的问题是,有译作的译者不肯轻易批评别人,因为别人会反过来批评他。
余:这是一种自卫,是人性之常。
问:如果说没有译作就没有资格进行翻译批评, 有了译作又不便去批评别人,那么谁来进行翻译批评?怎样从逻辑上解释这个悖论?余:文学界也有这种现象:文学家去批评别人,别人也会来批评他,“门户大开”,“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若犯人,人必犯我”,这样就不能进步。
当然要去批评别人,自己要“守紧门户”,自己翻译就要小心,否则惹了别人,别人也会向你挑战,“一报还一报”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