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漫谈(编辑)讲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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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首级【翻译】漫谈首级长篇翻累了,搞个重口味的短文放松一下,,漫谈首级取下首级的意义为什么要取下首级与凯尔特人为了“防止敌人复活前来复仇”而砍下首级的理由相同,日本也应该有着切断头部的文化上的理由。
作为灵魂、人格依附之处,作为人物的标示,头部是非常重要的部位。
也可以说是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体部位。
可想而知将其夺取的意义是多么大。
这可以从几个事例展开联想。
比如,担心首级会落入敌人手中的自尽的武士会将斩落的首级藏起来,保护被杀的主人的首级,为取回被夺走的首级而行动等等这样的行为。
而被斩下示众的也是首级。
最重要的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考虑,作为确实讨取了敌人的证据,作为是否讨取了敌人的确认,被斩断的头部是最有说服力的。
而且面对主君来说,这也是最为确实的军功之证。
这真正是所谓的“首级(しるし)”啊。
首级的价值对于讨取的首级的评价也有着不同。
并不是所有的首级都有价值。
首先就是所讨取的对象的高低贵贱之不同。
理所当然,越是身份高、重要的人物的首级,其价值就越高。
杂兵的首级被称为平首、数首,没有什么价值。
对于明确身份之人物的首级作评价很简单。
对于其他的首级则会有几种评价的重点。
例如:兜首,也就是戴着兜的首级。
戴着兜也就可以作为高身份者的标示,戴着兜的首级自然就是价值高的首级了。
割下的首级在绑着兜绳的情况下与兜一起被取回。
而旁边的其他首级,则适当地将兜戴上去伪装起来。
这种被伪装起来的首级被称为作首。
而且在当时,有身份的男子也会涂有铁浆(将牙齿涂黑),没有涂的人被视为低贱的杂兵。
在《青之物语》中有将讨取的杂兵的首级涂上铁浆进行伪装的记录。
如此推论,有身份的武士在对峙时互相报上名号,这在无论鹿死谁手后对于首级的处理都能更为方便。
也就是说对于取得了首级的一方来说,明确了对手的身份,了解了其首级的价值,便于上报。
反之对被取下首级的一方来说,自己的首级能够得到正确的评价,从而得到恰当的处理,运气好的话还能被送回到遗族之处也说不定。
漫谈英汉中的词义分析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现出来的活动。
英汉两种语言的互译,涉及到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将一种语言译令一种语言时,除了要注意所传递的内容之外,还必须力求符合两种文化在思维和表达方面的习惯。
在英译汉中,对英语词义的判断和对译词的推敲是一项自始至终,永无止境的艰苦的思维活动。
英语词义分析之所以艰难,原因在英汉词义之间有许多基本差异。
一般来说,英语词义比较灵活,词的含义范围比较宽,表达方式灵活多变,词义对上下文的依赖性较大,独立性较小。
而汉语词义比较严谨,词的含义范围比较窄,比较精确,固定,词义的伸缩性和对上下文的依赖性比较小,独立性比较大。
英语突出的表现为一词多义。
英语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视词的联立关系而定。
词的联立关系不同,词的涵义也就不同。
就整体而言,汉语同一个词的词义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的差别就比较小或并无差别,一词多义现象远不及英语,如英语“make”一词,汉语的词义是“制造”,“制造”在汉语中是个单义词,而英语的“make”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在前后词的不同搭配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词义,具有写作、制定、构成、使成为、使得、引起、产生,给…作,认为、估计、获得等等几十个意义,如果没弄清词义,那就谈不上准确地翻译句子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谈谈分析词义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从词形结构分析出词义从词的结构上分析词义主要依靠构词法,英语的构词法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可靠的词义分析途径。
大量的英语单词都是以合成词法构成的,如“blackboard”黑板,“overwork”过度工作,根据这一词义构成模式,我们可以分析出很多合成词的词义,如“everyday”是由“every”和“day”构成,那么“everyone、everything、everyboday”等这些词都可以判断出来,英语中更有难以数计的词是以词缀法构成的,词缀法构成词义的模式是词缀与词根词义的递进顺加,即前缀和后缀,如同water一词。
156上世纪80年代初,为研究中国著名女作家萧红,我在东北度过了不少时光,不仅接触了一大批中国作家,还读了不少当代小说。
80年代是“文革”后的十年,出版的小说不如后来的多,好作品更是凤毛麟角。
后来读到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其颠覆性的语言、充满张力的叙述和幽暗的氛围,深深地打动了我。
回国后我又在杂志上读了他的《天堂蒜薹之歌》,小说是全文刊登的, 就像赫尔歇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广岛》,是一次发出来的。
《天堂蒜薹之歌》与我读过的中国小说大不相同,那种写法我还从来没碰到过,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于是通过中国作协(当时莫言还是解放军的军官)给莫言写信,问他可不可以把小说翻成英文。
他回信说可以。
小说还没译完,又读到了《红高粱家族》。
读完后,我认为《红高粱》可能是将中国当代文学引进西方的第一部作品。
所以我暂时放下《天堂蒜薹之歌》,改译《红高粱》。
此后我开始翻译莫言的作品。
有趣的是,我最先读到的《红萝卜》,到目前为止却是最后翻译出版的。
翻译与变通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些中文用语或词句,是无法翻译或者译不好的。
究其原因,既有语言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
当然译者也可以变通,但效果并不完全理想。
译者可以选择略过不翻,也可以加脚注,但脚注多漫谈翻译莫言[美]葛浩文译者:史国强. All Rights Reserved.少要影响可读性,一般商业出版社是不同意的。
再就是在不妨碍叙述的前提下,添上解释性的文字。
偶尔也需要你创造性地翻译。
我翻译台湾的讽刺小说《玫瑰,玫瑰,我爱你》遇上一个双关语,要是翻成英语的话,双关的意思就没了。
我在英语里也找了个双关语加入译文,可谓天衣无缝,但译者并不总是这么幸运。
小说的语调、幽默、双关当然是不能逐字翻译的,但至少要能让读者感受到小说的风趣特色。
我读译成英文的外国小说,有时会遇上没翻译的文字,比如德文小说翻译成英文,有些德语用词直接引入英译,我不懂德语,但并不感到陌生或甚至反感,只要能通过上下文猜出来就没有问题。
翻译漫谈(六)信与达做事情都有个要求,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翻译也不例外。
那么什么样的译文算是好的译文呢?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标准作为努力的目标呢?1980年出版了张培基等四位学者编著的《汉英翻译教程》。
作者在“翻译的标准”一节中写道:“我们主张把翻译标准概括为‘忠实、通顺’四个字。
”“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
”“忠实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
”“所谓通顺,即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
”1983年出版了吕瑞昌等五位学者编著的《汉英翻译教程》。
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与第一本书是一致的。
书中写道:“我们不妨用‘信、顺’两字来概括我们今天汉英翻译的标准。
所谓‘信’是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包括思想、感情、风格等,即把原文完整而准确地表达于译文中,对原文内容尽可能不增不减。
所谓‘顺’,是指用词正确得体,行文流畅通顺,符合英语习惯;避免逐字死译、生搬硬套,使不懂汉语的英语读本也能看懂。
”这两本书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校通用教材,一本讲英译汉,一本讲汉译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我国高校广泛使用。
我基本上同意这两本书关于翻译标准的提法,但我不赞成把风格放在忠实里面来谈。
我们不必因为严复提出了“信、达、雅”,谈翻译标准就一定要谈风格。
因为风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把原文的风格完全翻译过来,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说风格就完全不能翻。
译者只能尽力而为。
译文的风格除了包含一部分与原文的风格,必然还包含其他因素。
而且翻译不同类型的作品,对风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英译汉还比较好办,汉译英就更难把握了。
我在99年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编写了一套教材,题为《英汉翻译教程》。
关于翻译标准,我是这样写的:“对我们初学翻译的人来说,我想可以提出两条要求:(一)忠实;(二)通顺。
‘忠实’主要是指内容……要力求准确地表达原作者的意思。
‘通顺’指的是语言。
如果原文是通顺易懂的,那么译文也要尽量做到通顺、易懂。
”我认为,真正做到上述两条,也并不容易。
由《板桥杂记》译例漫谈古文英译以明清散文《板桥杂记》一书的英译为例,探讨古文英译中常用的翻译策略。
笔者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针对古文英译中遇到的难题,借鉴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采取了增删重组的翻译策略,力求译文流畅、易读。
标签:《板桥杂记》增译改译节译《板桥杂记》一书,为清代作家余怀所著,讲述了明末秦淮河两岸诸多青楼女子的故事,读来令人深感浮生若梦,对这些可怜又可爱的女子也更多了一分理解与爱怜。
此书属传记类,包含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了解明代历史有很大帮助。
翻译《板桥杂记》能使国外读者了解这些真实的人和事,借此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翻译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的形式,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两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
因此,翻译过程中要时刻将文化信息的传播谨记于心。
古文英译,不仅是介绍古典作品,更重要的是向读者传递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政治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历代社会生活习俗诸方面文化信息。
这种文化交流,往往要跨越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板桥杂记》文言色彩较重,在翻译的同时将其原有的文化内涵传达给读者是很重要的。
翻译过程中,笔者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原文中大量引用的典故如何翻译等。
完全对等的两种语言是不存在的,原文语言和译入语之间存在语法习惯差异、文化差异等不同之处,完全逐字对应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英分属不同的语系,英语重形合(Hypotaxis),即通过连接词来体现分句之间的依附或从属关系的结构。
而汉语重意合(Parataxis),不是借助形式手段来体现词语之间或句子之间的意义或逻辑关系,而是根据主观感觉,从上下文中悟出逻辑关系来。
因此,汉译英时,常常要作一些调整,使译入语读者能尽可能完整地接收到原文所传递的信息。
调整并不是译者随心所欲的,就像奈达所说:“In point of fact,what he really does,or should do,is to select in each instanc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Nida,2004)即译者真正要做的是选择最自然的翻译。
and不是“和”的意思,做翻译这么久了你还不知道?!1、英文单词and,一般译者都翻译为“和”:you and me 你和我China and America 中国和美国这几个句子翻译得如何?似乎都还过得去,不过也不是见到and就要翻译为“和”的,以下几个翻译没有用“和”,但感觉更地道:ware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Four and five are more bank offices. 四楼及五楼有更多银行He is now the prisident and CEO of this company 他现在是该公司的总裁兼CEO Chinese people are honest and brave. 中国人民诚实而勇敢仔细观察上面这些句子,我们可以发现,如果用来连接两个或多个对等主体,and可以翻译为“和/与/及/而”,选用哪个词语,取决于具体的语境。
2、不过,有时候and并不用来连接对等主体。
这时候再用“和”就不对了:bread and butter翻译成“面包和奶油”就错了,因为bread and butter是英文中约定俗成的“合体”,是一体的,应该翻译为“涂奶油的面包”。
如果and连接的“面包”和“奶油”是对等的,两者之前都必须要加定冠词the:The bread and the butter are stale(面包和奶油都不新鲜了)。
同样的道理,milk and sugar就应该翻译为“加糖的牛奶”,而不是“糖和牛奶”。
谈到这里大家或许发现了,“合体”时and连接的两个主体一般是“共享”冠词的。
所以遇到只有一个冠词的and,就要多留意是否“合体”:a lock and key 带钥匙的锁a needle and thread 穿好(线)的针a cup and saucer 带碟的茶杯a rod and line 钓竿a carriage and pair 两匹马的马车3、除此之外,and还有连接两个动词的情况。
美术类期刊的英文标题编辑举要李本正【摘要】近年来,我国的期刊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美术类期刊虽然只占期刊类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其发展态势亦令人瞩目。
仅就美术学报而言(虽然纵向上看它被归入学报类,但横向上看亦应属于美术类),全国几所重点美术学院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学报,而且各具特色,有的仍坚守理论研究前沿的定位,有的反映本院办学的地域特色,有的则紧跟时代的前卫性潮流。
【期刊名称】《湖北美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07(000)002【总页数】3页(P69-71)【关键词】期刊事业;美术类;英文标题;编辑;学报类;美术学院;地域特色;前卫性【作者】李本正【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2近年来,我国的期刊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美术类期刊虽然只占期刊类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其发展态势亦令人瞩目。
仅就美术学报而言(虽然纵向上看它被归入学报类,但横向上看亦应属于美术类),全国几所重点美术学院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学报,而且各具特色,有的仍坚守理论研究前沿的定位,有的反映本院办学的地域特色,有的则紧跟时代的前卫性潮流。
其他的美术期刊在数量上亦是改革开放前所不可比拟,其内容取向更是呈现出多元景观。
这既是美术领域空前活跃的反映,也是我国美术事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在美术院校或其他相关的美术研究、创作单位或组织中,美术学报或其他类美术期刊是相关人员出国考察交流时携带的或在国内馈赠外宾的必备礼品,有的期刊甚至还与国外美术期刊建立了交换关系。
因此不少美术类期刊在中文目录之后附有英文目录或英文要目,其目的显而易见,可以使国外美术界或美术理论界同仁能够比较方便地大致了解这册期刊的主要内容、研究热点、推介的画家和作品等等。
但英文目录究竟能否真正起到这样的作用,还要取决于它的内在质量。
国外读者翻开手中的中国美术期刊,唯一能读懂的文字可能就是那篇英文目录。
如果英文目录质量良好,他可能会认真地看下去,刊物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会了然于胸,也许某一点还能引起他的兴趣,使他发出会心的微笑;如果质量很糟,他可能就是遗憾地摇摇头、耸耸肩,只能无奈地翻翻里面的美术作品,和我们国家不懂外文的读者翻看外文美术期刊的感受没有两样。
翻译专业考研怎样提高翻译效率?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效率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译员追求的重要目标。
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高译教育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文摘自译者余晟所著的《翻译漫谈——怎样翻译更地道》,这是一本“熟手”译者的经验分享录,是一本技术人员阅读、翻译英文资料的指导书。
文中,作者总结了自己的翻译步骤,按照这样的步骤,他可以获得最高的翻译效率。
第一步:通读通读很重要,却被许多译者忽视。
他们往往认为,原文的“意思”没什么难的,自己英文又够好,可以直接下笔,遇到问题“见招拆招”即可,翻译前通读原文完全是浪费时间。
事实却非如此。
翻译文章要做的并不是“代替作者写文章”,而是“解释/传达作者的文字”。
文字本身是内涵丰富的,除去“意思”本身,还有用词、结构和风格等诸多方面。
边看边翻,见招拆招,很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比如用词,原作者可能用一些双关语、多义词,在不同场合重复出现,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意思,这时候译者应当尽力找到“对应”的双关语、多义词,这是个苦差,因此就更需要译者有大局观,知道原文中该词出现在哪些场合,都表示什么意思,才好取舍。
再比如结构,原文中很可能有前后关联的典故/故事,有时甚至横跨几个章节,如果没有通读原文,翻译时就容易遗失原文的逻辑结构。
还有风格也是如此,好的翻译讲究贴合原文,这种“贴合”,当然也包括风格的贴合,原文是轻快的,就不能翻译成沉重的;原文是严肃的,就不能翻译成平淡的。
了解这些信息,都要求译者通读全文,对文章有整体的把握,然后才谈得上下笔翻译。
在通读阶段,译者绝不应涉足翻译的细枝末节,只需要认真扮演好原文读者的角色,仔细阅读原文即可。
通读虽然看似与翻译无关,其实非常重要,不通读原文,是绝不可能“把握”原文,也就做不好称职翻译的。
要想提高自己的通读效率,可以参考郝明义先生翻译的《如何阅读一本书》。
第二步:翻译通读完成,对原文有了整体的把握,就可以动笔了。
通常所说的“翻译”就是这种狭义的翻译,即语言的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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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绎传的翻译漫谈20篇庄绎传教授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顾问翻译漫谈(一)——翻译的乐趣翻译的乐趣我从小就喜欢翻译。
记得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曾把英语课本里的故事译成中文,不是为了发表,纯粹是觉得好玩儿,而且有一种成就感。
大学毕业后,留在北外当老师,后来有幸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著作的翻译和修订工作,参加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
当时我觉得学习外语,能做这样的工作,是无上的光荣,这种感受也鞭策我努力钻研。
有一天,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吃一堑,长一智。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没想到天下竟有这样好的译文,它本身就像一句谚语,然而它又与原文如此接近,如此吻合,使我惊讶不已。
后来我又看到这样一句话: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To win this victor y will not requir e much more time and effort, but to consol i date it will.原文里重复出现的词语,译文没有重复,一个小小的wi ll竟然替代了原文用二十多个字表达的意思。
我在这里看到了道地的英语。
每当我看到这样好的译例,就回想起小时候在海边玩耍,捡拾贝壳。
阳光下,那贝壳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拿在手里,别提多么高兴了。
近年来,参加了几本词典的审定工作。
原书都是英英词典,加上汉语译文后,变成英汉双解词典。
译文对不对,顺不顺,这就是审定者所要解决的问题。
例如:原文:The cold weather frosted up the track last night.译文:昨晚寒冷的天气使跑道上结了霜。
杨宪益、戴乃迭《史记选》英译本漫谈作者:吴涛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4期⊙吴涛[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昆明 650500]摘要:杨宪益、戴乃迭是中国最早译介《史记》的翻译名家。
学界长期以来对他们翻译的《史记》选译本关注不够,鲜有文章论及这两位翻译大师的《史记》译本。
本文梳理了杨氏夫妇出版的各种《史记选》英译本,期待译界能进一步关注和研究这两位大师的《史记》英译。
关键词:杨宪益戴乃迭《史记选》英译本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英译的《史记》(Records of the Historian)选译本于1974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氏选译了《史记》中许多文学名篇,英译文简洁朴素,几乎不用脚注,主要针对西方普通读者。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倪豪士教授认为杨宪益、戴乃迭的《史记》英译是在1958年至1970年间进行的。
倪豪士认为他们选译的篇目受王伯祥选注的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选》影响。
王伯祥先生曾给杨氏夫妇的《史记》英译本写过序。
他们在翻译时主要参考了王伯祥《史记选》中的篇目。
王伯祥对选取的每卷篇目都做了若干校记,即根据手头容易得到的多个《史记》权威版本,如覆刻《百衲本》和日本陇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等版本进行相互对照,对其中出现的文字异同正误进行校记,同时还对其中涉及的音读、字义、地名、人名、官名等做了简单注释,这些注释和校记合并起来称为校释。
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突出的是《史记》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同时兼顾其史学意义,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学者对《史记》进行评注的杰出学术研究成果。
王伯祥在该书《史记选序例》里详细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的成就,对所选注的篇章进行标点,注释详备,配上多幅《史记》地图分插在每个选篇前面。
他的这部著作半个世纪来颇受专家学者与普通读者的欢迎,出版后经久不衰,成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当时翻译《史记》时在中国内地能够找到的较优秀的《史记》评注版本。
从莎作翻译漫谈卞之琳诗歌翻译精神摘要卞之琳是中国著名现代派诗人,也是杰出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家。
他以诗人的胸襟看待翻译,从翻译作品中汲取创作灵感,在实践中浇铸独特的诗歌翻译精神,对“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做了个性化的诠释,提出了诗歌翻译的新思路。
本文在梳理卞之琳的莎作译介经历与译介背景的基础上,指出了莎作译介对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归纳了卞之琳的诗歌翻译精神。
关键词:卞之琳莎作翻译诗歌翻译精神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卞之琳(1910-2000)是中国现代派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位诗人翻译家。
在其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诗歌翻译如同贯穿其间的经线,从为了练笔、遣怀糊口而翻译西方现代派诗歌到自觉与学术研究工作相结合,推出学术品性更高的莎作翻译,他将闻一多首倡,何其芳等人发展的“以顿代步”翻译西方(格律诗)的译学流派发扬光大,为中国翻译事业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而他所译的莎作正是这笔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卞之琳莎作译介背景及翻译思想述评卞之琳初中时代便选学了《莎士比亚故事集》,高中阶段已能阅读原版的《威尼斯商人》。
大学期间他着手翻译莎剧,曾试译《仲夏夜之梦》全剧。
成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员后,他开始系统研究莎剧,于1954年起陆续发表相关莎作,包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七首》(1954)和《哈姆雷特》(1956),《奥赛罗》(部分)、《里亚王》与《麦克白斯》的翻译也于1956-1983年间完成。
卞之琳还用论文阐发他对莎剧的理解和翻译心得,有《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1955)、《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1956)等文面世。
但最能体现其莎剧翻译与研究成就的还是《莎士比亚悲剧论痕》(1989)、《莎士比亚悲剧四种》(1988)等(译)文集。
卞之琳为莎士比亚诗歌、戏剧那丰富、深刻的内涵吸引,决心译介莎作,曾计划从翻译四大悲剧着手,不断加深对莎剧的认识,撰写译序、论文,并用专著形式对四大悲剧做系统分析。
漫谈翻译标准中的“雅”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已提出一百余年。
翻译界对“雅”的标准争论不断,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认为这一理论已经过时的人也不在少数。
本文通过分析严复翻译原则的提出背景,解释“雅”的内涵意义,阐明这一原则的重要性。
“雅”的理论并未过时,只是需要译者以发展的眼光对其解读,动态地理解“雅”的内涵。
标签:理解翻译翻译标准动态雅一、引言中国的翻译研究由来已久,从西汉末期的丝绸之路到如今的全球化发展,从起初的《诗经》翻译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翻译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也存在差异。
在汉朝,译作多以佛经翻译为主,翻译方法主要是直译。
清末民国初年,社会面临巨大变革,为引进西方先进翻译思想,大量的西方作品的译作问世,在这个时期,翻译家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现代,中国翻译理论中较为重要的理论当属林语堂的“忠顺美”,傅雷先生的“神似理论”以及钱钟书的“化境”思想,但这些理论基本是在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影响力较有限。
纵观整个中国翻译发展史,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翻译准则,久而久之,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就成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
然而,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发展,再加上中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很多先进的西方翻译理论被引入中国,一些人开始质疑严复的翻译三原则是否仍然能为人受用。
本文认为严复先生的翻译理论既然能在翻译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必然有其独到之处,不应该轻易地予以否定,而应以发展的眼光重新解读。
二、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的提出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的提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无法招架,尽管有一些有志之士主张维新,力求变革,但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已是回天乏术。
资本主义的入侵带来了众多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大量的西方作品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当然,中国在寻求变革之路的过程中也开始逐渐接触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