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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究竟始于何时？——当代红学
史的一个小问题
李凤仪
【期刊名称】《大庆社会科学》
【年(卷),期】1991(000)003
【摘要】刘梦溪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红学五题》中的第五节《马克思主义与红学》,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通常有一种说法,从一九五四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
因为在一九五四年之前,《红楼梦》研究的主导的观点和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 国内两本“红学史”专著,一本是郭豫适的《红
【总页数】2页(P79-80)
【作者】李凤仪
【作者单位】中共大庆市委党校;副教授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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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楼梦》·红学·经学——《红楼梦》研究史检讨之二 [J], 陈维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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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学史话（三）周汝昌的红学贡献3.周汝昌的红学贡献在胡适和周汝昌之间，原本还有一位俞平伯先生可叙，只是他在1953年（以发表《红楼梦研究》为界）前的思想绍续和发明胡适的很多，而且他的红学观念多与1954发动的《红楼梦》批判运动相关，所以这里将他的红学观念稍作押后，俟至“政治评论时期”再续。
周汝昌先生也是接受胡适红学思想较多的一位研究者，从他著作的名目上就可以看出，《红楼梦新证》建立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上。
事实上，二人虽无师生之实，但有师生之谊。
用胡适的话说：“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见1954年12月17日致沈怡的信）但周汝昌先生则说“台湾有人说我是胡适之先生的'关山门的弟子',那实在是一种由于错觉和误解而产生的溢美之辞。
事实上，我连胡先生的'私淑弟子'也远远够不上。
我实际只是他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一个晚至四十年代才认真思索《红楼梦》问题的后生读者”。
（《文运孰能开世纪——胡适之与现代中国文化》）而且他后来的回忆，认为“因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无法苟同与迁就，（将忘年的友谊——明按）未能延续下去。
”（《我与胡适之》）同其早年与胡适先生通信中展示的尊敬、虚心似乎并不相同。
（详参苗怀明《师生之谊还是论争对手》，《新京报》2005年7月13日）有人做出简单的判断，认为这是周汝昌先生的忘恩负义，但我以为这种转变应同“文革”的经历有关。
“文革”中胡适、俞平伯先后被打倒。
“文革”之后周汝昌先生成为最有希望能重振红学界的人物之一，所以需要开宗立派，一方面对之前的对胡适的批判作出一定的学术解释，一方面要自立门庭，就要淡化与胡适之学的联系。
凡是一个门派的建立，一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彻底跟自己的师承切断联系，扩大两者间的学术差异，如墨子对于儒家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另一种是寻找与自己思想相近的前辈作为自己这一门派的祖师或是精神领袖，如张道陵对于老子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
第20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1949年，毛泽东充满激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下列促进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的高潮”出现的是( )A．“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B．“大跃进”运动的开展C．“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D．“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出2.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阐述毛泽东提出的一项方针时指出：“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不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春秋旧中国时代同现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提出这一方针的主要目的是( ) A．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B．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C．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学艺术水平D．指出文艺工作要为工农阶级服务3.“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的客观要求。
”这里“客观要求”指的是( )A．发展科技文化B．确立社会主义制度C．避免学术问题政治化D．实现“科教兴国”战略4.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自由发展，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 )A．不能宣传唯心主义错误理论B．不能违背科学精神C．不能违背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D．不能宣传资产阶级倾向观点5.国庆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活动展出的35部优秀电影中，大部分是1959年拍摄的，这是新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辉煌时期，被称为“难忘的1959年”。
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A．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B．“双百”方针的提出C．“三大改造”的完成D．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6.当有人报告一位在华讲学的苏联学者不同意《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观点时，毛泽东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
全国高三高中历史专题试卷班级: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_一、选择题1.下面图片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历史性的巨变，对两次巨变共同点的认识正确的是()大总统誓词新中国成立A．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B．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C．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起点D．改写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2.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的宪政体制既体现了普遍的宪政价值，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这部宪法()①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②体现了对《共同纲领》的继承与发展③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④表达了人民民主政体的基本诉求A．①②④B．②③C．②③④D．①②③④3.美国记者鲍大可描述周恩来：“他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
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时候的朋友！”该会议()A．打破了我国的外交僵局B．推动了印度支那的和平恢复C．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D．解决了与亚非国家之间的矛盾4.20世纪70年代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或提升外交关系。
促使这一现象出现的关键因素是()A．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B．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C．中美、中日建交D．中国实行对外开放5.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纲时写道：“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这里的“各项工作”包含()A．进行土地改革B．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C．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D．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6.下图是1954年河北唐山启新水泥厂工人庆祝公私合营的照片。
下列对图片的解读，正确的是()A．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B．国家对私有制经济的改造取得根本性胜利C．当时个人崇拜已经非常突出D．国家对工商业改造的最高形式是公私合营7.据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描述，田福堂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
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
白盾
【期刊名称】《黄山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3(005)004
【摘要】本文从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中,指出考定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发现"甲戌残本"和扫清索隐红论迷雾是胡适建立的历史功勋;而文学性之阙如和后四十回另一重要作者程伟元之遗漏,则其缺陷所在.他评红的功绩与局限在近百年的影响极大,给予我们的启迪是提供了看清红楼梦真面目的可能.今后应在胡适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并对其缺陷作针对性的纠正.
【总页数】6页(P23-28)
【作者】白盾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中文系,安徽,黄山,24502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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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良一文简述百年“红学”发展史《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吗？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一部小说。
但在红学研究史中，它几乎没有获得过“小说”的地位。
在更多时候，《红楼梦》充当着历史或文献资料的角色，甚至已故考证派红学家俞平伯也说：“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
”如今红学研究已历百余年，这种“误会”似乎并未减少，虽然时有“澄清”之论，如余英时等人强调“回归文本”“将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但坚持“误会”者仍大有人在。
从外头看，红学大厦仍然峥嵘轩峻，蓊蔚洇润之气不绝。
但只要稍作深入，即可知以索隐和考证为代表的红学早已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曾经盛行一时的“阶级斗争论”仍然在中小学课本中占据主流，但其荒谬已不足再论，一哂可也。
所谓“红学”恰如《红楼梦》中古董商人冷子兴评价贾府：“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21世纪以来，有关《红楼梦》的新材料越来越少，索隐和考证赖以更新、发展的根本几乎断绝，其进步处于半停滞状态，奇谈怪论迭出。
之所以呼唤新的典范，一方面的原因是“穷则思变”，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索隐派和考证派先天就带有癌变的基因，稍有不慎便足以让研究者堕入深渊。
俞平伯在《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中写道：“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
”红学愈昌，红楼愈隐。
恰可作为本文主旨。
本文看点：一、从王国维到蔡元培，红楼梦研究驶入歧途二、《红楼梦新证》材料价值大于学术价值三、俞平伯是考证派的建构者，也是掘墓人四：新典范：从“向外索考”到“向内索考”从王国维到蔡元培，红学研究驶向歧途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时代变迁催生了《红楼梦》的研究。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小说”二字起源于庄子，《庄子》有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意思是说，以浅薄的修辞求美名，难以进入通达的大道。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自诞生以来备受鄙薄，其地位远不能和诗文媲美。
从“红学”、“曹学”到“秦学”——从百年历史看“红学”研究之发展轨迹之所以又发这篇旧作，是因为简书群里不让宁愿发外链。
看到群里的简友写《红楼梦》，文章是写得极好的，好过大作家的《秦可卿之死》。
但是我的建议是，对于一个菲律宾人有很多专业才华的写作人，最好不要再把才华和精力放到研究《红楼梦》上了，这好比，再好的馒头，过于咀嚼出来的都价值都有限。
张瑞喜（这篇文章是对此前所书《“红学”研究，该刹车了——妄说“红学”研究之百年历史》一文的修订，也是在与一些了解“红学”的朋友交流之后，对前文中一些偏颇之处的修正）引言：为纪念汤显祖逝世240周年，2003年6月，中央电视台科教电视频道《百家讲坛》推出了一套大型系列节目《新解〈红楼梦〉》。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沈从文肯定是和韩信一样几乎饿得要死而且一位过受到女性的救济，因此他在《红楼梦》中才这样重女轻男”，是顶尖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电视讲座《曹雪芹其人其书》中发表的观点。
另一位红学研究大家蔡义江考证的则是“《红楼梦》是曹雪芹30岁至40岁所写，还是20岁至30岁所写”这一实难确凿证实之问题。
最近，又听说小说家刘心武创立了新学派——“秦学”，引起文坛争议，更为“红学”所研究的发展方向而困惑……《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或曰“红学“的历史，有人认为是以钱穆１９０４年完成《〈红楼梦〉评论》为起始标志的，则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程。
在此之前，字体和考证亦有不少，不过于现代人的影响不是那么非常大，也不是那么权威。
故自王国维始，的确很科学。
从１９０４年之后的三十多年，“红学”研究的著名人物主要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人，他们都是大的文学家、理论家、思想家、教育家，而不是“红学家”。
“红学”研究只是他们的为数众多文化研究项目之一。
这段时期的各种“红学”研究，不论哲学说、美学说、索隐说、自传说，所研究的课题基本上是围绕着《红楼梦》的小说本身，也兼有对曹雪芹其人、其事的一些探究，以及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优劣比较问题，时四十回究竟出于何人何人手笔的问题的考证。
新红学名词解释新红学是指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等学者进行的《红楼梦》研究。
新红学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而命运又最多舛的一个红学流派。
“新红学”这一称谓，出自顾颉刚《红楼梦辨·序》：“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
”新红学的方法是科学方法，这是它区别于索隐红学的最本质的特征。
1910年代，陈独秀等高举“赛先生”大旗，大力提倡科学精神；而《科学》杂志以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为代表，也竭力宣传“科学方法万能”的观点，主张科学方法适用于一切研究。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在科学化运动大潮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一种尝试。
胡适提出他的科学方法：“……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
”这种方法的哲学基础是“实验主义”（Pragmatism），它有两个主要特征：历史的观念，实验的态度。
后来，胡适又将其表述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今人席泽宗院士曾详阐其科学性。
新红学之“新”，不仅“新”在其研究方法，更“新”在其研究内容。
胡适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
他通过考证，将《红楼梦》的著作权还给曹雪芹，并搜辑到大量作者及其家世的材料，使后人对曹雪芹这位“奇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而对“续书”的研究、脂砚斋的研究以及“探佚”等，都是由作者研究衍生出来的。
因为不相信后40回是曹雪芹写的，才有所谓“续书”说；要探究曹雪芹写的后40回是什么样子，才有所谓“探佚学”。
至于胡适对作者生卒年的研究，则大体厘清了《红楼梦》创作的年代。
1954年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总被指责没有研究18世纪的阶级斗争；孰不知，“18世纪”这个时间，正是胡适考证出来的。
大同市名校2023-2024学年高二上学期第一次月考语文时间150分钟；分值150分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17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认为“旧红学”阵营的研究者都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
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这话源于那篇在《红楼梦》研究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红楼梦考证》。
此文的发表，标志着红学范式的转型——“旧红学”阵营偃旗息鼓，“新红学”正式登上《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舞台。
以今日红学的进展检视《红楼梦考证》的结论，发现胡适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结论尚嫌粗疏，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假设”更是存在主观臆测和意图谬见，如考证曹雪芹系曹頫之子、断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且不说证据是否薄弱，仅据《红楼梦》里贾政系员外郎身份且也是贾母次子的身份与曹頫“相合”的类比，就做出“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的结论，这种直线型思维方式，说明胡适的《红楼梦》“自传说”观念多么根深蒂固。
胡适大体确定了《红楼梦》的作者系曹雪芹，在红学史上的贡献应予肯定。
今日的研究者可以据新的文献史料订正其著述中的若干错误论断，但并不影响胡适作为“曹学”首创者的地位，胡适为当代“曹学”的建构打下了基础，但《红楼梦考证》的某些论点仍存在阐释空间，这也恰恰是研究者继续探索《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问题的缘起。
（摘编自赵建忠《“新红学”百年之际对〈红楼梦〉“作者”及“曹学”的反思》）材料二：历史学家顾颉刚不仅首次提出“新红学”“旧红学”两个对应性概念，而且以《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为核心标志，正式宣告了新红学的诞生，并由此划分出新、旧红学两个不同历史阶段。
百年红学史话（五）重估1954年的评红运动
正因为俞平伯的红学思想跟胡适有着继承和发明的关系，所以很快就受到了当时研究者的批判。
第一个向俞氏发难的，是一个叫白盾的人。
白盾的真名叫吴文慧，那个时候他还是宣城中学的一个教员。
那时白盾初读《红楼》，针对俞平伯的“怨而不怒”说，发表了《〈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一文，并在1952年投稿给《人民日报》。
文章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对俞氏的文章进行阶级分析和思想批判。
不过这篇文章过于幼稚，也过于粗糙，用口号代替方法，用喊叫代替学术。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文章解释俞平伯所说：“想竭力避免那些可能排去的偏见私好，至于排不干净的主观色彩，只好请读者原谅了”（见《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底风格》）一句：
俞平伯先生正是这样：他从心里否定自己的“阶级的感觉”——竭力“排去偏见和私好”；但却不可避免地仍是“阶级的感觉器官”——无法“排除干净”。
其实，岂只是“排不干净”而已——从“红楼梦底风格”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偏见和私好，不折不扣地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偏见和私好；封建文人的偏见和私好。
（见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1954年9月~11月）
然而，彼时《人民日报》还没作为统治者打击知识分子的工具，所以拒绝发表此文。
直到蓝翎、李希凡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二文发表，《人民日报》才意识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观的斗争的问题，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同上）并在1954年11月12日于《人民日报》检讨自己并发表此文。
如果仅从学术性和科学性上来说，蓝、李二人的文章并不比白文高明多少。
不过相较于白盾，蓝翎和李希凡无疑更为走运。
因为他们的文章转而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在其《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看门见山：“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文章中间又用不可置疑的口气说道：“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
“三十多年”、“三十余年”，当然是从胡适发表《考证》一文开始算起的。
从上面的两个表述可以看出，毛的这一封信，首先是针对胡适的，俞平伯只是作为一个代言的活靶，申明这一点其实是为了转移批判的方向，把蓝、李、白盾的学术叫嚣彻底转换成打着学术批判的幌子做政治批判；其次，这个批判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个观点，甚至不是针对学术方法的，而是针对思想。
把胡适的思想彻底清除，以达到控制意识形态的目的，实现在中国大陆的思想独裁；其三，这封信宣告了学术是附庸于政治的，即在学术批判中突出政治话语优先权。
——毛的这篇文章原本不长，但每一句话都有深刻探究的必要。
但限于本文的内容和篇幅，我们不作更为详细解读。
在前文，我们曾经谈到，中国思想史上有三次大的思想输入：一是东汉佛教思想传入；二是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思想的介入；三是建国后所谓“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普及。
这三次输入，都在文学研究上有所附会。
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后两者在中国文学上的附会更为广阔，也更具煽动性。
具体到《红楼梦》的研究上，前者产生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后者产生了蓝翎、李希凡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二文。
王氏文章与蓝、李
文章的不同，其实也是两次思想输入的不同。
前一次的思想输入是清末思想者们自己寻得的，而后一次的输入则是向政治借力，是政治统治的附庸。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必然有那样的文章出来。
纵然白盾没有成功，必然有蓝、李的出现；假使蓝、李失败，还会有别人成功。
基于这样的道理，所以二人的文章一出，很容易就成为了政治运动的导火索。
且这场运动无关学术理论，甚至无关政治立场是否与统治者对立（是否是真的“反动”），只是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作派系的划分。
从而在整个的学术社会造成派系的对立，最终达到彻底消灭自由一派知识分子的结果。
所以俞平伯后来不无调侃地说：“我的书写于1922年……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乐齐《休言老去诗情减——俞平伯访问记》）
但当时的运动，俞平伯不过是胡适的代表，一如胡风和冯雪峰是鲁迅的代表一样。
这一点身在海外的胡适看得特别清楚，他屡次写文章、做演讲谈到自己在大陆受到的批判，甚至还专门写过一个研究胡适批判的文章《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可惜文章没能写完，不然今日就留下了一篇最为切身的研究“文革”的论文。
在这场运动里，胡适是最悠然的被批判者，他耐心看完了大陆出版的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并笑称在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人会看完这些批判文章。
笑看风云，冷眼人生，这种气度至今令人钦羡不已。
作为一种伪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建立在虚拟的政治理论之上，也必定是为政治做配套服务的。
（正如宗法制是为封建制作配套服务的，马列理论也是为社会集权制度作配套服务的。
）蓝、李、白等人的错误在于：一、用西方解释东方；二、用政治解释文学。
用西方解释东方，则必然穿凿。
这种跨文化的学术批评只会让学术本身变质；而用政治解释文学，则是将不自觉地（假使我们不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他们的话）将学术问题纳入到政治问题之下，从而学术批判也就会走板成为政治批判和人身攻击。
在当蓝翎和李希凡这两个“小人物”走红，又被领导人利用之后，他们又犯下错误三，即用话语权威（当然是向政治借力做到的）压制学术权威。
1954年的这场批判运动为后来的学术争论开了一个恶头，并且其将学术争论带入盲目求平等、用情绪代替学术之境地，至今仍无法改观。
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要迷信权威，要和专家平等对话。
但这里的平等只能是人格平等，而不能是学术平等。
除非对话者本人也利用了大量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用专业的方式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对话者其实寥寥。
更多批评专家们的，往往是那些不学无术，站在外行批评内行。
用无知产生的无畏公然叫嚣，激怒对方求得辩论。
而一旦辩论不过，就说专家也是人，所得出来的结论不过是一家之言，不可尽信云云。
这就非但是无知，而且是近乎无耻了。
固然专家也是人，但专家是掌握资料读了做了很多科学工作的人，就这一点上来说，专家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也必须得到尊重。
专家的意见固然是一家之言，但并不是一家之言就不合理。
事实上，我们的学术恰恰是通过合理的一家之言而不断推动前进的。
如果看到一家之言就贸然否定，那么学术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
即使按照叫嚣者本人的逻辑，认为自己与专家的人格平等。
那么同样平等的人格，专家们做了多年研究、掌握大量资料得出的结论，叫嚣者只是基于无知、盲目猜测、仅凭煽动进行评论性攻击，两者居然还要平等，凭什么？！
当年的白盾、蓝翎和李希凡就是这样的无知叫嚣者。
蓝翎和李希凡在《关于＜红楼梦
简论＞及其他》中反对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说，认为这是“明显调和了其中尖锐的矛盾，抹煞了每个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容”。
其实“钗黛合一”是脂砚斋批语的暗示（第四十二回庚辰本回前批语），并不是俞平伯的发明。
从这个批判可以看出，蓝李在当时至少没接触过脂本的《石头记》，在关于《红楼梦》的知识有着严重的缺失。
而在白盾的文章中，指出林黛玉之死与薛宝钗出嫁是同日同时，黛玉临终之际一句“宝玉，你好——”，正是对俞平伯“怨而不怒”说的反对。
可见其连八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区别都没弄清，将高鹗续笔等同于曹雪芹的原著对等起来，相较蓝李自然更等而下之。
所以三人对于俞平伯先生的批判是完全的外行对内行的批判，不但要谋求与内行的话语平等，而且还要居高临下，这是完全不符合学术公平的。
但由于当时建国初年的政治环境以及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野心，这样的野蛮行径非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受到鼓励。
此风一开，蔓延到各行各业，不但毁坏了中国之文化，也颠覆了传统之道德。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蓝李三人都是毁灭中华文化的罪人，而最高统治者本人，则是毁灭中华文化的罪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