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V．W．拉坦我们已给出了一个新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投资模型，并用西方与非西方经济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检验。

我们已在理论与实证的基础上论证了技术变迁的方向与速度是对需求的增长率与相应的资源条件的回应，我们还揭示了技术在地区及国家间的转化实质上是对诱致由新知识演化而来的技术变迁的同一自发进程的回应。

技术变迁可以被视为发展进程所内生的，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农业或工业技术的进步可以听任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技术发展沿着“原始的”资源条件或需求的增长所决定的“有效”路径发展。

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不过，我们对新知识被用于改变技术变迁的速度与方向及用于技术变迁的转化方面的了解，比资源被用于制度创新与转化的了解要多得多。

我们已经说明了制度在技术变迁的形成与扩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是技术努力与生产率增长方向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

宾斯旺格已讨论了市场结构对研究资源配置的影响，桑德斯和拉坦已讨论了公共政策，尤其论证了利率的补贴是巴西农业的技术变迁方向发生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德杰维已概括了技术变迁与制度组织之间的动态影响模型。

在本文中，我们将详尽阐述一个制度变迁理论的要素。

在这里，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

然后，我们将考虑市场组织不完善的含义，在这里，经济和政治资源是为了制度创新与制度绩效的增进而交换的。

制度变迁的理论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的分析能力大有提高，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果我们要完全实现对经济发展中技术变迁的作用的理解，我们就必须具备用于分析的知识和能力。

不过，正如找们已注明的，我们现在已开始理解那些能使一个社会在对技术和经济机会或制约作出回应时，形成不断的制度创新力量的进程。

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时机选择摘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适用情况不同，适宜的制度变迁方式能实现较高的变迁效率和较好的变迁效果。

制度变迁进程中须进行方式的转换，因而分析制度变迁的转换时机和条件是问题的关键。

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主要包括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和退出两种情况。

关键词:制度变迁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csandapplytionevolut lution,fea ancarryout ferableevo nstitution institutio softimeand nisthekeypnevolution inginstanc ionandcompsibleinstiupperevolulutioneffeevolutionmnevolutionconditionoart.Transfmodeincludesofinductulsoryinsttutionevoltionefficict，transfoodeisnecesprocess, sofinstitutiormationofesentryandracteristiiveinstituitutionevoutionmodecencyandprermationofisaryduringtheanalysionevolutioinstitutioexitofcompAbstract:Owingtodifferentchaulsoryinst itutionevo lution.K eywords:in stitutione volutionmo de:inducti veinstitut ionevoluti on;compuls oryinstitutionevolut ion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其中制度变迁方式是影响和确定转型效果和效率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处于转型期中国的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以探寻出合理的制度变迁方式，充分发挥制度变迁的效果。

《新制度经济学》第三讲新制度经济学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应该说是一个成份复杂的大学派，这一领域的各种研究分别被贴上诸如产权学派(Property Rights School)、合同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新经济史(New-Economic History)、法与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等各式各样的标签。

还涉及到以布坎南(J.M.Buchanan)和奥尔森(M. Olso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阿罗(K.J.Arrow)为领袖的信息经济学、以斯蒂格勒(G.J.Stigler)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等等。

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独树一帜，观点与方法常常大相径庭。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运用正统经济学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去发现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重点：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人类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二、为什么叫“新制度经济学”1、旧制度主义经济学1）以凡勃仑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

强调：A）用本能（生产制度的技术本能，财产制度的获取本能）心理来解释人类行为（而不是功利主义）；B）用进化论哲学说明制度变迁（而不是博弈论）；C）主张国家干预2）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

主张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制度。

提出“交易”是基本分析单位。

2、后制度主义经济学（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主张：A）社会学的分析方法；B）强调非市场力量，重视道德与伦理因素；C）重视价值判断，忽视实证分析；D）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政府干预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与核心范畴2.1 特点●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将制度作为经济变量，是内生变量●遵循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竞争条件下的自利会引致利他）●在传统经济学的三大基石（禀赋、技术、偏好）的基础上引入第四大基石——制度2.2 核心范畴：交易与交易费用“交易”与“生产”相对应。

比较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区别——结合中国、俄罗斯原有改革实际制度变迁是个演讲的过程，是通过复杂规则、标准和实施的边际成本调整实现的。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变迁的来源是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偏好的变化。

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某些传统，又超越了正统经济理论的限制。

通过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以及制度装置等几个关键的要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家为了更好的分析制度变迁的经济现象，建立了许多制度变迁的模型。

若从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考察，制度变迁的模型可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再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

具有改革主体来自于基层、程序为自下而上、带有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性质、在改革成本的分摊上向后推移、在改革的顺序上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和从外围向核心突破相结合、改革路径是渐进式等特点。

它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

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在追求租金（利益）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和法令引入并实施的。

具有政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程序是自上而下、带有激进性质及存量革命性质的特点。

为了对两者进行更明晰的比较，将结合中国、俄罗斯的原有改革实际进行分析。

1992年，俄罗斯选择了“私有化”的道路，受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这种私有化没有采取“渐进式”的方法。

相反，当时的领导者接受了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建议采取了所谓的“休克疗法”，妄图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变革。

从而变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然而事实却证明，这种激进式的改革方案不但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甚至还激化了原有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把俄罗斯人民拖入了苦难的深渊。

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以推行“休克疗法”著称的激进改革派及其支持者一度趋于沉寂。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导言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信息、产权、交易费用、诱致性创新、家庭生产、公共选择以及国家理论等领域内所取得的进展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功能，以及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机制。

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表明：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

文中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给予特别的注意。

对制度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之一。

与此相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西方经济的制度视若当然。

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息和无摩擦交易一般均被当作暗含的假设。

再加上对生产和效用函数特征——即所谓“古典环境”所作的假设，福利经济学上两个有名的最优定理在市场经济中似乎就有可能实现了：首先，如果存在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就会是帕累托最优；其次，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特定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市场和适当的要素所有制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被缩减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词（参考书目71），除市场之外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市场能更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的干预也只有在“古典”环境因受侵犯而导致市场失灵时才被允许施行。

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也存在着与市场并列的不同制度。

大型现代科层制企业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调生产和配置资源的制度，与市场发生竞争。

已经有人指出，现代科层制企业的发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发明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扩张垄断权的欲望（参考书目70）。

政府也远不是那种其功能只限于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产权的“最小国家”。

制度市场中不同的制度之间会发生竞争。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显然，特定的制度确实至关重要，它们动不动就变化，而且事实上也正在变化着，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变迁作出社会选择。

”（参考书目60，第1114页）传统经济学将现行的市场制度当作既定不变的假设条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在对付多种经济问题时的可用性。

V．W．拉坦我们已给出了一个新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投资模型，并用西方与非西方经济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检验。

我们已在理论与实证的基础上论证了技术变迁的方向与速度是对需求的增长率与相应的资源条件的回应，我们还揭示了技术在地区及国家间的转化实质上是对诱致由新知识演化而来的技术变迁的同一自发进程的回应。

技术变迁可以被视为发展进程所内生的，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农业或工业技术的进步可以听任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技术发展沿着“原始的”资源条件或需求的增长所决定的“有效”路径发展。

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不过，我们对新知识被用于改变技术变迁的速度与方向及用于技术变迁的转化方面的了解，比资源被用于制度创新与转化的了解要多得多。

我们已经说明了制度在技术变迁的形成与扩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是技术努力与生产率增长方向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

宾斯旺格已讨论了市场结构对研究资源配置的影响，桑德斯和拉坦已讨论了公共政策，尤其论证了利率的补贴是巴西农业的技术变迁方向发生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德杰维已概括了技术变迁与制度组织之间的动态影响模型。

在本文中，我们将详尽阐述一个制度变迁理论的要素。

在这里，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

然后，我们将考虑市场组织不完善的含义，在这里，经济和政治资源是为了制度创新与制度绩效的增进而交换的。

制度变迁的理论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的分析能力大有提高，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果我们要完全实现对经济发展中技术变迁的作用的理解，我们就必须具备用于分析的知识和能力。

不过，正如找们已注明的，我们现在已开始理解那些能使一个社会在对技术和经济机会或制约作出回应时，形成不断的制度创新力量的进程。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理论评析【摘要】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究竟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

本文认为，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首先要动态地、辩证地看待二者关系，其次要充分重视制度创新在技术创新中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1912年，著名经济学家约色夫·熊彼特在其德文版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

按照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的定义，所谓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这种新组合包括的内容有：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的市场；开辟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工业新组织。

战后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和产权理论的兴起，给创新理论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一是技术创新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得到了深入研究，综合成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Technical Innovation）经济学。

二是，道·诺思等人把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到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形成制度创新（Institution Innovation）经济学。

从此，创新研究沿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两条轨迹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二者孰重孰轻的争论。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理论综述1、技术创新决定论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以凡勃仑与阿里斯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认为，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而不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即主张“技术决定论”。

凡勃仑的“技术决定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

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技术）的变化而变化。

二是物质环境（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技术）。

13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导言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信息、产权、交易费用、诱致性创新、家庭生产、公共选择以及国家理论等领域内所取得的进展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功能，以及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机制。

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表明：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

文中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给予特别的注意。

对制度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之一。

与此相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西方经济的制度视若当然。

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息和无摩擦交易一般均被当作暗含的假设。

再加上对生产和效用函数特征——即所谓“古典环境”所作的假设，福利经济学上两个有名的最优定理在市场经济中似乎就有可能实现了：首先，如果存在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就会是帕累托最优；其次，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特定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市场和适当的要素所有制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被缩减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词（参考书目71），除市场之外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市场能更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的干预也只有在“古典”环境因受侵犯而导致市场失灵时才被允许施行。

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也存在着与市场并列的不同制度。

大型现代科层制企业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调生产和配置资源的制度，与市场发生竞争。

已经有人指出，现代科层制企业的发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发明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扩张垄断权的欲望（参考书目70）。

政府也远不是那种其功能只限于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产权的“最小国家”。

制度市场中不同的制度之间会发生竞争。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显然，特定的制度确实至关重要，它们动不动就变化，而且事实上也正在变化着，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变迁作出社会选择。

”（参考书目60，第1114页）传统经济学将现行的市场制度当作既定不变的假设条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在对付多种经济问题时的可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