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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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策略有哪些翻译策略是翻译教材和翻译教学中必须研究探讨的内容。
通过研究翻译策略的构成,分析并归纳现有的翻译策略,根据历史积淀、理论渊源和实践指向,研究专家将翻译策略分为三类,即:直译与意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
翻译策略是指翻译过程中的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
翻译策略是一个舶来词,我国译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引进的。
1.直译与意译一直以来,直译与意译都是翻译讨论的中心话题。
在我国直译、意译和音译古已有之。
直译与意译之争和关于音译的讨论贯穿于中外翻译史。
现在主张直译的人一般也不完全以逐词对译或照搬原文结构。
直译可允许改动词序、改变词类在通顺达意的原则下照顾到原文的结构形式。
巴尔胡达罗夫认为逐词翻译的直译,是“层次偏低的翻译”而只有“必要的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才能“传达不变内容并遵循译语的规范”。
“层次”是指作为翻译单位的语言等级体系中词、词组、句子之类的层次。
卡特福德认为,直译是介于意译和逐字翻译之间的一种译法。
“它可能始于逐字翻译但为恪守译文的语法规则而有所变化(如补充额外的词语、变换任何一‘级’的结构等)并过渡到以意群或句子成分为单位进行翻译。
”直译的优点是:在吸收外来有益的新因素、在反映异国客观存在的事物和情调上比意译更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
但在表达形式上无须另辟蹊径即可达到忠实于原文内容的时候译者自然采用直译。
直译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常见用于以下领域的翻译:(1)用于翻译科技资料;(2)用于外语教学,让学生了解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3)也用于文学翻译,Nabokov 是文学翻译中直译的高手,在他看来,“只有直译才是真正的翻译”。
到了十九世纪初,很多作家倾向于意译,即译其神韵而不是译字母;译意义而不是译词汇;译信息而不是译形式;译事实而不是译方式。
意译法有以下特点:(1)以目的语为导向;(2)用规范的目的语语言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3)注重译文的自然流畅,不一定保留原文的结构及修辞手段。
从功能对等视角剖析林纾的翻译策略林纾是一位以汉英双向翻译为主的资深翻译家,他的翻译以精准、通顺著称。
他的翻译技巧主要体现在策略的运用上,他根据不同的翻译任务使用不同的策略,以实现“源语言与目标语言功能等价”的翻译原则。
本文将从功能对等视角来剖析林纾的翻译策略。
一、语境化翻译策略语境化翻译策略是林纾运用频率最高的策略之一,他通过对源语文本的上下文进行理解,从而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以达到目标语言的功能等价。
例如在翻译英文中的复杂句式时,林纾往往会把一个长句子拆成两个或多个简单句子,以方便读者理解、修辞通顺。
这一翻译策略符合中文的习惯思维方式,能够增强翻译文本的可读性,实现源语与目标语的功能对等。
二、意象翻译策略意象翻译策略是林纾运用比较频繁的翻译策略之一,这种翻译策略是指保留源语言中的图像、形象,以便于读者更好的理解、理解和欣赏翻译文本。
例如,当翻译一些具有文学性的诗歌、小说、诗歌等作品时,林纾往往会选用意像翻译策略,把具体事物用形象的方式给予目标语言中,这样能够增强读者的感受性,提高翻译文本的文学价值。
语用翻译策略是林纾在翻译商务、政治、法律等语言时常用的策略之一,这种翻译策略要求译者注意言语交际中的情境、知识、礼仪、人际关系等因素,把这些因素融入到翻译文本中,从而达到源语与目标语功能对等的目的。
例如,当翻译商业谈判协议的时候,林纾会注重源语文本中的礼仪用语、婉转的表达、增强语言交际的准确度和可靠性,保留原文中的语用特点和习惯的用法,提高翻译文本的可信度,实现源语与目标语的功能对等。
文化翻译策略是林纾在翻译文化、历史等方向时运用的策略,这种策略要求译者具备丰富的背景知识、文化素养和广博的学科知识,把源语文本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等信息转化为目标语言,从而使读者能够真正地体验到源语文本中的魅力。
例如,当翻译一部历史小说时,林纾会注重细节和历史背景的描写,用目标语言准确地表达原文中的历史细节、人物性格和情感,让读者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原文中的文化营养和思想意义,实现源语与目标语的功能对等。
语用学中的会话含义和翻译策略摘要:“会话含义”是美国哲学家格莱斯提出的。
与之相关的合作原则可以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即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
但是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总是遵循这四条准则,其实也就是因为对合作原则下的这四条准则的违反才产生了“会话含义”。
在翻译时,使用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的理论使译文与原文在语用效果上达到等值。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语言的社会团体有着不同的会话交谈规则,文化因素会影响到会话含义的理解,所以译者要从语用效果方面来考虑何时用直译何时用意译,再综合运用增译,减译等翻译策略。
关键词:会话含义翻译策略跨文化因素直译意译一、会话含义的提出语用学是语言学各分支中一个以语言意义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领域,在众多的语用学定义中,有两个概念是十分基本的,一个是意义,另一个是语境,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学问,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
《语用学概论》何自然。
语用学的概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提出的,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语用学开始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美国哲学家格莱斯系统地说明了会话的含义,为了使会话顺利地进行提出了合作原则的理论以便谈话时能够互相理解和配合。
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提出后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提出了礼貌原则对合作原则做了些补充。
合作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原则,系统地阐述了语言的使用,为后来语用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交际是人类生活中一种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人们都需要相互接触,都离不开交际。
与朋友交流近况,与同事谈论工作这些都是交际行为。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首先把人们的交际行为系统的归结为规律。
他在1967年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会话含义的理论。
对语用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为,他第一次系统全面的揭示了人类言语交际活动的内在规律。
合作原则在提出以来,在言语交际的研究领域中有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语⽤顺应论视⾓下的选择与翻译2019-06-21⼀、引⾔1999年维什尔伦(Verschueren)在他的新作《语⽤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提出了“顺应论”,在⼀个全新的平台上去理解和解释语⽤学。
按Verschueren的观点,语⾔的使⽤,归根结底是“⼀个不断选择语⾔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内部还是语⾔外部的原因”。
语⾔的选择和语⾔的顺应是分不开的,两者是辨证统⼀的关系。
语⾔的选择是⼿段,⽽语⾔的顺应是⽬的和结果。
语⾔使⽤者之所以能够在语⾔使⽤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具有以下三个特性:变异性、商讨性、顺应性。
语⾔的变异性指语⾔具有⼀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是在⾼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指语⾔能够让其使⽤者从可供选择的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满⾜交际的需要。
语⾔的变异性和商讨性是语⾔顺应性的基础。
⼈们能够正确使⽤语⾔就是基于语⾔的这三个特性。
语⾔具有变异性使得语⾔选择有了可能,商讨性则保证了语⾔选择不是机械地严格按照规则,或固定地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是在⾼度灵活的语⽤原则和语⽤策略的基础上来完成,顺应性使得语⾔选择具有灵活性,满⾜了交际的需要。
⼆、顺应论视⾓下的选择与翻译Verschueren的语⽤观认为,语⾔的选择具有很多的特点:(1)选择发⽣在语⾔结构的任何⼀个层⾯,从语⾳语调到语法结构的选择,从语码到语篇的选择等。
(2)语⾔使⽤者做出的选择不仅包括语⾔形式的选择,还包括语⾔策略的选择,⽽且选⽤语⾔策略时所表现的风格或语体也会在⼀定程度上影响语⾔形式的选择。
(3)语⾔使⽤者所做出的选择是在意识的不同程度下做出的。
(4)选择发⽣在语⾔产⽣和语⾔理解两个⽅⾯,也就是说,在具体的⾔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都要做出选择。
(5)语⾔使⽤者没有权利在选择与不选择之间做出抉择,因为语⾔使⽤者⼀旦进⼊语⾔使⽤过程,也就只能选择⼼⽬中最合适的和最需要的来进⾏交际。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翻译一、引言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语用科学的研究发展迅速,学派纷起,新论迭出,这些新的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翻译领域,对翻译这一活动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审视,使翻译理论研究也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最近形成的语用翻译观便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语用翻译观的提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对翻译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语用学与翻译随着社会的广泛发展和人际交往的日益加深,语用学与翻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译者若想翻译出使人赞服的文章,真正体现出原作的思想和意图,只停留在作者表面的言语上去实现翻译的理解和表达已经远远不够。
可以说,缺乏语用知识的翻译是失败的翻译,至少是不完美的翻译。
所以,译者一定要走出文字表面,渗入到原作的字里行间,借助于各方面的语用知识来完成原文向译文的等效转换。
1.语用学及其语用功能。
何自然在《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中指出“语用学是理解语言、使用语言的学问”。
可见,交谈者要达到真正的理解,必须明白对方隐含的交际意图,这主要靠语言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及习惯来体现。
2.翻译及其理解过程。
翻译同样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通常翻译的过程包括理解、转换、表达三个部分,而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这一活动中最关键、最基础的一步。
语用知识可以帮助翻译者透彻理解原文,为翻译的转换和表达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用译入语再现原文仍然需要靠语用知识。
文学作品的潜在接受者通常是本民族的读者,作家在写作时并没有考虑到文化接受者的语用背景,因此,最容易因缺乏语用知识而导致译者的误解与误译。
3.在翻译中传达语用意义的重要性。
早在20世纪70 年代,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就注意到语用学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并把它运用于翻译研究。
他在《语言与翻译》(1975)中提出了语用意义的传达问题,并把“语用意义”分为四种类型:1)词的修辞特征;2)词的语域;3)词的感情色彩;4)交际功能任务。
巴氏指出:“在对比不同语言的词汇单位时,语用意义的差异比所指意义的差异更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