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温情的底层书写———评葛亮《阿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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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阿霞》原文、翻译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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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与《阿霞》的爱情悲剧之比较作者:孙振波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0年第09期摘要:沈从文的《边城》与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屠格涅夫笔下的《阿霞》,都描绘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然结局之悲,令千万读者叹息!本文主要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这两部爱情悲剧加以分析,以期引起读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二者,并引起读者对“美”的幻灭和“爱”的迷失的深沉思考。
关键词:《边城》;《阿霞》;爱情悲剧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019-01创作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
小说以湘西的边民风情为基调,以茶洞山城和渡口为背景,描述了与老船公爷爷相依为命的翠翠和团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之间的一段凄美的、牧歌式的爱情故事。
沈从文曾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真挚而悲剧的爱情是会引起人们思考并激起同情之情的。
《阿霞》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
作为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我”与阿霞一见钟情,然而这瞬间来临的爱情却没有坚持到永久,终以悲剧结尾。
《边城》与《阿霞》的结局都是凄凉的。
《边城》中最后天保身亡,傩送离乡,爷爷在雨夜死去,翠翠孤独一人守候着迷一样的爱情。
而《阿霞》的结局也同样的凄凉。
阿霞留下了一张纸条悄然离去,而“我”寻找不到阿霞后,只得孑然一身度过寂寞的岁月。
一、“背景”之凄沈从文与屠格涅夫都擅长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并能够将人物刻画融为一体。
沈从文在谈自己的创作时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处,有独到处。
我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
”人在特定的生活背景中成长,会得到背景的感染与熏陶。
湖北省武汉市部分重点中学2022-2023学年高二下学期期中联考语文试题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贾谊和司马迁是汉朝初年较早对屈原作出评价的人。
二人距离屈原时代未远,知识结构依然丰富多元,在面对屈原时相较而言没有时代的隔膜和文化的疏远,因此更能以一种公允的态度审视屈原其人。
贾谊为贬谪之士,司马迁为刑余之人,他们身上都背负了巨大的政治失意和精神痛楚,遭际的相似也使得他们能够对屈原抱有理解和同情。
司马迁在著述时对屈原的高尚节操和文学才华毫不吝惜赞美之言,同时,他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屈骚中的怨诽色彩:“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可以看出,在政治上实现“大一统”而思想文化尚存战国风气的背景下,汉初士人依然能够直面人性的真实,对君父观念的推崇也未能压制失意士人回归自我内心的观照,即不平则鸣的士不遇情结。
在司马迁的观念里,身遭诋毁,报国无门,怨是在这种客观环境中自然产生的情绪,光明坦荡,或者至少是可以包容理解的。
但这种窘迫境遇下对于君主的怨,并不局限于针对一人的怨毒,更多的应该是对于时命的无力感,还有对于文人身份及其价值体认上的无措。
在贾谊、司马迁等人高扬屈原伟大人格之后,汉代对屈原的态度进入了由肯定到否定的阶段。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扬雄和班固。
其时距离屈原所在的年代渐远,他们对于屈原的认识不免囿于时代和自身的限制,从中可以看出儒门独尊的时代里文人风气的转变。
面对专制制度的高压,他们已经能够更加平和驯顺地接受规训,不再像司马迁和贾谊那样抑郁悲愤。
扬雄和班固对于屈原共同的责难便是他的固执一死以及文章中怨愤情绪的流露。
屈骚精神中直白表露怨诽情绪、坦陈自我意志的部分与汉代自觉工具化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
在经学为学术主流的情况下,屈原作品的命运只有湮灭和妥协两途。
「小说精读」葛亮:《瓦猫》编者寄语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一些小说创作以历史真人为原型,进行艺术虚构,形成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艺术形式。
2018年全国高考语文卷中小说《赵一曼女士》,就采用了历史与现实交织穿插的写作手法。
这种手法的巧妙利用,既能表现当代人对赵一曼女士的尊敬之情,又能表现赵一曼精神在当下的时代意义,使主题内蕴更深刻;还可以拉开时间距离,更加全面地认识英雄,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同时,灵活使用文献档案,与小说叙述相互印证,使艺术描写更真实。
每一次阅读经典,都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小说《瓦猫》同样采用了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写作手法。
研读文本,让我们认真体会。
文本研读(注:>>>处为文章精析)瓦猫葛亮①宁怀远从蒙自刚来到昆明时,在翠湖边上看到一株梨花。
很大,风吹过来,就落了一地,好像雪一样。
后来,他无数次对荣瑞红说起这株梨花树。
荣瑞红说,我们龙泉镇①,什么花都有,就是没有梨花。
>>>小说开头描写了翠湖边的梨花,后面在“蓝花楹开得正盛”的季节展开故事,营造了一种宁静幽美的意境,增添了小说的美感。
荣瑞红“就是没有梨花”的遗憾,引出关于瓦猫的回忆。
②后来,宁怀远在滇池边上,听一个拉胡琴的唱,“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
”他又想起这株梨花,想起满天飞的白,却怎么也记不起树的样子了。
(宁怀远由唱词联想,增加作品的诗意美,同时引出荣瑞红的回忆,为瓦猫的出现营造美丽的氛围。
)③荣瑞红倒记得清清楚楚。
那年夏天,蓝花楹开得正盛。
(写花儿盛开季节。
照应第一段内容,给小说增加意境美。
)黄昏时候,村里头来了一个人,敲开他们家的门。
荣瑞红应了门,见是高个儿中年人,穿着青布衫子。
蜡黄脸,满脸胡须。
这人操官话,有两湖口音,口气温和,问荣瑞红家里头有没有要出租的屋子。
荣瑞红就喊她爷爷。
荣昌德老汉走出来,敲着烟袋锅,眯眼看来人胳膊底下夹着两本书,就问,先生,你是昆明城里来的教授吧?(爷爷目光敏锐,经验丰富,猜测来着的身份,暗示时代背景。
简论《阿霞》的爱情悲剧
郞业成
【期刊名称】《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1986(000)002
【摘要】<正> 《阿霞》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一部中篇杰作。
迄今为止,《阿霞》和屠格涅夫的其它许多中篇,远没有象其长篇那样,引起评论界的充分的足够的重视。
一般认为,屠格涅夫的中篇,没有象其长篇那样恢宏大度地去反映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并揭示出许多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多是对自然、艺术、爱情、死亡等题材的描写,因此,他的中篇不如他的
【总页数】2页(P47-48)
【作者】郞业成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相关文献】
1.文化错位的爱情悲剧——《金粉世家》中冷清秋与金燕西爱情悲剧的文化内涵[J], 韩立群
2.恓惶的爱情,迷幻的弥塞亚--屠格涅夫小说《阿霞》解读 [J], 侯灵战
3.自私的爱情悲剧的恶果——浅谈《雷雨》中周氏父子的爱情悲剧 [J], 尹丽
4.周朴园与梅侍萍的爱情悲剧简论 [J], 顾龙标
5.擦肩而过的幸福——论《阿霞》中悲剧爱情产生的原因 [J], 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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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届高考小说人物形象解读与巩固性训练考点:1. 葛亮《书匠(节选)》2. 黎衍俊《木瓜树的主人(节选)》3. 徐怀中《写标语》4. 白龙涛《深造》5. 梁晓声《孩儿面》【考点研究】一、分析人物形象的角度首先应结合着文中叙述性的语句,从身份、地位、修养、气质等总体上把握小说人物形象特点,然后根据小说中描写这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的语句以及作者的议论或者作者借作品中其他人物对他的评价的语句直接提取或概括即可。
首先,借助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
本题可以抓住人物的言行、举止来分析人物形象,还可从情节的发展中把握人物形象,因为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显现出人物灵魂深处的东西来,离开了情节,就不知道人物怎样做事,也就无法分析人物性格特征。
要了解人物性格,必须透过情节中发生的事情这种外在现象去剖析现象背后的本质。
故事情节或是发展了人物性格,或是表现了人物性格。
其次,分析矛盾冲突,把握人物性格特征。
矛盾冲突是构成情节的基础,是展示人物性格的手段。
优秀的小说,总是充分地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的矛盾和斗争,在典型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般说来,矛盾冲突展开得越充分,人物性格也就越鲜明。
还可以借助描写方法、环境描写分析人物形象(分析环境描写,探究形成人物命运和性格的社会原因、人物间的关系、作者倾向等分析人物形象。
二、分析人物的方法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典型性格。
典型人物的典型性如何体现呢?这就需要注意人物的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是指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那一类人的共同性格。
其次,借助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
本文中,主要围绕“顶子杀人”这一事件展开,老人的性格特点也就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展示。
情节是小说中用以表现主题或人物性格的一系列有组织的生活事件。
我们需要从情节的发展中把握人物形象,因为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显现出人物灵魂深处的东西来,离开了情节,就不知道人物怎样做事,也就无法分析人物性格特征。
70读《阿霞》有感——是谁扼杀了你们的爱情李盼盼 辽宁大学摘要:屠格涅夫先生的著作《阿霞》将普通的男女之情,通过细腻的心里描写,微妙的情景烘托,以及恰到好处的欲言又止的断字1对话,塑造了3个有血有肉,带有典型俄罗斯气质的主人公,进而表现出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未来和走向的担忧。
关键词:社会阶级;心理;时代产物以一颗少女之心去解读《阿霞》是否太过浅薄,但是在恢弘的社会背景之下,一颗颗真实跳动的鲜活心脏才是活生生现实中触手可及的真相。
屠格涅夫先生因其长篇小说《贵族之家》,《罗亭》等蜚声海外,确实是大家之作,但更甚爱《阿霞》。
在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男女之情,通过细腻的心里描写,微妙的情景烘托,以及恰到好处的欲言又止的断字1对话,塑造了3个有血有肉,带有典型俄罗斯气质的主人公,进而表现出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未来和走向的担忧。
阿霞是当时俄国农奴和贵族,两个阶级的产物。
她像是一颗来自猫眼石堆,但由于没有铭牌无法走进高贵博物馆的蓝宝石。
阿霞是哈金父亲与其母亲过去的侍女塔季雅娜的女儿。
阿霞从小就知道自己名不符实的地位,她想让全世界忘却她的出身,她既为自己的母亲感到羞愧,又为自己的羞愧感到可耻,又为母亲感到骄傲。
她在过去和现在知道了许多在她这个年纪本不该知道的事情。
青春的活力在她身上汹涌澎湃起来,热血沸腾之际,而近旁却没有一只手去指引她。
这个非正常开始的生命,注定一生不平坦。
她像只受惊的小鹿。
阿霞从小缺少女人的照料,先是母亲去世,九岁父亲离世,再后来跟随哥哥一起生活,从小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她不信任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
她不会待人处事,愿意卖弄,那都是因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莫名的压抑经常的压着她。
她自尊心极强,但那是在极度的掩饰她的那种刻在骨子里流在血液的自卑呀。
她那没有经验的自尊心,不安的纠结着,挣扎着,但她整个身心都向往着真实。
她是个内心住着一个小‘野兽’的姑娘。
阿霞曾对恩先生说:她要走的远远的,不论去哪里,去祈祷,去做艰难的事情,否则日子一天天过去,生命终要消逝。
苦难、颓废与异化——葛亮《朱雀》中的底层书写作者:徐国庆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6期摘要:葛亮在《朱雀》中以“外来人”视角,通过南京百年的沧桑历史与人事变迁,展现了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
本文从苦难、颓废与异化三个方面解读葛亮对于故乡南京的底层书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感知南京底层社会的百年变化,在日常和想象的融合中体味《朱雀》底层书写的复杂情感。
关键词:苦难颓废异化底层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以“杂取种种,合为一个”的方式展现了蒙昧落后的旧中国底层人民的形象;老舍在大时代背景下体会底层疾苦,再现老北京人的艰难生存;莫言以魔幻现实的手法表现了高密东北乡的方方面面。
进入新时期后,伴随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学的开放性越发显著,作家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下重新以真诚的文学姿态向世人展现真实的底层生活。
葛亮在其长篇处女作《朱雀》中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用“外来人”的视角展现了古都南京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和大环境下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
《朱雀》中的底层书写再现了人与城的苦难、颓废与异化。
一、苦难:三代女性的情感悲剧葛亮用一件朱雀挂饰串联了叶氏一门三代女性的情感悲剧,悲情背后既有看得见的沧桑,又有看不见的隐忍。
叶毓芝生存于家国危难的战争年代,当她初见日本商人芥川时便爱上了他,这种爱意的萌生便为后来其个人命运与情感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芥川是叶毓芝父亲叶楚生的徒弟,在叶家的“齐仁堂”学习药品经营。
风度翩翩的他本该有许多中国女子愿意以身相许,却因为日本人的身份导致许多人避而远之。
叶毓芝在好友赵海纳进步思想的感染下走向了家与国的对立面。
叶毓芝不顾父亲和世人的眼光与芥川产生情愫,并怀上了众人声讨的“孽债”——芥川的孩子。
叶毓芝在家国面前,只身为爱,勇敢前行。
南京大屠杀的暴虐行径让无辜的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叶毓芝被日本军人侮辱之后坚韧地生下她与芥川的爱情结晶。
这份坚忍来自叶毓芝内心迸发出的爱情火焰。
在家国危难和生死屈辱的艰难环境中,叶毓芝选择为爱赴汤蹈火。
75南腔北调物象·世情·历史——论葛亮小说《飞发》的三重“风景”文/刘蔚在小说家笔下,小说文本的建构过程就是其创作世界的“风景”的展开过程。
这里所言的“风景”自然不是自然之景,而是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风景”概念,柄谷行人将这一概念视作一个“认识性装置”,他认为:“我所谓的‘风景’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通过还原其背后的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而被发现的风景。
”[1]“风景”作为一种视觉体验,同样也是一种把视觉、感受、文化综合起来的整体性体验与一个充满感染力的世界。
现实世界是物象、世情以及历史的集合,这也构成作家建构文学作品的三重“风景”。
继“南北书”《朱雀》《北鸢》之后,葛亮近年推出的“匠人”系列中,《飞发》正是一部以“物”的流离与传承为传统行业的手工业者作传,表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持守与新变的匠人精神的作品。
《飞发》将对粤港风物的描摹和世态人情的讲述放置于香港近百年的时代风潮中,在小说文本中,葛亮正是依托这三重“风景”完成了带有人文精神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小说中的这三重“风景”相互关联、彼此交织,进而呈现出“物—人—历史”同构的完整图景。
一、物象:建构人与史的切片小说《飞发》以叙述者“我”的视角切入,“我”作为香港文化的外来者与见证者,以流动的体验来感知城市的肌理。
故事的开端,就是“我”收到一张甲骨拓片,便想起研究古文字的博士师兄翟健然,想请他帮忙识别,却在机缘巧合之下发现翟师兄的“乐群理发”。
由此,葛亮找到的介入香港城市空间的特殊路径,便是从“飞发”这一感官体验再现场景化的香港图景。
“飞发”是小说最核心的叙事装置,不仅作为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也进而容纳人物的命运,逐渐放大到整个开放的香港历史的呈现,成为凝结一种现实主义美学的记忆所在。
正如葛亮所言:“因‘物’的发言,空间有了与时间合作、形构为新的历史观的可能。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换言之,‘物’通过厘定‘人’的标准,进而提前参与对历史走向的预设。
评葛亮的《不见》作者:曹霞来源:《文学教育》 2015年第11期曹霞葛亮的小说近年来颇引人注目,一方面是他具有家学渊缘、游走于大陆与香港之间的“混杂”身份,另一方面是他创作中超出其年龄的沉实、冷静、复杂和历史感,如《朱雀》《七声》《谜鸦》等。
在近期发表的《不见》中,葛亮再次展现了他成熟的小说技艺。
在细密结实、明暗相嵌的叙述中,作者将对于“人心”的打量和揣摩渐次推进,直到我们在“不见”中“见”到了那深渊般可怖的欲望、罪恶与复仇。
杜雨洁生在高知家庭,高考落败后,由父母出面安排到了图书馆。
寡淡的工作,寡淡的生活,再加上十年前失败的恋爱,使她不知不觉中成为“剩女”。
一次偶然,她为一个音乐家庭教师、中年离异男人聂传庆解了围,帮助他提供学生信息,两人由此相识,并开始有了交往,这是叙事的主线或说是明线。
看起来,葛亮写的是当下城市中的日常故事——“大龄剩女恋爱成功记”。
他借助于对知识分子生活的熟稔和对音乐的铺陈,展现出一幅幅颇具艺术趣味的画面:杜雨洁的父亲将“∑”这个符号用得“自如而入世”,母亲喜欢程派,《锁麟囊》、《状元媒》与绿豆汤、海带丝共同构成了家里的日常场景;聂传庆和杜雨洁约会时请小提琴手演奏《勃兰登堡协奏曲一号》,初步赢得芳心……如此种种,略略逸出庸常生活,又带着平安和甜蜜的味道。
然而,一丝紧张不安的黑色气息还是泄漏了出来,就在杜雨洁顺利走在“脱光”的路上时,小说借助于电视新闻、杜母的评价等提供了副市长女儿失踪的信息。
小说还巧妙地埋下了一些意味深长的伏笔,比如聂传庆在床上并不那么木讷,比如杜雨洁在超市看到他买卫生巾,这都使小说开始弥漫着“危险”的信号。
故事的转折从杜雨洁跟踪聂传庆开始。
在读者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大龄剩女由于怀疑自己的恋爱对象别有怀抱而展开的“正常”举动。
葛亮像一个高明而不动声色的摄影师,跟随她的脚步来到聂传庆生活的城中村,这里藏污纳垢,鱼龙混杂。
如果说杜雨洁是城市的“明”面,那么,聂传庆则是“暗”面,在他低微的社会身份之下隐藏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深重黑暗和狂乱涌动的“风暴”。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Kaife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 Art 2021年1月20日Jan.20 2021第41卷 第1期Vo1.41 No.1doi:10.3969/j.issn.2096-7853.2021.01.017葛亮小说的底层书写与叙事艺术研究赵佳佳(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摘 要:底层书写是葛亮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
“温情书写”是葛亮的一大特色,叙事技巧的运用渗透着作者独具匠心的考量。
儿童成长视角的切入显示出作者平等而真诚的创作姿态;“再现”和“讲述”的叙述模式,体现出作者的深情与矜持,同时也营造出若即若离的艺术美感;复合而舒缓的叙事时间,使叙事节奏缓慢绵长、温情动人。
关键词:葛亮;底层书写;叙事艺术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853(2021)01-0042-0221世纪初期,底层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作家开始扎堆书写底层,虽然有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迟子建等名家的加入,但总体成就并不高。
有论者指出,底层书写“不能仅仅为了满足人文关怀的需要,而应该在一种平等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对于底层人性的思考,对底层生活状态进行政治的、伦理的剖析”[1],揭示一个美丑并现的真实的底层。
而如何揭示,对于技巧的拿捏就显得极为关键。
葛亮是近年来华语文坛颇受注目的新生代作家,创作了较多书写底层的短篇。
他小说中的底层世界以民间为背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他笔下的底层人物,以丰富性与真实性散发着人性光芒,这些便构成葛亮的“温情底层”。
他曾说:“故事是我写小说的基石。
没有故事,我就基本上不想写小说了。
要讲好一个故事,这就是我基本的小说理念。
”[2]由此可见,葛亮非常重视小说的叙事,深入文本内部,会发现葛亮的创作的确有着独具匠心的考量。
一、平等而真诚的叙事聚焦叙事聚焦是指“表现被叙述情境与事件的视角;据此,感知或认知的立场得到表达”[3]。
收稿日期:2020-07-31作者简介:1.谢小萌,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工业大学学术期刊中心副研究员;2.张慎,男,文学博士,大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㊂ 2020年第5期总第278期齐鲁学刊Q I L U J O U R N A LN o .5G e n e r a lN o .278葛亮小说创作与海派文学传统的关联谢小萌1,张慎2(1.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2.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摘 要:葛亮的小说创作中,男女奇情与日常叙事或二水分流,或相互交融,从中可以窥见其与海派小说传统的关联㊂他书写男女情爱的方式㊁对神秘奇情的偏好,深受叶灵凤㊁施蛰存㊁张爱玲等海派作家的影响㊂与张爱玲重视 人生安稳的底子 ㊁王安忆强调 结实的平凡日月 相似,葛亮也重视 生活中砥实和日常的东西 ,肯定被 宏大叙事 所忽视的个体生命和世俗生活的意义㊂葛亮以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相统一的 想象历史的方式 ,将 大历史 个人化㊁民间化㊁日常化,呼应了张爱玲㊁王安忆等海派作家的叙事传统㊂所不同的是,葛亮的小说在人物品评㊁艺术品鉴中寄寓着自己的道德人格理想㊂打捞中国传统文化结晶的精神风骨,是葛亮小说日常叙述的精神内核㊂关键词:葛亮;男女奇情;日常叙事;想象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 (2020)05-0154-07王德威先生曾经指出:葛亮的小说集‘谜鸦“和‘七声“呈现出两种写作风貌,前者是都市怪谈㊁神秘奇情,是 对都会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充满好奇 ;后者是规规矩矩的人生即景,是练达而诚恳地 对现实人生作出有情观察 [1]㊂葛亮自己也曾对这两个作品集作了类似的分疏: ‘谜鸦“里的人物,相对抽象,戏剧性些,虚构的成分也大些㊂后来的‘七声“里的人物大多有原型㊂这个集子大概表达了我在审美取向上的转变,开始更注重生活中砥实和日常的东西㊂ [2]从‘七声“集开始,葛亮的确对世俗人生有了自觉的审美追求㊂然而,他对 戏剧性 都市男女奇情的创作偏好却并未因此而中止,这不仅是指‘浣熊“集中的香港故事大部分延续了‘谜鸦“集的题材与艺术路径,而且还在于:即如‘朱雀“这样立意 为南京城的过去与现在造像 的长篇,也是以叶毓芝与日本人芥川㊁程忆楚与马来西亚侨生陆一纬㊁程囡与泰勒㊁许廷迈㊁雅可等三代女性的情爱传奇为纬㊂特别是程囡与雅可的 虐恋 ,其色调之晦暗不输于‘谜鸦“‘初雪“诸篇㊂‘罐子“更是在小镇街铺日常生活背后,隐伏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冤魂复仇的故事㊂因此,确切地说:男女奇情与日常叙事是葛亮小说的两个重要元素,在他的创作中或二水分流,或相互交融,既呈现了他小说观念㊁人生理解的延续与变更,也可窥见其小说创作与海派小说传统的关联㊂一㊁都市奇情中的孤寂虚无男女情爱是贯穿葛亮小说创作的主题,这也是 海派小说最具特色的主题 [3](P 168)㊂梳理葛亮的小说创作可以见出:以三代女性的情爱传奇为纬的‘朱雀“而外,‘谜鸦“集中的‘谜鸦“‘物质㊃生活“‘初雪“‘37楼的爱情故事“‘私人岛屿“,‘浣熊“集中的‘浣熊“‘猴子“‘龙舟“‘杀鱼“‘街童“‘退潮“‘德律风“‘竹夫人“,以及2015年以来发表的‘不见“‘冬至“等作品,都是以男女情爱为叙事内容㊂在分析海派小说的情爱模式时,吴福辉先生曾指出:有别于传统小451说的 捆绑式婚姻 和 一见钟情式的恋爱 , 海派文学提出的新的两性关系模式,是所谓的 邂逅型男女 [3](P174)㊂葛亮小说中的男女多为萍水相逢式的情爱关系:‘初雪“是他在雪夜里醉倒于洗头房外,被洗头房中操持皮肉生涯的女人搭救,收容了一夜;‘37楼的爱情故事“中的她仅仅因曾给他送过一次咖啡外卖,便在雨夜来到他这里;‘浣熊“是身为卧底警察的他与假借星探之名骗人钱财的她之间的邂逅;‘街童“是女孩儿买牛仔裤时把皮夹遗落在店里,促成了店员林布德与其相识相交;‘德律风“则是一对打工男女借 德律风 (t e l e p h o n e)来相互慰藉,但二人从未谋面;‘不见“中杜雨洁与聂传庆的交往,也 实在是个偶然 ㊂而在‘朱雀“中的三代男女身上,这种萍水相逢更因了南京城的 空间的辐辏力量 具有了国际化特点:与叶毓芝㊁程忆楚㊁程囡发生情爱纠缠的芥川㊁陆一纬㊁泰勒㊁许廷迈㊁雅可等5位男性,都是寄居南京的外国人 这些萍水邂逅的男女之间,很少有纯洁㊁执着的浪漫蒂克式的情感㊂葛亮书写男女情爱的方式,也颇见海派小说的影响㊂例如‘龙舟“中于野撞见父亲与那女人的性爱场景之后的梦境中的意象里,满是乱伦的情欲和对父权的恐惧等潜意识㊂与此相似,‘杀鱼“同样以阿佑两次梦到 鱼 来展现其性意识的萌动与勃发㊂这种弗洛伊德式地剖示人物性意识㊁性心理的写法,可以见出19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的影响㊂此外,张爱玲的小说也给葛亮提供了不少艺术营养㊂这不仅是指在创作策略上 张爱玲是在都市男女中剖视人性的幽微;葛亮也将男女情爱与都市空间作为 人性的实验场 [4],而且是更细密地体现在葛亮的小说叙述中 张爱玲常常通过对月亮㊁屏风等物象的感性描摹来隐喻人物的生命状态;葛亮显然也擅于此道㊂‘朱雀“中写忠叔家的那面镜子: 角上描着鸳鸯戏水㊂一对鸟一只齐整,一只只剩下了半个身子,成了个无头鸳鸯㊂ [5](P57)这显然是对忠叔的破败婚姻的隐喻㊂再如‘朱雀“写程忆楚与陆一纬经历了数十年的人事倥偬之后重逢,他们在动物园里看天鹅:这些天鹅之所以不飞走,是因为 捉它们进来的时候,翅膀里的筋都给抽掉了,飞不起来了 , 白天鹅,扑扇了一下翅膀,姿态仍然优雅㊂这优雅的底下,却是有个破败的底了 [5](P349)㊂这天鹅的意象,也是对他们情爱命运的隐喻㊂‘北鸢“中写言秋凰的手袋: 她手袋上的一粒水钻,已经剥落,拖拉下一个很长的线头㊂于是整个人,似乎也有些黯淡了㊂ [6](P128)这也是借物象的破败来暗示人物落魄的处境㊂此外,葛亮在‘私人岛屿“中对男女交往时欲擒故纵㊁欲迎还拒的心理行为的细腻剖示,又可见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与白流苏交往的影子㊂‘浣熊“中女主人公V i v i a n的弟弟与后父对她肉体的窥视觊觎,‘猴子“中女明星的父亲在夜里掀开她的被子 这种充满乱伦情欲的阴暗家庭氛围,很容易让人想到张爱玲的作品㊂张爱玲式的对物象细节敏锐的感觉性描写,在葛亮的小说中更是俯拾皆是: 照片上的青年男子,穿着簇新的马褂,浆得挺硬的领子,无端使得他的脖子僵硬地引着 [5] (P90);叶楚生 眼神里带了一点狠,这 狠 是没有对象的,作为一个生意人,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5] (P91);程囡的身世与经历 对她而言,日积月累地缠绕胀大成一个茧,硬化为了一只核㊂这核带着锐利的角,腐败的味道被她诞出来 [5](P155)㊂葛亮的小说偏爱情爱故事的传奇性㊂‘37楼的爱情故事“中隐伏的是她父亲在 文革 中打死了老族长唯一儿子的遗腹子,她必须履践母亲当年偿还命债的誓言,给族长过继的长孙生个孩子㊂她之所以在那个雨夜贸然与他开始情爱交往,不过是为腹中的孩子找个 冤大头 罢了㊂‘竹夫人“中江一川知青下乡时的妻子筠姐,默默前来悉心照料身患老年痴呆症的江一川㊂这本是一个暖心的故事,葛亮却不仅有意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叙述结构,先写筠姐悉心照料江一川,俨然超越了保姆的职业身份;又写其子开着豪车送母亲做保姆,令人疑窦丛生㊂然后才揭开谜底,交代了前事㊂小说结尾情节突转:筠姐与江一川的儿子居然与其同父异母的妹妹江若燕成了男女朋友,故事再起波澜,却戛然而止,只见江一川怀里的 竹夫人 滚落在地㊂不论是从小说的叙述方式来看,还是其突转式的情节内容,都可见出葛亮 作意好奇 的叙述用心㊂这种 作意好奇 还常常表现在情爱故事的惨烈结局上㊂‘街童“中的女孩儿宁夏不仅操持皮肉生涯,而且因卖粉失利被灌粉囚禁,林布德为了帮她筹钱还债而出卖器官;‘不见“中与杜雨洁交往的文质彬彬的聂传庆,居然是连连导致551少女失踪的杀人凶手㊂葛亮的小说还有意在男女情爱中加入神秘㊁怪异的因素,以增强故事的传奇效果㊂‘谜鸦“中的男女饲养了一只神秘乌鸦:买回乌鸦后不久,卖鸟的老头便死在了花鸟市场的铺子里㊂男孩深觉这乌鸦的不祥,怀孕的女孩却对其偏执地宠爱,导致二人冲突不断㊂最终胎儿因传染了弓形虫病而胎死腹中,男孩愤怒地将乌鸦杀死㊂女孩失去了胎儿和心爱的乌鸦,提着空空的鸟笼跳楼自杀㊂小说力图以阴森神秘的 谜 鸦,氤氲出人物情绪和人生命运 谜 一样地神秘难解㊂王德威先生认为这些作品,颇类19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如施蛰存的 ‘魔道“一类作品 [1]㊂事实上,葛亮笔下的一些神秘情爱故事,更接近于叶灵凤的小说㊂在海派小说中,叶灵凤以善写神秘异怪的男女奇情而著称㊂叶灵凤的‘落雁“写男子与少女落雁在影院门口邂逅,乘车至少女家中与其父彻夜谈诗,而落雁却趁父亲离开的间隙催促男子逾墙离开,并送他一元钱来乘车,男子后来才发现落雁送她的一元纸币竟然是冥币㊂无独有偶,在葛亮的‘龙舟“中,于野在端午节的傍晚偶遇一位白衣女孩,并在旅馆里再次与其相遇时发生性关系而殒命㊂翌日,警察在瓦砾堆下发现了半年前便已失踪㊁骨殖业已腐烂的女孩尸体,却在这尸体里发现了男子新鲜的体液㊂原来昨夜与于野交合的白衣女孩竟然是殒命多时的女鬼㊂葛亮与叶灵凤的相似,除了这种以‘聊斋志异“的笔调来叙写怪异的男女奇情,还在于其笔下的男女情爱时或弥漫出阴森的病态:叶灵凤‘鸩绿媚“中青年小说家春野与波斯国公主鸩绿媚的骷髅日夜相对㊁同床而眠,葛亮的‘37楼的爱情故事“中的他则是在那女孩儿死后,将其骨粒一粒粒全部吞到了肚里,认为在自己的身体里 装下了她 ㊂总之,葛亮的许多男女奇情故事,不仅在情节内容上 作意好奇 ,远离了日常生活形态,而且在叙述上也有意运用悬念㊁闪回㊁补叙等方法,加入宿命㊁神秘等叙述元素,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㊂葛亮以这些萍水相逢的情爱故事,呈示了现代都市男女情爱的率意㊂这种率意既显示了人性面对情欲的脆弱,也隐含着现代都市男女的精神孤寂与空虚㊂正是因为这孤寂与空虚,这些男女希翼在瞬息的情欲中捕捉到恒定的情感㊂‘初雪“里的他竟然对与其相拥一夜的洗头房女人有了留恋与不舍,希翼在那女人的行为中,捕捉到非功利的㊁日常而恒定的情感关系㊂‘德律风“中的一对底层打工男女借 德律风 (t e l e-p h o n e)来相互慰藉孤寂的心灵,他们所守护的恰恰是 德律风 (t e l e p h o n e)制造出来的一种 不即不离 的情感关系 因为 不即 而免却了人际交往的现实烦恼;因为 不离 而实现了孤寂心灵的相互慰籍㊂葛亮笔下的男女,有时还会呈现为同生共死的结局:‘街童“中林布德甘愿为宁夏筹钱还债,不惜出卖器官,最终倒在了血泊里;‘37楼的爱情故事“中的他明知女孩与他发生性关系不过是为腹中的胎儿找个 冤大头 ,却仍在其死后吞下了她的全部骨粒,服安眠药而殉情㊂然而,这种坚执㊁惨烈的情爱行为,失却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浪漫㊁浓烈与悲壮,更多的是孤寂的现代男女为了守护虚幻的情感希翼而决绝地孤注一掷㊂二㊁日常叙事中的价值选择从‘七声“开始,葛亮开始自觉地书写世俗人生,平凡人物的庸常生活成为他观察㊁书写的主要对象㊂他写世俗人生中的男女情爱,十分注意为其提供砥实的日常生活土壤㊂如‘街童“在情爱故事之外,详细呈现了香港长洲本土居民的民间宗族生活,以及岛东为种植 有机菜 而征地㊁长洲的观光旅游业对本土居民传统生活的冲击和影响㊂正是这些看似闲笔的日常生活画面,为小说中的情爱故事提供了丰厚砥实的生活根基㊂在访谈中,葛亮曾多次诠释自己的日常生活创作取向: 我虽然没有着意要书写底层的想法㊂但正是这些人物的存在,让我体会到了时代的砖瓦的构成㊂他们的声音尽管微薄,却是这丰厚的时代,最为直接和真实的见证 这些人,正是 行走于街巷的平凡英雄 ,他们的伤痛与欢乐,都是这时代的根基,汇集起来,便是滚滚洪流㊂ [2] 平凡本身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㊂我们身边,当下微小的生活,有很多可书写的东西 最动人肺腑的,是人之常情㊂ [4] 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著㊂ [7](PⅣ)对庸常世俗的日常人生的重视,也是海派小说的重要传统㊂张651爱玲说: 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㊂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泡沫㊂ [8](P 16)因此,她的小说着意 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①㊂在张爱玲之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蛰伏和断裂,日常生活叙事于1990年代再度形成了 一道越来越壮阔的流水,横贯了90年代的小说创作,而且,它从表面的漫流转入深层的渗透,成为支配作家的习焉不察的审美旨趣 [9](P 254)㊂在这一时期,被视为海派文学传人的王安忆也推崇市井生活的文学价值,她认为: 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 ,小说所要表现的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 真实㊁具体的日常生活 [10](P 155), 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 [11](P 110)㊂可以看出,葛亮所谓的 生活中砥实和日常的东西 ,与张爱玲的 人生安稳的底子 ㊁王安忆的 结实的平凡日月 ,可谓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㊂①张爱玲‘传奇“初版本(上海杂志社1944年8月15日印行)目录页之前语㊂文学创作对日常人生的推重,并非仅仅是题材领域的转移,而且是价值观念的调整㊂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强调小说与群治的关系㊁五四启蒙思潮强化小说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的启蒙责任,到左翼文学思潮以及新中国文学革命意识形态对小说的阶级革命㊁阶级斗争作用的重视,都在强化小说创作与启蒙㊁救亡㊁革命等时代主潮㊁历史使命的密切关系,形成了强劲的宏大叙事潮流㊂与此相反,个人化的日常生活不仅常常遭到忽视,甚至被视为庸俗㊁卑琐的部分而遭到贬抑㊂张爱玲㊁王安忆㊁葛亮等人对日常人生的宣谕,恰恰是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传统的反拔㊂然而,正如陈思和先生在论述 民间 概念时所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既提供了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可能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自由自在的价值观念形态,又因其 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杂交 而具有 藏污纳垢 的特点[12]㊂因此,面对 日常生活 这一复杂的场域,张爱玲㊁王安忆㊁葛亮尽管表现出相似的创作取向,却又呈现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和思想立场㊂张爱玲的世俗化创作取向,与她对人性㊁社会㊁文明的看法密切相关㊂张爱玲认为: 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㊂ [8](P 50)在她看来:人生 素朴的底子 就是有着 永恒的意味 的 饮食男女 ,是人性中挥之不去的 兽的性质 [8](P 50)㊂因此,她的小说着力剖示了现代人挣扎㊁猥琐㊁无奈的尴尬境地㊂张爱玲对人生㊁人性的世俗化理解,透露出她悲观的历史文化意识: 她极易发现人性中的丑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冷酷无情的;然而人又都同在不可避免的时代沉落中挣扎,都逃不了那 惘惘的威胁 ㊂ [13](P 418)王安忆则常常强调自己与张爱玲不同:张爱玲是 自我主义者 , 是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㊁亲人㊁日常生活的触动㊂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 [14],而王安忆自己的创作则 有一种对大众的关怀的人道主义的东西 ,并且 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大一些 [14]㊂因此,同样是面对世俗性的日常生活,张爱玲习惯于揭示人生㊁人性 华丽袍子 下面的 蚤虱 ,而王安忆则是要将日常生活理想化㊁精神化㊁审美化㊂王安忆在书写弄堂世界㊁市民阶层的柴米油盐㊁琐细平凡的日常生活时,极力捕捉市井社会在经历了历史洪流的冲击之后,特别是经历了 颠三倒四 的时代之后,依然还能形神不散的 人 的品格[15]㊂她积极地从庸常世俗的日常生活和普通平凡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量,赋予了民间日常生活一种 恒常柔韧 的意义㊂因此,王安忆并不是向世俗价值彻底地妥协退让,而是表现出了超越㊁审视日常生活的价值立场㊂葛亮强调世俗生活的文学价值,同样是意在肯定被宏大叙事所忽视的平凡卑微的个体生命和世俗生活的意义㊂然而,不同于张爱玲以阴鸷㊁苛刻的目光审视人性与人生,葛亮对日常生活投去的是温和㊁宽厚的目光㊂他细腻地展现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 给平凡的个体生命留下的深深的 辙印 :‘洪才“中的拆迁,无疑是一种 滚滚而过 的 历史车轮 , 车轮 滚过之后,洪才一家的生活再也难以为继,阿婆也因之而早早过世㊂葛亮在书写这些平凡人物的事业起落与人生悲喜时,对这些人物投去了审视的751目光:‘于叔叔传“中,由于依凤阿姨的目光短视㊁生活苛刻,导致了于叔叔家庭离散㊁事业败落;‘老陶“中,老陶因为嗜赌的本性,将辛辛苦苦挣来的家庭㊁事业败落得干干净净,最终家破人亡;‘安的故事“中,安由于其 性格中的锐利 而注定了她不同寻常的命运㊂与王安忆相似,葛亮力图从庸常平凡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一种顽强坚韧的生命力量㊂‘金婚“中的外婆,面对突来的疾病,一开始内心慌乱㊁情绪低落,最终却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事实,默默地与疾病相抗争,写出了平凡人物面对灾难时的精神蜕变,呈现出一种面临灾变而终能安之如常的宁静顽韧的力量㊂‘英珠“中的藏女英珠经历了太多的家庭不幸与生活灾难,却依然葆有强韧的精神力量,当游客们因黑暗与飓风而焦躁慌乱时,她却以细弱㊁宁静的歌声抵挡了黑暗与飓风所带来的恐惧,让游客们安静了下来㊂‘洪才“中的阿婆虽年届九旬,却能够处事清明,通达事理,当毛果与洪才摘桑叶时被狗咬伤后,母亲禁止毛果与洪才来往,阿婆则说: 羊圈里圈不出赤兔驹 他一个人,没有兄弟姐妹,是很可怜的㊂你不应该关着他㊂ [7](P32)这是一种乡土人际交往中对自然人性的体恤和关切㊂正是基于这种对自然人性的体恤和关切,阿婆并不固执于传统伦理观念,当成洪芸和叶志国的私情败露后,阿婆极力体恤㊁维护他们㊂阿婆对人性的宽厚体恤㊁对人事的清明通达,是市井民间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风云㊁时代递变㊁人事倥偬之后,留存下来的可贵的精神品格㊂出于对某种理想的精神人格的追求和肯定,葛亮在塑造人物时,常常让不同道德品性的人物形象两相对照㊂‘泥人尹“中尹师傅的克制隐忍与那位 红卫兵 小将的暴戾残忍,尹师傅的简约散淡与儿媳刘娟的功利世俗,在两相对照中,褒贬寓于其中㊂‘阿霞“以 缺根筋 的阿霞对规矩㊁道义的坚守,映照出了这个圆滑世故的 正常人 世界的不合理㊂在‘北鸢“中,葛亮处处将卢家睦㊁孟昭如夫妇与卢家逸㊁张荣芝夫妇,将冯家四房冯明焕㊁慧容夫妇与三房冯明耀㊁冯辛氏夫妇对照着来写,前者的宽厚仁义㊁散淡温和与后者的心机刻薄㊁功利钻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㊂王安忆的创作对葛亮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日常人生的价值态度方面,也体现在小说的叙述方式方面㊂王安忆常常通过对日常物象的理性分析,表露其对平凡人物㊁世俗生活的敏锐洞察与把握㊂她写一个收废品的老太: 总是将秤压得很低,或者算错帐,明明七八五十六,她算成七八四十六㊂待你指出,她便愁苦着脸说:我们穷,不识字,真不是有意的㊂可在她缩皱成一堆的褶子里,你分明看到一双冷静的眼睛,狡黠地看人㊂ [16](P14)这是以叙述人对人物言行神情的分析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㊂葛亮以同样的方式写阿霞的父亲: 黑瘦的一个人,不是健康的黑,很晦暗的颜色,从皮肤底下渗透出来㊂身形是佝偻着,他本不算矮小,这样却也要抬起头来看人㊂脸上带着笑,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讨好的笑㊂这大概也是他在磨难中历练出来的㊂ [7](P135)王安忆写发廊中的老板: 颜色很黑㊁发质很硬的头发,鬓角喜欢略长一些,修平了尖,带着乡下人的时髦,多少有点流气,但是让脸面的质朴给纠正了㊂ [16](P133)这是通过分析人物的发式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品行㊂葛亮以同样的方式写阿霞的弟弟: 长得很文气,原本是个好孩子的模样㊂但是他又挑染了很黄的头发,身上穿着时髦却廉价的衣服,这就使他多少显得不很本分㊂他说起话来,目光游离,又有些和年龄不相称的世故神情㊂ [7](P142)王安忆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揭出杭州的 城格 : 杭州就是这样升平的气㊂它是嵌在动乱年头里的安谧时分,享乐时分㊂ [17](P44)葛亮也以同样的方式写南京的 城格 : 中国人的性情,总是细水长流的㊂激烈与突变,更不在这座城市的血液里头㊂ [5](P67)所不同的是,王安忆有时会频繁而细密地运用这种分析性叙述,使小说文体密不透风;葛亮则是在快速的情节演进中偶尔插入,不减小说的疏朗风致㊂三㊁历史想象中的传统精神风骨葛亮曾自述他们这一代作家与历史经验的 隔膜 :历史对于上辈作家而言是 重现 (r e p r e s e n t a-t i o n),而 对我们这代,更近似 想象 (i m a g i n a-t i o n) [2]㊂葛亮想象历史的方式并不是如苏童㊁格非等人那样采用新历史主义的方式进行纯粹的想象与虚构,相反,葛亮的故事仍然注重再现历史的真851。
淡笔浓情--葛亮小说的形象类型分析
夏彬彬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
【年(卷),期】2014(000)016
【摘要】人物形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要素,在作品中一直扮演承载作者审美情志、思想感情的角色。
葛亮对小说人物的塑造充分展现了他扎实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细腻的观察力。
他塑造的小说形象大致可分为小人物、知识分子、局外人、动物形象四大类,体现了葛亮创作中多样的审美趋向与世界观。
【总页数】3页(P23-25)
【作者】夏彬彬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 226000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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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传统的现代转换——论葛亮的长篇小说《朱雀》
《北鸢》
李新亮
【期刊名称】《当代作家评论》
【年(卷),期】2022()1
【摘要】中国当代小说家普遍具有长篇小说情结,在经历了几年的短篇与中篇小说的创作经验积累之后,一定要拿出一部作为代表作的长篇小说。
这种创作冲动并不是认为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就高于中短篇小说,而这确实是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们创作历程的普遍现象。
葛亮正是沿着这样的模式进行创作的。
【总页数】7页(P153-159)
【作者】李新亮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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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温情的底层书写———评葛亮《阿霞》作者:孔佑文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4期⊙孔佑文[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9]摘要:葛亮的中篇小说《阿霞》叙写一家饭店里的寻常小事,刻画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底层人物形象。
相较于前辈作家对穷苦物质生活的极力描画,他更关注底层人物幽微的情感心理。
作为“70后”作家,葛亮通过主人公毛果建立起一个“自我”,将时代标识、公共社群与个人体验相熔铸,定格下千禧年的噪郁感。
精妙的叙事艺术和细腻的人情摹画使他的底层书写别具温情,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阿霞》底层书写叙事艺术时代标识2010年,葛亮凭借中篇小说《阿霞》入围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
通过对三五劳动人民的叙写,葛亮勾勒出底层的众生世相与时代的独特面影。
作为“中生代”作家,葛亮的底层书写显现出与前辈迥异的风格。
无论是贾平凹、孙惠芬、刘庆邦等北方作家,抑或是方方、池莉、刘醒龙等“文学鄂军”,都对贫乏的物质生活进行写实描写,关注生存层面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
而葛亮则洞悉底层人物幽微的情感心理,凸显了他们的欲望和尊严。
《阿霞》的创作固然基于对现实的反思,却并非直接揭示苦难,而是将时代标识、公共社群与个人体验相熔铸,从而漫漶出情感的力量。
作品的这一特征反映了作者对纯美意境的维护,亦以“留白”的方式透露出时代的讯息,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一众人眼中,阿霞无疑是异类。
就像小说中说的,“这原本是个很世俗的群体,阿霞的旁逸斜出,似乎为它增加了一些考验的力度”{1}。
说她“缺根筋”,并非仅是象征性的,而是有所指。
相比于熟谙游戏规则的老江湖们,她的“不识相”常常遭来横祸,令人哭笑不得。
但阿霞身上也沉淀着常人所向往的东西,正如作者所言“大约人生的悲喜,也不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
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着”{2},阿霞的思维和行事风格是直接、明确的,少了弯弯绕绕、兜兜转转,更接近于人的本性。
所以她既是“异类”的存在,却又是众人小心翼翼呵护的对象。
安姐把撬开的核桃给阿霞吃,小李每天给她留咸菜,毛果“突然间地很想对她好”,凡此种种,固然出自同情与善良,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向往像阿霞一样“木讷,无城府和缺世故”{3}。
阿霞身上,带着南京式的颟顸。
她仗义执言,大快人心,虽然破口大骂时使用的都是最粗俗、最不堪入耳的词,但它们反映的,正是“正常”人被社会禁忌所压抑的冲动。
而这样的性格频频出现在葛亮的作品中,也表露出他对生活独特的情结与认知。
葛亮认为,这种鲁直的个性是延宕的历史在大众身上的投射,他在《朱雀》的创作谈中写道:“的确,南京人是不大会投机的,说好听些,是以不变应万变。
南京人对于时局的态度,多半是顺势而为。
大势所趋或是大势已去,并非他们考虑的范畴。
因为没什么心眼儿和计算,与世少争,所以又渐渐有了冲淡平和的作风。
”{4}诸如此类评价固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美化,但“平和冲淡”的处世哲学也使人物塑造更加雍容、饱满,具有与众不同的标识性。
与阿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弟弟——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韩少功一针见血地指出:“葛亮对阿霞弟弟的描写,表面上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有一股狠劲,处处点穴,只用寥寥数笔,就把一个被现代教育毒害颇深的小资人士,一个充满欲望和野心的当代版于连,刻画得入木三分。
”{5}较之阿霞的疯疯癫癫,不知世事,弟弟显然精明伶俐、投机钻营,但阿霞展现的是生命的明亮与温暖,而弟弟则一览无余地暴露了人性的冷漠与晦暗。
在两类人物的对比中,阿霞的“失心疯”更增添了值得玩味的意蕴。
相较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作品中的“疯癫”的元素,阿霞这一人物的塑造则带有更多的现代内涵。
正如福柯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
这种知识对疯癫已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
”{6}《阿霞》中大半的篇幅都在讨论关于融合与归属的问题,而葛亮总能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小群体内部气氛的微妙变化,因而环境里的每一丝“风吹草动”都烙印了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
这样一来,饭店成为一个透明的、宁静的结构,它似乎从广袤的社会中被剥离,但事实上,其中的每一丝纤尘都映照着温润的人性、纷繁的世相,从而有了被读者观照、诠解的可能。
饭店里时刻发生着个体间的互动,也就充满着不同力量关系的碰撞。
而葛亮正是将这个场域的原生状态以节制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漫漶其间的,是读者仿佛触手可感的人情冷暖和世事炎凉。
韩少功曾指出“作者对价值判断十分谨慎和节制,或者他在自己收获的各种感觉信号面前常常不免两难”,因为“它们(指感觉)总是多义的、开放的、超越的、引而不发的”{7}是极为恰切的。
二短短数万字里,阿霞的故事讲得不疾不徐、活灵活现,作者叙事之功力可见于此。
阿霞的“事迹”如果按照自然时间状态排列——陈师傅致残后托付,阿霞在店里频生事端,离店后嫁到江边的小村庄,充其量也不过是街头巷尾、茶余酒后的寻常谈资。
不过,一旦有了毛果的介入,就变得妙趣横生了。
换言之,毛果的出现不仅为叙事建立了全新的视点和坐标系,更意味着“自我”形象的介入。
从文化抑或阶层的归属上看,毛果完全是以外来者的身份闯入这个群体的。
群体里发生的点滴小事,于工友们几乎是不自知亦不加以观照的。
但青年毛果却在小心翼翼地触碰和试探着陌生的环境,其间的全部意义于他而言都是新鲜的,是等待探寻并豁然敞开的。
由此,毛果使这些每分每秒都从指缝中溜走的琐事显现出它们的意义,这在文本中有两点体现,一是叙事的层次,二是情感的转变。
《阿霞》中的叙事不是按同一的层次和速率进行的,而是亦张亦弛,时疾时徐,有意地营造出参差不齐的错落感。
但这种层次感既非后现代主义刻意的断裂,亦非意识流小说不知所云的絮语,随着毛果的“发现”视角,我们仿佛是在傍观而非阅读。
像《百年孤独》的开头一样,葛亮在每一事件的拼贴和衔接中做了叙事时间上的精巧安排,事件的转换总是跳脱原思路,在较短的篇幅内营造出时过境迁、斗转参横的恍惚感。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后来姚伯伯和爸爸谈起我打工的那几个月,说是店里的多事之秋”,时间上有意地回转、层叠,也将其间的种种感怀流露尽致。
《阿霞》中对情感和心理的表现是节制而又动人的,恰到好处地将一群平凡人的内心世界影影绰绰地打开,留下了可资回味的空间。
王德威说:“他的叙事温润清澈,对生命的种种不堪充满包容同情,但也同时维持了一种作为旁观者的矜持距离。
”在生活的朴素脸孔上,作者撒下了斑驳的疏影,没有喜怒哀乐的大起大伏,却能触摸到隐微而又细腻的情感脉流。
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恰恰是人物背离“日常”的细节。
例如,“我是个很少冲动的人,然而冲动起来,也很少考虑后果。
我拉着阿霞走出门,甚至忘了和同事调班”,毛果暂时逃遁了日常的生活秩序,赋予事件向外延伸的可能性。
阿霞固然是痴傻的形象,但她对自己的自制力缺少信心,默默走向后厨的瞬间也是十分动容的。
三《阿霞》只写市井中的三五人,饮食男女,平淡普通,但正是通过一个人在世间光影里的沉浮,传导出生命、文化、历史的讯息。
其中无一语真正指射时代或背景,似乎只是在十年之后,恍然想起彼岸的故乡,专注地在断瓦残垣中摭拾寻常的忆念。
但当我们翻开书页,却依稀可以感受到20世纪末的仆仆风尘,并为时代洪荒下的众生姿态所动容。
葛亮一向推崇王安忆的作品,他曾经评论《长恨歌》说:“《长恨歌》成为一部围绕着‘三小姐’王琦瑶而展开的上海城市史,注定有着琐碎家常的面目及边缘化的格局。
然而在这细微的累积中,却酝酿着激变的因子。
”{8}在他本人的创作中也时常见得这种倾向。
作为知识分子,葛亮用一些大众的、文化的标识,将《阿霞》牢牢地定格在了千禧年躁郁的风潮中,如若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作品的意蕴也必将减少几分。
小说中特别提及杜琪峰的电影《枪火》,这部1999年11月19日在香港首映的电影无疑带有“跨世纪”的标识性。
其间险恶的环境、叵测的命运、复杂的伦理纠葛,是流行港片的显著标志。
这种冷峻紧张的“现代性”意念和陈佩斯、宋丹丹所表现的狡黠、诙谐相对照,既反映毛果与阿霞审美异趣,也暗示着一洋一土的异质文化的交汇。
《阿霞》中,我们看到了时代洪流与个人体验的交互。
大宗商品的品牌与个人情感体验产生一定的关联,从而形塑了个体独特的记忆。
阿霞吃到必胜客的披萨,想起已故的母亲曾为姐弟俩做煎饼。
所以必胜客带给阿霞的情感体验是个体化、私人化的,是充满温情而区别于大众一般意义上的认知的。
陈师傅来接阿霞时,穿了身中山装,除了以示郑重,这也象征着他的落伍,他被时代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是带有几分悲凉的。
这种意绪弥漫在一个世纪的尾声中,平凡之人亦背负着历史的伤痕与浮沉。
《阿霞》的基调无疑是在亮色中凸显了悲哀,展现出由经济、文化带来的等级观念和心理落差。
而这种体验,对于相对保守和闭塞的南京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突如其来的。
葛亮的特殊经验在于,几近同时他赴香港求学并长期定居。
时空的悬隔与迥异的氛围使世纪之交的感受更加分明。
李欧梵在《告别世纪末》一文中曾经回忆了与老师史华慈生前的一次谈话,谈及对新世纪的展望,史教授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诸多批评,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科技物质主义,更是义愤填膺。
也许,“中西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会随二十世纪而告终”{9}。
临近千禧年,悬殊感和落伍感被进一步放大,与之相伴的是芜杂、纷乱的社会环境。
虽然这一部分在艺术处理上被极力淡化,但置于这一语境之下,人性中最细微、羸弱的部分才有了动人的情感力量。
作者以精要之笔道出那个年代崭新的社会现象和其后深层的心理结构。
姚伯伯作为海归,在家乡投资,开起了洋风味的牛肉面馆;阿霞点单时念不出音译的“卡普奇诺”;王叔抱怨:“手脚这么不干净的,去偷金陵饭店是哎”……商品经济的大门乍一打开,众多崭新的事物、文化和观念一道涌入。
对于毛果这样的有识青年,花花世界的光芒可谓“五光十色”,但对于社会的下层百姓而言,却是触目惊心的。
安姐的丈夫始乱终弃;安姐迫于生计,偷了柜台里的钱;阿霞的弟弟看不起家人,总想着托关系;贫困县给采访组包红包;电视台一味歌功颂德而不播报实况。
世纪末的都市中充斥着丑陋、残酷、矛盾和极其复杂的“潜规则”,与之相伴的是进阶的嚣嚷和躁动。
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封建与资本、囚禁与自由、封闭与开放……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词语背后,反映的是二元对立的“分类”。
《阿霞》虽然透露出上述讯息,在叙事中却极为节制。
作品独特的美学意蕴在于,它在喧嚣的尘世生活中开辟了一方小小的澄明境地,用日常生活的帷幕挡住了时代波澜壮阔的进程。
葛亮曾自言,中篇小说就是“写人生的一个小小的光景”,“因为光景总是平朴的,没有大开大阖,只是无知觉地在生活中流淌过去,也许就被忽略了,但确实地存在过。
人生也正是一连串的光景连缀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