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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入佳境的新乡土写作前不久，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就“新乡土写作”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进行了热烈讨论。
正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今天的乡村是一个城乡同构的乡村，和过去的乡村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还用过去的写作方式来处理，很难触及到现实中那些实质性的东西，很难适应新的变化，也很难让我们的乡土写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专家们普遍认为，“新乡土写作”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前途的。
新乡土写作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从我们所征集以及刊发的作品来看，首先，“新乡土写作”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
“新乡土写作”侧重关注的是当下的中国现实，具体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农村。
在这一时段，中国乡村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有抱负、有志向的作家应该对此予以重新发现与观照。
其次，“新乡土写作”的创作群体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
从事传统乡土写作且依旧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多以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而有志于新乡土创作的作家则以上世纪70年代前后出生的青年作家居多，他们在生活阅历和精神思想两个方面都未中断和中国当代乡村的联系，其写作也越来越呈现出有别于传统乡土作家的特点。
最后，在写作手法方面，“新乡土写作”也与传统乡土写作有显着区别。
从事“新乡土写作”的作家普遍有着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其写作的宽度广度以及理论自觉性也普遍较高。
比如，他们提出并尝试了超现实主义这一写作手法，一方面注重和现实的紧密勾连，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与游离在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子。
这是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继承，更是超越。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新乡土时代必将需要新的乡土文学。
乡土中国的古老基因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不管你身在乡村还是都市，你都脱不掉乡土的底色。
我们的生命植根于脚下的土地，对乡土的歌唱就是对我们生命之根的赞扬，“新乡土写作”是灵魂深处的生命律动。
一个作家要写作什幺题材，既是主动的选择，也是被动的承受。
“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与中国乡村的社会转型紧密相连。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被全面纳入现代性体系,现代化与城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化,大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教育、环境、卫生和医疗等方面,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家庭结构、行为习惯、衣食住行、日常消费等方面,都在变化中呈现出新的经验模式。
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注意到现代乡村在“常”与“变”间的剧烈变动,努力以新思想、新观念、新视野和新方法去表现新乡村、新农民、新景观和新故事,创作出具有异质性审美特征的新乡土小说。
正是基于新世纪乡土小说审美转型的文学事实,本论文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概念。
首先新乡土写作不同于新乡土小说,前者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后者作为文学活动的阶段性成果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一个是文学活动的动态过程,一个是文学的静态文本,具体而言新乡土小说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新乡土写作尚未完成正处于进行状态,我们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审视正在发生的文学新变,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向乡土小说进一步创作提供有效资源提出文学期许。
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定位于新乡土写作的“发生”,这是一个过程和阶段而我们正处于初发期。
作为概念出现的新乡土写作在范围上我们做出一定的限制。
在时间上我们借用汪晖对“世纪”概念的认识,以社会现实和文学特征的同一性标准,将新世纪时间范围前推到1990年代;在空间上我们延展了乡村界限,沿着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和农民迁移轨迹,将乡镇、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等特殊区域纳入考察范围;在研究对象上我们缩小了新乡土写作指向的文学体裁,排除了诗歌、散文和戏剧等,主要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避免研究过于宽泛。
之所以选择长篇乡土小说,是因为在表现现实的广度、长度、容度和高度等方面长篇更具优势,更能表现出当下丰富的、复杂的现实生活。
本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以新乡土经验去书写新的中国乡村故事,围绕着新乡土写作话题主要思考了几个大问题:一是新乡土写作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新乡土写作?二是新乡土写作是什么?三是新乡土写作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四是新乡土写作写什么?五是新乡土写作怎么写?正是沿着这一思考逻辑我们对新乡土写作问题进行整体框架,先后辨析了新乡土写作概念,论述了新乡土经验和新乡村叙事经验,且在经验的基础上思考了新乡土写作应该讲述哪些乡村“新”故事和“大”故事,以及如何以新的表现手法去建构文学,实现艺术形式的突破。
新乡土儿童文学
【最新版】
目录
一、新乡土儿童文学的概述
二、新乡土儿童文学的特点
三、新乡土儿童文学的发展趋势
正文
【一、新乡土儿童文学的概述】
新乡土儿童文学是指以农村、农业、农民为题材，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反映新农村建设、农村儿童生活、农村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文学作品。
这类作品旨在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关注农村儿童的精神世界，为小读者们展现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二、新乡土儿童文学的特点】
1.题材丰富多样：新乡土儿童文学涵盖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描绘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成就，也有反映农村儿童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些作品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展现了农村世界的美好与纯真。
2.表现手法独特：新乡土儿童文学作品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注重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表达。
作品语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充满童趣。
同时，这些作品还注重以乡土文化为背景，运用民间传说、乡村俚语等元素，营造出浓厚的乡土氛围。
3.价值观念鲜明：新乡土儿童文学作品以弘扬乡村文明、传播正能量为己任，强调对农村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道德观念、家国情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培养。
这些作品往往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帮助农村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新乡土儿童文学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新乡土儿童文学在题材和内容上将更加丰富和多样。
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新乡土儿童文学的表现形式也将更加多样，例如通过电子书、有声读物等形式，让更多农村儿童接触到这类作品。
此外，新乡土儿童文学还将更加注重跨界融合，例如与影视、动漫等领域的合作，将优秀的乡土儿童文学作品搬上银幕，让更多观众了解农村儿童的生活，感受乡土文化的魅力。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推进，中国乡村进入剧烈的转型期，乡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面临冲击。
一些表现新世纪农村的作品应运而生，新乡土书写暗潮涌动。
2005年6月，《佛山文艺》联合《山花》举办“黔东南笔会”，讨论“和谐社会与文学承担”的话题，一系列关于“新乡土”如何契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讨论由此展开。
翌年六月，由《佛山文艺》发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莽原》及新浪网共同举办“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众多乡土作家参与其中，文能、王山对“新乡土文学”有所界定。
［1］2007年3月，《佛山文艺》召开“新乡土文学”研讨会。
关于“新乡土文学”的探讨在持续发酵。
2015年，《雨花》提出“新乡土写作”概念，面向全国征集“新乡土写作”长篇小说，并在《雨花·中国作家研究》上以“长篇小说大展”的方式连续六期刊发，引起了广泛关注。
［2］随后，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新乡土写作”是此次会议的热门话题，与会专家一致肯定“新乡土写作”的价值，“新乡土写作”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综合学界的探讨，“新乡土写作”大致呈现出如下特征。
从写作时间上看，“新乡土写作”是指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创作。
从写作主体上看，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70年代后期的青年作家，他们大多有短暂的农村生活经历。
从写作内容与对象来看，书写的是转型与裂变中的新世纪农村社会。
这里不仅体现了农村范围的扩大：从原乡到城乡接合部再到城中村，而且也体现了农民身份的变化：从地道的农民到流动在城乡间的打工人再到定居城市的进城务工者。
同时，农村人际关系的变更、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等，都是“新乡土写作”关注的焦点。
从写作视角来看，“新乡土写作”要求作家转换“回看”下的“俯视”姿态，代以平等地、历史地、整体地展示新乡土经验的写作视角；避免简单情感判断下的一元价值取向，代之对农村社会现实的智性想象乡土的方式——“新乡土写作”片论傅 华 董爱宇反思与多维审视。
文学新势力·叶炜‖25叶炜“新乡土写作”在当下的重要意义———以“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中心的考察□田振华新文学以来，乡土文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当代文学最为成熟和重要的文体形式之一。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引入，学界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发展流变等的讨论愈演愈烈。
至90年代，这一讨论似乎达到顶峰，并形成大致共识，即乡土文学已经发展成熟并基本定型。
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城乡格局的打破、人口流动的频繁等，乡土中国呈现前所未有的剧烈变迁。
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也呈现新的面貌，新乡土写作乘势而起。
“新乡土写作”概念提及以来，对之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正如新乡土写作的实践者和理论的倡导者叶炜所言，新乡土写作必须具备新的文学视野、新的思想境界、新的写作手法。
宋学清也认为，新乡土写作要具有世界性视野，要讲述中国故事，要表现中国乡村新问题、新现象与新农民①。
新世纪以来较为成熟的新乡土作家大多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具有“文革”经验的作家相比，7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逐步成长起来的，童年或青年时代见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的高速转型和变革。
同时，这一时期的农村生活经验也给他们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穷的创作源泉和动力，乡村童年记忆也成为他们未来眷恋和怀念乡土的精神之“根”。
中青年时代的他们开始走出乡村并进入城市甚至走出国门，在现代化的城市产生了对故土的深深怀念和留恋，在城乡对比中更为清晰地回望和书写中国乡土大地的转型、发展与变迁。
可以说，新乡土作家是兼具乡土生活体验和世界视野，同时具备较高文学素养的一个群体。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叶炜就是这样一位持久关注并持续书写乡土中国的作家。
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是21世纪以来他耗费15年左右时间呕心沥血创作的乡土文学力作。
“乡土中国三部曲”以百年乡土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变迁为重点书写对象，也成为新世纪以来展现乡土中国变迁和乡土文学流变的重要文本。
孟繁华教授在《百年中国的文学主流——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一文中这样注解“新乡土文学”：“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流，而是‘题材’意义上的主流。
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
中国主流文学在思想倾向和审美取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倾向上，是民粹主义的民众崇拜；在审美取向上是暴力美学崇拜。
另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发生于80年代初期。
这一转向，使中国主流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其实，孟繁华教授所谓的两次重大转折，非但指向“题材”的转移，同时意味着“形式”的转移，特别是第二次转折中的“形式”直接动摇了“主流”的“题材”。
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之后，再经历了90年代新历史书写，近年新乡土写作已经大大越出了题材转折的理论视域，而不断深化“有意味的形式”，在主流文化、民间文化、精英文化的交接中开拓。
愈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强大传统的书写，我们愈是要注重其中“先锋”变革的质子。
不论是纯文学转向后的风景书写，还是现实观照和反思中的关系呈现，或者是细节张力的展开，都可以从诗意与反诗意、现代与反现代、精神坚守与“自我放逐”等角度考察写作视角的传承和写作精神的续航的问题。
“新乡土文学”的创作队伍以“70后”及更年轻的作家为主，如付秀莹、王方晨、杨遥等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明显不同于“50后”作家的写作风格。
“50后”作家出生于乡村、成长于乡村，他们最主要的创作资源也来自乡村，他们的生活阅历和精神思想并未和乡村文化结构产生断裂。
项静在《“新乡土”写作》一文中如是概括后来者的不同经验：“新的乡土写作者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他们的城市生活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乡村生活的时间。
新乡土经验与乡土小说写作中国当代乡土作家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乡土。
由于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期，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现代性推动着乡土社会发展和变迁，多种文明形态共存于乡土社会当中，乡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它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开始表现出很多新特征和新经验，远远超越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中国的范畴。
在这个全新的乡土里，最先表现出的就是整体价值观的失范。
新旧价值观念正处在激烈的碰撞、冲突和交替之中，旧的虽然已被打破，但并未退场；新的虽然正在生长，但并未得以确立和定型。
不仅如此，国家、政府和社会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念、知识界思想界主张的现代价值观念，与社会各利益群体实际信奉和践行的价值观念，也都处在彼此分裂、隔膜乃至对立冲突状态。
（1）其次表现出的是地方性知识的差异。
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指的是一个地域独特的文化和逻辑，人们认识世界的独特的方式，以及人们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行为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地域文化差异就很大，加之当代中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化程度层次不齐，这双重因素叠加起来让地方性知识变得更加独特。
这独特的地方性知识让作家们无本可依，以往的乡土经验失灵了，作家必须要深入到乡土内里当中才能重新把握它。
无论是整体价值观的失范，还是地方性知识的差异，新乡土经验亟需作家去总结和呈现，这些经验虽是陌生的，但并不代表不可企及，虽然是复杂的，但并不代表不可认知。
作家叶炜在小说《后土》中，以一种单纯朴素的临场性感受和经验推动小说叙事，力图展现出他自己所理解的乡土现实，向我们引生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域。
《后土》描写了一个苏北鲁南的村庄麻庄，苏北鲁南的地域比较尴尬，它虽然处于极其发达的东部地区，但其经济水平只相当于西部地区，它可以说是东部里的西部，那么它的文明样态和价值取向就尤为复杂。
与此同时，苏北鲁南的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逻辑与其他地区是迥然不同的，而表现苏北鲁南地区的小说作品并不多见。
面对这样一块独特的乡土，作家甚至不需要刻意钻营技巧，只需要采用朴素的纪实手法，客观忠实地将其描摹出来就足够了。
“80后”作家的出场与批评的限度如今，“代际”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批评话语，也正是对“80后”作家进行考察的重要标准之一。
随着对“80后”作家的研究不断深入，这种具有高度宏观和概括性的代际视角考察“80后”作家及其创作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末，以《萌芽》杂志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为契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群体出场，轰动了文坛。
批评界始终对这批具有鲜明特色的青年作家群体保持高度关注，这一作家群体一度成为研究热门。
近些年来，已经或即将到而立之年的“80后”作家再次迎来了全新的集中出场。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我们以《创作与评论》“新锐”栏目为中心对“80后”作家的出场进行考察，以此探寻文学批评与“80后”作家的互动可能性及其限度。
一、“互联网+”话语场域中的群体出场从出生时间来看，出生于1980年到1989年的青年作家被称作“80后”作家；从群体特质来说，青年不仅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而且更是指一种精神气质。
所谓“80后”作家并不单纯是狭义上的“80后”和“90后”等这样的代际划分，而是指广义上的1980年代以来出生的更具有自觉意识、独特精神特质与鲜明价值取向的青年作家。
在“互联网+”的话语场域中，“出版社、媒体和读者见面会”的新型机制和“期刊、批评家和文学史”的传统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影响着青年的写作与出场。
{1}关于这一点，李德南指出青年作家的出场包括“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网络文学平台与传统文学机制，并强调三种机制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其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作品，也并不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那般整齐划一，他们依然可能拥有个人的主体性和写作风格，可以根据各自的文学抱负和价值观来调整写作节奏和方向，让写作获得新的质地，甚至是从一种机制跃至另一种机制”。
{2}20世纪末，消费化、市场化对文学机制进行消解的同时启动了重构，为了“自救”，众多出版媒体转向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当时正处于青春成长期的“80后”作家正是市场化浪潮中的首个受惠群体。
编者按：2014年3月26日，鲁迅文学院、《作家》杂志社与青岛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后土》――农民的中国梦”青年作家叶炜作品学术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举行。
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一鸣主持，张炯、雷达、胡平、梁鸿鹰、成曾樾、贺仲明、韩春燕、刘新生、范玉刚、北乔、郭艳等评论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本刊刊发研讨会发言综述及部分评论文章。
日前，“《后土》――农民的中国梦”青年作家叶炜作品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作家》杂志社和青岛出版社联合主办。
著名评论家张炯、雷达、胡平、梁鸿鹰、贺仲明、韩春燕、王小王等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首发在2013年6月《作家》长篇小说夏季号上的《后土》是青年作家叶炜近年倾心创作的“山乡三部曲”的第二部。
第一部《富矿》为中国作协2007年重点扶持作品，出版后广受好评，参评入围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与《富矿》立足于鲁南矿山的大背景来表现乡村不同，《后土》直面当下苏北鲁南农村的现状，用饱蘸深情的细腻笔触，通过精心锤炼的乡土语言、强烈冲突的故事情节、生动真实的细节描写，再现了改革开放以后当代苏北鲁南农村、农民的沧桑巨变，塑造了一批有信仰、有追求、敢爱敢恨、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鲁南农民群体形象，展现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财富梦、公平梦、幸福梦而苦苦奋斗的艰辛历程，以文学的方式对新时期乡土中国进行了新的发现与重构，小说尤其关注了乡村的政治生态和农民的精神信仰问题。
研讨会上，与会评论家一致认为，《后土》写出了当今鲁南地区乡村的生态，是近年来少有的乡土题材的优秀的长篇小说，是对同题材写作的一个超越。
新乡土的写作的代表人物作为学术研讨会主办方之一，作家王小王代表《作家》杂志在致辞中谈到，在70后作家的写作中，尤其是农村题材的写作，新乡土的写作方面，叶炜无疑已经是一个代表人物。
《后土》这部小说，叶炜从70后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土地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等，全方位地进行了一个70后作家的观察和书写。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责任感的文学表达。
著名评论家胡平同意王小王的观点，他认为叶炜作为70后的乡土写作值得欣慰。
他说：“据我的目力所及，在70后作家中写乡土的不多，大部分都是写都市的，到了80、90年代出生的作家写乡土的就更不多了，所以叶炜能够坚持这样一个路子，这也是一个纯文学的路子，传统文学的路子，就这一点来说，就值得充分肯定，我希望他能在这样一个路子上坚持下去。
”“现在写乡土文学的作家不少，但以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比如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
叶炜笔下的乡土和他们不一样，《后土》这部乡土小说写出了中国社会的渐进和改良。
”著名评论家、山东大学教授贺仲明认为，现在70后作家写乡土的比较少，我们很多作家现在写乡土都是带有一种很强烈的个人情绪化的色彩去写。
个人感伤、怀念的情绪太强，对乡土文化伦理风俗的关注、对这个乡土本身和他生活的本身关注不够。
但实际上，农民包括那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奔波打工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包括留守妇女儿童都非常值得关注。
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关注虚的比较多而回避了实的这个方面。
叶炜的《后土》在这个方面有非常真实的一种把握，写得比较实在，并且直面了严峻现实问题，包括土地流转，权力的争斗，砖厂和土地的紧张关系等等。
希望叶炜有更大的发展，也希望叶炜能在乡土小说这个领域里面继续开掘，继续升华，因为叶炜有生活，有文化，有自己熟悉的方面，有自己的思考，应该能够在这个方面有更大的收获。
评论家、鲁迅文学院副教授郭艳谈到，叶炜是1977年生的，70后有一个特点就是瞻前顾后，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当下，对于中西方的文明，都有很深的犹豫的态度，这在叶炜的小说中其实是很明显的，即对土地的根性有自己非常执著的回溯，对于时代的前行自己又有非常有力的干预，想做事，我觉得这是70后一代人的一个特征。
作为70后作家，叶炜的写作有日常性的特点，70后写作有碎片化、同质化的倾向，包括对时代生存，叶炜写出了一代人的命运。
评论家、《当代作家评论》副主编韩春燕谈到，过去，我们一百多年来，乡土文学一直是主体，各种奖项中的获奖作品也大多是乡土题材，而现在我们的城市文学很兴盛，最近几年获奖的作品大多是城市文学。
乡土文学和它的书写对象乡土一样正在走向落寞，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叶炜依然坚持对乡土的书写，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评论家、中央党校教授范玉刚谈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名家辈出的一个领域，因而是一个不太容易写好和出彩的小说类型；同时，新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越来越远离真正的“乡土生活”，越来越热衷于都市生活的写作，所谓的“乡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象”或者“美妙的记忆”，其中的“乡土文明”的精神和神韵早已被现代化――这个“新神”驱逐得杳无踪影，除了碎片化的记忆修辞，就是一副衰败的景象。
因而当下作家笔下的“乡村”并没有多少真正的“乡土味”，或者作为一种“镜像”，它反映的不再是真实的乡村。
也许正是基于这双重的动机，作为70后作家叶炜的《后土》在小说的写法上有意为之，体现了一种文学创作的用心。
文明的冲突和中国式叙事青岛出版社编辑金龙认为，从内涵上说，《后土》至少是体现了两种文明的冲突，一种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一种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
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冲突，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是非常明显的，在书里体现得也比较多。
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冲突方面中，叶炜表达得非常好，把握得特别好。
在农村，除了原来的祖宗传下来的道教、佛教，还有儒家的东西，现在还有一些像土地庙这样的信仰。
《后土》就是一种土地的崇拜。
这本书，从开篇就写到土地庙，一直到最后。
这里面涉及到一种图腾崇拜，一种信仰，一种东方文明所特有的东西。
我觉得叶炜把握得特别好。
《后土》由此写到了东西方宗教和文明的冲突，本地信仰和基督教天主教的冲突。
作者把这些都暴露出来了，也对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郭艳提出，新农村当中，其实是需要新的时代新人的，在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新的时代新人形象，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变化。
叶炜的特点是在于，他在乡土伦理日渐坍塌的过程当中，提供出来新的乡土人物，他有一种试图建构新的乡土伦理的努力。
这样的努力到底能不能符合我们当下的农村的很多现实，或者是我们对农村预期的想象，这些还要细化分析。
梁鸿鹰谈到，叶炜作品里的主人公，刘青松也好，曹东风也好，他们在村子里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人，我觉得对叶炜来说是非常难的课题，非常难处理。
就叶炜本人的处理来说，我觉得都是很成功的。
这个村子作为咱们国家最小的一个环节，所有矛盾都集中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必须去做一些事情，既要应付上面，又要应付老百姓，经历着诸多艰难的选择。
我觉得叶炜对他们的处理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当然，他冒了很多风险――把这些非文学的东西变成我们愿意看的文学化的东西。
乡村故事最好看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家长里短，就是乡村的百业兴旺和风俗民情等，是它们组成了村子的气息，是最好看的。
叶炜选择在村子权力结构中至关重要的人来串这个故事，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胆量的，我觉得这样写的风险太大。
尽管不好写，但叶炜却处理得很好。
小说的结构巧妙雷达认为，《后土》这个作品采用了二十四节气的结构，是非常好的。
叶炜所使用的二十四节气，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节气，而是根据故事所要发生的时间设置了不同的节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节气的出现并不是在一年内的，而是横跨了三十多年。
这一点比较让人佩服。
这样一个结构就和农业文明文化的时间观达成了一致。
农业文明是周而复始地按照自然时间行走的，和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个结构和土地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和二十四节气是和谐一致的。
这一点应该说是作家的一个神来之笔，是作家悟性的闪亮。
这样处理小说的结构符合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节奏。
小说的这个架构是很精彩的，超出了一般作家的处理方式。
范玉刚谈到，以时令节气来结构全书，不仅体现出一种匠心独运，更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时间维度的切近。
正是通过时间――所谓“现在”就是曾经流逝的“过去”，四时循环的时间观是农业文明的时间观。
叶炜就是要以时间的“当前”现身维度来引导我们“返乡”――回到真实的农业文明下的乡村生活的语境，在“土地爷”的出场中感受到“乡土味”（在小说中是鲁南味）是如何飘荡而又重新集聚的。
就此而言，小说的主题似乎关乎新农村建设――最时髦的“三农问题”；关乎自然生态文明――绿色环保和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的现代追求；关乎现代化进程中文明的断裂和价值观念冲突的反思；关乎人生启悟和个人成长历程的文学母题。
这些似乎都是，但似乎又不完全是，而能够把这些杂多话题、意象统摄起来的恰恰是在小说中起着潜在结构作用的“土地爷”，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小说的灵魂。
刘新生谈到，《后土》的章节打破了传统使用的样式，而是运用农村24节气给予表现，这是叶炜作品艺术创作构思的创新。
从形式上看，这一方式契合于作品的题材，形成浑然一体的“土地味”，然而作者不仅如此，而是使这一样式服务于事件的叙述和人物性格的塑造。
不同的节气是与表现的内容吻合的。
如开篇之章“夏至”，就题本而言，夏至的到来预示着天气高温的到来，特点是多雨，潮湿，闷热，同时也是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时节。
而此篇所写，则是围绕麻庄的村长选举，曹东风为竞选村长成功与刘青松等人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新的村长产生，预示着麻庄新局面的开始，曹东风的愿望以及隐约的麻庄的背景，又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复杂、待解。
麻庄的生存特点恰如夏至的天气特点――在郁闷的氛围中孕育着生命的涌动。
再如“寒露”、“冬至”、“霜降”等严酷的节气都与矛盾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刘秋明与王远的矛盾，翠香女儿的失踪……“雨水”、“春分”、“清明”等预示万物复苏的节气则揭示着“麻庄这些日子好事不断”――建小康楼，搞旅游开发……韩春燕谈到，《后土》整个叙事节奏不是特别快，24节气的结构，其实就表明了小说的精神气质。
24节气是一种农业时间、生态时间，而整个文本的时间其实也都是这种农业时间，是农耕文明的轮回和循环。
可见，叶炜本人对乡土的记忆已经深入他骨髓里面了，这种文化的dna在他的创作中一直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