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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外戚宦官和皇权之间的制衡戚宦是皇帝的亲戚也就是皇亲国戚与皇帝身边的宦官大臣之间的争权夺位，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与皇帝十分亲近的。
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东汉外戚宦官和皇权，欢迎阅读!东汉外戚宦官和皇权一、东汉延续时间很长吗?东汉理论上只存续了195年，这是从刘秀公元25年称帝，到汉献帝公元220年退位之间的时间，还不到两百年，已经不算是很长了，还得掐头去尾。
头上，刘秀公元25年称帝，36年才基本统一天下，这里面有11年是在东征西讨;尾巴上，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东汉的统治逐渐被瓦解，已经进入“群雄逐鹿”的时代，这里面有大约36年的时间，实际上已经是军阀统治，所谓的“三国”时期虽然名义上还没有到来，但这段时间却占了大众认识的“三国”的主要时期，《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一多半都是发生在这段时间。
因此，195年减去这一头一尾，只有134年。
一个王朝存续134年，虽然不能说是短命，但也委实不算长。
而所谓外戚和宦官当政，主要从汉和帝开始，他105年登基，到黄巾起义只有八十年。
二、东汉的中央朝廷较弱东汉虽然是西汉在理论上的延续，血统上也是延续的，但实际上两个王朝差别很大。
这一点，其他的答友也有论述。
我这里仅就一点来说，那就是东汉的中央朝廷较弱，这决定了其中央的统治即使很混乱，但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剧烈。
东汉的诞生，本身就是军阀集团通过战争取得的成果，刘秀本人是军阀之一，他手下的那些将帅也都是军阀，他的统一，有不少都是通过怀柔实现的。
因此，东汉从一开始就留下了军阀割据的种子。
整个东汉统治期间，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地方并不能像西汉那样强势。
这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割据，在黄巾起义期间得到了空前强化。
因此，一个较弱的中央，对地方的影响也是较弱的。
东汉朝廷的政治斗争，其影响也会打折扣。
三、儒家士大夫集团的强力制约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很难分出善恶，他们都是皇帝的“身边人”，谁控制了皇帝，谁就控制了朝廷;而谁拥有了权力，谁就会腐败、作恶。
东汉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东汉时期，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
中央政权以汉朝皇帝为核心，而地方势力则是指各地的豪强势力，包括地方豪族、地方军阀以及地方官僚等。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来探讨东汉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
一、政治关系在东汉时期，中央政权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往往表现为官员的任免和监察。
中央政权通过任命自己的信任官员担任地方官职，以巩固对地方的控制。
同时，中央政权也会派遣官员监察地方势力，以确保地方势力不会脱离中央的控制。
然而，由于东汉时期政权的薄弱和宦官的干政，中央政权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并不十分牢固。
地方官员往往利用职权之便，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形成了一种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地方势力。
著名的三国鼎立时期，就是这种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颠覆和替代。
二、经济关系东汉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地方势力往往控制着一定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从而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地方势力通过掌握土地和人口，往往能够获得丰厚的税收和农产品，从而提升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与此同时，中央政权也通过赋税制度来控制地方势力。
中央政权通过收取地方的税收和贡品，来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并确保中央政权的稳定。
然而，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滥用职权，使得中央政权无法有效地收取税收，从而削弱了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力。
三、军事关系在东汉时期，地方势力往往通过掌握军队来对抗中央政权。
地方势力利用军队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威胁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一些有实力的地方豪族和地方军阀，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央政权发起挑战。
为了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东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措施。
中央政权通过派遣军队来镇压反叛势力，同时也通过提拔忠诚的将领，来巩固对军队的控制。
然而，由于中央政权的薄弱和官员的贪婪，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地方势力对军队的影响。
综上所述，东汉时期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态势。
高考历史专题练习（一）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题，每题2.5分，共计5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战国以前，“百姓”是对贵族的总称；战国以后，“百姓”成为民众的通称。
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A．分封制的加强B．宗法制的衰落C．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D．井田制的推行2．有学者认为：“政治与血缘的结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实不然。
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做‘立家’，因此对于士、庶民而言，就有‘国’与‘家’的对立，他们把自己的宗族称为‘家’，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国’。
”材料表明（）A．周天子是天下人的大宗B．宗法制与分封制是互为表里的关系C．分封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弊大于利D．分封制隐含着国家分裂割据的因素3．2010年6月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开始，在2005年进行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显示，我国男女人口比例为106.30：100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这说明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存在。
下列关于这种观念形成的历史原因表述中最恰当的是（）A．宗法制B．科举制C．郡县制D．近代新式教育的推广4．齐国原是姜氏的封国。
公元前481年后，齐国的大夫田常及其后人逐渐控制国政，以至于自立为国君，并由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姜齐遂变为田齐，史称“田氏代齐”。
这种现象从本质上反映了（）A．中央集权制度的初步发展B．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C．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出现D．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破坏5．清代学者王国维指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材料说明西周政治制度的显著特征是（）A．将血缘姻亲关系与地缘关系结合以强化王权B．通过分封同姓诸侯以加强周王对地方的控制C．通过世袭制和嫡长子继承制以巩固奴隶主专政D．通过服饰规范等礼乐制度以维护贵族等级特权6．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
东汉的外戚⼲政为何如此严重？谢邀。
这个故事说起来话长了，简单作答。
1、汉王朝的基因决定了外戚⼲政的必然性。
从刘邦开始，汉王朝就有外戚⼲政情况出现。
主要原因是汉朝尤其是东汉时期，皇帝靠联姻来笼络勋贵家族和世家⼤族。
⽽这两个群体本⾝具有较强势⼒，在强⼒皇帝时能够成为皇帝助⼒，⼀旦皇帝出现问题或者年幼新皇继位，外戚就反客为主，成为真正执掌朝廷⼤权的⼀股势⼒。
如果皇帝不出现问题，可能会有⼈让皇帝出问题。
2、皇帝死得早，新皇帝年幼，外戚⼲政现象凸显。
（1）第⼀次。
从东汉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开始，其养母窦太后临朝称制，那时汉和帝9岁，这段时间是窦家外戚掌权。
汉和帝13岁的时候，利⽤宦官势⼒扫平窦家；（2）第⼆次。
汉和帝27岁就死了，邓太后临朝称制，邓家掌权14年，到邓太后死亡结束，这是东汉第⼆次外戚掌权；（3）第三次。
汉安帝⼜死了，闫太后临朝，闫家掌权，但⼀年后就被宦官推翻；（4）第四次。
汉顺帝⼜死了，梁太后临朝，梁家掌权。
梁太后的弟弟梁冀3年内送⾛了冲帝、质帝2个⼩皇帝，质帝是梁冀毒杀的。
之后梁冀迎⽴了汉桓帝，独掌⼤权⼗余年，直到借助宦官⼒量杀掉梁冀，梁家被灭族；（5）第五次。
汉桓帝也死了，董太后是继位的汉灵帝⽣母，开始⼲预朝政，母⼦俩⼀起卖官鬻爵，掌权17年；（6）第六次。
汉灵帝还是死了，媳妇打败了⽼婆婆，何太后和哥哥何进掌握朝政，不到1年何进就被宦官杀死。
以上六次外戚专权累计近六⼗年，东汉⼀共才195年，去掉开始3个好皇帝和最后⼏个傀儡皇帝，东汉中间100年有60年是外戚专权，其中梁冀和董太后掌权时期对国家伤害最⼤。
总之，东汉外戚⼲政最为严重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归根结底还是汉朝制度⽅⾯的问题，没有制衡机制。
外戚⼲政也不完全是坏事，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外戚多多益善，关键是君权、相权、外戚、宦官、军队⼏⽅⾯的平衡。
后世王朝外戚基本被杜绝了，但⽂官专权⼀样后果严重。
⽤数学和⼯程的思维⽅式去解读历史，妄图以古喻今，理⼯男读历史。
汉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繁荣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繁荣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政治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同时兼顾地方自治，这种制度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并存汉朝的中央集权体现在皇帝的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以及建立了完善的官僚体系。
汉朝设立了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重要职位，这些官员负责制定政策、监督地方官吏和军队。
同时，汉朝还设立了九卿、郡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实行地方自治。
这种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并存，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兼顾了地方的利益和自治权。
二、科举制度的实施与学术繁荣汉代实行了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注重文化教育和学术能力。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的官员，不仅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承，为汉代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汉代，儒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官方思想，儒家经典在政治、教育和文化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
儒家经典的研究和解读成为了当时学者的主要任务，同时也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交流与艺术繁荣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
汉代与中亚、西域、朝鲜半岛等地区的交流使得汉代的文化得以与外部文化相互融合。
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汉代的文化内涵，也为后世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在艺术方面，汉代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品。
汉代的陶瓷、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同时，汉代还兴起了文人墨客的风气，文人们以诗词、文章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为汉代的文化繁荣增添了一抹浓墨。
四、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汉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繁荣为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汉代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大幅提升。
同时，汉代还兴修水利，加强对农田的灌溉和排水，提高了农田的利用率。
在工商业方面，汉代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外戚与汉代政权的关系——司马迁对外戚作为汉代一种政治力量的评判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的开篇写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可见，太史公本人对外戚作为汉代一种政治力量的评判是比较中肯的：得天下者，不仅靠自我才干及内在道德修为，还需要外戚的帮助。
而从《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及相关篇目的内容及情感来看，司马迁认为，外戚作为汉代一种政治力量，与汉代政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塑造了一位刚毅、残忍刻毒、权欲熏心的后妃。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朝女性，佐高祖定天下，“所诛不臣，多吕后力”；可是，在高祖去世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不择手段地对付刘氏子孙，使吕氏昆仲位居要津，同时笑脸奉迎拉拢皇亲国戚，计划一步步篡夺刘氏天下，最终失败。
但不可否认，她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在独立掌政的十五年里，她对推进社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从汉高祖到文景之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
因此，司马迁在批评她狠毒的同时，也称赞她的功绩：“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闺阁，天下焉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而《外戚世界》中，司马迁主要写到了吕氏、薄氏、窦氏、王氏、卫氏外戚。
以武帝为例，根据史实，吕氏外戚影响了武帝一生的多个决定；窦氏外戚让武帝顺利登基；王、田氏外戚则让武帝一系列政策无法实施；卫氏外戚则成就了武帝一生最大的政治业绩。
司马迁通过对外戚的叙述，反映外戚政治力量与汉代政权之间的关系：一个女人被宠幸，父母兄弟青云直上，外戚往往成为王朝政局的重要势力。
从两篇史作及《史记》的其他篇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外戚作为汉代一种政治力量的评判是持中立态度的。
他并没有全盘肯定或否定外戚对汉代政权的作用。
例如卫氏外戚。
卫青凭着卫子夫而青云直上，当上了大将军，给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带来了硕果。
因此，“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家，五人为侯”，民间感慨：“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中国古代政治史专题（一）三代时期少康中兴：反映了当时方国部落力量相当强大，少康的复立和方国部落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夏朝的巩固：①原因：以夏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得到加强。
②表现：国家形态有初步发展。
③特点：氏族制仍有作用。
内外服制：内外服制是商代政治制度的根本特点，其主要内容是内服和外服的划分。
内服指的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由邦伯所管辖的地区。
这些邦伯中许多很可能是方国部落的首领而臣属于商者。
分封制：分封制是周代为藩卫宗周而建立的政治制度。
其主要内容是分邦建国，广封诸侯。
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同姓王族、功臣、姻亲、先代贵族等，其中同姓亲族是分封的主体。
诸侯须对周天子承担一定的义务[1]。
在诸侯国内，诸侯可将土地和民众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和家臣，卿大夫亦然，从而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分封。
分封制早期有利于稳固周王室的统治，后期随着诸侯国势力不断增强，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
宗法制：宗法制是与分封制相辅相成的制度。
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且历代均由嫡长子继承，这个系统称大宗，与之相对应的则称为小宗。
这种兄弟相宗，大、小宗严格区分的制度与贵族等级的层层封建是相符的。
宗法制的核心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旨在避免贵族间对财产和权力的争夺，稳固社会秩序。
由于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行而出现的多层次的具有稳定隶属关系的等级制度，是西周社会的重要特征。
礼乐制度：礼乐制度是维持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工具。
西周的礼乐制度日趋完备。
相传，周礼由周公创制，是用于维护等级秩序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
与礼相配套的便是乐，是与礼相适配的音乐、舞蹈和歌咏。
礼乐制度广泛用于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以维系等级制度，规范贵族行为，加强周王室的统治。
国野制：国野制度是西周时期的社会制度。
周代，都邑、城郭以内称为“国中”，距城百里以内称“郊”，“郊”以外称“野”。
一般认为，“国”包括都邑、城郭及其四郊，其居民称为“国人”，具有一定的参政权利和服兵役的义务；居住在郊外野鄙之地的人被称为“野人”或者是“鄙夫”，一般会被连同土地赏赐给贵族。
汉朝的衰落—特权阶层之祸诸葛亮曾深刻总结汉室衰亡的历史教训：“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外戚、宦官相争，党锢祸兴，朝廷中的士大夫不附外戚则附宦官，互相倾轧，彼此构陷，使得国政日非，朝纲委靡，人才催折，直接导致党锢之祸，终亡汉室。
一是外戚专权。
外戚亦称“外家”、“戚畹”，指帝王的母族、妻族。
历史上，帝王年幼时，外戚往往擅权干政，甚至改朝篡位，西汉末王莽便是一例。
刘邦建立的汉朝，最大的贡献就是“汉承秦制”。
然而，汉高祖刘邦错误地总结秦朝二世灭亡的教训，以为是废除了封建制导致“孤立而亡”。
因此，他在推行秦郡县制的同时，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功臣和同姓王。
他在封建同姓诸侯王时宣布：“非刘氏而立，天下共击之”，意图仰仗刘氏宗室的血缘关系，构筑皇权的屏障。
然而事与愿违，在他去世之后，吕后控制了朝政，揭开了外戚擅权的序幕。
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亲和飞杨跋扈。
西汉时期的吕后专权，一边诛杀刘氏宗亲和功臣，一边安排娘家人掌权；霍光专权，“秉政前后二十年”，近亲属均位居高官，权倾朝野，连汉宣帝也不敢得罪霍光；王莽代汉，外戚王氏家族掌权，操纵国家机器，最终导致王莽篡权，西汉终结。
东汉时期外戚势力更甚。
《后汉书〃皇后纪》中记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四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政”。
窦、邓、阎、梁等六位太后临朝，窦宪、邓骘、阎显、梁冀等六位外戚以大将军身份当政，外戚皆占据亲要之地，他们生活上越来越奢靡，政治上越来越专横，整个国家乌烟瘴气。
二是宦官专权。
西汉时期宦官专权还不是很严重。
到了东汉，光武帝进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宫廷职务都由宦官充任，宦官势力从此逐步做大。
外戚梁冀过于嚣张，汉桓帝忍无可忍，与五个太监合谋，铲除了梁氏，五个太监因功封侯，取梁氏而代之，宦官专权进入极盛时期。
宦官专权擅政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涉足司法。
揭秘：为何汉朝时外戚干政那么严重呢？古时候各个朝代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宦官专权的现象，有些甚至因宦官亡国。
不过西汉却是个例外，西汉除了皇帝最厉害的两股势力是外戚和权臣，宦官根本形不成威胁。
汉惠帝死后，她的母亲吕雉开启了自己的专权之路，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临朝称制的女性。
吕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培养起了一个强大的吕氏外戚集团，此后西汉总是发生外戚扰权的现象，而且找不到能解决的好办法。
西汉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宦官专权(只在汉元帝时期有过短期的宦官专权)，整个西汉最明显则是外戚专权和权臣(文武)。
同样，东汉窦融一脉窦氏外戚，从东汉建国到末期其势力都较大。
为此，我们可以说，西汉宦官没有专权正是外戚势力庞大压制了宦官专权。
这个很明显，皇帝能力不行(老婆能力太强，例如吕后)，首先是老婆、枕边人;其次是兄弟手足;这两个都不行才会是外人。
这是人之常情，皇帝也不例外。
(1)西汉只有四个半皇帝拥有完整皇权“专权”的根本就在于皇帝。
西汉真正掌握权力的人不过，高皇帝、文帝、景帝、武帝、宣帝五人，其余权力也都旁落。
但景帝因为有窦太后存在，皇权不能得到舒展。
正如南宋高宗朝江阴县学教授陈长方(1108—1148或1117—1157，字齐之，今福建福州长乐人。
《永乐大典》录有《步里客谈》二卷。
)在《开元治乱论》中指出的那样:“夫人君之心天下之枢机，枢机之邪正，则天下随而治乱。
”。
皇帝权力是否在手，主要还是看个人。
(2)西汉外戚权力高涨与权臣交相接替，使得宦官没有得道机会汉太祖刘邦在位期间，吕后权力就非常大，刘邦过世后，吕氏外戚掌权。
之后，诛杀吕氏刘氏大权重掌。
从文帝到武帝的九十年间，因为皇帝自身能力较为突出，虽有窦太后在景帝、武帝初期权力较大，但也算平稳，保证了汉政权继续前行。
但是武帝死后，权臣霍光再次出现，最终霍光去世两年后子孙因谋反、霍光之妻毒杀皇后旧案等原因被灭族。
霍氏家族被宣帝灭掉之后，大权重掌皇帝手中。
然而，宣帝之子元帝重用宦官石显成为西汉特有时期。
汉代宫廷政治之弊：中央外戚专权地方豪强称雄西汉早期政治：宫廷与政府权力分割王莽之所以能够篡夺西汉的皇位，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西汉政治的宫廷化。
这是从汉武帝开始才有的事情。
汉初，宫廷斗争对于西汉的政局影响不大。
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宫廷争斗极为血腥。
但当时社会上却风平浪静。
萧规曹随，清静无为，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那一段历史的佳话。
其背后，除了“无为”的政治理念之外，更有政治制度上的保障。
那时，宫廷归宫廷，政府归政府。
皇帝的家事，对国家政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国家的领袖是皇帝，政府的领袖是丞相。
陈平曾经说过，丞相的责任，就是辅佐皇帝，按照天地阴阳和四时流行的自然法则来治理国家，使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使邻近部族畏威怀恩，使天下百姓亲近顺从，使拥有“卿”和“大夫”之爵位者获得合适的任用。
陈平是何等谨慎小心的人物！丞相的权力，若非制度上的赋予，他是决不至于夸这样的海口的。
那时的丞相，身为“百官之长”，凡事“无所不统”。
曹参继萧何为汉朝的丞相，郡守和王国丞相的任免都一个人说了算，凡事都按萧何立下的规矩办，也不请求皇帝的意见。
汉惠帝对曹参是很不满意的，认为曹参故意轻视自己。
曹参却对惠帝说：“高皇帝和萧何共定天下，法令已制定得明明白白，如今皇帝只须安坐皇位，我和大臣们按规矩办事，不是很好吗？”这样的口气，的确有些教训的味道。
身为开国功臣，曹参是有些自负。
但作为丞相，他也确实有这样说话的份量。
文帝时的丞相申屠嘉，资历远不及萧何、曹参和陈平，封户只不过五百。
但申屠嘉入朝奏事，只因为文帝的宠臣邓通对他有所“怠慢”，即将邓通召至相府教训。
他对邓通说：“这个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啊！你邓通不过是个小臣，在宫殿之上这样没有规矩，罪属大不敬，理当斩首。
”若不是文帝及时派人解救，邓通就被这位申丞相杀掉了。
汉文帝和景帝，对于丞相权力太大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
文帝曾故意刁难丞相周勃，逼得周勃不得不主动让位于既能干又乖巧的陈平。
陈平死后，周勃再次出任丞相，但不久就被文帝找借口打发回封地去了。
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在景帝时也做了丞相。
周亚夫总是干涉景帝行事，景帝罢了他的官不算，最终还要了他的命。
文、景二帝，对丞相权力太大，都心存疑惧。
武帝令“宫廷政治”成型至汉武帝在位时，开始从制度上削夺丞相的权力。
武帝利用中书和尚书控制朝政。
那时，中书传达政令，是国家的“枢机”所在；朝廷百官的任命，则由尚书负责。
这样一来，汉朝的宫廷，倒成了政治的大本营，成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治”了。
武帝雄材大略，以一人之力，运筹于宫廷，而指挥天下。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宫廷政治之下，外戚、阉宦和宫廷弄臣，反而成了政治的主角。
吕思勉先生曾经就此说道：武帝临终顾命，把国家大事都托付于一个不学无术的霍光，而同受顾命的金日磾、上官桀，皆为“小廉曲瑾便辟侧媚”之流。
“小廉曲谨”，就是貌似谨小慎微。
而“便辟侧媚”，就是擅长邀宠取媚。
这样一些人，显然都是只知道听从皇帝命令，而心怀叵测的“小臣”。
当武帝死后，西汉的宫廷，就落入了这样一群小臣手中。
昭、宣、元、成、哀、平六代，基本上是外戚专政；间或亦有一些宦官和佞臣掌握了大权。
成帝在位二十余年，王氏亲属先后有十人封候，五人拜将，占据着宫廷要津。
刘姓的江山，实际已由王姓当家。
成帝死后，哀帝继位。
哀帝对满朝王氏一概斥退，而重用祖母傅氏、母亲丁氏的家人。
但哀帝在位只有六年头，傅氏、丁氏又先他而死，两家皆不成气候。
故哀帝一死，身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就召回王莽，重掌宫廷。
这时，对于王莽来说，篡取皇位本身并不是一件难事。
宫廷政治之下，谁控制了宫廷，谁就控制了政治的机枢。
就这一点而言，处心积虑要篡夺皇位的王莽，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
但是，王莽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历史人物。
他篡夺了西汉的皇位，但那不过是一个权力的空壳。
以他所处的环境而言，他其实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那时，天下遍布豪强，与西汉的地方官勾结在一起，早就不再听命于朝廷。
西汉亡于王莽，亡的不过是宫廷。
这件事，也须从头说起。
宫廷政治之弊：上用“小臣”，下用“小材”汉初，郡的权力甚大。
但郡守的选任取决于丞相；丞相对郡守亦握有监察与制裁之权。
另一方面，丞相的选任既取决于皇帝，皇帝对丞相亦拥有监察与制裁之权。
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
而武帝削弱相权，则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
郡太守的选任一出于尚书，实际是皇帝的亲自任命。
故对于郡守的监察与制裁之权，从此只能由皇帝直接行使。
另一个问题，就是选什么样的人为郡太守。
按汉朝的规矩，贵戚和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弟，拥有入宫充任郎官的特权；财力雄厚人家的子弟，也可以花钱买一个郎官做。
这些人，久在宫廷行走，或官至郎中、中郎，有身份有地位，却也渐渐养成了“小廉曲谨便辟侧媚”的性格。
武帝时，官员的任命，既已由尚书负责，这些郎中、中郎，与皇帝最为接近，也最易于为尚书所注意，遂被大量委派到地方充任郡太守。
董仲舒曾经向武帝提出，这类人不过是“小材”；委任他们做太守，会把做太守必具的品德和能力标准都颠倒混淆了。
而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汉朝的郡太守，有权任命各级属官。
太守若为“小材”，则其选任的各级属官，也大都不会称职。
这样一来，汉朝的地方治理，就成了大问题。
宫廷政治，上用“小臣”，下用“小材”。
而“小臣”、“小材”一旦大权在握，就会败坏国家大事（“秉君威，以害正事”）。
如武帝实行盐铁和商业官营，结果是权贵、官吏与富商大贾勾结在一起，私自经营工商业牟利，败坏王法，逞其私欲，占据山泽，控制市场，囤积居奇。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
这样的问题，武帝最初是想用酷吏来解决的。
但是，酷吏大都非常势利，无非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
得势者，即便犯法如山，酷吏一般碰都不会去碰他们。
失势者，即便是贵戚，酷吏也不会放过他们。
中央监察机制的失效：地方豪强坐大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武帝是尤为重视的。
武帝曾用杨可推行“告缗”法，把地方中等以上的富户大都搞得家破人亡。
然而，这些都是缺乏权力背景的豪强。
那些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豪强，因与朝廷权贵和郡、县官吏勾结，却迅速膨胀起来。
为此，武帝于酷吏之外，又设置刺史，以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察。
监察的内容，一是豪强兼并，欺凌百姓；二是郡太守违法乱纪，营私聚敛；三是郡太守滥施刑赏，苛刻暴虐，妄言吉凶；四是郡太守任人为亲，贤愚颠倒；五是郡太守子弟不法；六是郡太守勾结豪强。
概括而言，就是要通过法律监察，解决豪强与郡太守在地方上违法乱纪和相互勾结的问题。
然而，宫廷政治之下，一切权力的设置，在本质上都具有皇权专制的性质。
行政系统如此，监察系统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被赋予的权力越大，权力的滥用就越严重。
以宫廷政治为核心的专制皇权，既不能从制度上限制权力的滥用，则刺史之设决不能收普遍、长远的监察之效。
其时，各地的郡太守普遍作奸舞弊（“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而具有权贵背景者尤无忌惮。
武帝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了。
到处因“多豪强”而“难治”，或因“多贵人宗室，难治”。
在一些地方，豪强甚至成为真正的领袖，地方官吏甚至宁愿得罪郡太守，也不愿得罪豪强（“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
长安天子脚下，豪强违反王法，扰乱吏治，如入无人之境。
汉元帝曾哀叹：百姓受豪强欺压，刺史、太守却不能为他们伸冤！其实，那时的郡太守，如没有什么背景，稍有小过，亦难免被刺史举劾。
他们为官一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其中品行低劣者，凡事只是从私利出发。
按照法律，太守如果不敢执法，或疏于执法，是有“放纵”之罪的。
但是，由于法不治众，这项罪名最后也只好撤销掉。
王莽改制：在一个中央权力的空壳下发动的改革上面说，王莽想要对社会来一翻彻底改造。
他推行“王田”和“五均六筦”，照吕思勉先生的说法，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真正的豪强是没有人敢动的。
史书上说，“王田”推行后，天下一片愁苦声，许多人都遭受刑罚。
但真正有势力的豪强，显然是动不了的。
愁苦之声，显然来自那些没有势力背景的中小土地占有者，受刑罚处分的当然也是他们。
这都由是官吏营私舞弊造成的。
而“五均六筦”，也导致豪强“与郡县通奸”。
这同样说明，王莽为节制资本而实行的工商业官营政策，也被豪强与郡县官吏利用为勾结牟利的工具。
地方上，官吏与豪强勾结之势已成，王莽真是什么事也做不成。
为重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王莽想重新规画地方行政。
他设立州牧，作为更高一级地方行政，以重振郡县，却难挽狂澜于既倒。
有一位州牧在上任之前，说到了地方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放弃改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这与王莽要他强化对于荆州的控制，可谓大相径庭。
王莽一怒之下，就把这位新任州牧撤掉了。
那时，天下乱极，造反者层出不究。
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麻沸”，即人民造反如乱麻沸汤一般的。
然而，对这样的造反，郡县官吏一概敷衍塞责，“县欺其郡，郡欺朝廷”，瞒报少报，态度极为消极。
所以，对造反者的镇压，王莽派出的军队，虽然也打过一些胜仗；但造反者此起彼伏，只能眼看着蔓延而为搅动天下的绿林、赤眉。
那时，许多豪强都组织武装，加入造反的队伍。
公元23年，昆阳之战，王莽四十余万精锐，竟不敌更始军一万多人的夹击，全军溃败。
新朝之不堪一击，暴露无遗，从此四面受敌。
当更始军进攻长安、洛阳之际，遍地乘势而起的豪强，风从响应，起兵杀州牧，杀郡太守，“旬月之间，遍于天下”，遂将天下割据完毕。
而当更始军进攻长安时，长安“大姓”纷纷拥众追随更始军向王莽进攻。
回顾王莽“从成功走向失败”的这一段历史，当初，正是西汉的宫廷政治，为王莽提供了篡汉的条件。
而这种宫廷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权力无法制衡，而无从监督，遂为天下豪强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可能。
另一方面，强大的豪强势力，因反对王莽推行的政策，先是坐视他陷于灭顶之灾，随后又趁火打劫，与起义的农民一起将他推翻。
从这一意义上说，王莽亡于豪强，亡的是天下。
王莽覆灭之后，刘秀建立了东汉。
但东汉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将遍地割据的豪强武装消灭，真正统一了天下。
但东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亦不过是一个豪强政权。
整个东汉，就是在宫廷政治下度过的。
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政，是东汉政治的特点。
东汉的宦官、外戚和官僚，则都有豪强的背景。
东汉末年，天下分裂割据；之后数百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总体上仍是天下分裂的形势，其基础也是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