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村庄共同体的概念
村庄共同体是指在一个村庄内，村民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社会关系。
它是一个由村民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旨在促进村庄的发展和繁荣。
村庄共同体的形成是基于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需要。
在一个村庄内，村民们通常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经济利益，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村民们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努力。
村庄共同体的成员通常包括村庄内的居民、农民、渔民、手工艺人等。
他们通过共同参与村庄的建设和管理，共同制定村庄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共同承担村庄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村庄的发展和繁荣。
村庄共同体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
成员之间需要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共同推动村庄的发展。
同时，村庄共同体也需要与外部社会保持联系，获取外部资源和支持，以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村庄共同体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需要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它旨在促进村庄的发展和繁荣。
它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同时也需要与外部社会保持联系，获取外部资源和支持。
《乡土中国》试题全集！全答案！全解析！《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满分训练一、选择题1．（2022·湖南长沙市实验中学高一月考）下列对《乡土中国》有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答案在本文最后面A．《乡土本色》一章大抵是全书的总论。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的基层定义为乡土性的，这一章描述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全书的基础，后文差序格局，礼俗社会之根源，都在于此乡土性。
B．乡人不识字是智力问题，不是知识问题。
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用面对面就能凭借脚步声辨认对方，而文字的传递信息能力也有其限制性需要一定的文法才能规定其正确使用。
所以文盲并非出于“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C．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写道：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
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会有变动。
”材料主要反映了中国古代乡村封建依附关系的严格。
D．因为乡下人的“愚”，费孝通认为，文字下乡没有必要推行，因为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的人和人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工具。
2．（2022·辽宁高一期末）关于《乡土中国》的表述，错误的一项（）答案在本文最后面A．维持乡土社会行为准则的是道德和传统。
B．杜甫自称“京兆杜甫”，史书又说他是襄阳杜氏，说明相较血缘而言，籍贯与地缘的关系更加密切。
C．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依然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中国基层社会乡土性的表现。
D．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3．（2022·海南中学高一期中）下列对《乡土中国》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答案在本文最后面A．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写道:“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
历史学语境下的西欧村庄共同体分析=“news_bd”>对于村庄共同体的探讨，是西欧中世纪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当然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含义的多样化。
从中世纪西欧的庄园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记录员在称呼某一个村庄的居民时，他们会使用很多的词汇，如hominies ville(村庄里的人)、villuta(村民)、vicini(邻居)、communitas ville(村庄共同体)等。
①其中，最经常用来描绘村庄居民的就是communitasvine，即村庄共同体这个词。
②Gommunitas这个词应用十分广泛，它的本意是指全体的，这种全体小到一个村庄，大到一个王国，都可以称之为communitas。
但是，如果要正确地理解和界定这个概念，则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语境之中。
那么，如何在历史学的语境下去理解这个概念呢?这一直是史学界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正如马林科瓦林斯基所说:有关共同体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世纪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对村庄和公社历史感兴趣的人。
’，③村庄共同体是西欧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过的地方组织机构，它在西欧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被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所特有。
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西欧的村庄共同体纳人一个体系之下进行研究。
但是，由于西欧社会中所存在的村庄共同体数量众多(据统计，在1789年仅法国就有44000个)，并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类型的差异)，这使得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们都不敢保证他们所选取的事例就是最具代表性的。
因此，我们只能对这些村庄组织的本质特征及活动做一般性的概括与归纳。
深人而有效的学术探讨是建立在对核心话语准确界定之上的，笔者试图从历史的语境人手，对村庄共同体的概念做一学术上的梳理，从而进一步明确村庄共同体在中世纪西欧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求教于方家。
一、学术界的争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村庄共同体概念的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对其基本内涵的理解也始终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挑战和对策作者：肖立新来源：《南方农村》2024年第03期摘要：多元主体参与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更大的动力，使乡村振兴朝着组织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也使乡村振兴在发展的过程中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统一配置。
但多元主体的参与必然带来多元化的组织管理、多元化的功能实现、多元化的引导和推动，如果不能将这些组织管理、功能实现、引导和推动，在协同推进的过程中进行系统化的运作，不能使这些主体形成一个科学的组织管理系统，那将对乡村振兴的发展形成阻碍。
为了解决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服务为主和统筹兼顾、协同推进的原则，推动多元主体科学参与乡村振兴。
关键词：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困境；挑战；对策中图分类号：F3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97（2024）03-0050-06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全国各地开始积极探索坚持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这条道路。
对于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学者们多从协同参与的角度展开研究。
如，在主体的构成方面，黄祖辉［1］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领、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唐琼等［2］指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已形成了党组织引领、乡镇政府主导、村两委带领、村民为主体、社会组织参与协调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李长源［3］提出，乡村振兴的多元主体由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农民、市场主体构成。
在参与方式上，熊哲［4］认为多元主体通过“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深度融合方式参与乡村振兴；刘延亮［5］认为要完善好乡镇政府、农村村委会、农村基层党支部等多主体间的协调合作；吴妤等［6］认为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使彼此之间形成有序状态，达到有效协作，从而共生利益。
近代华北农村的村民结合——以搭套习惯为中心村落社会的农民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总要结成各种协同、合作关系，这些关系反映在生产劳动、自治防卫、精神需求、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以共同的行动和关系等多种村民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
有关旧中国农村的种种村民结合以及村落共同体性质的议论在30-40年代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便被提出来，并曾开展为一场引人注目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之争。
论争的一方注重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的对外封闭性、村落成员间的紧密结合与集团性的一面，另一方那么强调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相对开放、内部结合松散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双方由此形成了完全截然对立的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
这一论争在经过二战之后的一度偃旗息鼓之后，自70年代初又以类似的形式被美、日等国学者提出来。
例如在涉及东南亚农村共同体社会性质与农民学理论方面出现的“道义的小农〞亦或“合理的小农〞的理论对立中，便展现出同当年的村落共同体理论论争如出一辙的构图〔参见旗田巍，1973、岸本美绪，1990〕。
可以看出，有关农村社会村民结合问题的讨论总是直接关系着对该时代农村社会的性质等根本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笔者近年来一直尝试着透过对村民结合的研究去接近旧村落共同体社会中的“公•集团〞和“私•个人〞的侧面，去观察这两个侧面的实在形态以及在近代社会中的演化过程，进而把握它们所表征的该时代农村社会的性格。
由于篇幅关系本稿不准备展开对上述课题的讨论，而只是把任务限定在对在近代华北农村普遍流行的“搭套〞习惯的实态介绍上。
关于近世与近代华北农村村民结合以及对村落共同体社会演化过程的分析等相关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笔者其他论著〔张思，1998、1999〕。
一、近代华北农村的各种农耕结合以本世纪30-40年代的河北省顺义县〔今属北京市〕各处农村为例，这里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农耕生产上的村民结合〔以下简称为农耕结合〕。
当年的日本殖民地机关满铁调查部所实施的华北农村实态调查当中对这些农耕结合做了不少记录，对这些农耕结合的最初研究大概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1964-1965年，施坚雅发表了3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论，对中国市场体系初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
（注：G.William Skinner,"M 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1,2,3,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1-3(1964-1965).）前2篇专论，对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市场变迁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初步奠定了施坚雅模式。
这一时段，恰好与中国学者眼中的“近代”相吻合。
第3篇论文，专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商品流通方式和市场共同体等问题，属于施坚雅模式的论证部分。
施氏不讳言他的研究是对历史模式的一种提炼，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
又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可以划分开的每一个阶段中，农民交易活动都应该受到密切的关注”。
他强调，“对中国农村1949年以来的充分阐释必须依靠对前现代农民交易活动的优先分析”。
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施坚雅构架其理论模式的学术平台。
（注：参见〔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这一模式在197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完善。
（注：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1977).中译本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从“施坚雅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即可知晓。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华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其农村地区的农家生产条件一直备受关注。
在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主要以农耕为主，同时也形成了以村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本文将从农家生产条件和村落共同体两个方面来探讨近代华北农村的特点和发展。
一、农家生产条件在近代，华北地区的农家生产条件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和人力资源的影响。
首先是自然环境的影响。
华北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同时，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宜农业生产。
这为农家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影响。
华北地区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样的自然和人力条件下，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主要以农耕为主。
农民们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及棉花、麻等经济作物。
同时，他们还养殖牲畜，如牛、羊、猪等。
这些农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农民自己的生活需要，还可以进行交换和销售，增加家庭收入。
除了农作物的种植和牲畜的养殖，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还包括了一些手工业和副业。
比如制作土布、编织草席、制作瓦器等手工业活动，以及磨面、打柴、挑水等副业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农民们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产物，为农家生产增加了多样性和灵活性。
二、村落共同体在农家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华北农村形成了以村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村落共同体是指一种以村庄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它包括了农民、土地、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等各个方面。
村落共同体在华北农村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村落共同体为农民提供了相互帮助和合作的平台。
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们可以互相借用农具、互相帮助耕种，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和疾病等问题。
这种合作精神不仅增强了农民的凝聚力和团结力，还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
其次，村落共同体为农民提供了社会保障和福利。
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们可以共同出资建立公共设施，如水井、灌溉渠道、学校、医院等，为村民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服务。
《乡土中国》信息类文本阅读试题精选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从远古神农氏开始，中华先祖就开始种稻、黍、稷、麦、菽五谷为食，制耒耜劳作工具为耕，种麻纺线成布为衣，磨制器物为家什，完成了从山上狩猎、水中渔猎到定居生活的转变，实现了从蒙昧到文明的过渡，开启了农耕文明之先河，这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深厚的滋养。
农耕文明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农耕文明集中升华了亿万民众的实践经验，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农耕文明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观念、生活礼俗、民族心理等文化形态。
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无一不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鲜明标签和重要表现。
农耕文明不仅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还间接影响并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个性和特质。
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华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及其他文化经过不断碰撞融合，形成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家国一体、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和谐向善、诚信包容、尊尊亲亲等独特的文化内涵。
这些文化内涵早已渗透进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润物细无声般影响着中国人的生产生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氓黎。
”……品味着这些古老的歌谣，我们仿佛看到一幅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演变图景。
在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当代，古老的农耕文明并没有过时，反而愈发彰显出独到的价值和无穷的魅力。
农耕文明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多得的资源宝库。
因此，我们必须将其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下去。
一方面，要善待历史的馈赠，切实发掘好、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积极培育乡土文化人才，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运用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去滋养农耕文明，推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刘玉照内容提要: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日本学者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后来，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研究。
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基层生产共同体一、引言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最经典的范式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村落共同体假设与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前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平野义太郎，1944）后者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
（施坚雅，1964）后来的学者针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大量的争论，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中国乡村基本结构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其中，黄宗智把这二者的对立总结为西方形式主义与日本实体主义的取向之争，并把这个争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南北方经济商品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宗族势力强弱的差异、以及南北方村落居住型式的差别，并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分析，从商品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
（黄宗智，1985）杜赞奇则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并提出了一个更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
（杜赞奇，1988）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二、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按照杜赞奇引用旗田巍的观点，“共同体”一词源于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等人把这个概念用于中国研究，意在寻求“所谓中国农民中未被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原始的亚细亚式的‘合作共荣’价值”，以支持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
杜赞奇强调村落共同体的内聚性本质，这种内聚性包括以下几点：(1)具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2)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存在明显的“排外”现象，本村人与外村人具有明显的身份差别，获得村民身份具有比较严格的条件，(3)具有高度的集体认同感和高于个人层次的集体生存利益，(4)内部具有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5)是下层合作的中心，存在集体的行动和仪式，(6)道义的权威中心。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村落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基本社会单元。
（杜赞奇，1988）按照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村落则并非如此，这一方面在于村落的开放特征上，另一个方面在于村落无论从对外还是对内的角度来看，都不构成中国乡村村民生活的结构完整和功能完备的单元，构成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基层市场共同体。
“基层市场”是指这样一种农村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的正常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
基层市场为这个下属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
”而村庄和在一般村庄层次上的存在的“小市”“作为地方产品进入较大市场体系的起点，它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施坚雅，1964,P6）按照施坚雅的观点，“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确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确定。
”（施坚雅，1964,P40）这个边界除了上面市场交易方面的意义之外，还具有基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载体的含义，这个方面的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对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社会状况有充分的了解，而对基层市场区域之外的社会区域却全无了解；(2)农民常常是在市场区域内娶儿媳；(3)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的基层市场区域中的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侵蚀；(4)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它正式的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
尤其是与农业有关的组织（例如看青会或者管水会），尽管与市场社区的界限不同，却往往整个位于市场社区内；(5)基层市场社区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息息相关；(6)与市场交易直接相关的度量衡，在任何一个基层市场内是标准化的，并且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基层市场之间存在着大量差别；(7)对于方言来讲，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正是基层市场区域。
另外，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讲，正是在基层市场共同体层次上，作为国家与农民中介的“乡绅”阶层才真正把农民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
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会有乡绅家庭，但是所有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在传统时代都有一些所谓的乡绅家庭，这些家庭正式在集镇实行对基层社区的“社会控制”。
乡绅和小商人作为农民与官宦上层和高层次中心地商人之间的“中介”都是在基层集镇而不是村庄层次上活动，正是他们把基层市场社区与更大的社会的机构、习俗联系起来或者相反。
从上面两种对立而又相互补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基本上总结出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元的“共同体”理论的基本要素：(1)基层共同体是一种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是一种实体，而不是类别群体。
(2)基层共同体有比较明确的边界。
这个边界是自然形成的，同时受到特定的行动和制度的强化；这个边界既是现实的边界，同时也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当中。
共同体成员的个人意识、需求和活动边界与共同体的边界高度重合。
(3)共同体的对外交往是有限的，并且是高度集中的，但是基层共同体受到外部世界的认可，并具有共同的对外行动。
(4)基层共同体具有内聚性，群体成员具有很强的集体认同感。
(5)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熟悉，内部具有密切的人际关系和频繁的人际交往，共同体是群体成员主要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边界。
本文提出的基层生产共同体是指伴随着乡村工业化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单元，一般的描述是这样的：在相邻的几个村子里面，绝大部分村民在从事某种经济活动，主要是从事某种工业品的生产加工或者交易。
从外面来看，这几个村子就好比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参与到大的社会分工体系当中，在这个共同体产品占据的市场范围之内，或者是以某个大城市为中心的大经济区域，或者是整个国内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形成一定的知名度，人们意识到有这样一个经济区的存在。
这个经济区也有一定的边界，虽然这个边界不是很清楚，存在中心区到边缘区的过渡，但是无论从内部人还是外部人的角度，在意识中这个边界还是比较清楚的；虽然这个边界随着经济区内经济的扩展在变动，但是这个变动往往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出现阶段性扩展期间，边界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种经济区，有的是完全自发形成的，有的则是地方政府有意识推动的结果。
在后一种情况下，经济区的边界往往与行政区域的边界具有一定的重合性，表现出“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模式。
在经济区内部，由于人们从事着同样的经济活动，因此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与协作，传统的亲缘、地缘和友缘关系都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经济协作的纽带，并在相互的协作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建构和强化。
在这个群体内部，虽然不一定每一个成员对于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够熟悉，但是密集的协作网络把绝大部分群体成员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共同的经济活动与密集的协作网络关系在群体内部形成便利的信息沟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知识、信息、生活方式等等。
与传统的基层共同体不同，这个群体内部的协作更加密集，对外交往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个群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内部的协作关系实现与外部分工协作中的交易。
这种对内和对外的结构性力量在借助于传统结构性力量扩展的同时，也在迅速地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格局。
三、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实际上，与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个假设相比，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讨论还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宗族、宗教、通婚圈、水利协作圈、武装自卫圈（包括青圈）、行政区划等等。
村落共同体假设与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实际上认为，与其它的社会结构因素相比，村落或基层市场共同体更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其成立的论据也在于其它社会结构因素与该两个因素的同构性。
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把上述传统社会结构因素放到现代化变迁过程的讨论当中时，不同的理论家强调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因素。
在村落、基层市场、行政区划、宗族、宗教、通婚圈、水利协作、武装自卫等几个结构因素中，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边界而导致内聚，一类是因为内聚而产生边界。
第一类包括村落、基层市场和行政区划，第二类包括宗族、宗教、通婚圈、水利协作和武装自卫。
另外，基层市场和行政区划是存在等级的，而其它的几个是不存在等级的。
下面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些结构性因素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的相互关系。
首先看宗族，在原有的研究当中，宗族始终是传统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层行动单位。
关于宗族的讨论，最重要的在于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一般认为，南方宗族势力比较强，北方宗族势力比较弱；南方的宗族一般是超越于村落之上，而北方的宗族则是与村落重合或者是村落内部的社会单元。
（这也是黄宗智认为造成村落共同体与基层市场共同体之争的一个原因，黄宗智，1985）杜赞奇认为，“南方宗族的共同财产和超村级联系成为乡村政治及冲突的根源。
”（杜赞奇，1988,P84）但是这种庞大、复杂、联合式的宗族在中国并不普遍，在北方，更普遍的是居住于同一村庄内部的宗族。
庄士敦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威海地区的描述发现，“那里有不少单一宗族的村庄，与其说水井、道路是村庄的‘公产’，还不如说他们是某一宗族或某些宗族的‘族产’更为准确”。
（庄士敦，1910，转引自杜赞奇，1988,P97）也就是说，在华北传统的社会村落里面，如果抽掉了宗族这一联系纽带，村落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特征是很值得怀疑的。
施坚雅也认为，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共同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的基层市场区域中的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侵蚀”。
（施坚雅，1964,P46）黄宗智认为，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描述，中国史学工作者通常强调家族的作用，实际上是把“自然村”等同于“同族集团”。
（黄宗智，1990,P148）宗教的作用也是这样，按照杜赞奇的研究，华北的村落基本上可以分作两类，宗族型村落和宗教性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