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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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村落的基本特征
马新
【期刊名称】《理论学刊》
【年(卷),期】2022()4
【摘要】中国古代村落是典型的原生性村落,植根于深厚的农耕文明土壤,汲取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本初基因。
村落一直是中国古代最为稳定的社会基本单位,是乡村治理体系的立足点;村落的内凝性使其成为有机的统一整体,保障着村落秩序与活力;中国古代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村落文化一直保有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具有独特内涵与价值;村落的多功能性使村落成为最为稳定、最为持久的基本聚落单位。
【总页数】11页(P142-152)
【作者】马新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7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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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中国村落民间故事讲述的基本特征——基于《都镇湾故事》的分析
3.论村落文化的基本特征
4.武陵山片区村落体育的分类与基本特征
5.淮河流域村落的文化区属和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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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历史演进及其依据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是指中华民族在整体上具有一个共同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基础,但又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成分,呈现出多元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
该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具有丰富的历史依据。
本文将从史前时期到现代的历史角度出发,探讨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历史演进及其依据。
首先要了解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历史演进,需要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就已有了丰富的文化和民族成分。
史前时期的中华民族,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华夏文明。
在这个过程中,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渗透、共生,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这时期各种地方文化开始发展,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格局。
各地区的文化、风俗、习惯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同时也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繁荣多元的文化局面。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逐渐形成,统一了一体中原地区,更多的少数民族和中国主体民族进行了交流融合。
秦汉政权也开始向南方和西北向外扩张,各种不同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相互融合。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格局开始逐渐形成。
隋唐时期,统一的中央政权重新出现,统一了民族文化,发展经济,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开始迅速发展,形成了大唐文化辉煌的时期。
明清时期,中国实现了两次政权更替,结合了不同的文化和民族。
在这一时期,多个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同时也加速了各个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文化格局。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后,中国历经了多次政治和社会变革,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民族关系得到了新的调整和发展。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民族平等、和谐相处,各民族文化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加速了各个地区的文化融合和发展,形成了更加多元的文化格局。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历史依据。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长期过程。
大约在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原地区的不同民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
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中华民族经历了多次王朝的更替和民族的迁徙,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民族边界和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在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和互动中完成的。
中国的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通过婚姻、贸易、移民等方式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共同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
例如汉族与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
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基本上保持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一制度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定和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和外族入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战争和外族入侵,这些战争和入侵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仍然在继续。
中国政府推行的民族团结政策,鼓励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在文化交流、政治制度、战争和入侵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共同体,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序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民族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群体。
而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之一,其形成和发展历经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本文将从历史、文化和地理等多个维度,全面评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并探讨其重要意义。
一、历史背景的铸就1. 远古时期的族群融合:作为中华民族的基石,远古时期的华夏族群通过经济、文化和政治交流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为后来的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2. 考古发现的证据:从史前文化遗址中的器物、文字和图案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华夏人类群体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符号,显示出共同体形成的初步迹象。
二、文化传承的凝聚力1. 传统价值的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儒家文化、孔子的思想以及道德观念等密不可分。
这些价值观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2. 文化瑰宝的传承:中华文化拥有悠久的传统,如《诗经》、《论语》等文化瑰宝自古以来广泛传播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加深了民众的共同认同感。
三、地理环境的独特性1. 共同的地理环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长江黄河等大河的孕育作用、秦岭淮河一线的自然屏障等因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发展。
2. 地理区域的融合: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土单位,不同地域间的交流互动在形成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意义与价值1. 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只有强大的共同体意识才能使国家在风雨飘摇的时刻保持稳定,迎来繁荣发展。
2.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土壤和动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3. 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之一,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结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历史、文化和地理等多个维度的交叉互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为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村庄共同体的概念
村庄共同体是指在一个村庄内,村民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社会关系。
它是一个由村民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旨在促进村庄的发展和繁荣。
村庄共同体的形成是基于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需要。
在一个村庄内,村民们通常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经济利益,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村民们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努力。
村庄共同体的成员通常包括村庄内的居民、农民、渔民、手工艺人等。
他们通过共同参与村庄的建设和管理,共同制定村庄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共同承担村庄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村庄的发展和繁荣。
村庄共同体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
成员之间需要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共同推动村庄的发展。
同时,村庄共同体也需要与外部社会保持联系,获取外部资源和支持,以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村庄共同体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需要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它旨在促进村庄的发展和繁荣。
它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同时也需要与外部社会保持联系,获取外部资源和支持。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由中国各个民族共同构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它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实基础。
本文将从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一、历史背景下的共同体形成1.1 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概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远古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婚姻、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如丝绸之路的形成使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
而在政治上,各朝代都以统一整个中国大陆为目标,这种统一意识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1.2 祖国内涵的构建与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和认同感。
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民始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将中国大陆视为祖国的一部分。
同时,宣传和教育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断强化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二、文化融合与多元发展2.1 文化交流促进共同体形成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国大陆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而在长期的交往中,这些文化得到了相互的借鉴和影响。
例如,汉、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中国传统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也深入影响了各个民族,使他们在价值观上形成共识。
2.2 文化多元性的保护与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保护各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提供条件使之能够得到发展十分重要。
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法规和政策,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保障。
在新时代,政府还积极推动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加强文化的多元性发展。
三、现实挑战下的共同体发展3.1 新形势下的共同利益认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政府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开放的心态和合作精神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重要力量。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李国庆【内容提要】当今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阶层分化之中,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常常处于对立状态。
要搞清出现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需要深刻认识中国村落的社会结合性质究竟是建立在合理打算基础之上的结社,还是受共有的社会规范制约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村落共同体。
围绕这一根本问题,日本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基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展开了一场被称为“戒能—平野论战”的大辩论。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村落是以完成特定功能为目的的结社,村落由于阶层分化和宗族组织而缺少凝聚力,村干部并非村民利益的代表因而缺少绝对权威。
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经过合理计算的交换行为,村落仅仅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共同体”。
基于这种认识,今天中国农村在推进向以功能组织为主导的村落类型转变的过程中,亟需加强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强化村民对村落的认同感,修复村落的过度分化,促进村落社会的整合与稳定。
【关键词】村落共同体/结社/生活共同体/阶层分化/消极的互助一、研究目的与主题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明确中国村落的基本社会性格,进而分析阻碍社会发展的经济、社会因素,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领域的自由、平等、合理发展。
社会变迁理论认为,“从农业社会向现代产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地域社会最基本的变动是在农业社会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富永健一,1986:322)。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动量增大,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空间扩展,从而打破了农村社会内部的封闭性,降低了村落内部同质性和自给自足的程度,村落共同体的基础解体;无偿的劳动互助组织将被各种功能组织取代,合理化程度得到提高;教育的普及带来机会的大众化,村落的制约力减弱,个人的自由度增大;社会资源分配均等化,个人和家庭的平等化程度提高。
村落社会从地域性较强和共同关心程度较高的状态向异质性较强的复合社会分化,从共同社会(gemeinshaft)向利益社会(gesellschaft)即功能分化的、个人更加自由平等、合理主义占主导的状态转变。
论村落共同体视域下迪庆藏族锅庄舞蹈的保护路径摘要:文章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迪庆藏族“锅庄”舞蹈的起源传说进行分析,指出锅庄来源于人们的劳动,它并非是藏族群众单纯的娱乐,而是迪庆特殊社会结构产生的一种互助行为,为前市场经济时代原子化社会劳作的个体增强抵御生活中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保障,它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个体主义存在一定张力。
关键词:迪庆;锅庄舞;村落共同体;自由主义一、迪庆锅庄舞与村落共同体藏族锅庄舞,又称为“果卓”、“歌庄”、“卓”等,藏语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分布于西藏昌都、那曲,四川阿坝、甘孜,云南迪庆及青海、甘肃的藏族聚居区。
舞蹈时,一般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有一人领头,分男女一问一答,反复对唱,无乐器伴奏。
整个舞蹈由先慢后快的两段舞组成,基本动作有“悠颤跨腿”、“趋步辗转”、“跨腿踏步蹲”等,舞者手臂以撩、甩、晃为主变换舞姿,队形按顺时针行进,圆圈有大有小,偶尔变换“龙摆尾”图案。
锅庄舞在藏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可以说渗透在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舞蹈大体上可以分为用于大型活动的“大锅庄”、用于民间传统节日的“中锅庄”和用于亲朋聚会的“小锅庄”等几种。
有关藏族锅庄舞的起源,在藏区民间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远古的时候,在一个叫达折多的地方,有一个富裕的土司,他有两个聪明的奴隶,一个叫弦子,一个叫锅庄。
有一天,他俩结伴外出,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忽然发现一片美丽的湖泊,弦子十分高兴,随着水波的荡漾跳起舞来,锅庄也跟着手舞足蹈。
从此以后,每当疲劳难耐、心中烦闷时,他们俩就会用舞蹈来摆脱烦恼。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锅庄舞蹈的起源包含着劳动者团结协作的思想,而通过这种团结协作,劳动者获得了欢乐。
从今日锅庄舞的动作来看,这一点也非常明显——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在跳的过程中逐渐融合成一个大圆圈。
“圈”,在藏族的传统文化中一般被视为完整的象征。
根据艺术功能学派的观点,舞蹈是社会事实(结构)的投射。
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 [摘要]村落共同体问题对于思考宋元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前近代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主要围绕着地主佃户关系、国家编民关系和共同体论展开了论争;关于华北是否也与南方同样存在村落共同体,也是日本史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
中国史上村落共同体的研究,不应仅以西欧或日本的共同体诸表象作为讨论问题的唯一标准。
[关键词]中国史;农村;村落共同体在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中,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那应该就是以食、衣、住为首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了。
人类以一己之力是不能生产那些东西的,只有与他人结成一定的关系,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这样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基本生产关系的样式决定了那个社会的特质,并据此区别这一社会与其他社会。
这里就产生出区分时代的问题。
不言而喻,宋元社会是农业社会,上述的生活资料全都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人类集团从事这些生产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而其上的单位,就是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村落”的概念。
姑且不论汉代的“里共同体”,至少在魏晋以降,“村落”的叫法已经可以普遍见到。
这样的“村落”,对整个社会以至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总不会一点意义都没有罢。
一般所谓的“村落共同体”果真没有实际存在过?抑或对社会的再生产承担过固有的作用呢? 沿着这样的思路,农村史对于思考宋元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前近代社会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将循着前人学说的轨迹,对宋元时代的农村史,尤其是关于村落共同体的问题,试作一个考察。
一围绕宋元社会历史特点的学说史反思这里,我们试将战后关于区分宋元乃至明清时代的论争分为三期,以期把握其问题所在。
第一期围绕地主与佃户关系的论战时期(战后至50年代)最先不遗余力揭明宋元时代地主佃户制的是周藤吉之。
①他指出,中国的庄园,从汉代直到唐代,是别业的意思,唐末以降至宋代,“庄”才指田园的含义。
庄园的所有者,从汉代到唐代中期,是宫廷与贵族,唐代中期以后到五代则是节度使与武人。
然而,唐代均田制崩溃以后,由于均田农民的分化,其上层农民拥有庄园的情况也已出现。
他们接受节度使的保护而成为官僚,入宋以后,则作为官户、形势户而成为庄园的所有者。
宋代的庄园,有土地集中与土地分散在各地的两种形式,前者之中有囊括数村的情况。
然而,没有不纳赋税的特权,唯有官僚的庄园可以免除劳役。
庄园内部设有管理者,是由地主从佃户中指定的。
耕种者在唐末是奴仆与庄客,庄客也近乎于奴隶。
虽然在宋代,奴仆耕作并不是重要的成分,佃户的耕作已成为主导性的,但他们之中近乎奴隶的占大多数。
宋代的庄客一般称为佃户,也叫做客户、佃客、租户、地客、火客、隶农。
他们从他乡移来,向地主递上租契,租借土地、住房、耕牛、农具等,缴纳五到六成的租课与附加租,还被役使做各种杂役。
地主与佃户的法律地位有主仆之分与上下之分,在刑法上有两个等级的差别,佃户连婚姻也受到干涉。
在佃户逃亡的情况下,在淮南,便以契约为后盾迫使其返回;即便在四川,在法律上也没有迁徙的自由。
尽管江南在北宋中期佃户就开始可以自由迁移,而荆湖北路等地禁止地主拘束佃户的法令也已经问世,但习惯上佃户还都不能迁转。
从全国范围看,南宋初期禁止佃户迁移的一般法也开始确立。
而在湖北、四川的佃户中,叫做“随田佃客”而与土地一起被买卖的现象也是很多的。
租课以实物缴纳为主,其中有分成租与定额租,此外还有货币地租,或将实物折成价款的形式。
如上所述,佃户缴纳沉重的租税,还清借贷粮食的高利贷,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
因而南宋以后,政府虽然也向地主下令在凶年减轻租课,但效果不大。
因此,南宋末年以降,佃户就不向地主缴纳租课,掀起了所谓“顽佃抗租”的活动。
更有甚者,在官田上,官户形势户请佃以后,再令种户耕作的双重承佃关系已经出现;在民田上,也有出现佃户包佃制的地方,即确立了佃户种户的双重承佃关系。
然而,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是不太多的。
宫崎市定以田主—业主—种户的三重关系来把握佃户的双重承佃关系,针对这一论点,周藤则认为应该以官府—田主—种户或者业主—佃主—种户的三重关系来加以把握,否定了宫崎所说的中间经营者的存在。
佃仆是唐代奴仆的子孙,他们虽然是仆,却像佃户那样离开主人家独立居住缴纳租课的,而地客也叫做“仆”。
更何况在宋代庄园里,也有雇佣者(人力、女使),他们也被叫做“仆”,与奴仆共同耕作着主人家的直接经营地,而当时直接经营地是不太多的。
正因如此,周藤认为,宋代佃户在经济上、人格身份上都是强烈依附于地主的,属于奴隶的性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要举出周藤所说的问题点,一般认为有三点。
第一,宋代地主的大土地所有采取庄园这一形式,这点正如宫崎市定所指出的那样,宋代在商品经济相对发展的条件下,土地所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分散的、零碎的状态,难道还能说有庄园制存在吗?第二,周藤虽然强调佃户的奴隶属性,但为什么从中会兴起顽佃抗租运动,佃户的租佃权是如何形成的,其内在必然性却并不令人了然。
第三,他虽然指出禁止佃户迁移的一般法在南宋初期已经制定,但仍缺乏相应的史料依据。
虽然残留以上那样的问题,一般认为,基于史料的严密实证,其在其他论点上大体是正确的,即佃户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人格人身上,都受到地主的支配,超强制地依附于地主。
这样的结论,应该说是值得首肯的。
富崎市定①指出:“中国的庄园性土地经营,汉代业已成型,盛于南朝而延续至唐。
自曹魏开始,土地国有政策形成屯田—课田—均田系列,应该视为出自国家主权者的庄园经营,其兴起迟于私家庄园,却先于私家庄园而崩坏。
从唐末开始到五代宋初,中世的私家庄园也趋于没落。
历来的史家往往都取均田崩溃庄园代兴的见解,我则颇不以为然。
宋代以后兴起的大土地所有,毋宁应该称之为近世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
”(注2《历史教育》论文48页)唐代三百年间,使课田法下隶属农民的课户个人所有权大为高涨,课户虽有成为自由民的,但其中也有自由民没落而成为强有力者之佃户的,他们继续保有自由民的地位,成为缔结契约关系的佃户。
与此同时,在作为占田直接象征的贵族庄园里,部曲、官户、杂户等农奴从事耕作,而部曲就是佃客、庄客、庄户、役客、田客等等的法律用语。
尽管在唐代,贵族的庄园作为官人永业田而受到认可,但庄园渐次在子孙之间瓜分,分割为小面积的单位。
这里,作为皇帝、贵族私有地的庄园制开始崩坏,而转变为宋代以降的近世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
再者,关于宋代佃户迁移的自由与否,佃户向地主递交租契(合同文书),若有逃移情状,将视为不法行为而被遣回,因为说到底这是违反契约的,而不能说成是佃户迁移的不自由。
之所以必须考虑到这点,就因为这是地主大土地所有的形态。
如果是集中的大土地所有,通过土地,在与劳动农民之间容易产生封建的主从关系。
而在分散的大土地所有的情况下,依靠土地约束农民而使其隶属,这样的事情显得相当困难。
前一土地所有形态,出现在土地有余而劳动力缺乏的宽乡。
在这里,就能看到中世的契约关系:佃户如欲移往土地条件更好的地方,就以中世惯例为借口将其遣返。
周藤所举的佃户迁移不自由的例子,就是在这种场合。
第二种狭乡的场合,就是土地少而劳动力富裕的地" 方。
只要考察史料,就会认识到,由于佃户租赁的土地是分散的、零碎的,因而特地要从不止一个地主那里租借土地,其间并不构成封建的主从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
这里,佃户彼此之间就兴起了土地的争夺,地主趁人之危,利用这类佃户的弱点,残酷役使他们,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力,而是资本主义的威力。
而且,宋代佃户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分化,佃户中出现了叫做业主的中间经营者,正如田主—业主—佃户(种户)那样,出现了资本与经营的分离。
再者,田主的土地所有,为了目前的利益,向着利润率最大化的投资而倾其土地所有。
这样,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就是纯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佃户也不过是自由民身份的契约当事人而已。
然而,他们生活贫困,不得不从地主那里借钱贷米,从而依附于地主。
与此相对照,佃户一旦向地主抗租而发起反抗,政府就站在地主一边加以弹压。
佃户这种实际上地位的下降,就那样被法制化,到了南宋,甚至附加刑法上的差别。
倘若要举出以上论述的疑问点,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宋代佃户是与地主结成对等契约关系的自由民,并以此作为近世资本主义的内容,但与此相反,宫崎又确认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依附化倾向。
倘然如此,宋代以后的近世资本主义说本身岂非不能成立吗?第二,浙江等地的地方志里,颇有佃户之名记录于学田簿籍,周藤将此解释为佃户与土地共同买卖让度的结果;而宫崎则与其相对立,认为其中有只借一亩不到的佃户,他们还向其他地主租借土地,这里并不构成封建的主从关系。
然而,一个佃户从不止一个地主那里租赁土地的史料,不仅至今尚未发现,而在《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杀奴婢娼佃”中却有这样的记载:“今江浙之弊,贫民甚多,皆是依托主户售雇或佃地作客过日,即非客户,买致驱奴。
亡宋已前,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
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
”由此看来,佃户对地主的依附性不容否认,一般认为,这对周藤的论点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宫崎的主张基本上就不能成立了。
那么,宫崎的观点是否应予全面否定呢?似也未必。
尤其是他指出,对地主佃户制的理解,有必要考虑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般认为,这对周藤的论点完全是深中肯柴的批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仁井田陞的学说①,以周藤的论点为基础,而又与其有着相互补充的关系。
他认为,从8世纪到10世纪这一时期,是中国史上古代与中世的分界期。
古代的生产关系,基于右姓大族的大土地所有,是实行奴隶生产的。
奴隶与未充分奴隶化的佃客置身于奴隶制生产的框架内发挥着作用。
中世是封建社会,即农奴制社会。
中世初期,新型大地主阶层与新官僚阶层取代了右姓大族,成为统治势力的中心。
社会生产就是在这种地主与农奴(即佃户)的关系中进行的。
他引用周藤的论点,说明其实际的形态。
而后对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作如下的论述。
欧洲的封建主义,连同日本的封建主义,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一种类型,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又一种类型。
联系三者共同然而根本的基础,就是来自地主对农民的支配。
中国的中世可以宋元与明清分为前期与后期,其主要依据就是“名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从前期的“主仆之分”向后期的“长幼之序”发展,在明清已有所谓“良田不若良佃”的说法。
因一田两主制的出现而导致佃户的成熟,封建制也因土地改革而被克服。
仁井田氏还全面批判了宫崎的论点,这里只举出其中最重要的对“资本主义”与“契约”说的批判。
首先,对富崎的宋代资本主义说,他指出,那种资本是称作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前期资本,宫崎只以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作为问题,因而立足于这样的资本主义概念来侈谈资本主义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