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二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许多村落共同体开始出现消解的趋势，地域共同体的重建也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消解的原因和地域共同体的重建两方面进行探讨。

村落共同体消解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农村人口不断流失。

农村人口外流，导致了村庄人口减少，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逐渐减弱。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村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变得越来越少。

这使得村落共同体无法得到有效地维系，最终导致村落共同体的消解。

经济发展不均衡也是村落共同体消解的原因之一。

由于一些地区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大量的人口涌入这些地区，而另一些地区由于资源匮乏或经济相对滞后，导致人口外流，从而使村落共同体崩溃。

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对村落共同体消解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也发生了变化。

一些年轻人出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的考虑，选择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导致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逐渐减弱。

为了解决村落共同体消解的问题，地域共同体的重建成为一种重要的选择。

地域共同体是基于地域的居民，通过共同的生活环境、文化传承等因素产生了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条件。

只有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吸引更多的人留在农村，才能增强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

要加强对农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

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文化的传承密不可分，只有保护好村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才能使村落共同体更加稳固和有力。

还应建立起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机制。

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联系，更是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联系。

通过城市和农村的互动，可以促进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和重建。

要加强对村落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和支持。

村落社区自治组织是促进村落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应该加大对村落自治组织的支持力度，提高其管理、服务和组织能力。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李国庆【内容提要】当今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阶层分化之中，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常常处于对立状态。

要搞清出现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需要深刻认识中国村落的社会结合性质究竟是建立在合理打算基础之上的结社，还是受共有的社会规范制约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村落共同体。

围绕这一根本问题，日本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基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展开了一场被称为“戒能—平野论战”的大辩论。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村落是以完成特定功能为目的的结社，村落由于阶层分化和宗族组织而缺少凝聚力，村干部并非村民利益的代表因而缺少绝对权威。

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经过合理计算的交换行为，村落仅仅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共同体”。

基于这种认识，今天中国农村在推进向以功能组织为主导的村落类型转变的过程中，亟需加强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强化村民对村落的认同感，修复村落的过度分化，促进村落社会的整合与稳定。

【关键词】村落共同体/结社/生活共同体/阶层分化/消极的互助一、研究目的与主题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明确中国村落的基本社会性格，进而分析阻碍社会发展的经济、社会因素，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领域的自由、平等、合理发展。

社会变迁理论认为，“从农业社会向现代产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地域社会最基本的变动是在农业社会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富永健一，1986:322）。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动量增大，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空间扩展，从而打破了农村社会内部的封闭性，降低了村落内部同质性和自给自足的程度，村落共同体的基础解体；无偿的劳动互助组织将被各种功能组织取代，合理化程度得到提高；教育的普及带来机会的大众化，村落的制约力减弱，个人的自由度增大；社会资源分配均等化，个人和家庭的平等化程度提高。

村落社会从地域性较强和共同关心程度较高的状态向异质性较强的复合社会分化，从共同社会(gemeinshaft)向利益社会(gesellschaft)即功能分化的、个人更加自由平等、合理主义占主导的状态转变。

研读《乡土中国》：一段心路历程引言《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一部经典著作，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阐述。

本书以作者在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道德观念、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为我们理解中国乡土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研读主题一：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1.1 乡土社会的特点乡土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具有以下特点：1. 土地崇拜：土地是乡土社会的根基，人们对土地充满敬畏和依赖。

2. 家族观念：乡土社会强调家族和宗族的联系，家族成员之间互相支持和依赖。

3. 传统俗：乡土社会中，人们遵循传统俗，这些俗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基石。

4. 互助合作：乡土社会中，农民之间相互帮助，共同应对农业生产中的困难。

1.2 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一系列挑战：1. 人口流动：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导致乡村人口减少，传统乡土文化受到影响。

2. 价值观变迁：现代价值观的传入，使得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

3. 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科技的发展，使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改变。

研读主题二：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2.1 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1. 等级制度：乡土社会中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如地主、农民、工匠等。

2. 亲缘关系：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亲缘关系。

3. 村落共同体：村落是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村民之间有着共同的生活和利益。

2.2 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1. 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打破了封建土地制度，提高了农民地位。

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革，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

3. 村落共同体衰退：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村落共同体逐渐衰退。

研读主题三：乡土社会的道德观念3.1 乡土社会的道德观念特点1. 儒家伦理：乡土社会的道德观念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强调仁爱、忠诚、孝顺等。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和农村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传统的村落共同体面临着消解的挑战。

同时，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很多传统的地域共同体也面临着重建的问题。

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保护传统村落共同体和重新建立地域共同体。

村落共同体是指在农村地区形成的、由居民自主管理和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

村落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是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很多村落共同体面临着消解的危机。

这是由于城市对资源的不断吸纳，村落经济逐渐萎缩，人口向城市流动，村落共同体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自主发展能力。

为了保护村落共同体，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应该加强对村落共同体的保护和传承，重视村落文化和历史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高村落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其次，应该加强对村落经济的支持和发展，引导和支持村落居民开展小农经济和乡村旅游等产业，提高村落居民的收入水平。

同时，应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城乡互动合作机制，促进城乡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最后，应该加强对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改善村落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

除了村落共同体的消解问题，地域共同体的重建也是新型城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地域共同体是指在特定地域内形成的、由各种社会组织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

地域共同体是城市和农村间最为稳定和持久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很多地域共同体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这是由于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对资源的吸附作用使得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地域共同体逐渐瓦解。

总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和地域共同体重建都是重要问题。

为了保护传统村落共同体和重新建立地域共同体，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城乡发展协同和社会和谐发展。

从村落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村落研究的争议-组织行为学论文-社会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研究缘起随着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性逐步向中国基层社会渗透，这种渗透过程被称之为国家建构（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也好，文字下乡也好，送法下乡也罢，随之带来的是基层社会的构成方式和运作模式的缓慢变迁。

然而，研究对象的构成方式和运作模式的缓慢变迁并没有影响学界因为研究的需要，从抽象层面对其进行理论概括和概念提炼的需求。

从逻辑上讲，这种理论概括和概念提炼仍是研究工作的必经之路。

２０世纪的中国，其社会性质就是农民中国，无论研究者持何种立场、何种观点，对于这一点均无疑义，因此，当时的所有村落研究叙事都在此基础上展开。

然而，已有研究，有的借鉴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基本以某个区域社会中的某个具体村庄为研究单位或研究个案，进行式的研究，因而在方法论层面就陷入了一个争论，即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有名的费孝通利奇公案［１］３２０－３２２①。

这段公案背后，其实质是这些研究范式能否超越二元论，即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断裂，从而真正为中国村落研究做出学术本土化的贡献和努力。

学界对２０世纪中国村落的性质概括出以下四种研究范式：小共同体、宗族模式、权力的文化网络、区域体系。

在笔者看来，上述四种研究范式只是研究者依据自己的兴趣点、关注点与研究时的理论背景、研究者掌握的材料等相结合后产生的一种并非村落全面、真实的，而只是偏重村落某一方面的描述和分析。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研究者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设，在研究时对于自身研究兴趣范围内的材料关注较多，而有意或无意忽略与自身研究无关的村落材料，这即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２］２８５－２８８。

在此，笔者并非想要已有的村落研究范式及其结论，因为已有研究尽管存在缺陷，但依然反映了村庄的某一部分现实。

笔者想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在形成各有不同侧重的理论范式时，却忽视了村落更大的现实，即村落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留给近的遗产大一统的文化及伦理价值观。

近代华北农村的村民结合——以搭套习惯为中心村落社会的农民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总要结成各种协同、合作关系，这些关系反映在生产劳动、自治防卫、精神需求、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以共同的行动和关系等多种村民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

有关旧中国农村的种种村民结合以及村落共同体性质的议论在30-40年代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便被提出来，并曾开展为一场引人注目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之争。

论争的一方注重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的对外封闭性、村落成员间的紧密结合与集团性的一面，另一方那么强调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相对开放、内部结合松散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双方由此形成了完全截然对立的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

这一论争在经过二战之后的一度偃旗息鼓之后，自70年代初又以类似的形式被美、日等国学者提出来。

例如在涉及东南亚农村共同体社会性质与农民学理论方面出现的“道义的小农〞亦或“合理的小农〞的理论对立中，便展现出同当年的村落共同体理论论争如出一辙的构图〔参见旗田巍，1973、岸本美绪，1990〕。

可以看出，有关农村社会村民结合问题的讨论总是直接关系着对该时代农村社会的性质等根本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笔者近年来一直尝试着透过对村民结合的研究去接近旧村落共同体社会中的“公•集团〞和“私•个人〞的侧面，去观察这两个侧面的实在形态以及在近代社会中的演化过程，进而把握它们所表征的该时代农村社会的性格。

由于篇幅关系本稿不准备展开对上述课题的讨论，而只是把任务限定在对在近代华北农村普遍流行的“搭套〞习惯的实态介绍上。

关于近世与近代华北农村村民结合以及对村落共同体社会演化过程的分析等相关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笔者其他论著〔张思，1998、1999〕。

一、近代华北农村的各种农耕结合以本世纪30-40年代的河北省顺义县〔今属北京市〕各处农村为例，这里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农耕生产上的村民结合〔以下简称为农耕结合〕。

当年的日本殖民地机关满铁调查部所实施的华北农村实态调查当中对这些农耕结合做了不少记录，对这些农耕结合的最初研究大概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２０２１年２月中州学刊Ｆｅｂ．，２０２１第２期（总第２９０期）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Ｎｏ．２ʌ当代政治ɔ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㊁现实困境及策略∗高卫星㊀㊀㊀张慧远摘㊀要：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相契合，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㊂当前，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面临着基层干部治理理念落后㊁相关制度不完善㊁村两委动员与整合治理力量的能力不足㊁推进治理的动力有限等诸多困境㊂为此，要基于人人有责㊁人人守则㊁人人尽责㊁人人平等㊁人人共享等价值维度，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为保障，以构建 一核多元 的治理主体体系为抓手，以刚柔兼济的治理方式为手段，以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为动力，打好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 组合拳 ㊂关键词：乡村治理共同体；理论逻辑；困境；以人民为中心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Ａ㊀㊀㊀㊀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０７－０６㊀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㊁人人尽责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㊂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与精准把握，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㊁克服治理碎片化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㊂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强调各类社会主体和所有社会成员围绕共同价值㊁共同规范㊁共同利益㊁共同发展，共同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㊂①在乡村振兴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问题，可谓恰逢其时㊂新时代，深入探究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问题，对于完善社会治理㊁维护基层稳定㊁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㊂一㊁新时代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理论逻辑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有其理论依据的，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相契合，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㊂１．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对以国家为代表的 虚假的共同体 完全虚幻共同体 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 真正共同体 的概念㊂他们认为，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㊂②对于真正共同体构建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 固有的力量 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 人的解放才能完成㊂ ③在他们看来， 真正共同体 是 自由人的联合 ，代表着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㊂由此可见，构建人人有责㊁人人尽责㊁人人享有的乡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２７∗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１５ＢＺＺ０３５）㊂作者简介：高卫星，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郑州㊀４５０００１）㊂张慧远，女，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郑州㊀４５０００１）㊂７村治理共同体的提法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一脉相承并创新发展的㊂这一美好共同体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计划㊁分阶段㊁分步骤地逐步推进的，其遵循从低级形态共同体逐步过渡到高级形态共同体的发展逻辑㊂乡村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子体系和根基，是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 真正共同体 的关键环节㊂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是我们党坚持从实践论的视角对共同体实现过程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彰显了我们党对共同体构建规律和实现路径的艰辛探索和精准把握，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新的生命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发展㊂２．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相契合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旨归，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新时代新的延续和发展，有助于应对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顽疾㊂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也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㊂２０１９年１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㊂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做到一切为了人民㊁一切依靠人民㊁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㊂就社会治理而言， 治理为了人民㊁治理依靠人民㊁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 ④㊂由此可见，构建人人有责㊁人人尽责㊁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与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相契合的㊂一方面，乡村治理共同体相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而言具有一种工具属性，是有效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有力杠杆，从 治理依靠人民 到 人人有责 和 人人尽责 的论述转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于要求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强烈呼唤，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表现，遵循的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㊂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共同体相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而言又具有一种价值属性㊂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共同体的阐释，共同体实乃所有社会成员组成的有机体㊂人之所以能够实现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其依赖的是社会治理共同体，而非当下乡村社会普遍以 麻袋里的马铃薯 形态而存在的机械体㊂换言之，我们党试图通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来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并以此为硬抓手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㊂３．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其实践依托则是乡村治理共同体㊂从治理效能提升的视角来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精英流失㊁人口老龄化㊁村民原子化㊁村民利益诉求多元化等诸多问题㊂由于这些问题相互叠加㊁相互交织，乡村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乡村社会复杂的治理问题，任何单一的治理主体都将难堪重任，而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则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二之选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就是力图在坚持和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的前提下，把以往徘徊在治理边缘地带的村民自治组织㊁志愿组织㊁村民㊁企业等治理主体纳入治理主体体系，尊重各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释放治理潜能，充分发挥他们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专业特长，把乡村各类治理问题和矛盾更多更好地消解于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避免问题和矛盾的激化升级⑤，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以及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主体支撑㊂从治理价值追求来看，民主㊁法治㊁公平㊁正义等价值正演化为我国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这些价值诉求与单一治理主体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以民主和法治精神统筹各治理主体，以公平和正义的价值遵循共享治理成果，这既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相契合㊂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的困境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多次强调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广大乡村无疑是乡村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地区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乡村是我国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㊂因此，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势在必行㊂然而，目前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着诸多困境，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㊂１．基层干部乡村治理理念落后，单轨式治理方式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要求相悖长期以来，国家人为地把乡村秩序纳入国家行政体制内，利用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借助压力传导８中州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２期机制，迅速实现上情下达的目的㊂这种传统的单轨制治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交流㊁沟通㊁协商等彰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精神的治理环节，从而导致一些地区的自治组织㊁村民等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㊂显然，以往的乡村治理模式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要求相悖㊂不可否认，这种单轨式治理在村民自治实施初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㊂例如，在落实计划生育政策㊁收缴公粮等工作方面，针对基层群众自觉性㊁主动性较差以及协商与合作难以解决问题的情况，单轨式治理则可以借助国家权威甚至暴力机器快速完成各项任务㊂但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在民主㊁法治㊁公平㊁正义㊁安全㊁环境等各方面的诉求日趋强烈，特别是随着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㊁权利意识㊁公平意识的觉醒，以及人民主体性和社会自主性的不断发育，各类组织和村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意愿㊂此外，与过去相比，乡村社会的治理难度在增大㊂情况的发展变化要求乡村基层实行多元治理，如果依然沿用传统的单轨式治理方式，那么它必将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羁绊㊂２．乡村治理制度不健全，有诱发治理失序的风险乡村治理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部各治理主体能否就治理理念㊁治理任务㊁治理方式㊁治理成果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离不开相关治理制度的有效规制和科学指引㊂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对治理共同体的组成㊁各主体的角色扮演㊁治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方向性规定，共同构成了宏观指导性的制度体系㊂然而，与中央不断加强乡村治理顶层制度设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层乡村治理制度创新不足，对于治理共同体在治理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权责利划分㊁协商程序设定㊁矛盾调处和合作机制构建等方面缺乏精细化㊁可行性的制度设计㊂一些治理主体在治理实践中缺乏基本的制度和规则意识，存在应付性的消极心态，诱发了盲目性㊁被动性甚至欺骗性的治理行为㊂制度缺失使得各治理主体仍旧处于一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未能把相对松散的乡村多元治理主体整合为有机协同的乡村治理共同体㊂３．刚性的管控方式掠夺乡村社会资本，影响了乡村治理共同体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行政思维惯性下，有的地方政府对于村民自治以及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往往心存疑虑，由此衍生了农村治理的早期行政化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规避潜在的问责风险与统筹城乡间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村社会的行政化管控，乡村社会出现了新一轮的行政化㊂相关调查表明， 村级治理行政化不是由村庄自主发展和内生需求推动的，而是地方政府意志主导下的产物，遵循的是理性设计路径，属于外力驱动型村级治理行政化 ⑥㊂虽然这种线性的行政化管控并非直接性地向村民施加权威，而是借助村干部之手间接地表达和执行地方政府意志，暂时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治理效率的提升，但隐藏着某些治理隐患㊂在某些乡村，村两委以及相关乡镇执法人员因刚性管控与村民产生矛盾冲突的现象时有出现，此现象的根源是刚性管控方式缺乏有效的对话㊁沟通㊁协商，基层管理人员与民众难以达成共识，村民面对政府间接施加的权威，只有选择妥协服从或者奋力抗争㊂例如，传统乡村社会出现的 依法抗争 ⑦ 以理抗争 ⑧ 以势抗争 ⑨等抗争方式，新媒体时代出现的 表演化抗争 ⑩ 媒介化抗争 等抗争方式，都充分暴露了行政化管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㊁低可行性㊁弱合法性等特征㊂事实证明，以牺牲治理主体间的感情㊁关系㊁社会资本为代价换来的稳定和发展，也必将是不可持续的㊂４．村两委的权威弱化，村干部动员整合治理力量的能力不足作为村级集体组织的直接管理者，村干部个人权威对资源配置㊁经济发展及基层和谐稳定产生直接影响㊂在乡村治理共同体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村干部，其权威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其在治理共同体中的影响力㊁组织力㊁领导力，关乎整个乡村的治理效能㊂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乡村治理的任务更加繁重㊂近些年来，国家逐步改善村干部的工资待遇，并以项目制的方式向农村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些变化了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村干部的逐利倾向，甚至诱发了乡村选举的异化㊁村干部腐败等问题，由此极大地削９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㊁现实困境及策略弱了村干部的合法性权威以及魅力型权威㊂另外，一些乡村干部存在年龄老化㊁学历偏低㊁思想保守等问题，动员与整合乡村治理共同体中各治理力量的能力不足㊂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面对一些乡村治理工作，村干部忙前忙后而农民却无动于衷，这充分暴露了村干部权威弱化以及乡村治理向心力和动员能力不足等问题㊂５．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共同利益较少，推进乡村治理的动力有限囿于我国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乡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村民间守望相助的机会逐渐减少，个性化和原子化特征逐渐显现，村民对于村庄的认同感㊁归属感及其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持续式微，使得具有共同利益性质的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治理㊂同时，由于农村 空心化 治理困境的出现，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治理单元的村民小组开始 力不能及 ㊂其在村民生产生活中的组织动员能力㊁资源整合能力㊁利益平衡能力日趋减弱，无法将各治理主体有效地组织起来㊂此外，由于缺乏维护共同利益的体制机制设计，广大村民因利益冲突抑或非关联利益难以达成协商共治，以致推进乡村治理的动力有限㊂三、新时代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策略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各项举措要兼具科学性㊁可行性和配套性㊂基于人人有责㊁人人守则㊁人人平等㊁人人尽责㊁人人共享的五个价值维度，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要以转变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为保障，以刚柔兼济的治理方式为手段，以强化村干部权威为抓手，以实现治理共同体共同利益增量发展为动力㊂１．人人有责：以转变治理理念为先导，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协商共治理念人人有责就是指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要吸纳多方治理力量，坚持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方向㊂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治理价值认知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这就与传统乡村社会效率至上的治理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张力，所以转变乡村治理价值取向成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面临的首要问题㊂自由㊁平等㊁公正㊁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基本内容，不啻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也是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㊂此外，乡村治理共同体在治理实践中不能忽视民主㊁正义㊁效率等普遍性价值，所以乡村治理价值取向应该是自由㊁平等㊁公正㊁法治㊁民主㊁正义㊁效率等价值的集合㊂因此，乡村治理共同体在治理实践中如何在诸多治理价值中做出取舍，实现多种价值平衡，规避个别治理主体 搭便车 的行为，便成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更好地凝聚治理力量的关键㊂一方面，各治理主体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定自身的人民立场，把维护和发展广大村民的利益作为努力方向；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需要摒弃单轨式治理，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协商共治理念，在坚持权㊁责㊁利清晰与协同高效的原则下，推动乡村协商共治制度化发展，以有效协商来弥合各治理主体的分歧，寻求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提高乡村治理效能㊂２．人人守则：以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为保障，维护乡村治理秩序持续推进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大力培育村民制度意识，为乡村治理有序化㊁科学化㊁高效化提供制度保障㊂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由于我国不同的农村地区在经济㊁政治㊁文化㊁社会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需要坚持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同时注重横向不同制度间的配套性，并利用试点机制逐步实现制度创新与制度执行两者间的有效衔接㊂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 血液 ，但治理主体多元化又面临着 搭便车 踢皮球 公地悲哀 等协商共治困境㊂在乡村治理顶层制度设计相对完善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要将制度创新的着力点聚焦在基层乡村治理制度层面，围绕治理共同体之间权㊁责㊁利的界定，协商共治机制构建以及精准问责等方面，制定诸如 新时代村规民约 乡村治理共同体协商共治章程 乡村治理共同体问责条例 等，并尝试把政治改革领域出现的权力清单制度㊁负面清单制度㊁责任清单制度引入乡村治理制度创新，为构建依法依规㊁各司其职㊁各尽其责㊁协同高效的乡村治理机制提供制度保障㊂此外，制度的有效执行及其执行效果是检验制度创新成败的重要标尺㊂长期以来，乡村社会治理力量被划分为间接的行政力量和直接的自治力量，这两种力量往往依赖乡村非制度权威㊁风俗习惯㊁熟人基础来实现治理目的㊂受此影响，村民的制度和规则０１中州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２期意识较低，这成为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瓶颈㊂因此，随着乡村治理现代进程的逐步推进，需要加大培育村民的制度和规则意识，把村规民约的贯彻落实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㊂３．人人平等：以刚柔兼济的治理方式为手段，提升乡村治理共同体治理效能基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㊁科学性㊁可行性㊁可持续性㊁合法性等价值维度的综合考量，治理方式的重塑必须坚持柔性治理为主，刚性管控为辅㊂一方面，柔性治理要求村干部摒弃以行政权威压服村民的管理办法，通过分散化的集体动员㊁亲情化的话语体系㊁多元化的治理技术，协调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以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㊂它摒弃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管控，从对抗妥协式治理走向协商合作式治理，有助于消弭分歧㊁化解矛盾㊁达成治理共识㊂另一方面，刚性管控方式作为补充㊂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这一方式，合理划定其使用边界㊂在使用柔性治理方式无效的情况下，对于那些突破村规民约㊁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行为要给予强制性管控，以维护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团结与统一㊂质言之，无论是柔性治理抑或是刚性管控，都必须合乎村规民约，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即合理㊁合情㊁合法㊂４．人人尽责：以强化村干部权威为抓手，构建 一核多元 的治理共同体村干部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良性运转中需要扮演好组织领导者㊁整合者以及协调者的角色，这些角色的扮演需要其强大的权威作支撑㊂要把提升村干部合法性权威和魅力型权威作为突破口，优化村干部选举流程㊁扩大差额选举㊁提高选举透明度，铲除贿选以及黑恶势力对选举的干预，落实村民的选举权㊁监督权，赋予村民申诉权㊁质询权，建立健全村民权利救济机制，以公平㊁公正㊁公开的选举提升村干部的合法性权威㊂基层乡镇政府要积极动员并大力支持乡村社会中的致富能手㊁新乡贤㊁返乡大学生参与村干部选举㊂对于当选的村干部，要从党性教育㊁法律法规学习㊁工作指导等方面给予全面帮扶，把年度考核转变为季度考核，落实落细村民的监督权，使考核与监督贯穿整个治理过程，赋予村民合理比重的民主考核权以及罢免提议权，倒逼村干部为人民真干事㊁干实事㊁干好事的内在动力，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绩来增强自身魅力型权威㊂在村干部权威提升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治理二元相对思维向多元协力思维的转变，多元协力并非一种力量和地位的 平等或均衡 ，而是一种转变中的 权威引导 多元协力 模式㊂在这一模式下明确 村两委 ㊁村民㊁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责任边界，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乡村治理的全领域㊁全过程㊁全环节，破除社会组织与村民的依赖意识和看客心态，强化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意识㊁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积极推动 一核多元 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㊂５．人人共享：以共同利益增量发展为动力，维系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共同利益作为一种黏合剂和利益相关方的最大公约数，是维系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的根本动力㊂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单元，美好的生活环境㊁完善的基础设施㊁和谐的治安状况㊁和睦的邻里关系㊁高水平的经济收入等是所有村民共同期待的，也是促进村民共同利益增量发展的着力点㊂一方面，加强对村民的共同体观念教育㊂其目的是增强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培育村民我为人人㊁人人为我的集体观念和大局意识㊂教育内容和方式要符合村民的实际情况，可充分挖掘村民身边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素材，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以及现代新媒体技术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使村民在教育中领悟休戚与共的治理共同体的真谛㊂另一方面，改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㊂一是构建乡村协商共治机制㊂以加强基层党建为抓手，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力㊁动员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其总揽全局㊁协调各方的作用，以明确各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权㊁责㊁利边界为手段，增强各治理主体的主人公意识㊁自觉意识以及治理积极性，释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潜能㊂二是调整乡村治理的权利结构，赋予各治理主体对村干部的考核权和罢免提议权㊂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 领头雁 的作用，对乡村社会起着全局性的影响，各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十分清楚村干部的治理动机㊁努力程度和治理成效，将他们对村干部的评价作为村干部考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合理㊁公平㊁公正，村干部若为民请命㊁鞠躬尽瘁，各治理主体自然会给予积极评价㊂此种考评机制符合各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是实现共同利益增量发展的关键㊂三是充分利用好乡村社会舆论压力㊂无论乡村是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村民舆论对每个人１１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㊁现实困境及策略。

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内容提要】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日本学者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后来，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研究。

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一、引言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最经典的范式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村落共同体假设与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前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后者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

后来的学者针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大量的争论，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中国乡村基本结构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其中，黄宗智把这二者的对立总结为西方形式主义与日本实体主义的取向之争，并把这个争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南北方经济商品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宗族势力强弱的差异、以及南北方村落居住型式的差别，并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分析，从商品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

杜赞奇则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并提出了一个更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

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二、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按照杜赞奇引用旗田巍的观点，“共同体”一词源于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等人把这个概念用于中国研究，意在寻求“所谓中国农民中未被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原始的亚细亚式的‘合作共荣’价值”，以支持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以下是 6 条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故事一：你知道吗，在咱们中国的一个小村落里，有一个汉族小伙儿叫李明。

有一年村子遭遇了大旱，好多庄稼都干死了，这可把大家愁坏了哇！但这时候，村里的回族大叔阿里主动拿出了自己家的存粮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李明看到后特别感动，也积极地和阿里一起想办法找水源。

他们俩就像亲兄弟一样，一起努力着。

这不就像那筷子，一根容易断，一把就难折了呀！大家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战胜，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呀！观点结论：各民族相互帮助，共渡难关，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力。

故事二：话说在一个边疆小镇上，有个维吾尔族小姑娘阿依古丽和一个蒙古族小伙子巴特尔是好朋友。

有一次，阿依古丽参加舞蹈比赛，紧张得不行。

巴特尔就一直在旁边给她加油打气，说：“阿依古丽，你可是咱镇里的舞蹈小精灵呀，怕啥！”结果阿依古丽跳得特别棒，还拿了奖呢！从那以后呀，他们的友谊更深厚了。

就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咱们各个民族不就是这样亲密无间嘛！观点结论：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之间真挚的友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美好体现。

故事三：曾经呀，在一所学校里，有个藏族学生顿珠学习上遇到了困难。

他的汉族同桌王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天都帮顿珠辅导功课。

顿珠也很努力，成绩很快就提高了。

他们还一起参加学校的活动，那默契，绝了！难道这不正像那十指紧扣的手吗，谁也离不开谁！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这样互帮互助的呀！观点结论：各民族在学习和生活中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和谐。

故事四：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里，彝族奶奶李奶奶做了好吃的粑粑，总会给邻居们都送上一些。

有一次，苗族小伙子小张生病。

中国农村研究的日本视野：“共同体”理论的东渐、论战与再
认
周选和;焦长权
【期刊名称】《清华社会学评论》
【年(卷),期】2022()1
【摘要】日本学界的满铁调查及其相关研究对中国农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共同体”理论是这一学术传统的核心线索。

它发源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传入日本后与“近代主义”思潮相结合,在大塚久雄的影响下成为学界主流。

在经验研究领域,日本学界发生了“村落共同体”与“水利共同体”两场论战,前者对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存在激烈争论,后者对中国农村水利组织的性质展开了讨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共同体”理论发生了社会学化的转向,人们对其有了再认识。

【总页数】31页(P159-189)
【作者】周选和;焦长权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农村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
【相关文献】
1.“日本视野”对“三农言论”的廓清和再认识——评田原史起著《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
2.神话研究的新视野 --对神话理论的再认识
3.道势之间的儒家与共同体视野下的观照——评《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
4.核心能力理论战略价值再认识
5.农村精英与中国乡村治理——评田原史起著《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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