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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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11期山东社会科学No.11总第219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19农村社区建设与基层秩序重建———关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王一(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始终处于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自生秩序的对抗与碰撞当中,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乡政村治”管理格局也无法充分满足现实需要。
在此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承载着公共服务下沉、调节国家—农民关系的历史使命被提上日程。
然而,实地考察结果表明,农村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尚未形成关于内在逻辑和运作机制的统一认识,其社会管理和社会重建的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为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良性发展,并以此为突破路径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本文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形成社区管理“政务”、村委会管理“村务”、村党支部负责“党建”的管理体系,促进乡村自生秩序与现代国家建构的良性互动;上移农村社区建设责任主体,保障资金来源;处理好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合作关系,有效整合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引性制度变迁过程。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现代国家建构;乡村自生秩序[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3]11-0066-0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基层社会的体制碰撞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社会事实。
特别是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不仅意味着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提取告一段落,还意味着国家—农民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需要由“汲取”转变为“服务”。
但乡村基层社会的“乡政村治”管理格局,在“村务”、“政务”混同管理的体制障碍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职能局限下,既不能与传统规范相融合,又不能与现代国家的公共规则相衔接,致使国家难以对乡村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国家基层政权在村一级迷失了①。
衰落与重建---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若干思考欧洲人说,如果农村不能呼吸,城市也将窒息。
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使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
*曾就农村问题多次讲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
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我们在借鉴韩国经验的同时,可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内容。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并不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部,甚至远远不是,乡村社区建设是一个永续的创新过程,它不断为本地居民提供重新评估和规划自己生活的机会,不断唤醒被惯常的生存伦理所催眠的创造力。
但是首先由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仍然是一个可由之展开的具体的切入点。
对农村的公共工程投资以社区生产生活为中心,以吸收地方劳动力为主。
在专业机构的帮助下,社区居民调查分析社区的资源和自身需要,自主提出革新计划与合作方式,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监督和评估,这样就为社区与人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
运作模式可因地而宜。
比如在县一级,可以成立一个由*相关部门、研究机构、非赢利组织(NPO)、社区代表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的乡村建设委员会,它从*预算中获得资金,但是不在*编制序列之内。
该机构按照现代NGO模式运作,施行透明管理,每一财政年度,由*审计局和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交叉审计。
任何一个村都可以与专业组织或研究机构联合申请社区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书必须是社区居民充分参与下的结果,它既包括实体工程的计划,也要有未来全村的发展设计,它必须体现出村民合作的清晰脉络。
乡村建设委员会根据提交上来的项目申请,实地考察,评估村民参与决策和管理的质量以及后续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是否投资。
如果予以否决,必须给出详细的理由和改进的建议。
关于人才。
县乡财政负责中小学教育实质上就是农村为大中城市培养人才,即便是由国家为农村教育买单,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还是要留在城市。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田鹏【摘要】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和\"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期刊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19)003【总页数】8页(P27-3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地域社会;村落共同体;地域共同体【作者】田鹏【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南京 2118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320.3一、问题的提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已经减少到270万个,10年时间里约有90万个自然村落消失了,平均每天接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而其中很多都是古村落[1]2。
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河南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新乡市为例,该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切入点,通过“农民自建、集体代建、招商建设、社会援建”4种建设途径和“城中村改造型、旧村完善型、村庄合并型、服务共享型、整体搬迁型”5种建设模式[2];计划用8年左右时间分三步基本建成重点区域内352个新型社区,实现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
到2018年重点区域内新型城镇化社区全部建设完成,达到“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全部建设到位,规划农户全部入住城镇化社区,各项优惠政策兑现落实,社区管理运行规范,2/3以上的社区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建设标准[3]。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余甘凤巢湖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安徽巢湖 238000摘要:当前, 农村社会处于转型期, 农村社区建设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重要途径。
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 构建城乡社区一体化管理体制已是时代的要求, 以农村社区重建为平台,政府必须改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优化农村社会管理, 才能实现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下, 建设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有其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社区管理体制;体制改革农村社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将传统的村庄建设转变为新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激活农村活力、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时期解决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实践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需要提高和完善的地方。
一、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问题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下,在农村建立社区组织,开展社区公益事业服务,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体活动,美化社区环境,调解社区民间纠纷,倡导社区互助精神,树立社区良好社会风气,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把农村建设成为管理民主、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农村。
[1]统筹城发展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农村微观管理和组织体制建设出现滞后,因此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可以说,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2]。
目前从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来看,人们对农村社区的定位大多是行政村、自然村、村民小组或者是乡镇管辖区。
另外还有把农村社区定位为几个自然村或行政村的重新组合。
但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管理的不断深入发展,加上农村社区管理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社区都在探索适合新形势下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在农村社区事务管理方面也还存在许多亟待提高的地方。
参阅信息新型农村社区,既有别于传统的行政村,又不同于城市社区,它是由若干行政村合并在一起,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形成的新型社区(又称“大村庄”)。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不能等同于村庄翻新,也不是简单的人口聚居,而是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在农村营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让农民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过上像城里人那样的生活。
它由节约土地,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化经营为主导,农民自愿为原则,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目标,让农民主动到社区购房建房,交出原来的旧宅用于复耕。
实现社区化之后,农民既不远离土地,又能集中享受城市化的生活环境。
山东诸城模式一、基本情况诸城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总面积2183平方公里,辖13乡镇(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人口106万,1987年撤县建市,是全国百强县(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山东省文明城市。
2009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62.2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32.6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0.4亿元。
2007年以来,为解决公共服务在农村的缺乏问题,我们在全市农村全面开展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将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延伸到规划建设的208个农村社区,打造起了“2公里服务圈”,创造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诸城模式”。
2008年12月民政部在诸城市召开现场会,把“多村一社区”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向全国推广。
二、基本做法:(一)优化社区空间布局,合理确定服务半径。
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有利于集约配置公共资源的原则,将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
在社区内选择一个交通比较便利、班子基础比较好的村庄,作为社区服务中心所在村。
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半径一般掌握在2公里、涵盖5个村、1500户左右。
这样做,较好地克服了服务半径过大导致服务水平低下以及服务半径过小导致公共服务成本过高、最终难以长久运行的问题。
(二)建立社区机构,明确职能定位。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在变迁中重建程又中李增元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公社制、村民自治两次大的历史变迁。
当前内外力量变化推动农村社区形态及性质变迁,使社区管理体制再次处于变革的十字路口。
多元主体参与是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基本演进方向,当前实践中的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为社区管理体制的重建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
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从基本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模式四个方面入手重建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也为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注入活力。
关键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变迁:重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国家在农村地区先后建立起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村民自治管理体制两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无可置疑的是,这两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对推动农村基层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然而。
近几年来.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下,农村的形态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
国家的宏观政策目标也在发生系列性的调整,政府的职能正在发生转变.即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对新时期的农村社区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的确,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结构性变迁已经对传统社区管理体制产生了重大冲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当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已经处于再次转型的边缘。
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演进逻辑及趋势如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又应该如何重建,是学界亟须回答的问题。
一、社区管理体制的形成与演进轨迹社区管理体制是一个历史性范畴。
关于社区管理体制的概念。
有学者指出,“社区管理体制是指社区管理机构为了实现一定的社区发展目标和社区工作规划.根据一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意志和管理原则实施管理的组织体系及运转模式.它要以社区管理的基本内容为基础,与社区外在环境和社区发展的方向相适应,是社区管理实施的组织结构、权能权限划分和管理方式、工作方法的总和。
”①大体上.社区管理体制被学界界定为组织结构、权限配置、管理方式等诸多内容的总和。
试谈乡村重构特征与转型机理及振兴路径摘要: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而生的乡村衰落是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困惑,也是学术研究经久不衰的命题。
中国政府推动实施的乡村振兴是应对这一全球挑战的担当之举,也是化解国内发展矛盾的重要抓手。
立足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吸收西方世界研究养分,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重构-转型-振兴理论既是中国乡村地理学者的应尽之责、也是中国乡村地理研究的应循之道。
关键字:乡村重构特征,转型机理,振兴路径1 引言乡村重构、转型与振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
立足人地关系理论基础,以乡村地域功能变化为主线,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源驱动与内生响应耦合解译乡村转型机理、乡村地域结构—功能优化解构乡村振兴路径。
乡村重构及转型是当代乡村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近期前沿。
一般认为,乡村重构与转型相伴而生。
2研究思路与方法2.1地理学视野下的乡村重构、转型与振兴地理学视一定乡村地域为乡村地域系统。
一定乡村地域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人文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并表现出一定功能(组合)。
在地理学的视野下,乡村重构是指乡村地域系统要素重组及关系重塑,表现为系统结构变化、是为系统的“量变”;乡村转型则是指乡村地域系统内蕴性质及外显特征转变,表现为系统功能转换、是为系统的“质变”——乡村重构是乡村转型的过程,乡村转型是乡村重构的结果。
理论上,乡村地域系统“量变”(乡村重构)引发“质变”(乡村转型)存在两种可能情形:一是系统要素重组及关系重塑引致乡村地域功能异化或退化,谓之乡村衰落;二是系统要素重组及关系重塑推动乡村地域功能优化或强化,谓之乡村振兴。
据此,乡村衰落和乡村振兴是乡村转型的两种表现形式。
实践中,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催生乡村地域边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组织及结构变化主要受制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等外源驱动,外源驱动激起系统内部人口、产业和土地等要素的响应性变化,即为乡村重构、包括经济重构、社会重构和空间重构;外源驱动与内生响应的相互作用推动乡村地域系统功能变化,即为乡村转型、包括乡村地域功能异化(乡村功能非农转化)或退化(农本功能相对弱化)——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的乡村重构—转型引致乡村衰落。
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 项继权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一定的认同和归属感是共同体的特征,也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农村社区及共同体有着不尽相同的认同基础和特征。如果说传统家族主导的村落是建立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国以后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层社区则是一种“政经不分”、“政社不分”的经济共同体和生产共同体。随着农村改革及乡村社会分化,建立在集体经济及政治控制基础上的社区日益解体。在新的历史时期,依靠加强农村基层政治与行政管理以及经济的集体化或合作化都不足以重建社区和社会生活共同体,应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用服务将人们联系起来,在服务的基础上重建农民的社区及社会信任和认同,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 关键词 共同体;农村社区;地方治理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曾经说过,“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共同体“总是过去的事情”或者是“将来的事情”。“‘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因为在当今迅速私人化、个体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人们之间的信任、认同和忠诚持续弱化,共同体陷入解体之中。“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能像凤凰涅 一样被再次整合为一体”②。“再多的汗水,也永远不会重新打开那扇通往共同体的天真、原始的同一与安宁的大门”③。 齐格蒙特·鲍曼的预言可能是悲观的,但是,他在此向我们展示了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正在消退这一事实。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社区或共同体能够存在和延续吗?陷入解体的社区或共同体可否重建?因为,自F·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1855—1936)开始,人们通常将社区视为一种“共同体”。而当今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其目标也是以构建新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如果说社区或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共同的认同和归属,并由此形成了边界清晰的群体,那么,随着社会的日益分化及开放,社区和共同体的认同及其边界逐渐模糊甚至瓦解,社区或共同体也将不复存在。果真如此,齐格蒙特·鲍曼所提出的问题就不再是哲人之忧,而是我们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必须认真以对并给予回答的问题。 正是从上述问题出发,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变迁和发展的考察,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或共同体的认同基础及其变化,探讨和说明在开放社会背景下我国乡村共同体的重建之路。 一、“社区”及“共同体”的认同基础及其封闭性 当今人们一般认为,社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F·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1855—1936)最早提出的。1887年,F·滕尼斯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又译为《社区与社会》)提出了“共同体”即“社区”的概念。他将“由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称为共同体(Gemeinschaft)”,而“通过选择意志而形成并根本上被其决定的联合体为社会(Gesellschaft)”④。在他看来,“社区”或“共同体”与“社会”有着全然不同的组织基础和品性。在“社会”中,人们的关系基于个人的独立性以及个人理性及契约和法律,而在“社区”或“共同体”之中,人们之间则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信仰、风俗及信任而形成的一种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守望相助、默认一致的人际关系。“社区”或“共同体”体现了不同的、对立的关系。传统的农村村庄是共同体的代表,新兴的商业化城市则是社会的代表,由此也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换句话说,“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日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 显然,F·滕尼斯提出社区或共同体之初就将社区或共同体视为一种个人缺乏独立性和理性选择而靠传统形成的封闭的群体;而社会则具有独立性和理性选择的个人依靠契约而形成的开放的群体。在此,社会的开放性及社区的封闭性事实上成为社会与社区的重要分野。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工商业及城市的发展,现代社会关系将瓦解并取代传统自然关系,由此出现“社会”取代“社区”,并导致“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农村的一些共同体也因内部自然关系淡化而向社会体转变。如“农村村落共同体经常是与一个大型的家庭或氏族重叠的,但是当越多的异族因素进入,它就越会失去其血缘关系的特征”不过,虽然F·滕尼斯强调,尽管传统的共同体时代必然被新兴的社会体所取代,尽管传统的人际关系必然被现代工商业条件下的人际关系所取代,但是,一些社会体也是起源于共同体的自然关系,“这些社会体和共同体在那种原初的同属状态中保持了它们共同的根基”。“即使这种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状态已被改变,它依然保留并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⑤。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人际关系中的精华部分还将继续持久地存在于社会的生活方式内部。 自F·滕尼斯之后,人们对于社会、社区及共同体的特征、特点及存在形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分析和解释。虽然人们存有不少分歧和争论,但是,人们普遍承认,“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是一个社区或共同体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⑥当今的人们也将社区视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F·滕尼斯那样将共同体或社区与社会对立起来,也不再仅仅认为社区或共同体仅仅是农村社会的专有物,而是认为社区或共同体也存在于现代城市和现代社会之中。像F·滕尼斯一样,人们大都注意到随着社会发展及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理性的成长,人们的传统忠诚与归属感日益消退,传统封闭的社区或共同体也陷入分化和解体之中。格蒙特·鲍曼也是由此对于共同体的未来作出悲观的结论。 与F·滕尼斯不同的是,格蒙特·鲍曼虽然也强调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人们的信任与忠诚,但他并非仅仅将人们的信任和忠诚归因于血缘、地缘或传统等“自然”因素,而是更看重共同体对于个人的责任、保护及个人对于安全的需求和不确定性的恐惧。在他看来,共同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给茫然无助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存和生活的安全和保障,或“确定性”,让人们得以相互依赖,由此共同体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与认同。但是,要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就要付出代价。共同体允诺了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它要求人们放弃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选择而对于他人及共同体以完全的依赖、认同和信任。“确定性”和“自由”是两个同样珍贵而令人渴望的东西,它们可以或好或坏地获得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意味着将很快推动自由”⑦。然而,历史的进程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共同体的安全或确定性而选择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由此,共同体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不过,那些享受自由的人们仍存在心灵的不安及社会的不安全,他们仍不免怀念过去的共同体,甚至尝试重建共同体的生活。但是,在格蒙特·鲍曼看来,在当今社会中,这种共同体一旦解体,将无法重建,只不过是“一个失去了而又无法找回的‘天堂’”⑧。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自F·滕尼斯开始,人们都注意到社区或共同体是建立在一定的认同基础上的具有明显的群体边界、利益边界、责任边界及归属边界的组织,这种认同和归属的边界也决定了共同体自身的封闭性。正是基于不同的认同基础及归属边界,人们提出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以及政治共同体等等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及社区都将变得更加开放,传统同质性和封闭性的社区或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和异质化进而解体。只是格蒙特·鲍曼等人认为解体之后共同体将难以重建,而F·滕尼斯则认为共同体向社会体转变之后,社会体中仍保持着共同体的因素。从历史的事实及现实的经验来看,上述判断并不完全准确。毕竟人们已经在F·滕尼斯所指出的城市或社会中找到新的社区或共同体的存在———尽管它们与传统乡村的社区或共同体有着很不相同的特征。社区或共同体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决非仅仅是“一个失去了而又无法找回的‘天堂’”,只不过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转型而已。我国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就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 二、传统乡村社区与共同体的认同基础及其封闭性 自20世纪初开始,国内外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共同体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⑨日本学者清水盛光、平野义太郎、戒能孝通和福武直等人依据“满铁”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对中国农村基层共同体问题进行了讨论。然而,他们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⑩清水和平野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乡土共同体”,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村落以农村共同体为基础,以家族邻保的连带互助形式实施的水稻农业要求以乡土为生活基础,以生命的协同、整体的亲和作为乡土生活的原理;村落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治安防卫、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戒能孝通和福武直则认为,中国近代农村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村落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没有形成固定和稳定的村落地域集团;村落是由松散的个人联合而成的集团,由纯粹的实力关系支配,没有村落共同体意识,也不存在村落共同体。中国农村不存在日本农村对村民具有巨大制约作用的规范,村民的关系是扩散性的,村落本身不是共同体,而仅仅是一种结社性质,村内只是在“看青”等安全防卫等基础层次上的需求组织起来。 显然,由于人们对于我国乡村村落社会的组织边界及开放程度的不同认识,对于乡村村落共同体的存在与否出现分歧。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乡村社会存在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就指出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包括“豪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等等不同类型和层面的共同体。○11人们也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共同体的功能及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学者就强调中国建国后村落也具有明显的共同体特征,只不过这种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已经不同于“满铁”调查时期的共同体,而是国家政权向乡村渗透之后的“官制共同体”。在这种村落共同体中,人民公社时期已经建立起村落的经济基础,确立了明确的村落边界。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由于血缘关系及家族利益是人们的共同纽带,也是人们交往和信任的重要基础,在家族范围内人们相互信任、守望相助、亲密无间,由此形成一种血缘共同体及家族共同体。在不少地方,家族的聚居也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地域共同体。正如费正清所指出,从前,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任的成分。每个农家既是经济单位,又是社会单位,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而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12马克斯·韦伯也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13费孝通则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传统社会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人个与他人的关系“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