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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刘玉照内容提要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 日本学者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后来, 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研究。
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 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 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基层生产共同体一、引言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 最经典的范式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村落共同体假设与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前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 (平野义太郎, 1944) 后者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 包括大约18 个村庄在内的, 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
(施坚雅, 1964) 后来的学者针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大量的争论, 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中国乡村基本结构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其中, 黄宗智把这二者的对立总结为西方形式主义与日本实体主义的取向之争, 并把这个争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南北方经济商品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宗族势力强弱的差异、以及南北方村落居住型式的差别, 并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分析, 从商品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
(黄宗智, 1985) 杜赞奇则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更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
(杜赞奇, 1988) 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 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 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村庄规划发展历程一、前言村庄规划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发展过程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变迁也十分深远。
村庄规划发展，是一个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紧密联系的复杂过程。
下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村庄规划发展的历程。
二、历史视角1.历史渊源从历史的角度讲，村庄规划发展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文明史上。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着许多关于城镇和村庄规划的记载。
比如，《太史公书》中就有关于“城市”和“村庄”的记录，显示出古代中国就有着一定的城市和村庄规划。
2.辉煌历程自隋唐以来，中国城镇和村庄规划的发展可谓是辉煌。
从隋唐时期的“城堡论”，到唐宋时期的“都市统一规划”，再到明清时期的“城乡规划”，中国在城市规划发展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3.当代变迁进入现代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发展又经历了一次变迁，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发展又掀起了一次新的浪潮，城乡规划发展如火如荼，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现代视角1.经济发展在现代，村庄规划发展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展开的。
从近几十年来的情况来看，村庄规划发展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村投资项目等来实现的。
2.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也是村庄规划发展的重要内容。
近几十年来，为了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比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改善农村环境等。
3.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也是村庄规划发展的重要内容。
近几十年来，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来促进村庄文化发展，比如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实施农村文化建设项目等。
四、结语以上就是村庄规划发展的历史渊源、辉煌历程、当代变迁以及现代视角的简要介绍。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村庄规划发展历程确实十分深远，其变迁也是很多。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规划发展又掀起了一次新浪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未来，我们期待着村庄规划发展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为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福祉。
新中国70年来农村自治发展的演变轨迹及现实启示*◎王乙竹 摘 要：新中国70年来农村自治经过了初步探索阶段、法治化建设阶段和成熟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自治发展的历史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全面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建构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条重要经验。
基于农村自治70年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新时代农村自治要注重农村自治的民主基础，探索新时代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要推动农村自治的全面建设，实现国家法律和美德的有效衔接；要全面发挥乡贤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关键词：新中国；农村自治；演变轨迹；党的领导站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下，审视新中国70年来农村自治的发展历程并及时总结历史经验，进而得出有益于新时代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对实现乡村振兴、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70年来农村自治发展的演变轨迹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因素交织的共同体，尽管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曾尝试建立起官治主导、自治辅助的二元化乡村自治体系，但由于政府的强势主导使得乡村自治徒具“自治”虚名［1］。
新中国成立开创了新的历史纪元，是真正意义上乡村自治探索的开始。
根据70年来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将农村自治划分为以下三个历史时期：（一）1949-1978：农村自治的初步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主要通过土地革命、婚姻法运动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影响深远的国家治理体系变革。
土地革命是新中国初期一场最具有纪念意义的运动，彻底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起了亿万农民日思夜想的新民主主义土地制度。
在土地革命运动中，国家重视基层乡村社会建设，充分发挥农民协会作用，以《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保障农民协会在土地改革中的合法性地位。
当时农民协会的主要作用是组织群众，保护群众合法利益，积极参与新中国农村建设。
中国村落的形成和维系我在去年连续写了四篇博文，分别是《欧洲的地理气候特点》、《欧洲白种人和中国黄种人的人种区别》、《中国东部是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地区之一》、《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重要区别》。
这四篇文章实际上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制度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第二个问题：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历代的王朝变更都是从农民起义开始？第四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革命从城市兴起不能够成功，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会取得成功？第五个问题：为什么土地问题长久以来都是革命和改革的首要问题。
其实我知道，大多数人从这四篇文章中没有看出这些问题，也没有看出答案。
今天我依据以上四篇文章再来议论一下，寻找中国大搞城市化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中国农村是个什么样子？中国农村，除过西藏高原、云贵高原和西北沙漠、高山森林和内蒙古牧区以外的广大地区，在解放前人口的分布九成以上在农村，而农村的居住方式不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而是以“村落”为基本单位。
村落中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相对独立的家庭，各个家庭之间在经济上相互独立，在利益上没有根本冲突，能够确保家庭正常生活。
村民之间有一定的亲情和互助，但是也有大户和豪绅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基本在可以忍受的程度。
村落大事往往由豪强、大户、族长、学长四类人主持决定。
村落内部往往有自己的木匠、石匠、铁匠、鞋匠、医生和秀才等等职业划分，村落结构健全，长期和平稳定。
正因为村落的这种稳定的结构，所以村落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当然由于广大牧区没有村落，基本上以个体户居住在某个地区，某个地区的周围都是牧场，各个家庭之间的距离大，也没有村落首长和匠人，生产力比较落后。
村落在广大平原的分布基本上是星罗棋布，均匀分布，我们的观察在关中平原，一般每个村子的距离是1.5~2公里远，密度适中，分布均匀，每个村落之间有大路相连，交通便利。
而在山区人们基本是傍水而居，一般如果沟底比较宽阔就集中在沟底，如果山上有开阔地就居住在山上，总之最少五家人群居在一起。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一、引言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传统村落作为中国农村的重要存在形态之一，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族精神。
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旨在探索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从历史、地理、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以期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
二、空间分布特征1. 区域分布特征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多样性和区域差异性。
北方地区的传统村落多集中于平原和河谷地带，布局紧凑，背靠山峦或者水域。
南方地区的传统村落则多位于丘陵和山地之间，因地势起伏较大，村落布局相对分散。
此外，西南山区和西北干旱带的传统村落，其分布受限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更加独特。
2. 建筑形态特征传统村落的建筑形态也是其空间分布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村落的建筑形态多样，常见的有“四合院”，“院落”和“坊巷”等。
四合院是中国农村常见的建筑形式之一，以四合为基本单元，四面周廊，中心庭院。
院落是建筑群体的集合体，多个四合院组合而成，形成一片完整的空间系统。
坊巷则是村落内的街巷网络，起到连接不同院落和功能区域的作用。
三、形成原因分析1. 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村落的形成和空间分布的形成有很大的历史背景。
从古代封建社会到现代，中国农村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村落组织形态。
中国传统村落的形成与国家政权的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农村社会处在封建农地制度的框架下，村落的形成和空间布局与地主、地主家族有关。
2. 地理原因中国庞大的土地面积和多样的地理环境也为传统村落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不同地区的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形态差异很大，正是因为地理因素的影响。
北方地区一般为平原，地形相对平坦，传统村落更多是集中于平地。
南方地区地势起伏，山多水域也多，传统村落更多分布于山间和水旁。
3. 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对村落的形成和空间分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统一的思想，传统村落的布局也体现了这一思想。
一图读懂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夏商周至隋初乡官制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乡官制是乡里制度早期的具体形态与模式。
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
当时，乡、党、邻、里是西周国都地区四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其中乡这一级也是两千多年来经常沿用的行政区划形式。
春秋时期，乡、党、邻、里开始各有专名，如《论语》中的“互乡”“达巷党”等。
两汉时期的乡里制度，与现行的村民自治组织有一定相似之处，魏晋南北朝时期首次出现了“村”的名称。
这一时期特别是后期的各种组织形式中，乡和里的作用凸现了出来，并成为了中国乡里制度的最为重要的两极。
隋初至北宋中期由乡里制向保甲制、乡官制职役转变从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至宋神宗时期，乡村治理是由乡里制向保甲制、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
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实行保甲制度后，乡里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阶段，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乡村权力越来越多地被上调到更便于中央直接控制的州县官吏的手中。
北宋中期到清朝职役制模式王安石变法之后至清朝，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
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保甲制度。
乡村治理以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及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建立起来乡村自台政治。
这个时期封建专制更加强化，地方乡里自治的色彩日趋淡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具自治模型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初具自治模型，孙中山本人对“自治”的理解虽然仅限于县治，并未涉及到村民自治，但他对地方自治确实非常重视。
民国初期，诞生了河北省定县翟城村这样的“自治模范村”。
有学者认为，“谈乡村自治者，必自翟城村始”。
这一时期真正的乡村民主不在于“朝”，而在于“野”，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建立了各种农会、苏维埃政权等农民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地区实行人民公社模式的“三级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
姚林志，吴以伦，李傲东，等.乡土聚落空间的演变与发展——以湘西州德夯村为例规律研究［J ］.中南农业科技，2023，44（5）：138-142．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整体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受制于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湘西州传统村落多位于山谷或山顶台地之上。
经过历史的不断演变，湘西州传统村落形成风格各异的空间组织形态。
湘西州传统村落空间多临水而建，沿着等高线合理组织村落空间。
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丰富的历史文化与地理位置造就了其独特的聚落形态格局。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下，德夯村经历了从农业为主到旅游开发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
在人地关系驱动的影响下，其乡土聚落空间也随着发生了改变。
人地关系是指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基于一定生产和社会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1，2］。
人地关系随着时间发展动态变化，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生产作用促进力、土地承载力和生产生活组织力［3，4］，3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从农业扩张期（1986年前）、市场拓展期（1986—2001年）、旅游开发期（2001—2009年）、旅游成型期（2009—2022年）4个阶段分别阐述在人地关系驱动影响下德夯村聚落空间的演变过程，可为同类型旅游村落的空间形态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1德夯村的形成背景1.1德夯村的地理环境德夯村位于吉首市西北部（图1），地处武陵山脉中心腹地，海拔约300m ，有一条连通矮寨镇的公路通行，全村面积约3.8km 2，144户586人，是一个苗族聚居地，主要农作物有粮食、烟叶、蔬菜、油菜等。
21世纪后，德夯村开始培植名木花卉，但规模较小。
整个村落位于峡谷之中，四周皆为山脉环绕，地势外高内低，最高海拔700m ，最低海拔150m （图2）。
村落西北处由流沙瀑布形成的九龙潭水域是村落周边最大的水域。
当地植物资源丰富，植被覆盖率约92%。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
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
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
组织的建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一、导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的乡村基层政权、巩固新政权的群众基础，在彻底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瓦解传统权力结构的同时，以土地改革为契机，以阶级关系为纽带，创设了一整套组织机构，完成了自晚清以来国家权力持续向乡村扩张的过程。
不仅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的基层，且通过组织体系，建立了基层民众政治参与和日常生活政治化的乡村社会模式，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运作机制，从而为进一步改造、重建、整合、控制乡村社会提供了组织保证。
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
如：侯松涛、陈益元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角度考察了乡村基层政权体系的形成和国家权力的下移；舒曼(ＦｒａｎｚＳｃｈｕｒｍａｎｎ)、黄宗智等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新国家对传统社会的瓦解和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王瑞芳、纪程从乡村社会内部分别考察了宗族制度的瓦解和“阶级话语”在重构乡村社会关系与确立新型等级秩序上的作用。
①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勾画出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国家政权深入乡村以及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大致过程和基本面貌。
然而，谁主导了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如何在国家政权扩展过程中重塑乡村新的社会权威？这些涉及新社会组织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中国村落组织演进轨迹谢琳罗必良[摘要]近100多年来，传统村落逐渐瓦解，国家力量直接介入农村生活，国家意志取代了从前传统村落的自发意识，村落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
对村落组织的演进历史的梳理表明，传统村落组织存在及其瓦解、演进具有其合理性。
技术进步、意识形态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等环境因素是促成近代以来村落组织蜕变的根本原因。
所谓村落，是与城邑相对应的社会单位概念，它是众多居住房屋构成的集合或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它在作为一个地域单元的同时，又是社会经济单位。
传统村落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这使得血缘与地缘成为其明显特征。
血缘作为一条强大的纽带，联结着各个小家庭。
即便是因为人口流动而形成的杂姓村，因为累世聚居等原因，他们一般发展了一种拟血缘的关系。
一种制度安排能够比较稳定地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原因在于它能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合意的收益②。
但当环境变化改变各方的成本函数，导致收益变化时，人们将寻求新的制度安排。
如果博弈各方能达成一致，人们将摒弃旧制度而采用新制度。
1840年以后，我国在诸多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改变了利益各方的成本函数，传统村落这种自治的组织形式逐渐走向没落。
可以观察到，现代村落中人们的宗族血缘意识日渐淡薄，国家的影响却与日俱增。
（一）村落的起源摩尔根（1877）认为，人类的最初阶段为动物群。
最初阶段的人类聚于群活动，群对于他们是一个互助以生存的组织。
群的成员合作采集、狩猎，并联合起来对抗其他动物的进攻。
群的功能并非仅仅满足个体生存，而是以群的延续为终极目的。
从最初阶段的动物群到距今一万年前的农业社会出现，人类一直以采集与狩猎为生。
这一阶段的人类组织赖以生存的山川、动物皆因产权难以界定而成为公有资源，人们在组织中平均分配生活资料，即此阶段的人类并没有私有物品。
原始人类在群时代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工具。
到距今一万年前，当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大于狩猎与采集的边际产出时，人类进入农业定居时代－－这被称为第一次经济革命。
农业社会需要较高程度的分工，且分工不仅仅在性别上展开，而且涉及到了年龄、知识、经验等层面：老人因为其经验有利于农业技术的积累而不会被杀掉；小孩可能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辅助性工作；最早掌握了文字书写的人成为祭司；强壮的男人成为保护群体的士兵等。
农业生产需要较复杂的组织与管理，由血缘连结而成的氏族共同体是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最佳平台。
定居农业需要的组织远比狩猎与采集更复杂，最重要的是，为了阻止非共同体成员分享由共同体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必须建立排他性产权。
很显然，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业土地产权比起野兽与野果要容易界定。
于是，同血缘且累世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促成了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观念以及“谁开垦的土地归谁所有，非我族类，不得涉足”的原始氏族共有观念。
第一次经济革命改变了产权的界定方式，作为经济来源的土地成了俱乐部品－－它对于氏族共同体来说是公有品，但对此氏族外的个体却是排他的。
人口的增长需要开垦荒地，于是就有了农业人口的地域扩张。
由于血缘或地缘组织对产权提供了保护，土地的俱乐部产权就愈加明显。
及至六朝，世家大族为生存计，除投靠军阀外，只能“聚亲筑坞，招宾客部曲，结邻里，坚壁御寇以自保”。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若无实力筑坞自保，则只有团结亲戚朋友，结成共同体一起互助成为聚落。
这些聚落有的是原地建立，有的是迁居重建。
迁居多人偏僻之所，人与人之间相互协助以自存，这些聚落后来便被称为“村”。
陈寅恪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即是假借秦人之口，以村坞为原型写作的：“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村和坞是在政府权力赢弱下自发形成的，是民众自救的结果，一开始就是自治的实体。
每个村坞都俨然一小世界，没有官吏的直接管制，只有共同体推举的领导人。
魏晋南北朝是都市与乡村最终分化的时期。
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在《关于六朝时代的村》一文中认为，汉代的“都”、“鄙”是一样的聚落，都是“里”，而后来都市与乡村产生了分化并开始分离，乡村独立于都市而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态环境。
至唐代，这种分离已经被制度化。
《大唐令》载：“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
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
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
”坊正与村正不是政府任命的，而是民众中之德高望重者。
村最初不过是由血缘、地缘结成的保卫与协作共同体，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区别于都市以外的经济社会单位。
这种经济社会单位稳定地存在到清末民初才逐渐有所变化，因此这里将它称为“传统村落”。
二、传统村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所承担的功能功能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功能互补成为社会稳定生存的重要条件，传统村落只有在承担着相应的功能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长时期的稳定发展。
（一）传统村落是保护与互助的共同体对所有者有利的排他性产权能够提供对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直接刺激，即能够直接刺激获取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
土地俱乐部品产权的确立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及组织的变革，产品变得丰富起来。
同时，氏族共同体里每个人的体力与经验是不同的，于是出现了那些有能力生产更多产品的人或家庭提出自己应得到更多产品的要求。
组织形态开始变革，分配方式逐步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分配。
这种状态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生产资料的私有产权－－土地制度逐渐进化到具有公私二重性的井田制。
井田制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学者们对井田制的存在与否有过一些争论，这里倾向于同意井田制是原始村社采用的土地制度的一种抽象－－虽然严格如孟子所说的“豆腐干”未必存在，但一种兼顾公私的土地制度却是有道理的。
井田制具有公私二重性的性质，且是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产品的大幅增加，人们意识到分配单位小型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化会带来更多激励。
到春秋时代，劳役地租部分地被实物地租所取代，而这一过程又是由消灭公田和私田的界限开始的。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出现了“初税田”，不分私田公田，一律“履田而税”，即按土地面积征税，这实质上是官方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权。
秦商鞅变法对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无疑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它“废井田.开阡陌，土地遂得以买卖”。
这种由国家因时制定的土地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确定土地私有权，任民陈报。
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与巩固以技术进步作为依托并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战国时代后，铁器及牛耕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农业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国家政策方面，至汉代秦而立，因袭秦制，承认土地私有制，加上两汉几百年承平，土地私有制遂得以巩固。
但是，这种获得国家承认的私有制是不彻底的私有制，它带有俱乐部产权特性。
土地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人们对其重视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我国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金银可能被抢走，可以被挥霍掉，但只要有土地在，心里就会很踏实－－只要你勤劳，土地会给你回报，土地是农民最忠实的仆人，是乡下人的“命根”。
群体为了它的生存与发展，希望土地能留在群体内，以便利公共资金的筹集。
但是春秋以后，土地可以买卖，若土地的产权全部属于小家庭，那么小家庭就有完全的权利处置土地，这必然导致土地的兼并与集中。
因此群体需要对土地拥有一定的权利，并利用这种权利阻止外部力量对群体内部土地的侵夺。
这种权利就是村落拥有的一部分土地产权，土地成为了俱乐部产权性质的私有品。
所以，在传统社会中，农村土地的俱乐部产权特性阻碍了村落间的土地交易。
同时，在群体内的土地交易虽然广泛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发展了一种田底与田面分开的产权安排，村民之间进，亍的多数是田面交易，而田底很少进入交易名单。
所以传统村落中的土地交易仅仅发生在有限的范围内，交易只是作为保护产权的一种辅助形式而存在。
村民为什么会容忍集体占有其土地的部分产权呢？现实世界中，资源是稀缺的。
当面临因人口增长而造成的资源紧张局面时，竞争将愈发激烈。
个人或小家庭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来保证安全。
集体安全首先体现在确保集体财产不至于流失，而且正如上文提到的，为便利筹集集体安全与集体发展需要的资金，也需要财产被保持在集体内部。
这就产生了排他性－－村民因私人原因售卖土地的第一对象应是小集团里的人，若是外人作为买主，则要得到集体的承认。
在氏族社会，这种集体安全由氏族提供，土地产权是对内公有，对外排他的俱乐部产权。
到国家承认私有产权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从前的氏族共同体的保护者角色。
但国家的直接控制难以到达乡村，国家的保护仍然非常有限。
此时，村落共同体作为继承了氏族共同体部分功能的集团，在社会微观层次上给予个人（或小家庭）财产应有的保护，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原属于氏族公社的那部分土地产权。
事实上，魏晋时代始出现的村坞、坞壁正是集体安全的产物。
土地的俱乐部产权特性也为国家政权所承认。
北魏均田寸，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以及这种家族观念非常强烈，如果某姓的土地被调配给别姓使用，便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北魏均田便有一条，买际是对俱乐部产权的认可：“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绝户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
授受之次，给其所亲。
为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这一政策阻止了绝户田落入异姓之手。
随着村落的发展，这个范围也逐渐从仅限于血缘同宗扩充到地缘上的同村。
在乡村社会，谁若是将祖先留下的土地卖与别人，他将被村里人指责。
外村人除非入赘，不然他一般在本村难以获得土地。
杜赞奇研究发现，在近代华北农村的土地买卖中，同宗族的人有购买的优先权。
而且这种同族优先权在某些地方得到了很严格的执行－－如果有人在出卖之前未通知同族人，或以与同族人相同的价格将土地出售给族外人，则该宗族有权宣称此交易无效。
即便是认为我国并不存在村落共同体的日本学者福武直也注意到，外村人迁居到新的村落仍然需要村民的保证，要取得正式村民的资格则需要长时间的交往。
这从侧面反映了小家庭并没有拥有土地的完全产权－－它被分割了一部分给了村落共同体，并由村落提供对土地产权的保护。
村落也是村民们进行互助的共同体。
农业需要比较多的分工－－村里需要有铁匠、鞋匠、药铺等。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们由于技术落后不可能单独承担方方面面，村民们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需要一个互助组织。
事实上，农业是一个脆弱的产业，收成很大程度上仰仗年景－－若是年景不好，村民之间就需要相互救济。
普遍的小农经济使小家庭独立饲养畜力不具备经济性，这就促使几家合养一头牲畜①。
尤其是传统农业需要繁重的体力投入，在没有机械的年代，小家庭之间必须联合才能按节气进行农业生产。
至于婚丧这样的活动，就更是一家难以完成，迫切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