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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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练习题一、夯实基础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注音全部正确的一组是( )。
A.契.约(qì) 虔.诚(qián) 无稽.之谈(jī)B.症.候(zhèng) 行.话(háng) 纷繁芜.杂(wǔ)C.藐.视(miè) 迂.阔(yū) 驱.除(qū)D.祖莹.(yíng) 曲.线(qǔ) 白首偕.老(xié)【答案】A【解析】B项“芜”读wǚ。
C项“藐” miáo。
D项“曲”读qū。
2.下列选项中,字形有误的一项是( )。
A.制裁筛子流寇呕尽心血B.流弊应付插秧削足适履C.辩护侍侯宣泄荒诞不经D.束缚范畴潦倒克己复礼【答案】C【解析】C 项中的“侍侯”应为“侍候”。
3.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使用错误的一项是( )。
A.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国家命运生死攸关....的大抉择背景下,费孝通以自己实地调查的成果,为学生们讲授"乡村社会学",课余留存的文字便成了《乡土中国》。
B.《乡土中国》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字通俗易懂且内涵丰富,更在于它所揭示出来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可以搁置许多长篇大论....。
C.在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既要打造金山银山,也要保护住绿水青山,不宜出现畸轻畸重....的问题。
D.水墨画大师呼吁,艺术家应进一步增进交流,共同为中华文化添枝加叶....,让中华艺术在世界文化中独放异彩。
【答案】D【解析】A项“生死攸关”意为关系到人的生存和死亡。
B项“长篇大论”是指滔滔不绝的言论或篇幅冗长的文章。
C项“畸轻畸重”意为偏轻偏重,形容事物发展不平衡或对人对事的态度偏向一个方面。
D项“添枝加叶”形容叙述事情或转述别人的话时,为了夸张渲染,添上原来没有的内容。
此处望文生义。
4.在横线处依次填入下列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
2021年9月第40卷第5期Sep.2021Vol.40No.5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DOI:10.19493/ki.issn1673-8004.2021.05.011民间信仰仪式与村落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以广西融水县尧告苗族“拉鼓”仪式为例石子健(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摘要】广西融水县尧告“拉鼓”与西江苗系“鼓藏”同源异流,或是西江苗系“鼓藏”的承袭与地域化“创新”。
“拉鼓”仪式是一种民间信仰仪式,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与精神价值,其共同信仰使得当地信众趋于同一心理,在仪式进行过程中不仅能凸显当地文化自信,还可以窥探出当地苗人的文化心态及性格特征。
“拉鼓”仪式作为当地最神圣的仪式,于此神圣的时间和空间内传播其核心信仰文化及相关禁忌,在规范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同时,既加强了村落共同体意识,又对维系社会秩序、个人与个人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乃至乡村治理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拉鼓”习俗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名录,足以说明其价值。
在村落聚族而居且比较分散的尧告,“拉鼓”仪式的举行成了促进区域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之一,以小见大,由此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多视角研究。
【关键词】尧告苗族;“拉鼓”;民间信仰仪式;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004(2021)05-0108-12—、弓I言坐落在中国黔桂交接界邻地区的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告村至今还延续着一种古老传统节日----拉鼓节,这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苗族祭奠祖先的活动,内容主要表现为举行“拉鼓”仪式。
由于长期居住于高山峻岭之中,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少,使得苗族至今仍保留着一整套独特而完整的反映苗族传统文收稿日期:2021-06-10作者简介:石子健(1990-),男,侗族,广西融水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南方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习俗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田鹏【摘要】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和\"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期刊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19)003【总页数】8页(P27-3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地域社会;村落共同体;地域共同体【作者】田鹏【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南京 2118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320.3一、问题的提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已经减少到270万个,10年时间里约有90万个自然村落消失了,平均每天接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而其中很多都是古村落[1]2。
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河南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新乡市为例,该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切入点,通过“农民自建、集体代建、招商建设、社会援建”4种建设途径和“城中村改造型、旧村完善型、村庄合并型、服务共享型、整体搬迁型”5种建设模式[2];计划用8年左右时间分三步基本建成重点区域内352个新型社区,实现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
到2018年重点区域内新型城镇化社区全部建设完成,达到“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全部建设到位,规划农户全部入住城镇化社区,各项优惠政策兑现落实,社区管理运行规范,2/3以上的社区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建设标准[3]。
从村落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村落研究的争议-组织行为学论文-社会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研究缘起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性逐步向中国基层社会渗透,这种渗透过程被称之为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也好,文字下乡也好,送法下乡也罢,随之带来的是基层社会的构成方式和运作模式的缓慢变迁。
然而,研究对象的构成方式和运作模式的缓慢变迁并没有影响学界因为研究的需要,从抽象层面对其进行理论概括和概念提炼的需求。
从逻辑上讲,这种理论概括和概念提炼仍是研究工作的必经之路。
20世纪的中国,其社会性质就是农民中国,无论研究者持何种立场、何种观点,对于这一点均无疑义,因此,当时的所有村落研究叙事都在此基础上展开。
然而,已有研究,有的借鉴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基本以某个区域社会中的某个具体村庄为研究单位或研究个案,进行式的研究,因而在方法论层面就陷入了一个争论,即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有名的费孝通利奇公案[1]320-322①。
这段公案背后,其实质是这些研究范式能否超越二元论,即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断裂,从而真正为中国村落研究做出学术本土化的贡献和努力。
学界对20世纪中国村落的性质概括出以下四种研究范式:小共同体、宗族模式、权力的文化网络、区域体系。
在笔者看来,上述四种研究范式只是研究者依据自己的兴趣点、关注点与研究时的理论背景、研究者掌握的材料等相结合后产生的一种并非村落全面、真实的,而只是偏重村落某一方面的描述和分析。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研究者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设,在研究时对于自身研究兴趣范围内的材料关注较多,而有意或无意忽略与自身研究无关的村落材料,这即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2]285-288。
在此,笔者并非想要已有的村落研究范式及其结论,因为已有研究尽管存在缺陷,但依然反映了村庄的某一部分现实。
笔者想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在形成各有不同侧重的理论范式时,却忽视了村落更大的现实,即村落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留给近的遗产大一统的文化及伦理价值观。
第1篇一、引言民族共同体是指由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的稳定的共同体。
在我国,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深入了解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实践,我们组织了一次民族共同体概论实践报告,旨在通过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探讨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二、实践背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共同体建设,我们选择了我国某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
三、实践内容1. 实地调研我们团队一行五人于2021年7月前往我国某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了当地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情况。
(1)访谈:我们分别与当地政府官员、民族工作者、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了他们在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认识和做法。
(2)问卷调查:我们设计了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收集了他们对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看法、需求和期望。
(3)实地考察:我们参观了当地民族文化传承基地、民族特色村寨、民族教育机构等,了解了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具体领域的实践情况。
2. 理论分析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结合民族共同体概论的相关理论,总结了以下结论:(1)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共同体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
(2)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民族文化传承面临困境,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时有发生。
(3)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采取有效对策。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护民族文化传承,加强民族关系协调,是推动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 内容提要: 当今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阶层分化之中,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常常处于对立状态。要搞清出现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需要深刻认识中国村落的社会结合性质究竟是建立在合理打算基础之上的结社,还是受共有的社会规范制约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村落共同体。围绕这一根本问题,日本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基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展开了一场被称为“戒能—平野论战”的大辩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村落是以完成特定功能为目的的结社,村落由于阶层分化和宗族组织而缺少凝聚力,村干部并非村民利益的代表因而缺少绝对权威。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经过合理计算的交换行为,村落仅仅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共同体”。基于这种认识,今天中国农村在推进向以功能组织为主导的村落类型转变的过程中,亟需加强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强化村民对村落的认同感,修复村落的过度分化,促进村落社会的整合与稳定。
关 键 词:村落共同体 结社 生活共同体 阶层分化 消极的互助
一、 研究目的与主题
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明确中国村落的基本社会性格,分析阻碍社会发展的经济、社会因素,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领域的自由、平等、合理发展。 就地域社会的基本变动方向而言,中国农村也不例外。但是,中国农村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固有特点,中国农村并没有出现像西方发达国家或南美洲发展中国家曾经经历的村落社会解体问题,没有出现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平民窟的现象。相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改革恰恰是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开始的,农村成为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起始点,在改革中农村地区的力量日益壮大,村落作为地缘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日趋显著,社会空间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历史地位,预测未来的变动方向时,有必要对中国村落社会的基本性质加以探讨,即中国的村落究竟是一个内部凝聚力较强的共同体,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结社性质的社会群体?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把握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与开放的形式和途径。 探讨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首先要寻找中国农村的传统和村落内部社会结合形态的原型。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色彩浓厚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找到相当传统的农村地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就村落内部的组织构成原理和人与人的结合形态来说,在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农村的传统组织和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我们需要回到1949年以前去寻找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原型。40年代日本学者以华北地区6个村庄为对象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为探讨中国村落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窗口。
二、满铁调查概要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一)日本与欧美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不同点 在1949年以前,欧美和日本社会学者都曾对中国农村进行过大量实证调查。从研究的地区和基本特点来看,欧美学者的研究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研究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村落内部,而是超出村落范围,从村落外部环境解读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原理。按照调查的基本关注点,可以分为以地方市场为对象的研究和关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前者以施坚雅为代表,后者以杜赞奇为代表。 美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施坚雅着眼于农村集市贸易体系,研究市场体系对村落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建立了独特的市场共同体理论。他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否定了村落作为中国农村基本单位的意义,认为地方市场具有传统农耕社会的完整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体系。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施坚雅,1998:40)。基层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既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作为社会体系,基层集市是农民熟人社会的边界,农户所需要的劳务和资金需求一般在这里得到满足;基层市场构成了通婚圈的范围并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有关。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董事会等组织都以基层集市为单位,因而较低的和中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与市场结构平行的等级网络;集市同时又是沟通农民与地方上层交往的核心。施坚雅认为:人民公社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基层市场甚至中间市场或高级市场的范围,违反了已有的社会体系,最终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停滞。而解决困难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将集体化单位与自然系统明确联系起来。 杜赞奇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主题是国家政权的扩张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主要问题是国家的权力和法令如何行之于乡村?它们与地方政府组织和领袖的关系如何?国家权力的扩张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推进新政策?杜赞奇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来说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包括市场、宗族、宗教以及水利控制类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由于这些组织与网络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性价值,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高度依赖于文化网络以建立自己的权威。宗教是国家向地方渗透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国家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而乡绅则通过祭祀活动表现其领导地位,乡村的祭礼将地方精英及国家政权联络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杜赞奇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的村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国家通过行政的和文化的渠道向乡村渗透,极大地改变了村落的宗族和宗教,对村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研究村落必须关注国家政权的影响,研究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杜赞奇,1994)。 (二)关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是满铁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这项调查是东亚研究所受兴亚院的委托于1940年11月-1942年11月实施的。实地调查由“满铁中国北部经济调查所惯行班”承担,以华北地区的6个村落(河北省4个村落、山东省2个村落)为对象,共分7次进行。调查项目包括家庭、村落、土地所有、佃耕、水利、公租、金融交易等农村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目的在于搞清在家庭、家族、村落组织、社会团体、共同作业、民间信仰、土地的借贷与买卖等社会活动中的社会规范。实地调查报告从1941年夏开始出版发行,由东亚研究所第6调查委员会的专家负责对报告进行分析。 这项调查战前以《中国北部惯行调查资料》的书名出版。1952-1957年,岩波书店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书名再版,全书共6卷。
三、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本的调查报告为依据,清水盛光、平野义太郎、戒能通孝和福武直等学者分别出版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性质与共同体思想的研究专著(福武直,1976b;清水盛光,1951;牧野,1978)。他们使用相同的调查资料,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关于中国农村是否具有村落共同体的性质,是日本社会学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争论焦点。
(一)关于村落的共同体性质 社会学对地域共同体的一般定义是,一定规模的住户比较集中地居住在有一定界限的地理区域内;居住者之间表现出坚固的内聚性相互作用;他们具有不基于血缘纽带的共同成员感和共同归属感(英克尔斯,1981:100)。村落共同体以土地的私人占有为基础、以村落共有的水利设施为补充,在共同体中形成了关于耕地和耕作的规则、用水规则等共同体规则,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生活规范。在村落生活中,村民之间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信仰,形成了超越个别利益、在生命意义上的相互认同感。 依现代化理论看,在共同体性质较强的村落中,地缘组织的功能分化不发达,因而往往是一个自给自足性强的封闭世界。在共同利用的物质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村落规则对人的行动具有强烈的制约性,共同体内部社会关系缺乏平等性,人的行动往往缺少自由和合理性。而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村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分化,农民阶层分化,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活动空间扩大,村落成为开放的社会空间,村落共同体的封闭结构解体,最终是村民的自由度和平等化水平提高,合理主义得到发展。从社会功能不发达的村落共同体中解脱出来,向功能分化的地域社会转化,将是地域社会变迁的基本方向。但是,另一方面,从文化论的立场看,尽管村落共同体的弱化趋势难以避免,但是村落共同体的作用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发挥着维系村民之间认同意识的作用,加强了村落的凝聚力,对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二)中国的村落是否具有村落共同体性质? 1.平野义太郎和清水盛光:中国存在村落共同体 平野义太郎在1941年发表的“会、会首、村长”一文中,提出中国村落具有共同体性质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分析材料来自对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的调查。平野注意到该村的村公会和公会组织的存在。他认为,“会首集中起来商议的公会是自然村的自治机构。这一公会自前清时代开始就已成立。自古以来,公会就不是由政府设立的组织,而是自然村落的自治组织。而且,会首们的公会背后存在着村落的自然形成的生活协同形态——“会”,会与按照县政府的命令建立的保甲、邻闾制以及国家的行政组织——行政村是不同的,“会”正是村民的自然的生活合作体。“会”以庙为中心,是按照地理和历史自然发展起来的村民的自然聚落。村落的财产叫做“会里财产”,公会建筑以及其他的村有财产被统一称为庙产,就意味着自然村落“会”是以庙为中心自然产生的,是共同生活组织,结成了共同的村落组织。 平野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乡土共同体”,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村落以农村共同体为基础,以家族邻保的连带互助形式实施的水稻农业要求以乡土为生活基础,以生命的协同、整体的亲和作为乡土生活的原理;主张村落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治安防卫、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的相互依存关系。平野特别强调,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以寺庙祭祀为中心形成的共同生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