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于警察权威丧失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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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威信的缺失与重构探析一直以来,警察作为社会治安的守护者和维护秩序的行动者,在社会中拥有着很高的威信和尊重。
近年来随着一些不当执法和警察暴力事件的频发,警察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甚至出现了负面情绪和示威抗议活动。
为了重新树立警察的威信,社会各方面都在积极探索重构警察形象的方式和途径。
本文将探讨警察威信缺失的原因及重构的路径,为提升警察威信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一、警察威信的缺失1.不当执法行为引发负面情绪近年来,社会上频繁出现了一些警察在执法行为中使用过度武力、滥用职权甚至枉法执法的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谴责和不满情绪。
这些不当执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受害者的权益,更严重挑战了社会对警察的信任和威信。
2.警察暴力事件引发社会抗议一些警察暴力事件的发生,导致了公众的集体抗议和示威活动。
这些抗议活动不仅影响了社会秩序,也动摇了警察部门的权威和威望,使警察在社会中的形象受到了负面的冲击。
3.公众对警察失望感加重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和社会事件中,由于警察的失职和疏忽等原因,致使案件得以不公正的审理和处理,这更加加重了公众对警察的失望和不信任感。
这些事件让公众产生了对警察腐败和不公正的担忧,使得警察在社会中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二、警察威信的重构路径1.改革警察行为规范对警察的执法行为规范进行改革,确立严格的执法标准和操作程序,防止过度使用暴力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发生。
加强对警察的专业培训和管理,提升执法素养和职业道德,为警察提供更加规范和完善的执法指引,防止不当执法行为的发生。
2.加强警民互动和沟通警察应当主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互动和沟通,及时了解公众诉求和意见,建立起更加和谐的警民关系。
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和宣传教育活动,向公众传递正面的警察形象,增强警察在社会中的正面形象和声誉,回馈社会对警察的支持和信任。
3.严格惩处违法违纪警察对于违法违纪的警察,应当依法严格追究其责任,公开公正地进行处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警察威信的缺失与重构探析警察威信缺失的原因之一是一些警察存在违法违纪行为,严重损害了警察的形象和威信。
一些警察可能存在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警察的职业道德,也破坏了社会的公信力。
这些案件的曝光让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影响了警察威信的建立。
第二,一些警察的执法方式存在问题,过度使用暴力或滥用职权,破坏了警察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
一些媒体频繁曝光警察使用过度暴力对待嫌疑人或一些无辜的市民,对于这种执法方式,公众很难接受,认为这是警察滥用职权的表现。
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加剧了公众对警察的质疑和不信任感。
警察部门的官僚作风和缺乏透明度也是造成警察威信缺失的原因之一。
一些警察部门存在不作为、腐败等问题,处理案件缓慢,对于公众的投诉漠不关心。
一些警察部门对于内部事务缺乏透明度,不公布相关信息,也增加了公众对警察不信任的情绪。
针对警察威信缺失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重构。
警察部门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加强对警察的考评和监督力度。
加强内部监督,对于违法违纪的警察进行严肃处理,对于无过错的警察进行表彰和奖励,提高警察的职业操守和质量。
第二,警察部门应该进行职业道德和法规法纪的教育培训,提高警察的执法水平和素质。
加强对警察执法方式的规范,避免滥用职权和过度暴力的情况发生。
加强对警察人员的心理辅导和疏导,减少工作压力对警察执法的不良影响。
警察部门应该加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与互动。
建立警民沟通平台,接受公众对警察工作的监督和意见建议,积极回应公众关切。
增加警察与公众之间的互信,加强警民合作,形成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
第四,警察部门应该加强自身的改革和发展。
优化警察队伍结构,提高警察的专业素养和执法能力。
建立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团队协作,提高警察的工作效率。
加强对警察的培训和学习,使警察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警察威信的缺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警察威信的缺失与重构探析随着社会的发展,警察的威信问题日益凸显,各种负面事件不断发生,给警察形象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警察威信的缺失不仅影响了警察的形象和工作效果,更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本文将从警察威信的现状、原因分析和重构探索三个方面对警察威信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警察威信的现状警察威信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的传播,已经愈发凸显。
诸如警察对待民众不当、滥用职权、腐败贪污等负面事件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警察的威信。
由于警察队伍中存在一些不良人员,使得阳光下的警察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社会对警察的信任度也大幅下降。
二、警察威信的原因分析1. 文化背景:我国传统的尊重权威、谦恭有礼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对警察的过度尊重,同时也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对警察具有侥幸心理;2. 利益诱惑:警察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分子,往往因为私欲膨胀、利益诱惑等原因,滥用职权,给警察队伍形象抹上污点;3. 部分警察素质不高:一些警察的工作素质和职业操守存在问题,对待民众态度恶劣,不尊重人权等,也导致了警察威信的缺失;4. 社会环境:当前社会矛盾较多,犯罪率居高不下,警察队伍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一些警察心理负担过重,工作态度和效率难以得到保障。
三、重构警察威信的探索1. 提高警察队伍素质:通过加强警察队伍的教育培训,提高警察的职业操守和工作素质,增强警察的执法能力和职业道德,重塑警察崇高的形象;2. 加强警察队伍内部监督: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加大对警察队伍的管理,严格惩治违法违纪的警察,使得警察队伍内部风清气正;3. 改善警察工作环境:为警察队伍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服务保障,减轻警察的工作压力,从根本上解决产生不良行为的原因;4. 提高社会对警察的认识和尊重:加强对警察工作的宣传和普及,培养社会对警察的尊重和支持,使得警察的形象得到正面的宣传和树立。
结语警察是社会的守护者,是维护社会安定与秩序的重要力量。
警察威信的缺失与重构探析警察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具有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职责。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警察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缺失的现象。
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警察的形象受损、信任度下降、执法公正性受到质疑等方面。
为了重构警察威信,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警察形象的修复是重构警察威信的关键。
当前,个别警察存在权力滥用、态度粗暴等问题,严重损害了警察形象。
警察部门应加强对警察的职业道德、执法纪律的教育和培训,提高警察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养。
要加强警察队伍的选拔和考核工作,确保担任警察的人员具备良好的品德和能力,避免不良人员进入警察队伍。
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与合作,是重构警察威信的重要途径。
警察是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一员,需要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警察应主动与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了解社会问题和需求,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供安全咨询和帮助。
警察要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倾听公众意见,接受监督,增加公众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加强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对于重构警察威信具有重要意义。
警察执法要依法行事,遵循法治原则,不得滥用职权、违法乱纪。
警察的执法活动应当公开透明,接受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
当出现执法不当、不公正的情况时,应及时调查处理,为受到不当执法侵害的公众提供有效的救济渠道。
警察还应不断提高执法水平,提高警察的专业化程度,增强执法公信力。
加强警察与民众的沟通与理解,是重构警察威信的重要途径。
警察应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向公众宣传警察的职责和任务,提高公众对警察工作的认可度和理解度。
警察部门要改变一些传统的执法方式,加强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增加警民合作的机会,形成共同维护社会安全的合力。
通过与民众的沟通和理解,警察威信将会得到有效的重建和提升。
警察威信的缺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除了警察部门的努力外,政府、媒体、学校和社会各界等都应积极参与其中。
曾几何时,一名便衣警察猛喝一句“我是警察”就足以平息十多人的街头械斗,而如今三名装备齐全的警察也难以制服一名当众撒泼的妇女。
近年来各地频频发生的辱骂、殴打警察事件,怵目惊心地表明当前中国的警察权威已经降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而网络舆论对警察的情绪化恶评,也对警察权威造成了更广泛的二度伤害。
警察权威的过度下降严重影响了警察权力的正常行使,有必要进一步正确认识警察权威,正视警察权威下降的前因后果,重建新时期的警察权威。
一、警察权威弱化的极端表现: 暴力袭警警察曾经被视为秩序和正义的守望者、危难群众的救助者、普通群众的贴心人,是威武勇敢、值得信赖的人民卫士。
然而,目前警察权威弱化的情况已经愈来愈严重。
其主要表现是警察在依法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受到谩骂、侮辱、威胁、诽谤、群体性的暴力抗法和暴力袭警等现象。
其中,暴力袭警现象的影响极大,表现最为极端,也更富有代表性。
公安部的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4年,警察因同犯罪分子作斗争而遭受暴力袭击负伤8880人,连续5年总体上升,其中2014年2417人,比2013年上升24.1%。
据统计,美国警察平均每年因公死亡的数字只有170人左右,这个数字在一个公民拥有枪支合法化的移民国家是相当低的。
数据上的巨大差距,可以显示我国警察权威极度弱化的事实。
二、警察权威弱化原因警察没有威信,等于国家法律没有威慑力。
警察威信的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由得不引起深思,是什么导致了警察权威的下降?(一)公众“仇警”心态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强烈的“仇警”之风,只要事件与警察相关,网民就毫不犹豫的站在警察的对立面,比如“衡东群众抗议掀翻警车事件”、“警察持枪撑伞护卫县长事件”,甚至“警察就是土匪”的冷笑话一度甚嚣尘上。
之所以民众会仇警,因为警察职能主要为预防和打击犯罪,但许多社会矛盾被过多的用警察“威慑”、“强制”力量进行了消解,再加之目前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使警察成为特定时期社会矛盾的“出气筒”或“攻击目标”。
公安民警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一、概述公安民警作为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承担着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打击犯罪等重要职责。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一些公安民警存在一些问题,这不仅对于他们个人自身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削弱了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
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公安民警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解决办法。
二、问题一:权力滥用和违法行为1.1 存在的问题:部分公安民警滥用权力、徇私舞弊现象比较突出。
他们可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个人利益,滥用职权以达到某种目标;或者涉嫌封堵案件线索、不依法办事、徇私舞弊等行为。
1.2 产生原因:a) 受到制约的考核制度:过于注重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忽视实际工作过程中是否合规合法;b) 缺乏监管与问责机制:监管不力,对于滥用职权、违法行为追责不严;c) 职业道德观念淡薄:个别民警对自身利益比较重视,缺乏正常的道德约束和自律。
三、问题二:素质培养和专业能力有待提升2.1 存在的问题:一些公安民警的职业素质需要提高。
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沟通协调能力不足、缺乏人文关怀、智慧型执法能力欠缺等。
2.2 产生原因:a) 教育培训相对滞后:目前的教育体系还不能全面满足公安民警所需的技能和知识;b) 职业流动性导致知识断层: 公安体制内部岗位晋升链式结构明确,但经常会出现内退或调职情况,导致新人或经验不够丰富者填补空缺,造成没有接续传承;c) 内外环境催生素质需求变化:社会形势和公众需求日新月异,传统的警务要求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情景。
四、问题三:公民权益保护方面有待加强3.1 存在的问题:一些公安民警在侦查、执法过程中,忽视或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不当行政强制措施、违法采取搜查手段、暴力执法等。
3.2 产生原因:a) 执法环节缺乏规范和制度:相关的制度性规定不够完善或未能有效执行;b) 法律与专业知识培训水平亟待提高:一些公安民警对于司法程序和权力边界的理解还存在侧重工作成果、忽视程序正义等偏差;c) 工作压力引发不良执法行为:大部分案件时间敏感,处理过程紧张,给予处理者极大压力。
论文:关于警察权威丧失的真实原因论文:对于警察权威丧失的真实原因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袭警事件,造成执行公务的警察受伤甚至死亡,他们多在处置各类警情和纠正处理交通违章时遭受攻击。
警察被突击的全然原因在于被执行人对警察的蔑视,这些人以自身权利的绝对诉求抵制警察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他们在主观上别认为自己在与国家权力对立。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孔子所说的“大人”,算是强调国家政权的权威地位,权力的拥有者代表国家权威,即“大人”。
在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权组织结构中,警察实际上算是如此的“大人”。
恩格斯说:“有时候,权威是以绝对服从一具人为前提的。
”(《论权威》)不管袭警行为是否“有理”,基本上犯罪,因为行为人差不多在第一时刻里否定了“大人”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威。
袭警行为诱因之一:公众“仇警”心态从各地发生的袭警案分析,袭警行为人普遍没有明确的“袭警”意识,行为人只承认自己违法,别认为是犯罪。
其实也真的这样,在国家立法没有制定“袭警罪”的罪名往常,行为人突击警察的罪错认定,与他突击普通公民的罪错认定并无区别,应依照他突击警察的行为情节和被突击警察的伤情,确定他的罪错程度,处以相应惩处。
但别管怎么处罚,都要以造成的“后果”为依据,假如他的行为没有造成损害,或者损害轻微,他很可能别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只承担医药费、误工费以及少量的营养费等民事责任。
公众有一种“仇警”的心理。
10月北京发生一起袭警案,执法民警被害,在对案情还别了解的事情下,上的议论几乎一边倒同情袭警凶犯,甚至称他为“英雄”,还要向他“致敬”。
对公安部为此公布a级通缉令表示别满:“凭什么死一警察就公布一级通缉令?”那些人认为公安部在为“自己人”滥用职权。
还说什么“死了一具小土匪,激怒了一群匪徒”。
还有一些“人道主义者”为袭警罪犯开脱:“他盗割电缆是因为太穷了。
”总之,错在警察。
警察执法时遭遇的“马路效应”颇具中国特色:在公众场合的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间,非组织状态的人们会爱护违法者,却对处置违法者的警察进行集体围攻。
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袭警事件,造成执行公务的警察受伤甚至死亡,他们多在处置各类警情和纠正处理交通违章时遭受攻击。
警察被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被执行人对警察的蔑视,这些人以自身权利的绝对诉求抵制警察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他们在主观上不认为自己在与国家权力对立。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孔子所说的“大人”,就是强调国家政权的权威地位,权力的拥有者代表国家权威,即“大人”。
在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权组织结构中,警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大人”。
恩格斯说:“有时候,权威是以绝对服从一个人为前提的。
”(《论权威》)无论袭警行为是否“有理”,都是犯罪,因为行为人已经在第一时间里否定了“大人”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威。
袭警行为诱因之一:公众“仇警”心态
从各地发生的袭警案分析,袭警行为人普遍没有明确的“袭警”意识,行为人只承认自己违法,不认为是犯罪。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国家立法没有制定“袭警罪”的罪名以前,行为人袭击警察的罪错认定,与他袭击一般公民的罪错认定并无区别,应根据他袭击警察的行为情节和被袭击警察的伤情,确定他的罪错程度,处以相应惩罚。
但不管如何处罚,都要以造成的“后果”为依据,如果他的行为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伤害轻微,他很可能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只承担医药费、误工费以及少量的营养费等民事责任。
公众有一种“仇警”的心理。
10月北京发生一起袭警案,执法民警被害,在对案情还不了解的情况下,网上的议论几乎一边倒同情袭警凶犯,甚至称他为“英雄”,还要向他“致敬”。
对公安部为此发布a级通缉令表示不满:“凭什么死一警察就发布一级通缉令?”那些人认为公安部在为“自己人”滥用职权。
还说什么“死了一个小土匪,激怒了一群匪徒”。
还有一些“人道主义者”为袭警罪犯开脱:“他盗割电缆是因为太穷了。
”总之,错在警察。
警察执法时遭遇的“马路效应”颇具中国特色:在公众场合的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间,非组织状态的人们会保护违法者,却对处置违法者的警察进行集体围攻。
长期以来,我国公安存在一种很使人费解的现象:“法人”的警察执法时代表国家权威,但是执法的警察的身份却是自然人,与处置对象的身份完全相同。
有抽象的“警察的权威”,但是具体的“警察”的权威却不存在。
“警察”权威的失踪使“警察权威”无形瓦解,威武庄严的警察队伍,实质上只有“队伍”,没有“警察”。
警察执法受阻,警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于是有“保障警察执法权益”的动议,浙江公安还进行了“民警维权”的试点,在杭州、宁波、舟山初步推开,核心内容是保护执法警察的基本权益,特别是人身权利。
这项措施很有“仁者之心”,决策人看到了警察的执法困境,力图还警察以优良的执法环境,至少,可以减少警察受伤
警察的职能在于以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今却要求“别人”来保护他们“保护他人权利”的权力的权益,那么,谁来实施这种“保护”?由一部分警察保护另一部分警察,不允许把警察队伍分割为两部分。
请人民来保护警察,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人民警察既然保护人民,人民当然有必要保护人民警察,可是,“人民”是不具备行为实体的一个概念,根本不具有保护能力,而实体的人民群众愿不愿意保护警察,还是一个疑问。
袭警行为诱因之二:媒体“丑警”宣传
公众“仇警”,在于警察机关有“三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但媒体的“丑警”宣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0年代早期,大众传媒积极宣传公安英模群像,媒体与公安密切合作,媒体要突出时代“主旋律”,公安英模是主旋律最合适的代表。
同时,公安要从幕后走向前台,媒体是最好的展示平台。
但是媒体的倾向很快发生了偏转,以309国道山西段罚款事件、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以及河北杜书贵枪击案为转折,平面媒体和声像媒体对公安展开了大批判。
之后还有陕西“黄碟”事件,广东孙志刚事件,四川女孩饿死事件,成都火车站警察小偷勾结案等。
这些事件或案件暴露了公安队伍本身的问题,比如人员素质、执法指导思想、
机构设置等等。
但是媒体对这些事件或案件的特别关注,除了众所周知的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责以外,还有新闻媒体追求注意力效应的因素。
在所有的权力机关中,公安与公众的接触最为密切。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公安(警察)属于暴力机构,国家专政的工具。
当“暴力”的警察和非暴力的公众发生接触,特别是这种接触已经导致纠纷的时候,最易引发悬念。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传媒专注于两个热点,也是它们的两个“卖点”,一是足球,被大众传媒荒诞化;另一个就是警察,被它们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