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的历史进程与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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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决狱产生的原因特点和影响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经义断狱”。
它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倡的一种断狱方式,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断狱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罪犯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施用法律。
春秋决狱始于西汉中期,沿用魏晋南北朝,是当时司法上所特有的一种审判方式,也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过渡形式。
春秋决狱产生的原因1、春秋决狱在汉武帝时期兴起,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政策,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武帝时国力已相当强盛了。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却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镇压反抗,缓和社会矛盾,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统治,武帝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2、一方面出于尊重“先帝之法”的习惯,受到“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所囿,尚在完善过程中的汉代法律很难推倒重订;另一方面,即使要修改立法,刚成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也未必能马上就全面反映到立法中。
因此,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完备法典,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制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引经决狱”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因为采用这种断狱方式以后,儒家思想便可迅速影响法律实践活动,而不必再受已有立法的束缚。
春秋决狱产生的特点1、原心定罪原则。
指的是将行为人的作案动机作为其是否犯罪的根据,特别重视行为人的动机是否与儒家的道德准则相符合。
在处理案件时,若有人仅有违法的举动,无犯罪动机,则应当酌情处理。
该原则的核心是主客观归责原则。
2、“亲亲相匿”原则。
“亲亲得相首匿”是汉代“春秋决狱”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即孟子说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
春秋决狱产生的影响一、积极方面1、“原心定罪”,在很大程度上是想矫正汉武帝时期酷吏横行、“务求深文”的现象。
2、在定罪量刑时,强调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有其合理的因素。
二、消极方面1、因为儒家的经典并非法律,它不具有法律条文的规范性和确定性,其简约的文字和深奥的含义常使人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且司法官也不可能完全通晓儒家经典。
春秋决狱的内涵、形成及其后世意义
春秋决狱,指的是春秋时期封建制度为保证天下安定而采取的惩戒性措施,即政府依法宰杀犯人,杀害者为证据及特殊情况的定罪,比如叛国,抗逆反抗、入侵他国等重大叛犯。
据中国古代史书载,春秋时期的决狱,历史上留下的最早的一次,出现在春秋时期的宋国,历时三年的三更,袁绍决定犯人龙心之重罪及反对封建制度,即作为该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斗争,遂于建始闰年七月中旬,政府将犯人梁新以绞刑处死于宋城,这也是春秋决狱的起源。
春秋时期的决狱,不仅是一种舆论性的惩罚,也体现了政治家庭中封建制度下严格政治审判,让全国人民切身感受到政府施行严惩的影响,这对社会治理和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决狱也强化了封建政府的权威性,保护了朝代的统治权力,有利于古代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春秋决狱经历了战国时期的消亡,但其精神及其后世意义持续已久。
在现代时期,它仍然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对于政治家及政治组织,决狱有着强烈的警示作用,犯规的政治家应受到严惩。
同时,还承传了中国古代的礼、义以及道德价值观,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犯罪者即使为自己的利益,也必须受到严惩,春秋决狱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审判制度,草创了以权威上令,阶梯式的句法应有尽有,形成了中国古代封建审判体系的一个框架,受到当时社会尊崇及后世尊重。
春秋决狱历史悠久,它涵盖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审判及古代礼义等,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审判体系及哲学,古代政治经济思想也贯穿其间,它不仅表达了古代政治家们坚决打击叛国及抗拒政府统治、抵制封建政府的精神,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决狱使政治生活得以安定,促进了古代社会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审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会精神文化的特征,并影响了——至今为止——中国文化的发展。
春秋决狱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春秋决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其历史背景和意义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司法思想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春秋决狱有其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之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封建制度初步确立。
而与之相应地,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于事情的责任追究变得更加迫切。
这就使得春秋时期的社会对于司法的需求逐渐增加。
春秋时期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家族法和风俗法的混合体,法规不完善,往往存在模糊和不公的问题。
因此,为了解决人们的争议,需要一个独立公正、公开透明的司法机构。
春秋决狱应运而生。
其次,春秋决狱的意义在于将司法权力从家族迁移到了国家。
在家族法制度下,争议案件通常都是由家族长老、家族成员以及亲友等来进行审理和调解,往往存在私意、不公等问题。
而春秋决狱的出现将司法权力由个人迁移到了国家,确立了中央政权对于司法权力的管理。
这样一来,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司法环境,还为人们的权益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同时,春秋决狱也为后来的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基础。
再次,春秋决狱的意义还在于有效解决社会矛盾。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而春秋决狱的建立为解决人们之间的争议和矛盾提供了一个权威公正的平台,使得社会争端得到了较好的化解。
同时,春秋决狱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也增强了人们对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信任,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最后,春秋决狱的意义还在于对法律制度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春秋决狱的出现和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司法思想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春秋决狱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司法程序的规范,如争议的直截了当、审理程序的公开和审理人员的公正等,也有对案件判决的公正和权威要求。
通过这些规范的发展,春秋决狱不仅为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后世的司法思想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综上所述,春秋决狱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司法制度,其历史背景和意义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司法思想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决狱”及其现代价值杨健康 黄 震一、从汉代的几个案件说起汉代初期儒学大师董仲舒长于治《春秋》,他曾经主要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决断疑案。
《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下边是董仲舒遇到的几个案件:案例一:子误伤父。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
论曰:臣愚以为,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
《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①案例二:父为子隐。
“甲无子,拾道旁儿乙,养为己子。
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
甲当何论?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
虽非所生,谁与易之。
《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甲宜匿乙。
诏不当坐。
”②案例三:监守自盗。
“甲为武库卒,盗强弩弦,一时与弩异处。
当何罪?论曰:兵所居,比司马,阑入者髡。
重武备,贵精兵也。
弩蘖机郭,弦轴异处,盗之不至,盗武库兵陈。
论曰:“大车无猊,小车无杌,何以行之?”甲盗武库兵,当弃市乎?曰:虽与弩异处,不得弦不可谓弩,矢射不中,与无矢同,不入与无簇同。
律曰:此边鄙兵所赃直百钱者,(不)当坐弃市。
”③案例四:夫死再嫁。
“甲夫乙将船,会海盛风,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
四月,甲母丙即嫁甲。
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
以私为人妻,当弃市。
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
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
甲又尊者所嫁,无淫之心,非私为人妻也。
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④案例五:不能生育。
“甲有子乙,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
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
乙怒,杖甲二十。
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告于县官。
断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
虽杖甲,不应坐。
春秋决狱对我国当代刑法的启示春秋时期,有一种叫做“决狱”的司法制度,这种制度在当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的当代刑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因此,在本文中,我将探讨决狱的定义、决狱的演变与发展以及决狱对我国当代刑法的启示。
一、决狱的定义决狱是指古代中国的一种司法制度,由君主任命的贵族和文官通过研究案件事实和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判定其罪行并进行相应的制裁。
二、决狱的演变与发展春秋时期,决狱的制度主要由贵族和文官来执行,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战国时期,决狱的制度得到了细化和完善,出现了“五刑”制度,即罚金、徒刑、笞、杖、死刑。
而且在决狱的过程中,设有“悬疑之法”,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放弃对犯人的审判,从而避免对无辜之人的伤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朝的统治者采用了一种更加严苛的决狱制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残忍的审讯和惩罚。
而到了汉朝,司法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改进,诞生了“公堂”、“狱吏”,并出现了“言教以政”的原则,即用教育和说服来改善社会治安。
三、决狱对我国当代刑法的启示1、保障社会稳定和安全的法律体系决狱制度的重要作用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犯罪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必须重视刑法,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2、坚持审判独立和公正司法决狱制度的原则是对嫌疑人的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这一原则在当代刑法中同样适用。
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是当代刑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不断提高审判的质量和效果。
3、关注和保护人权和人身自由在决狱制度中,可以看出对人权和人身自由的保护是尤为重要的。
在当代刑法中,同样需要强调对人权和人身自由的保护,这是一种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4、注重现代法治精神尽管决狱制度已经在秦朝之后被废除,但是决狱所体现出的法治精神值得我们珍惜和发扬。
在当代刑法中,需要更多的注重法治精神,加强对法律的遵守,同时通过各种措施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哲学史学研究汉代"春秋决狱#及其影响朱娇娇(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临汾041000)摘要:汉代“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司法判决方式和司法执行方式,以儒家经义为准则对犯罪案件进行裁决和定罪。
汉代“春秋决狱”的原则,客观上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融合,使我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不断完善,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开启了中华法律儒家化之路。
但汉代“春秋决狱”有时会使法律的公平、公正很难做到,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的威严减弱,使道德品行虚化,从而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
关键词:汉代春秋决狱原心定罪以礼入法汉代“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与封建法律逐渐融合,并在后世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汉代“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获得正统地位后,董仲舒等儒家学者倡导用《春秋》经义作为司法判决标准,倘若条例不明晰,那么儒家经典就作为官吏们处理案件的准则#汉代“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司法判决方式和司法执行方式!,主要是以儒家经义为准则案件决和#汉代“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封建法的构建和发展重要响,它弥补了我国古代法律的不足处,协调了情与法的,是法律儒家化的#是,汉代“春秋决狱”有时法律的平、公正目标#一、汉代“春秋决狱”产生的背景汉代“春秋决狱”的不是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在法发展过程中逐的。
(一)“春秋决狱”产生的历史背景汉时期“春秋决狱”的的历史背景。
从,重的始,时期在、、大辟等五种刑罚的基础上,采用的处罚阴的反叛;秦朝采用商鞅的理,使“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汉的法典《律》法中的一些条,法家思想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汉在法律方面施行的是法家的法法,与的要法家思想,即重。
这种与安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不契合,又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儒家思想不相符。
所以,西汉中期出了法律践与认识相分离的况。
汉代改变前严刑峻法,施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以满足汉王朝社会发展的需要,巩固国家的统治乞从汉高祖刘邦文帝时,始终奉行道家黄老的思想,确立宽减的一系列政策,获得显著效。
“春秋决狱”制度价值新论“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审判制度,它在古代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制度流程、评价与影响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重新探讨“春秋决狱”制度的价值。
一、历史背景“春秋决狱”制度的出现与周朝的分封制度有关。
周朝的分封制度将天子的权力分配给各个封国的君主,这也使得各个封国的君主开始具备较高的自主权。
因此,实行分封制度的周朝需要一个可以统一各封国的审判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就如同现代国家需要具备一个能够维护公共秩序的审判系统一样。
二、制度流程“春秋决狱”制度的核心是“旁证”,也就是让众人来证明案件的真伪。
一个案件需要多名证人出庭进行证明,一旦五个或以上的人提供相同的证言,法官就可以认定为真,并且按照这个判决进行裁决。
该制度首次实行是在周公旦时期,后来有过多次的变革和发展。
其中最有名的规定是“一人之辞不能成狱,二人对辩当自认,三人以上得民之信也”,即一个人的陈述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两个人的对辩必须在自认的情况下进行,而三个及以上的人证言才能被认为是真相。
三、评价与影响“春秋决狱”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
首先,它是中国古代审判制度的创新,对中国古代审判制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它具备公平公正、简便坚定等突出优点,特别是由群众来证实案件的真相,既提高了人民的参与度,又便于推行。
再次,它强调眾證定獄,充分利用当时相对落后的审判技术,极大限度地避免了人为的判断和不公的裁决。
然而,它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不能防止证人的伪证和滥证,有可能被黑恶势力或者势力强大的人利用,从而搞乱社会治安。
四、总结综上所述,“春秋决狱”制度是中国古代审判制度的有力创新,充分体现了中国法制文化的优良传统。
尽管该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但其有益于促进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今天,尽管已经不再出现“春秋决狱”这种制度,但参考“春秋决狱”制度中的公平公正和精简高效等优点,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审判思想,加强人民群众的司法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春秋决狱”制度价值新论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春秋决狱”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它来源于《春秋左氏传》,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司法制度之一。
在这个制度下,君王会亲自听取案情,亲自裁决,这种制度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春秋决狱”制度的历史渊源和价值,探讨其对当今司法制度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一、“春秋决狱”制度的历史渊源“春秋决狱”制度源于中国春秋时期的礼法思想,它最早见于《春秋左氏传》中。
这个制度强调君王亲自裁决案件,重视公平正义,尊重法律。
《春秋左氏传》中的很多文献都提到了这个制度,比如“狱无大小,必以得其情”的说法,就是对这个制度的一种阐述。
据史料记载,“春秋决狱”制度是由左丘明所创立的。
左丘明是春秋时期的史学家和法学家,他倡导了“君不闻之,官不知之”的观念,主张君王应该亲自了解案情,裁决案件,以确保公正和正义。
他认为,法律应该是合理的,施法应该是公正的,而君王应该身体力行地去实行这些原则。
“春秋决狱”制度就成为了春秋时期的一种司法实践,得到了各国诸侯的认可和称赞。
1. 重视公正正义“春秋决狱”制度重视公正正义,君王亲自了解案情,亲自裁决案件,确保了案件的公正和公平。
这种制度强调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君王的裁决成为了法律的最高体现,而君王本身也成为了法律的化身。
这种制度对于当今司法制度来说,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当今社会,司法公正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春秋决狱”制度的核心理念恰恰是司法公正。
我们可以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传承和弘扬“春秋决狱”制度的精神,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公平。
2. 尊重法律“春秋决狱”制度非常重视法律,君王亲自裁决案件,严格依法行事,不偏袒任何一方。
这个制度显示了对法律的尊重,也展示了法律的权威。
在当今社会,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它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
我们应该从“春秋决狱”制度中吸取教训,尊重法律,依法行事,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论汉朝的“春秋决狱”论汉朝的“春秋决狱”一、引言“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司法官根据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之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其应起源于汉以前,并盛行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明确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遇疑难案件应以儒家经义来决断,实际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决狱”的明显案例到唐代基本结束。
中国法律人对“春秋决狱”多有诟病,但笔者认为其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断案方式,在中国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占中华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时间,“春秋决狱”的精神要义植根于中国法律的深层土壤,对整个中国法制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春秋决狱”,对现代司法无疑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本文简要阐述“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评价其积极作用,结合现代司法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分析,寻求汉代春秋决狱与现代法制的渊源联系,进而试图思考中国现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
二、“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一)在孔孟时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备法律化的条件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职、没有实践儒家政治抱负的条件有关系。
孔子本人长期在多个国家间巡游讲学,同时也寻求做官机会,虽然孔子在鲁国做过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个官职,但终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游学生涯直到68岁,5年后去世。
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仅存在于民间,原因还可能是当时那么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儒家“仁、礼”等思想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的大一统。
确实,秦王赢政以韩非的“法、术、势”法家思想纵横天下,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为后来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之大一统奠定了理论依据。
法家治国,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主张用重典、轻罪重罚,这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及早覆灭埋下了伏笔。
秦王朝以苛刻的《秦律》横征暴敛,终至百姓揭杠而起。
(二)汉武帝独尊儒术及“春秋决狱”的提出秦灭后,由于法律的延续性及统治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汉代法律多抄袭秦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逐步趋于稳定,这样的酷刑就不能再适应当时社会,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
春秋决狱的历史进程与现代价值“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所谓“春秋决狱”,简单说来,就是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断狱的指导思想,具体要求是司法管理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义定罪量刑。
它是在西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后来又有了发展到唐代由于与法律相融合而最终结束。
在它的推行过程中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仅有积极的影响,也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避免的有带有了消极的影响。
但从它的产生、发展、结束的整个历史来看积极影响应该是主要的。
一、推行春秋决狱的历史背景汉王朝建立以后,面临着刚刚建立政权,社会生产被战争严重破坏、经济萧条,国库枯竭的局面。
为了巩固胜利,发展生产,汉统治者吸取秦暴政亡国教训的基础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策略,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缓和社会矛盾。
经过“文景之治”等几十年的发展,汉王朝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政权得以巩固。
随着“无为而治”的推行,也使得各诸侯王国和地方豪强的财力得到积累,实力不断增强,竭力想要摆脱中央的控制;边疆地区,匈奴频频入侵,“无为而治”的策略很难适应新的形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维护建大一统和专制王权的儒学,法律知道思想开始变化,春秋决狱制度就在此时产生。
当然儒家思想的复兴对“春秋决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儒家思想主张德治,以道德礼仪教化万民。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同时反对严刑重法,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罚,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搁。
”其实这些充满仁爱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战国时代所遭遇的是处处碰壁,但却迎合了汉朝天下一统,民心安定的时代需要。
所以汉代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礼仪规范在这时已上升为最高行为规范,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司法领域也渗透了儒家思想理念,出现了春秋决狱这种断案形式。
就其概念来讲,“春秋决狱”就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的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它主要是运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的事实进行分析、定罪。
以《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来理解汉律,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
当然在具体运用时不只是运用《春秋》一书,还相应的引用了《诗》、《书》、《易》、《礼》等经典的原则与精神,因此又被称为“引经决狱”。
“春秋决狱”主要引用的《春秋》一书是孔子编撰的鲁国编年史,记述了自周平王动迁以后鲁国以及其他周边诸侯国的史实。
在这本书中,孔子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说明了自己的各种政治、伦理及哲学的观点。
因此《春秋》遂被后代儒生奉为经典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一书是“礼义之大宗”。
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当作不容置疑的儒家经典,而被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在西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被引用到了当时的司法领域而逐步形成了以春秋经义作为判案方式的“春秋决狱”。
而后“春秋决狱”又有发展,直至唐朝才基本结束。
二、下面总结几个董仲舒遇到的案件:案例一:子误伤父。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
论曰:臣愚以为,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
《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案例二:父为子隐。
“甲无子,拾道旁儿乙,养为己子。
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
甲当何论?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
虽非所生,谁与易之。
《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甲宜匿乙。
诏不当坐。
”案例三:监守自盗。
“甲为武库卒,盗强弩弦,一时与弩异处。
当何罪?论曰:兵所居,比司马,阑入者髡。
重武备,贵精兵也。
弩蘖机郭,弦轴异处,盗之不至,盗武库兵陈。
论曰:“大车无猊,小车无杌,何以行之?”甲盗武库兵,当弃市乎?曰:虽与弩异处,不得弦不可谓弩,矢射不中,与无矢同,不入与无簇同。
律曰:此边鄙兵所赃直百钱者,(不)当坐弃市。
”案例四:夫死再嫁。
“甲夫乙将船,会海盛风,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
四月,甲母丙即嫁甲。
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
以私为人妻,当弃市。
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
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
甲又尊者所嫁,无淫之心,非私为人妻也。
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案例五:不能生育。
“甲有子乙,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
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
乙怒,杖甲二十。
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告于县官。
断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
虽杖甲,不应坐。
”案例六:纵麋为傅。
“君猎得倪,使大夫持以归。
大夫道见其母随之而鸣,感而纵之。
君愠,议罪未定。
君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觉之,大夫其仁乎。
遇倪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
于议何如?董仲舒曰:君子不麋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也。
然而中感母恩,虽废君命,徙之可也。
二、“春秋决狱”的运作过程与适用机制(一)事实与法律问题的确定春秋决狱的判例构成比较稳定,大体可以分为事实认定和适法判决两部分。
对于司法官吏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明确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虽然“春秋决狱”多为疑狱,但是从我们所见的六个判例来看,事实问题基本上没有争议,这一方面是经过前面的法官运用中国传统审判艺术的审理,已经可能“核其实,审其疑”,另一方面也许表明古代的法官们对于事实问题相对重视不够。
这里发生疑难和争议的是法律问题,即对于案情事实如何适用法律和适用什么法律遇到了困难。
适用春秋决狱的判例分为三种情况:1、可能适用的两条以上的法律条文出入很大,如判例三,从重则以盗武库兵论罪,当弃市,从轻则以赃值百钱论罪;2、可能适用的法律条文与伦理人情相冲突,如判例一、二、四,五,汉承秦法的律文规定均与已被定于一尊的儒家伦理观念相左;3、难于找到适用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如判例六,为了解决疑狱,司法官吏不得不求教于已经被尊为官学和最高指导思想———儒家经典。
(二)发现和寻找春秋故事和微言董仲舒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
”⑧只要精通《春秋》经义,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法律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解决办法。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
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
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⑨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可通过探求《春秋》经义这个封建法律的最高本原来决断疑狱。
从审理确认的案件事实出发,发现和寻找《春秋》“所举与同比者”,这是春秋决狱的判例机制区别于先秦“议事以制”和秦朝“廷行事”的重要标志。
它实质等于把《春秋》等儒经视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判例集,从而把“遵循先例”原则约束在儒家经义指导之下,消除了先秦判例法没有统一精神的任意性。
在判例一中,董仲舒援引《春秋》“许止进药”的故事,判例二引《春秋》“夫人归于齐”之微言,判例三引《论语·为政》孔子“大车无猊,小车无杌,何以行之?”之语,判例四引《诗经》均为明引。
判例五“义绝”,判例六纵霓之论,在儒经中皆有所本,是为暗引。
有了《春秋》等儒经依据,“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
⑩(三)春秋经义的解释与法律原则的抽象事实上,任何后代的案件,没有一件与《春秋》所载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完全相同。
即使援引的是最适于本案的故事或经义,也需要对其经义进行分析和解释,抽象出普遍适用的一般司法原则,才能具体地决断讼狱。
当我们研究“春秋决狱”的经义解释和法律原则的抽象时,“《春秋》笔法”是非常值得注意和探求的。
董仲舒说“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
是故小夷言伐,不得言战;大夷言战,不得言获;中国言获,不得言执,各有辞也。
”判例一援引许止进药故事,从中抽象出“君子原心”的原则;判例二由“夫人归于齐”的微言,引申出“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判例四的“父子相隐”原则;判例五的“义绝”原则。
诸如此类都是根据春秋用辞来推断判决理由。
董仲舒的解释之所以能够受到特别重视,主要在于他精通公羊学,并且注意研究律文。
东汉王充说:“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
”公羊学即《公羊春秋》,旧题为战国公羊高撰,是专门阐释《春秋》大义的儒家经典,由于公羊学适应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汉武帝时公羊学取得独尊的地位,国家据此制定政策,士人以此作为入仕升官的敲门砖。
公羊学对儒家经义的解释的法定权威性,有力地支持了儒生从中抽象法律规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而用以决断疑狱。
据程树德《九朝律考》总结,从《春秋》中抽象和引申出来、用于春秋决狱的法律规则即“春秋之义”,见诸典册的很多,如“父子相隐”、“原心论罪”、“夫死无男得更嫁”、“君子大居正”、“君亲无将”、“君臣无讼”、“以功覆过”、“王者无外”、“大义灭亲”、“恶恶止其身”等等13。
这些原则对适用判例法影响很大。
从《春秋》故事和微言中抽象出某种司法原则,是春秋决狱的判例机制运作的关键环节。
(四)提出春秋之义适用案件的判决意见春秋决狱所面临的疑狱,存在律文之间冲突,或伦理与法律冲突,或法无明文规定等问题。
因而,在适用从春秋经义中抽象出的法律原则过程中,必须先就疑狱的法律问题作出解释,消除冲突或疑难,折中是非,上下斟酌,然后才能提出判决意见。
如判例一若按“殴父”罪判处甲,则与当朝提倡的孝道观相背。
董仲舒依“原心论罪”原则,对殴父罪作了限制性的解释,在客观行为之外,加上“欲诟父”的主观动机作为犯罪要件。
既然甲是出于救父的孝心,就不犯有“殴父罪”。
故判决“不当坐”。
判例四则根据《诗经》“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对“父子相隐”原则作了扩张性的解释,将父子之义适用于养父子,故认为“甲宜匿乙”,“不当坐”。
(五)春秋决狱判例的审查与公布在封建社会,皇帝才是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
一般而言,重大疑难案件运用春秋决狱方式作出的判决必须经皇帝的审查和认可,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通过“诏”的方式公布才成为判例。
这是对判例创制与适用的一种控制办法。
判例一、二有“臣愚以为”字样,表明董仲舒提出的判决意见还需要经过皇帝最后裁决。
判例四“诏不当坐”,说明董仲舒提出的判决意见通过了皇帝的批准,并予以公布。
《史记·儒林传》载,董仲舒的得意门生吕步舒决淮南狱,“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也是经过了皇帝批准。
三、“春秋决狱”的历史影响及现代价值汉代“春秋决狱”的出现,解决了汉代成文法典一时难于全面制定或修订的情况下,司法实践面临法律与儒家道德冲突或法无明文规定等问题,为儒家思想全面改造封建法律和形成以成文法规范为主、以判例法制度为辅的“混合法”样式开辟了道路。
无论是对中国法制史,还是对中国法律思想史,“春秋决狱”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汉书·刑法志》说,汉武帝时,“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