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5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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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脉络文章来源:中国网 《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的脉络呈现出由浅入深的阶段性推进特征。
本章通过透视改革进程,揭示推动每一阶段改革的基本因素和根本动力,对我国国企改革的推动模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以便我们能够在今后的改革中把握规律,掌握主动,尽快实现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一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一、1978~1992年: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企改革开始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
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制难以规范,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
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减少。
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
国企改革的几个关键阶段作者:邵宁来源:《英才》2012年第03期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建立的。
这些企业自诞生之日起,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就完全没有关系,其管理体制、结构特征、社会定位、职工观念都是非市场化的。
把这样一个体系庞大、员工众多的企业群体,转制到市场经济的轨道运行,参与市场竞争是一个难度极大、风险极大的系统工程。
体制要改、机制要转、结构要调、定位要变、观念要换,改革的过程必然是长期的。
经过几十年艰苦的探索和推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重大进展,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国企改革之路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阶段: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领域,国有经济实施了大规模的主动退出。
涉及几十万家企业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成功,使国有经济的战线大大收缩,优化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
对由于经济转型或经营不善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疏通了破产、退出市场的通道。
企业破产的同时帮助职工再就业,成为化解经济转轨背景下大量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式。
通过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政府职能改革,初步形成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和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了国有企业内在的发展活力。
对国有大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全面展开。
包括公司制与股份制的改造,建立市场化的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推进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资源重组,减轻企业的各类社会负担,等等。
经过上述多方位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生存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效果十分明显。
大家都还记得:在十几年前,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的冲击下溃不成军,成为国家经济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不得不进行改革和脱困。
而现在,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的、稳定的因素,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是在短短十几年中发生的,过程复杂而艰难。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点思考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承接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牵动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在全球经济变革的大环境中,国企的改革与发展在近年来更是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它们关系着我国经济实力,更在于它们关系着广大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稳定。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一、国企改革具体进程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978年底至1984年9月,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阶段;1984年10月至1991 年底,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阶段;1992 年至1997 年,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阶段;1997 年至2002 年,为大中型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改革阶段;从2003 年至今,以股份制为现代产权制度主要形式的改革阶段。
1) 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演化到20世纪70年代,已充分暴露出其缺陷,本应归企业行使的各项权利被高度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企业成为行政的附属物,严重抑制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企业缺乏活力。
在这种情况下,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由此进人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
但是这一阶段改革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企业激励机制,具有较大局限性。
2) 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阶段:经过第一阶段放权让利的改革,国有企业活力有了一定的增强。
由于许多扩权措施没有落实,特别是由于这些改革本身的局限性,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并没有真正活起来。
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这一阶段是力图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多种激励机制,探索自主性国企改革模式,但是并没有摆脱国有企业困境。
中国经贸导刊责任编辑○张振○国资监管国企改革历程回顾与当前改革重点文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课题组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企业基本实现了向市场主体的转变。
从1978年开始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一)第一阶段(1978—1993年):“扩权让利”的国企改革初步探索这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用了15年时间。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盈亏都由国家负责,国有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行状态。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也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针对传统国企政企不分的弊端,三中全会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意在使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四自”经济实体。
先后在国有企业推进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
(二)第二阶段(1993—2003年):“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攻坚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打破了思想上的禁忌。
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进入第二阶段。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10年里,国企改革坚持“抓大放小”,收缩战线,让国有中小企业退出,让困难企业破产;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减少企业包袱。
浅谈国企改革30年风雨历程——法学0902 高舒40982056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转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激发出了强大的企业活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了重大进展,国有经济效益实现了持续增长。
要实现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必须继续深化国有企业轧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与影响力。
一、国企改革简要回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
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
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
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
1979年4 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
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由于这一过渡性制度的安排,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
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
国企改革的五个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来说,国有企业改革成败与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有20年的历程。
20年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较以往的体制调整更为深刻,更富于革命性意义,重要的一点便在于这场改革不仅真正触及了企业制度,而且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从根本上触及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
回顾国企改革的路径轨迹,可以大致的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即扩权让利阶段、利改税阶段、承包制阶段、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阶段、盘活国有资产阶段。
一、扩权让利阶段(1978-1984)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企改革开始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
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二、利改税阶段(1984-1986)
该阶段改革的核心是调整和规范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权、责、利关系,重点是实行“利改税”和“拨改贷”。
自1983年开始采取第一步利改税,即把国有企业应上缴利润和税合并,采取利税合一的方式,按照统一确定的比例上缴财政,其余则属于企业。
到1984年采取第二步利改税,即把国有企业利润的100%全部纳入“利税合一,按章纳税”的轨道。
在投融资体制上,中央进行了“拨改贷”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
20世
纪8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企业投入资本金。
在监管体制上,1988年4 月,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国务院直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处置权。
三、承包制阶段(1987-1990)
该阶段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实行国有企业承包制。
承包制的宗旨是所有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两权分离,承包的对象是企业上缴的利税,承包制的性质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围绕上缴的利税这一核心目标形成的一种行政契约关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承包制的绩效开始下降,显出其内在弱点。
主要表现在:包死基数和经济周期的矛盾难以调和;难以确定科学合理的承包基数;难以消除企业的短期行为;要求企业包盈不包亏,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企业与政府之间责任不对称;破坏了大中型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
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阶段(1991-2002)
该阶段以中共十四大召开作为标志,整个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国有企业的改革明确为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基本目标,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以往主要在分配关系上,转向从产权制度上进行改革。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使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得意义,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五、盘活国有资产阶段(2002-至今)
该阶段是以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作为标志,国有企业改革从外部环境到改革本身的深入程度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本阶段,国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为主,同时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建设为中心。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
”《决定》第一次把产权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这一阶段,如何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成为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定的重点。
非公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壮大起来,在许多领域占有绝对优势,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与公有制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如非公经济在行业分布上从以制造、建筑、运输、商贸和服务业等领域为主,已经开始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拓展。
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石油行业的民营资本问题。
此外,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也迅速膨胀,外资的并购问题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
非公经济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断的问题,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为了正确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
该政策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非公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扫除了人们对非公经济去向问题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