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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国企改革的看法
国企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个人认为，国企改革是必要的，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国企改革不能简单地以“混改”、“股权激励”等形式为代表，而应该注重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改革的深度要求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包括完善国企治理结构、优化国企经营机制、加强国企内部监管等方面；改革的广度要求在行业层面上进行，包括推进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强垄断行业的监管等方面。
只有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
国企改革需要注重公平和效率的平衡。
公平是指国企改革不能只关注股东利益，而应该注重员工、消费者、社会公众等各方利益的平衡。
效率是指国企改革不能只关注短期经济效益，而应该注重长期可持续发展。
只有在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上得到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国企改革的可持续发展。
国企改革需要注重创新和发展。
创新是指国企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制度层面上，而应该注重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发展。
发展是指国企改革不能只关注国企自身的发展，而应该注重国企与社会、国家的发展的协同。
只有在创新和发展上得到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国企改革的价值。
国企改革是必要的，但需要注重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创新和发展的落实。
只有在这些方面得到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思考【摘要】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挫折走到今天，仍然有许多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亟待解决，本文笔者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分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措施三方面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探析。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思考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这无疑为今后国企改革发展再次指明了方向。
一、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特点国有企业改革经历初步探索、制度创新以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逐步加快。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集中于调整战略布局、深化股份制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国企领导方式等几个方向。
1、股份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
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现代市场经济从客观上要求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
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在企业改革洪流中，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化，一批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公司制股份制企业户数比例明显提高。
石油、石化、冶金、电力、电信、民航、海运等行业中的一批中央企业先后在境内外上市或增发股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改制面超过90%，促进了转机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据统计，截止2011年，全国各级国资委监管企业所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1038户。
2、国有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进行联合重组。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6月，有99家中央企业进行了重组，企业户数从196家减少至149家。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在争论中不断推进，如何看待国有企业改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则是最好的答案。
第一，要历史性地看待国有企业改革1.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按有些人的说法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理论指导下推进的。
笔者认为不是这样。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是逼出来的。
1984年“拨改贷”之后，首先是财政断粮。
新设立的国有企业国家未投入资本金，老的国有企业国家也不新增投入资本金。
按《公司法》来讲，出资人设立企业要投入资本金。
当时新设立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右面是负债，左面是资产，企业没有注册资本。
那时国有企业是“拨改贷”起家的，企业还贷之后形成的净资产是谁的？1993年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曾发文，明确形成的净资产界定为国有产权。
到了2003年国发96号文件又重申了这一产权界定的原则。
其次是银行断贷。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之后，不再是政府的出纳，开始按市场规则贷款。
银行的行为发生变化之后，国有企业过去敞开用钱的状态改变了。
到了1997年，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接近40%，当时许多国有企业缺乏生存能力，全面陷入困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使得国有企业不得不改革，不改就无法生存。
所以国企改革是被逼出来的。
2.我们看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是地方政府首先推动的。
地方政府直接面对各方面的压力，直接面对工厂要生产、职工要就业、财政要税收、社会要稳定四大难题。
当面临这些压力的时候，别无他法，只有推动改革。
因此国有企业改革首先从地方突破。
现在从全国情况看，中央企业改革落后于地方企业改革，大型企业的改革落后于中小型企业改革，经济情况好的企业落后于困难企业改革。
20多年的国企改革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
比如首先是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施承包经营，允许企业多元投资。
这些改革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国有企业经营者自主决策权之大，据有学者评价可称是“世界之最”。
但决策者并不承担决策失误之责。
个人对国企改革的看法
国企改革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个人认为，国企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国企改革面临一些挑战和难点。
首先，国企改革需要在保持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化的改革手段。
这就要求国企必须在竞争中生存，不能依赖政府的资源和支持。
这将需要国企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和经营结构，以提高效益。
其次，国企改革需要解决人事制度问题。
当前国企中存在一些管理不规范、人才流失、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得到有效解决。
可以考虑采用市场化的人事制度，通过竞争和激励，选拔优秀人才，提高国企的管理水平和竞争力。
最后，国企改革需要加强监管和问责机制。
监管和问责机制是保证国企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国企的监管力度，确保国企改革符合规定和程序；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问责机制，对犯错的国企进行惩罚和改进，以促进国企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国企改革是必须的，但是需要抓住难点和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改革顺利实施，促进国企的持续发展。
- 1 -。
对当前国企改革大争论的几点看法——兼批郎咸平老师学者曹兼善在《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和正确方向》一文中指出：在这次国企改革大争论中，很多学者包括郎咸平都批评政府官员和管理层普遍缺乏信托责任。
但是他们并没有指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这正是由于国企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而郎咸平却一直否认这一点。
郎认为国有企业就算在欧洲（包括亚洲）也是非常普遍，在欧洲也好，亚洲也好，没有所有者缺位问题。
令郎咸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问题就在这里，他忘了一个前提??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和法律制度，能够监督和制约政府（包括管理层），保护公众的合法权利，而这一前提我们恰恰没有。
连郎咸平自己不也一再强调，国企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这些现象在西方民主和法治国家是很难发生的。
有不少专家学者在这次国企改革大讨论中，提出要立法（国有资产法）规范国有企业改革。
但正如韩朝华指出，在任何社会，立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
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法律来，而不是相反。
这意味着，政府官员（管理层）往往能左右立法，而广大公众则很难通过立法来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根本突破之前，指望有一套完善的法律规范来保障公众对国有资产的权益是不切实际的。
曹认为，人民通过其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并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由此可见民主选举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同样，这一套民主程序也可以用来体现全体人民是国有资产的主人。
当然如何“民主选举”以实现人民对国家和国企的所有权，我们一直没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由此导致国家和国企的所有者被虚置，被“架空”从而造成公众对政府官员和管理层没有办法加以监督和制约，而不是主人只是管家的政府官员和管理层却掌握国家和国企的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当国企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或资不抵债、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或管理层对此承担的责任。
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内容摘要：加入WTO后。
全球化和竟争加剧的现实给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从战略高度积极调整国企的发展思路，加快市场化改革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与其他一般性竞争行业相比，国企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一是规模大小不一；二是债务多，闲置资产多；三是待安置职工多。
四是机制不灵活。
虽经过近几年的尝试，许多国企的经营状况得到改善，但尽管如此，由于历史和经济的原因以及措施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在国企发展中仍存在着许多丞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国企改革相对滞后，仍然延续计划经济摸式运行，市场化水平较低，竞争能力不强，发展困难重重，不仅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而且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举步艰难。
关键词：国企、改革、发展、利益目 录内容摘要 (1)目 录 (2)一、国企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3)二、 国企的进一步改革 (4)三、坚持市场取向推进中小企业改革 (6)四、 参考文献 (8)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需要和入世后的新形势。
我们应当以枳极的资态，深入研究和解决国企有关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迎接挑战。
按照政府全面规划，统一管理，特许经营、适度竞争的指导思想，加快政企分开和市场化经营步伐；尽快改变国企的机制，使国企改革在良性中发展。
一．国企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1．国企改革套用单一模式，缺乏灵活性。
国企改革20多年来，每一阶级的改革都出现了一些“样板”企业，这些企业对当时推动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往往出现机械地套用一种模式，一哄而上的现象。
结果是有些企业没有抓住改革根本点，形式上的应用没有解决企业的关键问题。
应清醒地看到不同时期单一的改革模式能使一些企业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但也总会有一些企业按照这一方式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这正是“一包就灵”、“一股就活”思想导致的结果。
事实上，各企业都存其内部和外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改革方案的统一模式。
2．国企改革缺乏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系统进行，存在着“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改革做法。
是否应该取消国有企业改制——辩论辩题正方辩手观点，应该取消国有企业改制。
首先，取消国有企业改制可以保护国有资产，避免国有企业被私人化所带来的资产流失和资源浪费。
毛泽东曾经说过，“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命脉，必须加以保护。
”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国有企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取消改制可以保护国有企业的稳定发展。
其次，取消国有企业改制可以保障国有企业员工的权益。
国有企业的员工是国家的劳动力，他们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
如果国有企业被私人化，很可能会导致员工的失业和权益受损。
因此，取消国有企业改制可以保障员工的就业和生活稳定。
再者，取消国有企业改制可以避免垄断行业被私人垄断，造成市场秩序混乱。
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市场的公平和稳定，如果国有企业被私人化，很可能会导致某些行业被私人垄断，对市场秩序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取消国有企业改制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我们应该保护国有企业，保障员工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
反方辩手观点，不应该取消国有企业改制。
首先，国有企业改制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
国有企业在过去的管理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改制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激发企业的活力，提高竞争力和效益。
曾经有名人说过，“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改制也是改革的一部分。
”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改制对于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其次，国有企业改制可以引入社会资本，促进企业发展。
国有企业改制后可以引入社会资本，提高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
取消改制会限制企业发展的空间，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再者，国有企业改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
通过改制，可以优化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改制是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的。
我们应该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深化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企的改革也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
深化国企改革旨在提高国企的效率和竞争力，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然而，对于如何深化国企改革，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以下是我对于深化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一、激励机制首先，对于国企的改革，我们需要建立起激励机制。
这个机制将是国企发展的动力，也是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保证。
目前国企的管理相对比较僵化，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导致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疲态。
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激励制度，可以鼓励员工积极工作，在工作中发挥所长，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二、市场机制其次，在国企改革中，我们也需要借助市场机制进行改革。
市场竞争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激发企业内部活力、提高效率的有效手段。
国企经常由于垄断、不公平竞争的手段旁落，无法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
因此，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鼓励国企走向市场，与其他企业竞争，可以促进国企走向市场化、法治化和市场定价。
三、去杠杆化在深化国企改革中，我们更应该着眼于去杠杆化的问题。
杠杆率过高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国企更是如此。
过度杠杆化会使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还债难度大、利息支出高等问题，拖累企业发展。
因此，国企的杠杆率应该保持在合理范围内，避免风险的积累。
四、流程优化最后，国企改革还需要进行流程优化。
优化流程能够加快整个经营流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特别是在国企这样的大型企业中，优化流程更是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优化流程，国企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同发展。
总之，深化国企改革可以说是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而且国企改革的深化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正如上述几点思考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建立激励机制、借助市场机制、去杠杆化、优化流程等，这些都将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有效措施，将为国企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同时也将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对当前国企改革大争论的几点看法——兼批郎咸平老师学者曹兼善在《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和正确方向》一文中指出：在这次国企改革大争论中，很多学者包括郎咸平都批评政府官员和管理层普遍缺乏信托责任。
但是他们并没有指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这正是由于国企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而郎咸平却一直否认这一点。
郎认为国有企业就算在欧洲（包括亚洲）也是非常普遍，在欧洲也好，亚洲也好，没有所有者缺位问题。
令郎咸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问题就在这里，他忘了一个前提??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和法律制度，能够监督和制约政府（包括管理层），保护公众的合法权利，而这一前提我们恰恰没有。
连郎咸平自己不也一再强调，国企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这些现象在西方民主和法治国家是很难发生的。
有不少专家学者在这次国企改革大讨论中，提出要立法（国有资产法）规范国有企业改革。
但正如韩朝华指出，在任何社会，立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
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法律来，而不是相反。
这意味着，政府官员（管理层）往往能左右立法，而广大公众则很难通过立法来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根本突破之前，指望有一套完善的法律规范来保障公众对国有资产的权益是不切实际的。
曹认为，人民通过其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并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由此可见民主选举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同样，这一套民主程序也可以用来体现全体人民是国有资产的主人。
当然如何“民主选举”以实现人民对国家和国企的所有权，我们一直没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由此导致国家和国企的所有者被虚置，被“架空”从而造成公众对政府官员和管理层没有办法加以监督和制约，而不是主人只是管家的政府官员和管理层却掌握国家和国企的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当国企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或资不抵债、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或管理层对此承担的责任。
当管理层与政府官员事实上成为不受公众监督的“主人”的时候，国有资产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大量流失也就成为必然！张维迎曾说过：“经理人好比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我首先要问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让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秦晖也曾发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保姆”根本不把“主人”当回事？这可以说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骂得再厉害又管什么用？就像朱恒鹏说的，如果主人对于保姆没有选择权的话，那这个保姆的能力和操守就只有天保佑了！作为国有资产主人的公众本应好好监督或者干脆解雇政府官员和管理层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张维迎、周其仁却借口“所有者缺位”鼓吹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化、MBO送给管理层，美名其曰“引入承担资产损失的责任主体”。
当管理层和政府官员借MBO“国企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的时候，国有资产的主人在哪里，为什么无法制止他们？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为什么无可奈何？所以，要解决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首先就是要落实公众是最终所有者或者说要真正实现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利。
这显然与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有关，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在现在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会有一定难度的。
曹兼善接着指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郎咸平、林毅夫、吴敬琏、张维迎和左大培等）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公有制混同起来了。
其中一种是以劳动者附属于生产资料（国家）即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的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如计划经济、传统国企等等，另一种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
针对林毅夫认为“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曹反问，“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林毅夫教授援引的法国、德国和新加坡的国企确实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典型，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加坡的国企并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它是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是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战略性负担或社会性负担”。
所以，只有建立资本生产即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开才能剥离国企的政策性负担。
一旦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企业经营的好坏就是厂长经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升迁或者去留就由他们的经营业绩来决定，而不再取决于政府，从而政府也就不再提供保护补贴或者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样政企才能真正的分开。
针对郎咸平认为解决国企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曹认为，“这同样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郎曾说：“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是我发明的，全世界都是这么做，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做得好，中国就做不好？”是的，中国就是做不好！！因为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的，而中国传统的国企恰恰不是“企业”不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没有这个基础，“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是空中楼阁！郎咸平还认为：“国企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
是的，或许法国、德国和新加坡的国企的效率要比同样的私企高，但是改革前二十年和改革后二十年的历史已经不容置疑地证明中国传统“国企”的效率是远远低于私营企业。
曹兼善强调指出：为什么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中国作出了这么多努力，经过20年多年却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原因就在于大家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国企职工和管理层并没有同生产资料分离成为自由劳动力和职业经理人，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和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资本生产始终建立不起来。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建立资本公有制，就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这也是今天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最后，曹认为“必须果断地解决这个隐藏在传统国企诸多表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否则国企改革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当然，尽管郎咸平对“新自由主义”的进行了声讨，但是在现实中，中国如今社会公正和福利保障的缺乏并非完全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目前的国有资产流失、社会两极分化、剥削等等也不是某个“理论”、“政策”或“文件”造成的，而是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和改革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众多“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除了这四个字，它们几乎等于零。
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根本没有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之前二十多年和之后这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事实，这在郎咸平掀起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两大课题——与林毅夫先生商榷2000-06-16华能（海南）股份有限公司张广柱我从互联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读到林毅夫先生等人撰写的文章《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讨论稿，二000年四月），引起极大兴趣，觉得有话非说不可，我并不完全赞同林先生等人的观点及其表述方式，但研读这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以下简称《展望》）给了我深刻启示，使我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晰。
《展望》的内容涉及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问题；二是国有经济的职能定位问题。
但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与林先生等人有着不同见解。
关于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林毅夫先生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委托代理问题，是现代企业治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能否解决好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关乎现代大中型企业治理结构效率的决定因素。
这一点对于中国也不例外。
（《展望》第7页）。
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简单的私有化不能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那些以激进方式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的转轨国家以及许多以私有制为主体的不发达国家的产权效率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展望》第11页）这个认识是非常正确的，我在本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见本书中篇第五章第4节）。
但是，林先生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林认为，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三个问题即：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展望》第7页）。
这个观点并没有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全貌，因而也难以提出切中要害的对策。
我对委托代理问题提出了与林先生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分析了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强调指出，现代企业制度中存在两类不同的产权主体：一类是以董事会为代表的股东，一类是经营者和职工。
股东投入公司的是物质资本或金融资本，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必须承担亏损和破产风险。
经营者和职工投入公司的是自己的人力资本，目标是追求薪酬最大化，同时必须承担减薪、下岗、失业风险。
由于是不同产权所有者，所以，在产权关系上，经营者永远不会对公司资产有刻骨铭心的关心。
同样，股东也永远不会象关心股东权益那样关心经营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发展。
由此导致了股东与经营者权责利关系的不对称。
把股东与经营者的权力、责任、利益重新联系在一起的是双方的产权交易，即经营能力与资本使用权的交易。
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这种交易采取了委托代理形式。
股东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
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连接，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股东利润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经营者带领职工搞好生产经营；经营者和职工薪酬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股东的投资和分配政策。
只要委代契约能够公平、全面地界定双方的责权利边界，就能激发双方的积极性，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然而，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三个不可克服的自然性缺陷：一是委代契约（合同）不完全，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监督成本为正数。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股东无法有效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行为，经营者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压力为股东创造利润。
因此，仅靠建立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不足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的。
那末，应该怎样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呢？《展望》认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切入点，在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
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外部治理机制。
外部机制承接了内部机制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展望》第7-8页）在这里，林先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包括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并特别强调了外部机制对治理国有企业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
对此我深表赞同。
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不仅有赖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健全，而且有赖于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来，无论经济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在谈到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时，往往偏重于强调完善公司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认为健全“三会制度”是成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但普遍对企业外部机制的配套改革认识不足。
对现实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无一没有建立“三会”制度，但许多国有控股公司并未因此而转换经营机制。
这一事实强烈地昭示人们：仅仅依靠建立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不足以完成国企改革任务的，必须对企业外部机制进行配套改革。
但什么是外部机制？完善国有企业外部机制的配套改革有哪些内容？林先生认为，企业外部机制由竞争性产品和要素市场、经理市场、股票市场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