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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的相关性引言氯吡格雷（Clopidogrel）是一种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用于预防心脏血管疾病患者发生心脏事件。
一些临床研究显示，部分患者对氯吡格雷存在抵抗现象，即便在标准剂量下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治疗效果。
这种抵抗现象可能与患者的遗传变异有关，而CYP2C19基因多态性是目前研究最深入的遗传变异之一。
本文旨在探讨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的相关性，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更为准确有效的指导。
CYP2C19基因多态性CYP2C19是编码细胞色素P450酶家族成员之一的基因，该酶主要参与药物代谢的过程。
CYP2C19基因具有多态性，即存在多种不同的等位基因类型，导致不同的表型特征。
根据不同的基因型，个体对氯吡格雷的代谢速率和药效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CYP2C19基因型与氯吡格雷代谢研究表明，CYP2C19基因型与氯吡格雷的代谢速率密切相关。
目前，已经明确CYP2C19*2、CYP2C19*3和CYP2C19*17等基因型与氯吡格雷代谢速率及药效的关系。
CYP2C19*2和CYP2C19*3等等位基因型被确认为大大降低了CYP2C19酶的活性，导致氯吡格雷的代谢过程受阻，从而影响了药物的疗效。
而CYP2C19*17等位基因型则会增加CYP2C19酶的活性，使氯吡格雷代谢加速，减少药物的疗效。
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临床研究发现，患者的CYP2C19基因型与氯吡格雷抵抗的发生率呈现一定的关联性。
针对CYP2C19*2等位基因型携带者的患者进行的研究显示，这部分患者存在显著增加的氯吡格雷抵抗风险。
相比之下，CYP2C19*17等位基因型携带者的患者则具有较低的氯吡格雷抵抗风险。
这一发现提示，CYP2C19基因多态性可以作为判断患者氯吡格雷抵抗风险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个体化治疗策略针对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的相关性，个体化治疗策略日益受到重视。
氯吡格雷抵抗时如何调整抗血小板药物血栓栓塞是支架辅助栓塞治疗脑动脉瘤的主要并发症。
据报道，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期间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从2%到20%不等。
支架内血栓形成发生率为4.6%，在使用血流导向装置的患者中更为常见。
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可以预防支架辅助或血流导向栓塞术患者的血栓形成。
然而，尽管有DAPT，一些患者仍会出现血管事件，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抗血小板药物，尤其是氯吡格雷的疗效降低所致。
亚洲人的体重通常比西方人低，脑出血的发生率也比西方人高。
亚洲和西方患者的缺血性卒中的特征也不同。
对于氯吡格雷反应性差的患者，选择抗血小板药物具有挑战性，因为年龄>75岁和体重<60 kg的患者由于出血风险增加，不建议使用第二种噻吩吡啶类药物-普拉格雷。
针对性地使用普拉格雷可有效地减少这些患者的血栓栓塞事件，并避免出血并发症。
2020年12月来自韩国的Dae Chul Suh等在Neuroradiology上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比较了氯吡格雷抵抗的患者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前使用调整剂量普拉格雷与重新负荷量氯吡格雷的疗效。
这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223例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的患者，共255个动脉瘤，129个动脉瘤采取了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101个仅使用了弹簧圈栓塞，17例仅支架治疗，7例血流导向装置，1例放弃弹簧圈栓塞。
VerifyNow P2Y12测定法是最常用的血小板功能试验，特别是测量P2Y12介导的血小板聚集。
通过与金标准-光跃迁聚集法（lighttransition aggregometry ）比较，该方法已经得到验证。
该方法使用全血测定，临床上简单易行，快速得到结果。
在该研究中，研究者把 P2Y12反应单位（P2Y12 reaction unit，PRU）>238或 PRU%<26%定义为低反应，PRU < 86 或 PRU% >74%定义为高反应，介于两者之间定义为正常反应。
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的相关性CYP2C19基因多态性是指人类中存在不同的CYP2C19基因型，影响了CYP2C19酶的功能和表达水平。
氯吡格雷是一种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主要用于防治冠状动脉疾病和短期抗血小板治疗。
多项研究显示，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具体而言，CYP2C19酶催化氯吡格雷的代谢产生活性代谢物，这些代谢物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
CYP2C19基因多态性导致不同个体的CYP2C19酶活性差异，进而影响氯吡格雷的代谢过程和疗效。
在CYP2C19酶研究中，最常见的酶活性变异是CYP2C19*2和CYP2C19*3等突变。
CYP2C19*2是一种非功能性突变，可导致CYP2C19酶活性降低约30-35%。
CYP2C19*3则是一种非功能性变体，表现出更为显著的酶活性降低。
这些突变型基因在不同人群中的频率存在差异，例如亚洲人群中CYP2C19*2的携带率较高。
不同基因型的个体在氯吡格雷治疗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药物代谢和疗效。
研究表明，CYP2C19*2和CYP2C19*3的携带者在使用氯吡格雷时有较高的抵抗力和较低的药物反应性。
这意味着这些个体使用标准剂量的氯吡格雷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的抗血小板效果，增加了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一些研究还发现，CYP2C19基因多态性携带者在发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后的治疗中，使用氯吡格雷可能与较高的血小板反应性和抗血小板效果不佳有关。
CYP2C19基因多态性对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疗效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临床实践中，了解患者的CYP2C19基因型可以帮助个体化氯吡格雷治疗，指导药物剂量调整和对基因型携带者采取个体化治疗方案，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
针对CYP2C19酶催代谢氯吡格雷的药物代谢途径，正在开发CYP2C19酶抑制剂和选择性激动剂，以优化氯吡格雷的疗效。
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PCI术后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抵抗病例分析一、案例背景知识简介阿司匹林作为一种经典的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已经被广泛用于心血管疾病的防治。
然而不同患者服用阿司匹林的效果是存在差异的，表现为在长期服用治疗剂量甚至大剂量阿司匹林的情况下，仍然有缺血事件发生，此现象被称为阿司匹林抵抗（aspirin resistance，AR）。
我们拟通过该病例，对影响阿司匹林抵抗的相关因素、发生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抵抗后的治疗对策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二、病例内容简介患者，女性，61岁，主因发作性胸闷、憋气5个月入院。
患者3年前活动后出现胸闷、心慌、气短，伴肩背部放射性疼痛，持续2～3分钟后自行缓解。
1个月前于夜间休息时再次出现胸闷，伴大汗、恶心、呕吐，测血压160/100mmHg，于医院行冠脉造影检查，示三支病变，给予扩冠、降压等治疗后症状好转。
为进一步治疗于2011年10月20日住院。
糖尿病病史15年，高血压、脑梗死病史10年，无吸烟饮酒史，家族史、药物食物过敏史无特殊。
入院查体：体温36.5℃，脉搏87次/分，呼吸18次/分，血压178/98mmHg。
辅助检查：冠脉造影示：①LAD近段完全闭塞；②LCX近段完全闭塞；③RCA近段70%、远段三叉前90%狭窄。
病变特征：三支病变，C型；冠脉分布为左右均衡型。
患者下肢动脉超声显示：下肢动脉硬化伴斑块形成，双侧胫前静脉、左侧股动脉起始段一分支管腔闭塞。
入院诊断：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型心绞痛；②2型糖尿病；③高血压。
三、主要治疗经过及典型事件患者于2011年10月21日在局麻下GAG+PCI+PTCA手术，于右冠植入支架一枚，术后给予阿司匹林肠溶片0.1g口服，每日1次；硫酸氢氯吡格雷片75mg口服，每日1次和低分子肝素钙注射液0.4ml，皮下注射每日1次三联抗凝。
2011年10月25日在局麻下再次行PCI 术，于回旋支植入支架2枚，前降支植入支架1枚。
术后行血栓弹力图，检查回报提示MA 66.4，ADP抑制率为23.9%，阿司匹林抑制率为20.7%，故调整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为150mg口服，每日1次，同时临时给予盐酸替罗非班注射液100ml，静脉滴注。
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的相关性引言：氯吡格雷是一种广泛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它能有效抑制血小板聚集，从而预防血栓形成。
一些患者对氯吡格雷的治疗效果不佳，即出现抵抗。
研究表明，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本文将探讨CYP2C19基因多态性对氯吡格雷抵抗所起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基因检测来指导氯吡格雷的治疗。
CYP2C19基因：CYP2C19基因编码的酶在体内主要参与药物的代谢和清除过程。
CYP2C19基因存在多态性，包括正常代谢型（EM）、慢代谢型（PM）、中间代谢型（IM）等。
这些不同类型的基因多态性会导致个体对于氯吡格雷的代谢速度和血药浓度产生差异，从而影响氯吡格雷的治疗效果。
CYP2C19多态性与氯吡格雷代谢：研究发现，CYP2C19基因的不同多态性对氯吡格雷的代谢速度有着显著影响。
慢代谢型患者（PM）的CYP2C19酶活性较低，代谢氯吡格雷的速度慢，血药浓度升高，因此需要更低的剂量来达到相同的治疗效果；而正常代谢型患者（EM）的CYP2C19酶活性正常，对氯吡格雷的代谢速度和血药浓度处于正常范围。
PM型患者在接受标准剂量的氯吡格雷治疗时，可能无法达到足够的抗血小板聚集效果，从而出现抵抗现象。
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的相关性：大量临床研究已证实，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一项发布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发现，患者中每多携带一个PM型基因，就会增加22%的心血管事件风险。
另一项发表于《心脏杂志》的研究显示，PM型患者在接受氯吡格雷治疗后的血小板抑制效果明显低于EM 型患者。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基因检测在氯吡格雷治疗中的应用：考虑到CYP2C19基因多态性对氯吡格雷治疗效果的影响，基因检测已被提出用来指导氯吡格雷的治疗。
通过基因检测可以快速准确地确定患者的CYP2C19基因型，进而根据其代谢能力来调整氯吡格雷的剂量。
替格瑞洛和双倍剂量氯吡格雷治疗氯吡格雷抵抗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是一种严重的心脏疾病，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和心肌梗死。
氯吡格雷是一种抗血小板药物，被广泛用于ACS患者的治疗。
有些患者对氯吡格雷存在抵抗性，这会影响治疗效果。
寻找替代治疗方案对于提高治疗效果至关重要。
在替代治疗方案中，替格瑞洛和双倍剂量氯吡格雷是两种备受关注的药物。
替格瑞洛是一种新型P2Y12受体拮抗剂，与氯吡格雷具有相似的主要治疗效果。
双倍剂量氯吡格雷则是将常规剂量氯吡格雷的用量加倍，来增加对药物的反应。
本文将针对这两种替代治疗方案对氯吡格雷抵抗ACS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进行分析。
疗效分析多项研究表明，替格瑞洛与双倍剂量氯吡格雷在治疗氯吡格雷抵抗ACS患者中均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一项名为TIGRIS的研究显示，替格瑞洛治疗氯吡格雷抵抗的ACS患者比氯吡格雷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减少了不稳定性心绞痛的发作次数，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另一项名为OPTIDUAL的研究则证实了双倍剂量氯吡格雷在ACS患者中的良好疗效，有效降低了心肌梗死和死亡风险。
安全性分析在安全性方面，替格瑞洛和双倍剂量氯吡格雷在治疗ACS患者中均表现出较好的安全性。
替格瑞洛相较于氯吡格雷，在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减少了出血的风险，尤其是严重和致命性出血的风险。
而双倍剂量氯吡格雷则在用药时需要严格监测出血等不良反应，不过在合理用药的情况下，其出血风险仍可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结论替格瑞洛和双倍剂量氯吡格雷在治疗氯吡格雷抵抗ACS患者中都表现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选择合适的替代治疗方案对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至关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不同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需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情、年龄、合并症等因素，同时在用药过程中需严格监测患者的反应和不良反应，以确保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替格瑞洛和双倍剂量氯吡格雷治疗氯吡格雷抵抗ACS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良好，但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谨慎选择，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氯吡格雷抵抗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明显升高，目前已成为威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疾病，急性冠脉综合症（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是冠心病的重要类型，包括不稳定心绞痛（unstable angina，UA）、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 elevition myocardia infarction）、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on-ST-elevition myocardia infarction）。
急性冠脉综合症发生的共同病理生理机制是不稳定的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引起的血小板活化、聚集，以致凝血系统激活和血栓形成，进而导致心肌的缺血性损伤。
具体机制是，机械或自发因素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血管内皮下胶原暴漏于循环血液中，引发血小板粘附，聚集的血小板激活血小板的活化，释放二磷酸腺苷（adenosine diphosphate，ADP），其诱导更多的血小板聚集，导致激活血小板凝血瀑布反应。
氯吡格雷作为一种新型的抗血小板治疗药物，其本身是一种无活性的前体药，需要经肝脏细胞色素酶（cytochrome CYP）P450系统（CYP2C19，CYP3A4）代谢转化成有活性的代谢底物，与血小板表面的ADP P2Y12受体特异性的不可逆的结合，从而抑制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发挥抗血小板治疗作用。
在接受 PCI治疗期间动脉血栓形成是急性冠脉综合症及动脉血栓事件发生主要原因，血小板的活化聚集是血栓形成重要病理机制，研究证明单独使用氯吡格雷能有效阻止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疾病患者缺血性事件发生，其联合阿司匹林这一抗血小板治疗方案，可明显减少PCI术后患者亚急性血栓发生率及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症心血管事件，然而，在所有患者中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效应是不一致的。
相关研究表明，部分患者虽服用氯吡格雷但仍然存在较高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即所谓的氯吡格雷抵抗，指未能充分抑制血小板聚集导致支架内血栓形成等严重不良事件发生，Muller等发现在105例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治疗患者中有5％发生支架内血栓，原因可能为氯吡格雷低或无反应，因此提出了氯吡格雷抵抗的概念；Jaremo等发现接受 PCI治疗的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对同等剂量氯吡格雷反应性不一；Lepantalo等研究观察 50例PCI治疗患者，结果显示：8％患者无反应约并有40％患者对氯吡格雷反应较差。
多个文献资料表明氯吡格雷的反应不一及效果在部分患者不肯定，且差别较大，因此本文以目前相关研究对氯吡格雷抵抗定义、检测方法、发生机理、临床意义、处理对策等进行文献综述探讨。
1. 氯吡格雷生物学效应及血小板聚集氯吡格雷是一种新型的抗血小板药物，属噻吩并吡啶类，高选择性二磷酸腺苷 ADP P2Y12受体拮抗剂，本身无生物学活性，是一种前体药物，需经肝脏细胞色素酶P450（CYP450）系统氧化代谢成活性代谢底物，仅仅小部分的氯吡格雷被 CYP450酶系统代谢，约85％氯吡格雷被酯酶水解成羧酸衍生物参与循环中。
氯吡格雷在CYP3A4及CYP3A5作用下氧化成一个开放的噻吩环和一个含有羧基巯基共同集团，此集团与结合在血小板表面的ADP受体的两个半胱氨酸残基结合形成二硫键，不可逆的阻止血小板活化聚集。
标准负荷剂量氯吡格雷应该完全抑制P2Y12受体，但仅抑制约50％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ADP诱导血小板聚集呈时间剂量依赖性，在健康志愿者，负荷剂量400mg不多于600mg在2-5小时内达到稳态，75mg/d，需3-7天达到相同血药浓度。
另外在接受PCI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氯吡格雷额外效应，氯吡格雷可以升高C反应蛋白并可降低激活血小板依赖的炎症因子的表达，即CD40配合基和CD62 P选择素，CD40配体可刺激血管炎症反应，可增加血小板与白细胞之间反应，并可减少组织因子的表达，在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中氯吡格雷可减少血小板与白细胞间反应偶合作用产物。
ADP在血小板活化聚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在血管内皮受损时，循环中血小板通过内皮下成分（胶原蛋白、层粘连蛋白、胶原、血友病因子等）粘附到破损血管壁上，在粘附后，血小板结构被胶原、纤维蛋白原、肾上腺素等外源性的活化因子改变激活，激活后的血小板释放其内容物（血小板激动剂如ADP、血清素等）及α颗粒（纤维蛋白原、血友病因子及粘附蛋白如促炎性因子、促血栓形成因子），引起血小板周围细胞内血小板活化信号传导，同时激活的血小板释放血栓素 A2。
激活及脱颗粒的血小板表面的糖蛋白受体暴漏，纤维蛋白原粘结并形成网桥，引发血小板聚集。
另外释放的颗粒内容物可促进增强凝集及炎性反应进程。
ADP通过两种G蛋白偶联受体（P2Y1和P2Y12）和离子通道受体（P2X1）连接于邻近血小板，激活的P2X1受体介导短暂瞬时钙离子内流引起血小板聚集，但作用有限；激活的G蛋白偶联受体P2Y1激活磷脂酶C并诱导血小板内钙离子浓度升高导致血小板构型改变引起微弱的血小板聚集；而P2Y12受体激活在血小板聚集中有决定性作用，激活的P2Y12受体通过环磷腺苷及输血管磷酸刺激蛋白激活GPIIb/IIIa受体，同时激活的血小板在激活的P2Y12受体作用下致使血栓素A2产生、α颗粒释放、P选择素表达增加，引起血小板聚集。
2.氯吡格雷抵抗（CR）定义与发生率氯吡格雷抵抗目前尚无一个公认明确的定义。
一般认为：氯吡格雷标准疗法（起始300 mg负荷量，75 mg／d维持量）不能使患者减少或免除缺血性血管事件的发生，并且检测的血小板聚集功能没有被有效抑制，这种现象称为“氯吡格雷抵抗”。
Muller等研究示，服用600mg负荷剂量氯吡格雷4 小时内，对于二磷酸腺苷（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抑制率＞30％称为反应良好、抑制10％-29％为反应不完全、<10％称为氯吡格雷抵抗。
该研究发现：对于20umol/L ADP，26％反应不完全，11％为抵抗患者；而对于5umol/L ADP，9％反应不完全，11％为无反应者。
Lau WC、Gurbel PA、Watkins PB等以标准服用氯吡格雷前后血小板最大聚集率的差值进行描述，以<10％者为氯吡格雷抵抗、10％-30％为低反应或反应不完全、≥30％称为反应良好。
相关文献报道，氯吡格雷抵抗发生率在4％-30％之间，差别较大，原因可能是由于检测血小板聚集功能的方法不一，对氯吡格雷抵抗的定义及研究的样本数量不同，另一方面与患者个体差异对氯吡格雷反应性也明确相关。
3.氯吡格雷抵抗血小板功能检测方法氯吡格雷抵抗标准方法是各种诱因刺激体内的血小板，应用抗血小板药物观测其反应效果，但是目前没有这种技术，期待将来能有这种检测方法，以能准确反映血小板活性功能。
目前实验室检测血小板功能方法有以下几种：3.1 血小板粘附实验（platelet adhesion test，PAdT）：其原理是根据血小板具有粘附与破裂粥样斑块受损血管内皮或异物表面特性，当血液经过这些异物或破损的血管内皮时，一定量的血小板可与其粘附结合，逐渐聚集形成白色血栓，根据测定血小板粘附前后血小板的百分率差值，即是血小板的粘附率，通过测定血小板粘附率可以早期发现识别CR，并可提示药物是否过量，进而调整药物达到最佳治疗剂量。
其值升高多发生在血栓性疾病（急性心肌梗死、静脉血栓、糖尿病、肾脏疾病等）或血液高凝状态时。
3.2 血小板聚集率检测（platelet aggregation test，PAgT）：（1）光比浊法测定血小板聚集率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检测方法，其是通过诱导剂（ADP 等）诱导血小板聚集，通过测定透光率变化，得到血小板聚集的动态曲线，其最高点即为血小板的最大聚集率（maximum platelet aggregation，MPAR），测定服药前后血小板聚集率的差值以评价药物作用效果，该方法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测量时间、血量、离心时血小板的破坏激活、高脂血症、饮食等等。
（2）电阻抗法是近来较新的一种检测方法，其是利用电学原理对全血进行检测，利用全血血小板聚集分析记录仪，记录分析血液电极间电阻变化制成聚集曲线，以观测血小板聚集情况，这种方法克服了光浊法的某些缺陷，但仍然存在不足，比较耗费时间、仪器要求严格，临床开展较困难。
（3）流式细胞仪：应用不同的诱导剂诱导血小板聚集，通过荧光抗体标记血小板，进而测定血小板聚集前后血小板数目，血小板数量减少反应血小板聚集率。
优点是其需要血量较少、较快捷，不同的诱导剂结果差别较大。
常用舒血管物质刺激磷蛋白（VASP）磷酸化作用测定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疗效。
3.3 血小板功能分析仪（PFA-100）：目前PFA-100系统是血小板功能检测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它是利用多种激活剂在高切变率下进行血小板功能的测定，在临床工作中其取得较多进展。
血小板功能分析仪可监测抗血小板药物疗效，相关研究表明其还并可预测冠心病患者冠脉狭窄严重程度。
该方法重复性较好、操作简便易行，其与光浊法测定血小板聚集相关性较好，比血小板粘附率、出血时间等方法优越。
3.4 VerifyNow血小板功能检测仪：其是一种床旁快捷分析仪，操作简便，需血量少，通过活化的血小板和纤维蛋白原包被的珠状物凝集程度不同，通过透光度的变化以评价反映抗血小板药物疗效。
3.5 血栓弹力图：其是利用磁场的作用将全血标本在血栓弹力图分析仪上检测并反映到弹力曲线上，同样需要ADP等诱导剂诱导。
4.氯吡格雷抵抗的可能机制氯吡格雷抵抗的机制尚不明确，包括内源性、外源性多个因素，内源性包括P2Y12、CYP3A4、糖蛋白Ⅱb/Ⅲa等基因多态性及ADP和其他血小板活化途径等相关因素，外源性包括服药剂量、依从性、药物相互作用及检测方法不一等，目前研究较多的是：药物剂量、药物相互作用、基因多态性、其他因素（体重指数、胰岛素抵抗）等等。
药物剂量：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作用有剂量依赖性，负荷剂量及双倍剂量的氯吡格雷均能提高抗血小板疗效，CURRENT-OASIS 7研究共入选约25000余名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随机分为双倍剂量氯吡格雷组（负荷量600 mg后150 mg/d持续6 天，此后75 mg/d维持）和标准剂量组（负荷量300 mg后75 mg/d剂量维持），持续 30天，结果显示：在PCI人群中，双倍剂量组较标准剂量组主要心血管事件（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发生率明显减低，存在显着差异（3.9％vs4.5％，P=0.039）。
而在PCI人群亚组分析显示，双倍剂量氯吡格雷能使主要心血管事件率的相对风险显着降低15％，使支架血栓形成率相对风险显着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