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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泛美卫星案看中美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内法适用内容摘要：泛美卫星公司的所得有可能归入三种所得形式之中：营业利润、租金与特许权使用费。
根据《中美双边税收协定》，可以将该笔收入归入特许权使用费，但是根据中国法律，应当归入租金收入。
根据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双边协定，中国取得征税权。
依据中国税法，无论根据什么类别对该收入进行征税都是符合双边协定的。
关键词：泛美卫星案；特许权使用费；租金；税法适用一、泛美卫星案焦点问题泛美卫星案是轰动一时的涉外税收领域的大案，[1] 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泛美卫星公司为中央电视台提供服务所收取费用的性质。
泛美卫星公司认为属于营业利润，北京市国税局认为属于特许权使用费（税收协定上的）以及租金（国内法上的）。
二、泛美卫星公司提供服务的内容关于泛美卫星公司为中央电视台所提供服务的详细内容，限于资料，无法获得。
但是可以通过相关报道和介绍了解其服务的基本内容。
据报道，泛美卫星公司目前通过它的 PAS-1R大西洋地区卫星、PAS-8太平洋地区卫星、PAS-9 大西洋地区卫星和 PAS-10印度洋地区卫星为中央电视台提供全时节目广播服务。
泛美卫星公司还用它的银河 3C 卫星为中央电视台在美国提供直接入户服务的能力。
中央电视台利用泛美卫星公司在加州纳帕和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teleports 提供卫星下行、标准转换、多路复合和卫星上行广播。
[2]由此可见，泛美卫星公司提供服务的核心在于利用自己的设备将中央电视台的信号传递到消费者手中。
这种服务类似于发射塔将电台的信号发送到消费者的接收器中，或者输电设备将电能从发电厂输送到消费者的家中，或者运输企业将商品从生产厂家运送到销售商或者消费者手中。
[3]三、泛美卫星公司收费的性质泛美卫星公司的收费有可能归入三个类别：营业利润、租金与特许权使用费。
（一）营业利润营业利润，也称为营业所得，一般是指纳税人从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农林牧业、商业、服务业等企业经营性质的活动而取得的利润。
航空航天热防护材料-事故原因及材料分析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外部燃料箱表面泡沫材料安装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是造成整起事故的祸首。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调查委员会去年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外部燃料箱表面脱落的一块泡沫材料击中航天飞机左翼前缘的名为“增强碳碳”（即增强碳-碳隔热板）的材料。
当航天飞机返回时，经过大气层，产生剧烈摩擦使温度高达摄氏1400度的空气在冲入左机翼后融化了内部结构，致使机翼和机体融化，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事故发生后，由于无法迅速找回事发时的泡沫材料和燃料箱进行检验，宇航局和事故调查委员会一直没对事故原因作出最终定论。
目前，“哥伦比亚”号外部燃料箱约50万块碎片已被找到并重新拼在一起。
宇航局负责“哥伦比亚”号外部燃料箱工程的首席工程师尼尔·奥特说，宇航局经多次试验确定，泡沫材料安装过程有缺陷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美国航天史上曾发生过3起巨大灾难。
第一起是1967年1月27日“阿波罗”号飞船升空时爆炸，3名宇航员遇难；第二起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1986年1月28日升空时爆炸，包括1名女教师在内的宇航员全部遇难；第三起是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完成16天的太空研究任务后，在返回大气层时突然发生解体，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空难发生后，由美国宇航局(NASA)支持组成了由材料和工艺工程师及科学家组成的调查组[1]。
调查组对飞机残骸进行了原位重组、残骸材料的冶金分析以及模拟试验，分析了航天飞机爆炸的原因。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爆炸，震惊了世人，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材料的关注，从材料分析揭开了“哥伦比亚”空难之谜。
1“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残骸材料的冶金分析“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1981年4月12日首次发射升空，是美国资格最老的航天飞机。
“哥伦比亚”号机舱长18m，舱内能装运36 t重的货物，外形像一架大三角翼飞机；机尾装有3个主发动机和1个巨大的推进剂外贮箱，里面装有几百t重的液氧、液氢燃料，它附在机身腹部，供给航天飞机燃料进入太空轨道；外贮箱两边各有1枚巨型固体燃料助推火箭。
“挑战者”号的坠毁一、引言１９８６年２月３日，也就是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第七天，美国总统里根委任了一个调查团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并令其找出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以及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提出一些应对的措施。
这个以前任国务卿罗格斯为主席的调查团得到通知时，他们只有１２０天的时间。
６月６日，调查团即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该报告中指出：“挑战者”号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右部火箭发动机上的两个零件联接处出现了问题。
具体地讲就是旨在防止喷气燃料燃烧时的热气从联接处泄漏的密封圈遭到了破坏……而调查团新近流行的看法认为导致该事故发生的深层原因是“挑战者”号发射过程中的决策问题。
报告中谈到：“那些决策者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最近有关密封圈和联接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没有注意到承造商所写的说明书中关于禁止在５３度以下发射的建议。
承造商萨科尔公司与宇航局没有向公众公布相关的消息，这是他们管理中的重大失误。
”罗格斯调查团的报告公布以后，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个报告。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他们发表了自己的结论。
委员会认同了调查团的一些观点，同时指出：“根本的问题在于由美国宇航局和萨科尔公司几年来所做的拙劣的技术决策。
”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关于联接处设计的缺陷以及所遇到的问题，有关的信息是很容易获得的，并且已向各相关部门作了汇报。
”报告继续说：“但宇航局及萨科尔公司的经理们没有完全理解或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对于要纠正设计中的缺陷毫无意识。
没有人建议中止……”美国宇航局宁可选择使用有缺陷的工具飞行，也不肯接受２７个月的修改计划。
委员会认为这种密封圈的问题能很快为人们所认识并加以改进，但在这个项目中却没有这样做。
因为“按照预定计划准时飞行和节约成本当时被认为比安全飞行更加重要”。
罗格斯调查团和众议院委员会的报告都暗示了一个他们都没有提及的问题：宇航局这个以卓越的创造、优良的设计、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以及安全可靠的信誉而闻名的政府组织缘何直到灾难发生都没有发现这些明显而且一直都在出现的问题。
第1篇一、背景介绍安然公司（Enron Corporation）成立于1985年，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是一家主要从事能源、商品交易和金融服务的大型企业。
在20世纪90年代，安然公司凭借其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卓越的业绩，一度被誉为“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然而，在2001年，安然公司因涉嫌财务造假和欺诈，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最终导致公司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案之一。
二、案件经过1. 财务造假安然公司为了美化其财务报表，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会计手段，将部分亏损业务隐藏在关联公司中，虚增了公司的利润。
例如，安然公司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Entities，简称SPEs），将这些亏损业务转移至SPEs，从而在主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呈现出良好的业绩。
2. 欺诈行为安然公司不仅通过财务造假，还通过欺诈手段误导投资者。
公司高管向投资者承诺，安然公司的业绩将持续增长，并暗示公司的股票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
然而，实际上，安然公司的业绩已经连续多年下滑，股票价格也不断下跌。
3. SEC调查2001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开始对安然公司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SEC发现安然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造假和欺诈行为，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4. 公司破产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宣布破产。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案之一，涉及金额高达690亿美元。
三、法律制裁1. 安然公司高管被判刑在安然事件中，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和前首席财务官安德鲁·费斯顿（Andrea Fester）被指控犯有欺诈、内幕交易和虚假陈述等罪名。
2006年，斯基林被判处24年监禁，费斯顿被判处12年监禁。
2. 安然公司其他高管被判刑除了斯基林和费斯顿外，安然公司其他高管也因涉及安然事件而被判刑。
例如，前首席合规官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ice）被判处6年监禁，前财务总监大卫·德尔（David DelBalso）被判处4年监禁。
企业内部控制对比案例分析目录第一节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案例分析——兼论中日航空业的困局 (2)第二节毕马威公司内部控制案例分析——兼论安达信的消亡 (13)第三节绿城内部控制案例分析——以万科、中海为标 (22)第四节巨人集团内部控制案例分析——兴与衰的更替 (28)第一节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案例分析——兼论中日航空业的困局美国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创建于1971年，是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注：前四大分别为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美联航和大陆航空公司），从载客量来看则是世界第3大航空公司。
它从仅有56万美元，3架波音737客机，经营达拉斯、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的短程航运业务的地方性小公司，发展至目前拥有超过300架波音737客机，每天出发超过2700班机，员工数目超过3.5万人。
最令人惊奇的是，它创下了1973年以来连续30多年赢利的业界奇迹，也是惟一一家连续盈利时间最长的航空公司，连续4年（1997-2000年）被著名的《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受赞赏的公司之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日航空业的困局。
我国五大航空上市公司——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海南航空和上海航空，最近几年动辄亏损并接受国家注资扶持。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五大上市航空公司更是无一盈利，亏损总额占全球航空公司亏损总额的比例高达56%。
日本航空市场更显萧条，以被视作“支撑国民荣誉感”及“日本株式会社”战后经济繁荣的骄傲象征，日本乃至整个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日本航空公司（Japan Airlines）为例，最近5年里竟有4年出现亏损，今年甚至爆出日本历史上金融业外最大的破产重整案件并被东京证交所摘牌。
究其差异，可以发现美国西南航空十分注重内部控制管理，与大型软件公司联手打造内部管理和控制系统，有着成熟的做法和先进的经验，从而为达成持续获利目标保驾护航。
以下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总结美国西南航空的成功经验，反思中日航空业的困局，探讨航空业内部控制的改进方向。
质量管理案例与故事1.哥仑比亚航天飞机失事2003.2。
1美国“哥仑比亚”航天飞机着陆前发生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全世界为之震惊，美航天负责人为此辞职,美航天事业一度受挫。
事后的调查结果也比较令人惊压，造成此灾难的凶手竟是一块脱落的隔热瓦,“哥仑比亚"航天飞机有2万多块隔热瓦,能抵御3000度高温，避免航天飞机返回大气层时外壳被融化。
航天飞机是高科技产品，许多标准是一流的非常严格的,但就一块脱落的隔热瓦,0.5％差错葬送了价值连成的航天飞机，还有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宝贵的7条生命。
我国的卫星发射失败只是因为配电器上多了0.15毫米的铝物质，正是这点小小的东西使卫星发射失败。
2。
海尔1985年砸冰箱事件1985年海尔生产的第一批冰箱不合格,张瑞敏就坚决把有毛病的76台冰箱拿出来,砸掉了.通过这件事，使得海尔全员的质量意识大大地提高，在1988年12月就得全国同行业的第一块金牌。
拿到金牌之后，张瑞敏又给他的员工说,我们拿到的是一块全运会的金牌,下一步我们就要拿奥运会金牌。
所以海尔的员工就树立起严格地质量观。
所有的员工都知道，我们要拿奥运会金牌，我们要以质量使得我们的产品走向全球，质量创名牌。
海尔在生産經營中始終向職工反復強調二個基本觀點:用戶是企業的衣食父母。
在生産製造過程中，他們始終堅持“精細化,零缺陷”,讓每個員工都明白“下道工序就是用戶”.這些思想被職工自覺落實到行動上,每個員工將質量隱患消除在本崗位上，從而創造出了海爾産品的“零缺陷”。
海爾空調從未發生過一起質量事故,産品開箱合格率始終保持在100％。
3。
从“扁鹊论医”看质量管理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看质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吃惊地问∶“你的名气最大，为何反长兄医术最高呢？”扁鹊惭愧地说∶“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
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泛美卫星公司案例(同名45316)泛美卫星公司涉税案再回顾Review on the Tax Lawsuit of American Satellite Companyin Beijing 2002滕祥志【摘要】泛美卫星公司涉税案是2002年北京“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之一，最终以被告胜诉落幕。
本案要点：税务机关作出一个税务处理决定，必须进行“合同性质”－“收入定性”－“是否涉税所得”的客观分析过程。
在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形成处理决定环节的关键便是“适用法律”。
“收入定性”正确不等于“适用法律”无误。
“收入定性”与“适用法律”的规则不一样。
为此，本文从争议焦点、原被告诉讼策略、行政程序中原告的举证义务、专家证言如何取舍、协议性质、收入定性、行政程序的法律适用、行政审判的法律适用、《中美税收协定》条款的理解、国家税务总局（211）号文和（566）号《批复》的评价等角度对该案作进一步回顾和探讨。
【正文】一、案情简介1、1994年4月3日泛美卫星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签订《数字压缩电视全时卫星传送服务协议》，央视支付了订金、保证金、季度服务费和设备费。
2、1999年1月18日北京市国税局对外分局稽查局发出：《关于对央视租赁泛美卫星等外国卫星公司卫星通讯线路支付的租赁费用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限期入库的通知》。
此即001号通知。
3、泛美不服，向京国税对外分局提起复议申请，1999年3月26日泛美按7%缴纳税款。
8月23日，对外分局维持001号通知的行政复议决定。
原告据此以稽查局上级机关京国税对外分局为被告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4、2000年6月26日，对外分局以征税主体不合格为由撤消001号《通知》。
被告表示退税，原告撤回起诉，北京二中院批准其撤诉。
5、2000年6月30日，京国税对外分局第二税务所发出第319号通知：《关于对中央台与泛美卫星数字传送服务协议所支付费用代扣代缴所得的征税的通知》。
原告不服，再次向京国税对外分局提起复议。
2000年11月17日京国税对外分局作出维持319号通知的复议决定。
6、此后的2000年11月29日，原告以京国税第二税务所为被告，央视为第三人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7、2001年10月11日判决维持第二税务所《319号通知》。
泛美向北京市高院起诉，2002年12月26日北京市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争议焦点[1] ：原告认为：1、协议性质认定应以《合同法》为依据，应有国内法依据。
租赁合同的主要特征是转移租赁物的占有。
协议约定由泛美卫星公司操作使用其位于外层空间卫星及美国的地面设施，为央视提供传输服务。
未发生任何设施的占有和使用权的转移，不符合租赁合同的特征。
故其收入不属于租金。
2、《中美税收协定》第11条中“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设备”的使用者应是积极的实际使用。
整个传输过程中，全部设施完全由泛美卫星公司独立操作使用，央视无权且未实际使用泛美公司所供设施，故卫星公司收入性质不是特许权使用费；且中国国内法“物许权使用费”所指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的特许使用收取的费用。
故特许权使用没有国内法的基础。
3、泛美卫星公司常年不断工作，其收入系不断积极工作所得的“积极收入”，这应属于《协定》第5条和第7条规定的营业“利润”。
且泛美卫星公司在中国未设常设机构，故不应在中国纳税。
税务局对《中美税收协定》11条作“扩张性解释不合逻辑”。
4、应适用国际惯例。
按照国际惯例，营业利润是积极运营收入，特许权使用费乃消极收入。
原告专家证人国际财政协会主席斯劳•欧洛夫•罗丹当庭证言：虽然《中美税收协定》中对于“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设备”没有进行定义，但是在经合发展组织范本即OECD税收协定范本及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即UN范本）的条款、官方评论及相关学者的权威论述中提供了解释的指导性意见：这里的“使用”仅指使用者实际占有有形财产的使用，不包括对无形财产，比如本案中第三人（中央电视台）对原告卫星设备的使用。
而且特许权使用费是一种消极的收入，即被动的收入，只有当客户自己直接行使合同定义他的权力时，付款才构成特许权使用费，其不同于营业利润等营业者通过积极活动取得的积极收入。
此外联邦德国税收法院曾经有过判例，判决根据卢森堡和德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第15条关于“工业设备使用”的定义，卫星传输合同不构成租赁，不是一个转发器使用合同，而为节目转输协议，因此，专家认为：本案中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费用不属于特许权使用费，双方合同是服务合同，原告在中国不负有纳税的义务[2] 。
被告税务局认为：1、《中美税收协定》所指特许权使用费的所谓“使用”，既包括有形资产的使用，也包括无形资产的使用。
“使用”一词并非仅限于对实物的实际操作，还应该包括对某种信号的使用，即对无形物的操作。
“操作”只是使用的一种方式。
2、《中美税收协议》约定，央视利用卫星公司的卫星设备转发卫星信号，即有权使用卫星公司的卫星转发器的带宽，其向卫星公司支付的服务费和设备费属于《中美税收协定》中的特许权使用费用。
3、泛美公司卫星中专门转发器的全部或部分由央视专有使用，符合我国税法关于将财产租赁给中国境内租用者的规定，也符合租赁中关于转移财产使用权的特征，故卫星公司收入性质系“租金”。
三、本案行政程序及诉讼策略问题（一）、原告确定被告时犹豫再三：从程序上错失一次胜诉良机原告二审代理人认为：“由于最初具体对外行文征税的主体是稽查局，人们可能获得的第一反映是起诉稽查局。
但是，稽查局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地位。
这是我国税收政策主义的另一个表现。
所谓法定主义，除了征税的种类、幅度等实体内容，由选举产生的代表通过法律设定之外，还意味着征税机关的法定主义。
我们主意到税务总局自己发文强调过该机构的主体地位，但是，这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因为行政机关的创设权属于议会（人大）。
基于上述考虑，最初起诉的是稽查局的上级机构。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表示退税，原告撤诉。
几天后，一个税务分所做出了同样内容的决定，原告又重新走一遍复议和起诉。
表面上看，原告在诉讼策略上失败了，但是从坚持税收法主义的立场上看，原告保持了原则”。
[3]评价：原告起诉时确立被告错误，错失一次胜诉良机。
理由如下：（1）旧《税收征收管理法》（93年1月1日施行）第8条：“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和税务所”。
税务局稽查局不包括在内。
（2）通说认为，稽查局（新征管法颁布之前）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
因而，以稽查局名义作出处理决定，处罚决定皆不合法，实践中有稽查局作出的处理决定被法院撤销的真实案例[4] 。
“税务稽查局不具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以稽查局名义作出的决定，处理决定“超越职权”应被撤销。
另：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0月21日发布的《关于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是原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请示报告〉的答复意见》其答复认为：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缺乏法律依据[5] 。
（3）原告1999年8月底以稽查局上级机关京国税对外分局为被告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新的《税收征管法》（2001年5月1日施行）及其实施细则，尚未出台。
也即原告第一次起诉时，税务局稽查局的“主体资格”问题制定法上尚未明确。
（4）实际上，当稽查局撤销税务处理决定后，原告先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对稽查局的行政诉讼。
当被告更换主体，再次作出税务处理决定后，后以北京市国税局对外分局第二税务所为被告，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理论上，原告从程序上错过了起诉稽查局并胜诉的良机。
（二）国税局两次变脸以不同主体两次作出决定：颠三倒四反复无常1、被告北京市国税局对外分局下属机构行政行为反复无常，颠三倒四，先以稽查局名义作出处理决定，适用国家税务总局1999年211号文，认为其所获报酬系“租金”。
实际上，被告在历次庭审中都主张原告所获报酬既是“租金”又是“特许权使用费”。
可是，稽查局在以自己名义作出处理决定后，在原告缴完税、复完议、起完诉之后，突然虚晃一枪，宣布撤销这一决定，四天之后，国税局对外分局二税务所（另一执法主体）又以同一违法事实再作行政处理决定，此次处理决定依据国家税总（1999）第566号批复，认定原告所获报酬为“特许权使用费”，因此，中国税务机关对原告所得有税收管辖权。
2、这两个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不同，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不同，但基于同一事实（经营行为和获利事实）。
这一反复无常的行为是否构成国税局的滥用职权？由此引起原告诉讼成本增加，原告是否有权由此依法请求赔偿？赔偿的主体是谁？原告的利益要获得补偿，原告律师至少应该在庭审和代理词中直截了当向法庭指出？或者须单独提起一个诉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键取决于滥用职权的构成要件和滥用职权的主体确定。
本文在此不作更深入的讨论。
（三）．行政程序中相对人的举证义务1、制定法依据（1）《税收征管法》（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第56条：“第五十六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
”《税收征管法》(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第33条规定了同样内容。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2、法理依据探讨（1）实际上，行政程序中相对人负有法定的举证义务。
从法理上看，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为一定行政行为如果侵犯利益或授予权益，都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状态产生影响。
税务稽查行为作为典型的潜在的侵益性行政行为，对被稽查人的财产构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
即，一旦发现被稽查对象存在某种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稽查机关有权实施征收税款的决定或者实施行政处罚。
（2）作为相对方，为了主张自己的权益和自己的行为合法，势必要配合税务机关，履行接受检查的义务，出示原始合同、财务帐簿、财务凭证等以备稽查机关检查。
同时，为证明自己主张，纳税人要向税务机关尽可能地出示相关证据。
从公平的角度而言，稽查机关应当审核这些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合法性。
从纳税人权利保护角度而言，这与其说是纳税人的义务，不如说是纳税人的权利。
但从税收征管秩序和效率而言，无疑是纳税人一种法定义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属于“漠视行政程序的证据排除规则”[6] 。
而且，此类证据是应当进入行政程序案卷的证据。
因其未进入案卷而应当排除。
该规定体现了司法复审的特点。
因为行政程序是法律设定的程序，行政管理相对人必须尊重行政程序，如果无视行政程序而在诉讼程序中搞证据突然袭击，必然损害行政程序的应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