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避讳字看藤花榭本《说文解字》的版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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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宋刊《说文解字》之大小字本问题辛德勇顷读曹旅宁学长在《读书》2004年第1期上所刊《宋刻本〈说文〉真有大小字之别吗》一文,谈及先师黄永年先生对宋初人徐铉校定的大徐本《说文解字》版本问题的看法1,读后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是在《读书》这样的文化刊物上三言两语所易说明,而我本人对此又略无研究,更很难讲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不过,在另一方面,正因为《读书》并不是专业文史刊物,对这样的学术问题,读者往往只能简单信从作者的说法(而且此前曹旅宁在其他场合,也同样谈到过这一问题2),所以,也就更有必要谈一谈曹氏文章所没有谈到、或是没有清楚说明的另外一些情况。
转述前辈师长的学术观点,与闲话故老逸事不同,言者姑妄言之,听者亦可姑妄听之,由于学术观点是可以验证的,也是应该验证的,对学术问题的表述,还是要力求准确,而兼听并观,自易详悉其事。
曹旅宁的文章,是针对周祖谟的观点而发,文章开篇即谓周祖谟撰《说文解字之宋刻本》一文,指出“清人书中所著录之宋本说文,有大字本小字本之别”。
这确是周氏原话,没有什么问题。
但曹文接下来讲的一段话,却好像不够妥当:(周祖谟指出)小字本中“孙氏(孙星衍)原刻本与续古逸丛书景印王氏(清王昶)宋本讎校,由是可知孙本所据非王氏旧本矣”(《问学集》,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一月版)。
周先生是音韵训诂大家,其意见自然不会引起人的怀疑?(德勇案:此问号似属手民误植,应作逗号或句号)宋刻本《说文》真有大小字本之别吗?這裏所說“孫氏原刻本”是指孫星衍在嘉慶年間依據宋小字本刻入《平津館叢書》的本子(此本或称之为“五松书屋仿宋刻本”本),《續古逸叢書》影印的王昶舊藏宋本也屬於小字本。
覆案《说文解字之宋刻本》原文,可知周祖谟虽然谈到孙星衍之原刻本与《续古逸丛书》影印王昶旧藏宋本文字有所不同,但他同时也清楚指出“孙氏所据当为周锡瓒所藏之宋本”,而周祖谟开宗明义就清楚说明周锡瓒收藏的这部宋本系段玉裁所说三种小字本之一,记作“元和周锡瓒〔漪塘〕所藏宋小字本”(其他两种宋刻小字本,一种是王昶藏本,另一种是“明叶万〔石君〕景抄宋本。
《说文解字》俗字疏证桂馥(一七三六—一八〇五),字冬卉,又字天香,号未谷,山东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人。
清代著名文字训詁学家。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以优行贡成均,充北京国子监教习,期满授山东长山训导。
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举人,次年成进士。
嘉庆元年(一七九六),詮授云南永平县知县,调署顺寧县知县,卒於官。
桂馥少年警敏,以古文自励。
后与小学名家戴震交识,从其劝说熟读经传,专心治经。
他认为“训詁不明则经不通”(《上阮学使书》),显然是受了戴震“通训詁,明义理”之说的影响。
桂馥精於金石篆刻,擅书法,工汉隶,博览羣书,尤精文字训詁之学。
一生以著书自娱,除《说文解字义证》外,尚有《札朴》十卷、《繆篆分韵》五卷、《晚学集》八卷、《未谷诗集》四卷等。
生平事跡见於《晚学集·桂君未谷传》、桂文灿《经学博採录》、《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等。
乾嘉时代,朴学大显於世,一时间治《说文》者不下数十家,有关《说文》的著作达一百多种。
在这种形势下,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正如桂馥所云:“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
”(《义证·附说》)为了匡正此风,桂氏从“通训詁明经义”的立场出发,埋首研究《说文》之学达三十餘年,穷经博徵,终於著成《说文解字义证》一书。
此书的写作宗旨,在於证明许慎《説文》一书的说解,替许慎所谓的本义搜寻古籍例证。
因而此书“徵引虽富,脉络贯通。
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説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
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
(王筠《说文释例·自序》)这种述而不作的态度,意在“令学者引神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叙》)。
《说文义证》全书分三个部分:一、卷一至卷四十八,是对《说文解字》正文部分的疏证,是全书的重点所在。
其体例是先以大字抄录《说文》原文,字头用篆体;然后参照古人疏解经传旧式,低一格用双行小字疏解。
也谈宋刊《说文解字》之大小字本问题辛德勇顷读曹旅宁学长在《读书》2004年第1期上所刊《宋刻本〈说文〉真有大小字之别吗》一文,谈及先师黄永年先生对宋初人徐铉校定的大徐本《说文解字》版本问题的看法1,读后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是在《读书》这样的文化刊物上三言两语所易说明,而我本人对此又略无研究,更很难讲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不过,在另一方面,正因为《读书》并不是专业文史刊物,对这样的学术问题,读者往往只能简单信从作者的说法(而且此前曹旅宁在其他场合,也同样谈到过这一问题2),所以,也就更有必要谈一谈曹氏文章所没有谈到、或是没有清楚说明的另外一些情况。
转述前辈师长的学术观点,与闲话故老逸事不同,言者姑妄言之,听者亦可姑妄听之,由于学术观点是可以验证的,也是应该验证的,对学术问题的表述,还是要力求准确,而兼听并观,自易详悉其事。
曹旅宁的文章,是针对周祖谟的观点而发,文章开篇即谓周祖谟撰《说文解字之宋刻本》一文,指出“清人书中所著录之宋本说文,有大字本小字本之别”。
这确是周氏原话,没有什么问题。
但曹文接下来讲的一段话,却好像不够妥当:(周祖谟指出)小字本中“孙氏(孙星衍)原刻本与续古逸丛书景印王氏(清王昶)宋本讎校,由是可知孙本所据非王氏旧本矣”(《问学集》,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一月版)。
周先生是音韵训诂大家,其意见自然不会引起人的怀疑?(德勇案:此问号似属手民误植,应作逗号或句号)宋刻本《说文》真有大小字本之别吗?這裏所說“孫氏原刻本”是指孫星衍在嘉慶年間依據宋小字本刻入《平津館叢書》的本子(此本或称之为“五松书屋仿宋刻本”本),《續古逸叢書》影印的王昶舊藏宋本也屬於小字本。
覆案《说文解字之宋刻本》原文,可知周祖谟虽然谈到孙星衍之原刻本与《续古逸丛书》影印王昶旧藏宋本文字有所不同,但他同时也清楚指出“孙氏所据当为周锡瓒所藏之宋本”,而周祖谟开宗明义就清楚说明周锡瓒收藏的这部宋本系段玉裁所说三种小字本之一,记作“元和周锡瓒〔漪塘〕所藏宋小字本”(其他两种宋刻小字本,一种是王昶藏本,另一种是“明叶万〔石君〕景抄宋本。
《说文解字》版本流传考辨摘要:《说文解字》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唐写本《木部》残卷和《口部》残卷,虽存字不多,但所据皆为当时传本中之善本。
北宋大徐本出,除小徐本,清代依来本刊刻者有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初刻本、藤花榭本和了少山仿刻宋监本,可校正后传《说文》之误者颇多,因此我们对它进行考证,以备之用。
关键词:历史:流传:版本。
一《说文解字》的源流《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献给汉安帝)。
汝南郡召陵县(今河南涂河市国城县)人。
曾任郡功曹、太尉府南阁祭酒等职,并曾在东汉皇家图书馆东观校书。
《说文》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
除《说文解字》外,许慎还著有《五经异义})、《孝经孔氏古文说》和《淮南子注》等,今皆亡佚。
《说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型,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
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展示汉字形音义必然联系的文字学著作。
其重要特点是解释了字形构造的缘由,反映了汉字形义的相互依存关系。
《说文解字》的书名许慎这样解释: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
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
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15篇。
《说文》共15卷,其中包括序目1卷。
《说文》9353个正篆都是被训释字,其中很多字还做过训释字。
我们如果把这些做训释字的资料都抄录在正篆的书头上,可以互相参照,有利于我们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正篆的意义。
《说文》说解文字的一般格式是:首先解释字义,其次分析字形结构,然后根据情况补充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引经作为书证,用“读若”标音,等等。
对于部首,都要标明“凡某之属皆从某”这样一句话,而对于部首所辖的字都要标明“从某”来呼应。
“从”表示在形体上和意义上的从属关系。
中国古代避讳的发展:避讳由简入繁(一)一、避讳方法、形式的逐渐繁杂1. 方法避讳在其起始阶段,方法只是改字、改称呼,后来逐渐发展到改音、标讳、缺笔、析字、空字等方法。
在可考的避讳例中,商时期的避讳方法就是以号代替所避的帝王名。
至周代,在《尚书·金滕》记载的唯一避讳实例中,是将所避之字改为“某”。
这种改字的方法为后世所常用,一般是将讳字改为同义之字,或改为形近之字,或改为同音字等。
到了秦代,改字还是最主要的避讳方法,如《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有“二世二年端月”,司马贞《史记索隐》云“秦讳正,故云端月也。
”`秦始皇名赢正,避“正”字,端与正字义通,因此以端代正。
此时也出现了改音的情况,王愚《野客丛书》卷九云“秦始皇讳政,呼正月为征月。
”汉代时出现标讳的方法。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对于汉代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五帝的名字—秀、庄、炟、肇、祜五字皆不书,只标曰“上讳”,亦不作任何说解。
汉代还出现了“变体”。
《经史避名汇考》卷八云“《史记》避讳多改前人名,班书变其例加减笔画,如《人表》`卫有柳壮'、《儒林传》`田何字子装'是也。
”此两处是将“莊”字分别变体为壮、装,固然也可看作是改字,但在《史记》中是将避讳之字改作固定的另一字,如将“邦”字改为“国”字,“谈”字改为“同”字等,《汉书》的变体则不固定。
因避刘邦讳,“邦”字也出现了变体,《经史避名汇考》卷六云“汉隶字源邦有九体,……皆缘避讳而起。
”三国魏时始以“讳”代避讳之字,据中华书局本《三国志魏书·后妃传》,甄后日“讳〔叡〕等自随夫人,我当何忧”原文应只有“讳”字,中华书局本添“叡”字,表示此“讳”字即“叡”,指魏明帝曹叡。
《经史避名汇考》卷九云“此以`讳'代名之始。
”到西晋时期出现缺笔避讳。
晋武帝时追尊司马师为景帝,据《蜀志·庞统传》,庞统曾拜军师中郎将,而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华阳国志》云‘刘备引士元为军帅中郎将。
《千字文》异文现象:避讳、文化差异、传抄错误与
版本演变
不同版本的《千字文》之间存在许多异文现象,这些异文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避讳:在古代,避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在撰写《千字文》时,
为了避讳皇帝或尊长的名字,作者可能会选择使用其他字代替。
这些替代的字就形成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异文。
例如,“天地玄黄”在一些版本中被改为“天地元黄”,可能是因为避讳宋朝皇帝远祖赵玄朗的名讳。
2.文化差异:《千字文》在不同的地区和时代流传,受到当地文化和时代背
景的影响,导致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出现差异。
例如,“鸣凤在树”在一些版本中被改为“鸣凤在竹”,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地区对树木和竹子的文化认知存在差异。
3.传抄错误:在《千字文》的传抄过程中,由于抄写者的疏忽或误读,可能
会导致一些字被误写或漏写,从而形成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异文。
4.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会经过多次编辑和整理,这些编
辑和整理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异文的出现。
总之,不同版本的《千字文》之间的异文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异文现象的存在不仅反映了《千字文》流传过程中的多样性,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和角度。
中国古代的避讳日期:2009-08-14 作者:朱筱新来源:新民晚报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
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
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
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防火三日。
’”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就是避讳的典型事例。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
“讳,忌也。
”(《说文解字》)古时,对帝王或尊长,即使是已故的帝王或尊长,都不能直呼其名,以此表示对其敬重。
凡遇帝王或尊长之名,必须回避使用该字,即为避讳。
避讳又有国讳、圣讳、官讳和家讳等之分。
国讳,是指帝王及其父、祖之名,这是举国上下均需回避使用的。
圣讳,是指社会所推崇的“圣人”之名,一般全社会,特别是文人需要回避使用。
官讳,亦称宪讳,是指上司长官之名,下属官员需回避使用。
陆游提到的田登,就属于这类避讳。
家讳,是指家族或家庭内尊长者之名,仅限于家族或家庭内部回避。
避讳的不只是相同的字,还包括同音字,甚至连讳字的四声字均不能使用。
避讳起源于周朝。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
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
古人采用的避讳方法,主要有3种。
其一为改字。
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
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
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
“端月,正月也。
秦讳政,故曰端。
”(《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姮娥遂改称嫦娥。
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
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
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
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