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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庆邦小说的创作风格与局限作者：尚婷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18期摘; 要：刘庆邦是从中原、从煤矿走出的作家，他笔下描绘的是中原地域的独特风貌，聚焦的是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变换。
在刘庆邦煤矿和乡土两大创作领域中，体现着文学创作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本文将从创作风格与作品局限两方面论述刘庆邦的小说创作，发掘刘庆邦的写作特色，发现作品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刘庆邦;小说;创作风格;作品局限作者简介：尚婷（1998-），女，汉族，河南邓州人，现就读于河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8-0-01一、鲜明的艺术风格刘庆邦生于河南沈丘的农村，做过农民、矿工、记者等。
随着身份的变化，个人视野的扩大，他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却更为聚焦，关怀也更为浓烈。
此外，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的写作，使他具有两种风格共存的语言特色。
（一）现实主义的底层书写刘庆邦对自己的写作，有明确的职业定位：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时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因此，刘庆邦的写作是现实主义的，始终贴着中国煤矿现实的边。
他说：“整个世界的矿区都是相似的——物质的贫瘠、精神的匮乏、生存的艰辛、劳作的艰苦、劳工之间的矛盾、械斗”。
十年煤矿工人的生活经验，让他在暴露处于底层的矿工的生存困境时更具力量。
矿工的工作环境是危机四伏的，“每出一百万吨煤，只允许死一到两个人”（《别再让我哭了》）;矿工的权利是時常得不到保障的，“有在窑下干一年活活累死的‘骡子’，有终日不见太阳的‘老马’”（《阳光》）;刘庆邦对矿工的命运是给予了无限同情的，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农村农民的观照，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持以平民主义态度描写底层社会的真实现状。
长篇小说《红煤》是刘庆邦的矿区文学代表作之一。
农村青年宋长玉，为了摆脱深刻的农村烙印，追求矿长的女儿唐丽华。
被开除后，他又盯上了村支书的女儿金凤。
86南腔北调手绘版的乡村生活/ Kate砚馨——评刘庆邦的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文/张静超个人与乡村的时代之旅摘要：刘庆邦的作品通常取材于底层人民，对他们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进行书写，在柔美与酷烈交织中挖掘出存在的隐痛，令人震颤。
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刘庆邦用焦灼而忧虑的目光审视着在时代的改变中，农民个体的命运浮沉、乡村伦理道德的坍塌、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与冲突关系等困境，并努力寻找着这些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刘庆邦 个人 乡村 冲突 时代当下，乡土文学有两种相对的写作倾向：一种是极力描绘农耕时代的美好，如画的风景、淳朴的人情、悠闲的生活，记录着庄稼、瓜果、花草、动物等等一系列的记忆符号，如同唐诗宋词中国画般的意境，这些作品表达出作家对一去不复返的农耕时代守望的情怀；而另一种，不同于前者乌托邦般地美化，更像是杜子美笔下的“诗史”，关注当下乡村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为时代巨变中乡村的荒芜与凋敝而深深地忧虑。
刘庆邦的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就属于后者。
“刘庆邦的出身、经历以及中原文化对他的影响，决定了他是一个以现实主义为根基的作家。
”[1]在这篇小说中，刘庆邦还原了在时代变换中农村的真实环境，87南腔北调小说《我们的村庄》中的主人公叶海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恶棍，敲诈勒索、盗取财物、殴打老婆、不孝顺父母、不尊敬长辈……这种蛮横无理、盛气凌人的背后，掩藏的是一个农民堕落的痛苦与无奈。
从这一点上讲，叶海阳是可恶的，也是可怜的。
很多时候，作家的写作动机在于制造一个悬念，这个悬念必须是可以解释的，否则作家自己便走入了一个自己设计的陷阱。
小说一开始的悬念是叶海阳为什么会堕落？而后刘庆邦在徐徐展开的文本中告诉了读者答案。
叶海阳小时候家境优越，父亲叶挺坚是公社粮店的会计，靠着手头的权力成为村中的小康之家，叶海阳也是村中孩子之中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因为父亲的财富与威望，叶海阳娶了妻，在生产队担任要职。
然而父亲退休之后，叶家走向了下坡路，二亩薄田难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冻馁之苦。
荒原上的野花——论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的开题报告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随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作为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刘庆邦的创作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刘庆邦的创作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情感力量，他以鲜活的笔触描绘都市中庸碌的人生和农村土地上的荒芜，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困惑和人性的复杂。
其中，他的短篇小说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突出，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与认可。
因此，本论文拟选题《荒原上的野花——论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它表现出现代性的主题和风格，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和人性追求，丰富了我们的文学想象与表述；另一方面，它也能引导我们思考文学传承的问题，不断创新创作思路和方法。
因此，对于深入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表现形态，进一步发掘和推广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独特魅力，以及提高文学理论和研究水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选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本文拟采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综合比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的核心内容和艺术特色。
具体思路包括：1. 对刘庆邦的生平和文学成就进行梳理和研究，探究他短篇小说创作的源头和发展历程。
2. 分析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深入了解其艺术特色和文化底蕴。
3. 以《荒原上的野花》为案例，展开具体的文本分析，探究其情节、人物及语言的特点，从而深刻阐述刘庆邦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
4. 通过综合比较的方式，挖掘刘庆邦与其他国内外作家在主题、艺术表现等方面的异同点，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成果。
三、预期的研究成果和贡献：本文旨在系统分析刘庆邦短篇小说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揭示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和贡献，取得如下预期的研究成果和贡献：1. 深入阐述刘庆邦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和文化底蕴，为后人理解和评价他的作品提供学术支持。
2. 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表现形态，加深我们对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文学创新意识和表达能力。
论刘庆邦小说创作的语言美作者：李晓燕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24期摘要：作为我国不可多得的“短篇小说”的杰出作家。
刘庆邦从登上文坛以来，著作颇丰，多种文学的奖项证明了他文学的造诣和深厚的写作功底。
他的作品很“接地气”，同时耐人寻味，观赏性强。
这离不开他在字句上的精雕细琢以及语言上的独特的诗意化个性特征。
本文将全面分析刘庆邦小说的语言运用，深掘其作品的语言美。
关键词：刘庆邦；短篇小说；语言特色[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1语言是作品的血肉肌理。
从创作的角度上看，作家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对自己语言的综合调用过程。
语言承载着作者的情感态度和现实经验，是自己的风格和魅力的重要展现形式。
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是语言运用的大师，用自己的笔造出或悲或喜的生动情境，吸引人的情感随之发生变化。
刘庆邦的小说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自然离不开他那带有生命力和刻画细腻的语言。
偏于生活化和地域化的小说语言，“将人的细微放大了看”，是他的独特标志和风采。
一、小说创作中的语言美的具体体现小说的语言的美不仅体现在形象优美，音韵和谐，还要有属于自己的味道。
就是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从这一点上看刘庆邦的小说语言美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分明的地域色彩一个地域既是作家生活成长的地方，同时也是作家素材选取和创作灵感的来源之地。
生于华北平原上的刘庆邦在语言上具有浓厚的地区色彩。
尤其对河南农民的方言烂熟于心，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这就造成了他小说中语言的本色美。
如小说《闺女儿》中写道二姨对两孩子关系的肯定：“我说过这两个孩子是一对儿，不会有错儿，一个葫芦嘴，一个嘴葫芦，都抱着葫芦不开瓢。
”生机盎然，形象地表现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顿时拉近了读者与作家的距离。
（二）诗情画意的描绘刘庆邦的小说里有很多对生活琐事的生动描写细节，更有对农村生活场景和景色的优美呈现。
色彩的运用让文字的神韵浮现，不管是宁静幽深的情境，还是典雅深情的画面，都让人如临其境，生发由衷的喜爱和向往之情。
论刘庆邦乡村题材小说的语言特色摘要刘庆邦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等一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个性化的语言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其语言个性主要表现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
关键词：刘庆邦语言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作者个性生命体验的文字呈现过程。
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语言的成功与否是小说成功的关键。
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他认为“创作上语言是第一位的，带着自己呼吸、有个人气质的独特的语言才美”。
他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等一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个性化的语言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刘庆邦小说的语言个性主要表现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
一地方化语言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的载体，乡土文学作家们无不有意识地从方言宝库中提炼、采撷鲜活的富有表现力的语汇进入文学作品，用浸润着泥土气息的语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刘庆邦生于河南沈丘，他在这块大平原上生活了19年，那里的地方语言在其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其创作中使用农民方言俗语时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浓郁的乡土气息使人感到既亲切又自然。
比如，豫东地区方言中名词后面往往带上“子”这一后缀，这一语言现象在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瓜庵子、疯杈子、玉米辫子、辣椒串子、箔篱子、奶浆子、白面剂子，这样的词语随处可见。
刘庆邦还善于使用民间语言宝库中一些表现力极强的词语，比如：吹奏者塌蒙着眼皮，表情是职业化的。
（《响器》）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四月春深，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
（《鞋》）凡是高玉华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一听到有关高玉华的消息，他心里就美气的不行。
二姨以为香当着母亲的面碍口，想把香拉到一边去问个究竟，二姨一拉，香就一“卜楞”，二姨不能够拉她走。
（《闺女儿》）这孩子，恐怕要丢搭坏。
（《小呀小姐姐》）这是一只大号的瓦碗，鸡蛋茶盛得溜边溜沿，不只是五个六个，还是九个十个。
荷包蛋已经成疙瘩打蛋。
（《相家》）上述语句中加点的词是豫东方言乃至河南方言中极富地方特色的词语，这些词语在一定区域内被一代又一代人长期使用，很传神，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日常口语表达中常常有规范的普通话词汇不能替代的作用和魅力。
比如“塌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类似于“耷拉”，但“耷拉”很难表达出眼皮下垂蒙盖在眼珠上的那种状态。
“喷”的意思是花开得正旺，但却比“旺”显得更有气势。
“美气”一词则蕴含了兴奋、快乐、幸福等多重意思。
“卜楞”写出了对外力拉拽的推拒和反抗。
“丢搭”指的是由于忙碌、贫穷等原因而疏于对孩子、家禽家畜的照顾。
“溜边溜沿”指东西盛得很满，但却比一个“满”字要具体生动得多。
地方化的语言也为人物形象增色不少，因为方言是真正地来源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
刘庆邦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民间俚语歌谣等表现农民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一腔一韵表达着农民最朴素而丰富的思想，使其小说语言既新鲜、生动，又很有嚼头。
比如：二姨笑了，说，我说过这两个孩子是一对儿，不会有错儿，一个葫芦嘴，一个嘴葫芦，都抱着葫芦不开瓢。
（《闺女儿》好看不过对肚子瓜，当媒人的两头夸，母亲允许表叔的话有所夸张。
待到表叔把话说成了车轱辘，母亲才说了一句：她叔，闺女的事让您操心了。
（《相家》）在乡村题材的小说中，用地方化的语言去叙述产生、流行这种语言的地区的生活，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第一，做到“文”与“言”的统一，即内容与语言的协调，增加真实的质感，对人事生活的叙述得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于是产生鲜明的地域或地区文化特色。
第二，对于本地域、本地区的读者，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增加其阅读兴趣；对于外地域读者则有一种陌生感、距离感，这也可以使之产生阅读兴趣。
在词汇现代化的今天，有许多方言土语都在迅速湮没，而刘庆邦小说中运用的地方化语言不仅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当时农民们活生生的口头语言，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地域文化，富有浓郁的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具体生动，可闻可感。
二本色化语言刘庆邦的小说立足于民间生活，站在民间的立场来写民间。
其民间立场不仅表现在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叙事风格上，在小说语言上也有所反映，具体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放弃知识分子在语言上的优越感和叙事中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用极富乡土本色的语言来书写乡村人物与乡村生活。
刘庆邦认为：“我们写小说写什么呢？无非是写人，写人的喜怒哀乐，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多姿多彩的人生形式，写人性的丰富性……”那么如何来写人物呢？刘庆邦强调要贴着人物写：“看来还得贴着人物写，这是我们写作者的惟一选择。
要贴着人物写，我们脑子里起码要装着一些人物。
这些人物或者是故乡的乡亲，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亲戚，等等。
对这些人物，我们是应该比较熟悉的，知道他们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哭笑，怎样咳嗽。
闭上眼睛，他们如在眼前。
否则我们就无从贴起。
”贴着人物写，表现在人物语言上，就是尽量让人物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讲话，让人物说贴合自己身份、性格及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怎样的人，处在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情趣，便现出怎样的语言风采。
《谁家的小姑娘》里农村小姑娘改的弟弟开放哭时，改的娘问：“放儿哭啥哩？”得知儿子饿时，她又说“一会儿不嚼我他就不能过”，娘虽然累得没劲了，还是“一声没吭”让儿子“嚼”她。
后来娘让改把地里的鱼送到黑叔鱼塘里去，改拒绝去，娘问“那是为啥？”改只说“啥也不为”。
在娘中暑晕倒时，改带着哭腔喊“娘，娘，你咋啦？”小说中仅有的几处人物语言充满了泥土般的质朴气息，通过这些简短而生动的口语，娘的辛劳和改的倔强跃然纸上。
在小说《鞋》中，因为妹妹动了守明视如珍宝的鞋，守明跟妹妹吵起来了，守明质问妹妹：“谁让你动我的东西，你的手怎么这么贱！”“还敢嘴硬，看看上面你的脏爪子印！”母亲过来劝架，把鞋底看了又看，说这不是干干静静的吗！守明说：“就脏了，就脏了，反正我不要了，她得赔我，不赔我就不算完！”母亲说：“不算完怎么了，你还能把她吃了，你是姐姐，得有个当姐姐的样儿。
”这是一场真实生动的吵架场面，几乎是将生活中姐妹吵架、母亲劝架的语言原滋原味地搬到作品里了。
不仅人物对话是人物本色语言，与之相关的叙述语言也是非常符合被刻画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的。
小说《鞋》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又开始给棉花打杈子时，守明心里像是生了杈子，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
河那边就是那庄子的地，地尽头那绿苍苍的一片，就是那庄子，她的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庄子里。
”没有激情澎湃的语言，没有用到“思念”、“相思”、“刻骨铭心”之类的词语，只是写主人公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的动作，作者用极富乡土气息的语言刻画出了乡村少女内心对未婚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思念与渴望。
再如《夜色》写周文兴定亲后，心里“美气”得不行，走起路来都格外“带劲儿”，“美气”和“带劲儿”是最实在最真切的农民语言，表现了周文兴定亲后掩饰不住的兴奋与激动。
《相家》描写“母亲”将要亲自去为闺女儿相家：“她想把这个事暂且丢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可是不行，她低头是这个事，抬头人还没有出门，梦里去相家已经去了好几次了。
”这几句话简洁素朴，通俗明白如家常话，既贴近农村妇女的身份和性格，又极富生活气息，令人回味无穷。
本色化语言的运用使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从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形成的夹击里突围而出，以生动传神的对话和细腻到位的心理刻画再现了民间生命丰富的情感世界。
三审美化语言刘庆邦曾说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的底蕴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用这些字的时候我是怀着敬畏之心，生怕哪个字用得不是地方，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推敲。
”刘庆邦对待小说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大量撷取民间语言宝库的可贵资源用于小说创作，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对小说语言的驾驭，他的乡村题材小说语言在地方化和本色化之外，还体现出审美化的特色。
审美化首先体现在对原始民间语言的提纯净化。
在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地方化语言还是高度贴合人物身份、性格、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对于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均具有普通话语汇难以替代的作用。
但来自民间的东西往往是很俗的，如若把握不当，就会使得作品语言显得过于粗糙、野性，甚至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
刘庆邦在处理运用来自民间的语言时是很讲究的，“俗”的表现方式也是极有分寸的。
如《小呀小姐姐》对罗锅子弟弟平路驱鸡、骂鸡的描写，是用叙述人语言转述的。
这是一段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写，用的是极其简洁朴实的本色化语言，有几分俏皮风趣，令人忍俊不禁。
农家顽童那股子野性、倔劲活脱脱跃然纸上。
若将口语中“骂鸡”的语言原封不动地写出，那必定给人一种过于粗俗之感，但经叙述人转述，就化腐朽为神奇，既没有改变原味，又显得干净和文雅多了。
刘庆邦对少儿向来持肯定赞美态度，出于诗意化的需要，他把少儿的语言作了纯净化处理。
审美化还体现在小说叙述语言的诗意。
叙述语言是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陈述语句本身，也就是作者为表达写作意图而使用的叙述、描写等语言手段，它直接影响着作者表情达意的效果和读者进行接受的效果，凡是优秀的作家，无不在这些方面刻意追求。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都是从生活中捕捉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场景，娓娓道来，虽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委婉曲折的情节，叙述语言简练含蓄，朗朗如白话，但却总是能够让人感到一种细微而美妙的韵味，这就是他的叙述语言的魅力。
如《野烧》中这样描写一条黄狗：黄狗似乎也认为自己这样空嘴而归对于三位贪吃的哥子不好交账，它显得很抱歉，远远地就塌下眼皮，低下头，前腿一伸，卧倒在地，自我解嘲似地回过头来啃自己的背。
这样的文字描写，描神绘物，宛在目前，如同中国画中花前月下必有一蝶一虫一样，在意境的宁静平和中，增加了画面的动感，强化了视觉效果。
《曲胡》中也不乏优美雅致的语句：“秋叶飘零的夜晚，月白如霜，琴声悠悠扬扬传来，如泣如诉，使好多善良的农人痴痴呆呆，嗟叹不已。
”“三月春风户外飘，柳条摆动，麦苗起伏，塘边的桃花花蕊微微颤动，托春风捎去缕缕清香。
”上述描写典雅而通俗，有诗的意境、词的节奏和散文的韵律，同时也与小说主人公凄美的爱情和谐一致。
这份诗意更多的时候是素朴的、自然的，且看几篇小说的开头：“清明节快要到了，地上的潮气往上升，升得地面云一块雨一块的。
趁着地气转暖，墒情好，猜小想种点什么。
”（《种在坟上的倭瓜》）“太阳升起来，草叶上的露珠落下去，梅妞该去放羊了。
”（《梅妞放羊》）“麦子甩穗，豌豆开花，三月三到了，三月三是柳镇的庙会。
”（《春天的仪式》）这样的开头与汪曾祺的手法极其相似，开门见山，直入话题，用的是纯自然的语言，自然得如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春雨冬雪一样应时而至，于平淡中氤氲着素朴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