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Features ● 专题策划13新会计（月刊）2015年第7期（总79期）一、苦难人生顾准，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因家境贫寒，11岁在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毕业后便无力继续求学，12岁（1927年）进入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尚未成年便挑起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16岁（1931年）开始出版会计著作，19岁（1934年）出版中国首部《银行会计》并受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聘请任教；20岁（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5岁（1940年）毅然放弃收入不菲的注册会计师事业而义无反顾地奔赴血火交织的苏南根据地投身革命，34岁（1949年）随陈毅接管上海并任上海市财政局首任局长兼税务局局长；37岁（1952年）在“三反五反”中被评为“恶劣分子”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50岁（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分子；51岁（1966年）被迫与志同道合的伴侣（汪璧）离婚，52岁（1967年）五名子女中的四名与他断绝关系，53岁（1968年）汪璧不堪频繁揪斗与政治压力含冤自杀而他却在一年半后方得知死讯，59岁（1974年12月3日）在疾病的折磨、亲人的背叛和精神重压下凄惶悲愤中含冤辞世。
顾准的一生是曲折一生：运动冲击，病魔缠身，家庭破碎，事业中辍。
曾经少年壮志、意气风发，最终却孤家寡人；他的理想国如此清晰美好，但现实却支离破碎。
“他批判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然而他自己却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置身炼狱而不顾，虽九死而不悔”。
①顾准的命运，既是家庭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
二、思想巨匠顾准相对短暂而又曲折的一生，取得的学术成却树立起巍然屹立的思想丰碑，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无法不面对的一座山峰”②：42岁时（1957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提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故而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47岁（1962年）翻译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49岁（1964年）完成《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会计主体、会计对象、会计任务、复式记账法以及会计和国民经济计算的关系等；58岁（1973年）完成奠定《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大量通信式作品，59岁（1974年）完成名震学界的希腊史读书笔记——《希腊城邦制度》。
三一文库（）〔顾准文集〕*篇一：顾准批评大一统和儒法传统顾准批评大一统和儒法传统初遇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出版于1982年，我知道顾准要等到90年代。
1995年，我进入大学，正好赶上《顾准文集》出版之后的“顾准热”，《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对顾准有着不少介绍。
王元化先生力荐两本书，一本是《顾准文集》，一本是张中晓先生的《无梦楼随笔》。
当时我把两本书都买来了，《顾准文集》是假期回安徽家中的时候买的。
这本1994年9月第一版的书，到1995年8月已是第三次印刷，总印数1万4千册。
这个印数不算特别高，在90年代中期却是一个出版奇迹。
经过1989年和1992年的双重冲击，我读大学的时候，是阅读最为萧条的时代。
那是买到的书印数通常是两三千册，少的只有几百册。
在当地书摊上见到《顾准文集》，我非常意外，或许是顾准在媒体的出现频率比较高，所以在县城的书摊也能见到，但也有可能是书店老板把顾准当成了顾城。
我最初没怎么读《顾准文集》。
那时对顾准的介绍主要偏向于经济学层面，说他是第一位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
我那时是文学青年，对经济学没有太大兴趣。
如果顾准仅仅是最早提出市场经济，那主要是经济学史上的价值，很难说著作是否值得重读。
当时读了《无梦楼随笔》，稍微有些失望。
张中晓的价值在于道德人格，他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坚持鸡鸣不已。
王元化这样评价张中晓和顾准：“他们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立言传世而著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写出自己的内心独白。
”（《无梦楼随笔·序》）可是，张中晓的格言体著作，很难让我有太大的触动。
他使用的语言有些“陈旧”，比如“真理是矛盾的统一，而不是可以抓住不放的东西，是活的，不是死的东西”，这种思考在那个晦暗的时代非常难得，却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显得独特。
《顾准文集》的一些文章标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表述方式很难唤起我的兴趣，那时还读不太出来“旧瓶装新酒”的涵义。
xx旧书网上被爆炒的十六本政治学图书2009-03-18 21:56孔夫子旧书网是国内最大的中文政治学旧书集散地了，一些很难买到的书籍，包括港台书籍都能买到。
那么现在就先秀一下在孔网上被爆炒的十六本政治学图书，主要都是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也有一些是九零年代出版的。
1、S·N·xx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版1印其实，对贵州人民出版社，我没有特别的印象，甚至某些时候还有点反感，可能是因为那套白色封皮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不过，贵州人民也倒是出了几本不错的书，比如最早版本的《顾准文集》。
而这本书在孔网被炒到100块，也不过分。
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另外还有一个翻译版本。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一本学术著作，有几个翻译版本是很普遍的，接下来还要提到几本书也是如此。
这里反而推荐这本书的另一个翻译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书名翻译成《帝国的政治体制》，是我喜欢的张旅平译的。
张除了这本书，也还翻译过S·N·艾森斯塔得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政治学手册精选（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1版1印如果不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将此书指定为必读书目，不晓得还是多少人会费尽心思去搞到它。
光是复印版，就卖到128块。
其实，这两本书里面选的文章，都是出自美国政治学会上世纪七十年代编的《政治科学大全》。
而台湾幼狮曾经出全过八卷翻译本。
目前，我也是仅仅于无心时购得两本而已。
自己手头的《政治学手册精选》，亦是馆藏本，只是内无划痕、水渍。
读书的时候，第一节“政治学概论”课程，教授就推荐这本书。
可是真正要看得懂，却要花不止四年的时间。
而且翻译这本书的，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复旦政治学的精英。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前些年三联新出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书是好书，可是翻译那套书的人啊，真是还很年少无知，谬误颇多。
3、K·A·xx：《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版1印当年美国的中国学界第一次论战，主角之一就是魏特夫，另一方有史华慈等人。
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千百年来的君主专制的历史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而形成此种社会政治体制的原因也纷繁复杂。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早期，得天独厚的条件广沃的平原和相对温和的气候等变成了欧洲大西洋海岸各民族难以企及的自然条件。
在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的刺激下产生了发达的农耕生产方式，恰恰是这种方式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部落可以积累大量财富的粮食和财富。
与此同时，出于人类的天性和生存压力对粮食和的争夺也随之展开。
恩格斯在其代表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及：“用石墙、城楼围绕着石造的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
”河流，尤其是黄河的定期泛滥使得治水成为群体中举足轻重的事件，水利工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必须要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关系体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
因此，治水的领袖就获得了原始意义上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最高权力。
但是，毋庸置疑，部落领袖的权利相比日后的皇权还相差甚远，但它却是日后至高皇权的雏形。
它的出现为最高权力一步步走向巅峰，专制主义色彩日益强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矛盾的交织体，社会的发展在于新矛盾的不断出现和旧矛盾的不断解决。
而贯穿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两大基本矛盾，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将其阐述为：皇室与政府的职权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脉络都是这两组矛盾的不断调整与解决和两组势力的斗争与妥协，也正是这对矛盾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丰富的助推剂。
权利金箍的每一次收缩都将导致权利的流动转移和定向集聚，中国社会的专制色彩也伴随着权利收缩的阵痛而日益浓烈。
公元221年，始皇帝统一中国，烽火连天、尔虞我诈的诸侯争霸让始皇帝认识到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分封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宗法制被打破，礼乐制度更是形同虚设，各个政治实体在竞争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同一宗法血亲系统内的争夺和厮杀自然不可避免。
希腊化时代的基本介绍从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这一时期的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历史，19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开始称这一时期为希腊化时代。
以下是店铺为你精心整理的希腊化时代的基本介绍，希望你喜欢。
希腊化时代的基本特点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四大之间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
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陆续形成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希腊化国家。
其中最重要的有以埃及为中心的托勒密王国、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塞琉西王国(后迁都安条克，在今土耳其安塔基亚)和以马其顿为中心的马其顿王国，较小的还有本都和安提柯的国家(于公元前301年伊普斯战役中被其他亚历山大的部将所打败)，此外还有许多小国很独立城市。
从公元前229年起，罗马不断向地中海东部地区扩张，利用希腊化诸国的各种内外矛盾，制造不和并使之相互削弱，必要时诉诸战争，先后于前168、前64、前30年分别灭亡马其顿、塞琉西和托勒密王国，逐步使各希腊化地区并入罗马。
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所有希腊化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都是农业。
包括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等工商业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城市的出现，许多地区之间商路的建立，流通货币的大量增加，都说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
频繁的战争和大量奴役战俘，使奴隶数量有所增加。
由于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生产和战争的需要，各族人民交往的增加，以及各国国王采取的一些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都有很大发展，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里斯塔克等为其代表。
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及其图书馆，在当时享有国际性学府的声誉。
希腊化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体，是存在地区差异的以国王为中心的君主专制。
大批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移居埃及和西亚各地，使在很大程度上与希腊城邦体制有关的城市制度在西亚等地得到发展。
除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为公民主体的城市外，还有一些各地原有的以寺庙为中心的城市或公社。
顾准——那肋骨点燃的火把——顾准九十年祭徐迅雷我们几乎深陷在集体无意识里，似乎没有多少人“顾及”一个叫顾准的人。
2005年7月1日，是杰出的思想家顾准诞辰90周年，别说90周年纪念，估计100周年也“没戏”。
这一天，我翻遍了我家所订阅的十多份“主流”报纸，找不到顾准两个字。
我心灵深处的声音在呼唤我：写点文字，纪念顾准；我已说过，我心获救。
可是以我这样的千字文，称之为“顾准九十年祭”，该不是我的不幸吧。
还得感谢香港的凤凰卫视，他们这几天在《社会能见度》栏目中做了一个专题：《远去的思想者——顾准》。
是啊，远去了，远去了，一切都远去了，谁还吃饱了没事干，想念什么顾准？今日的美女主持人曾子墨，怀想那么遥远的顾准，这是多大的反差呢！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八秩高龄了，面对美女主持，说到自己的五哥，还是这样的无语凝噎，让我想起梵高和他的亲爱的提奥。
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世界，太愧对一个时代的杰出思想者了。
为何忘记那肋骨点燃的火把？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太多娱乐的篝火，有了太多情调的烛光，有了太多闪烁的霓虹。
拆下肋骨当火把，盗来火种他点燃——这已是多么遥远的时光！现今世界沉浸在升平的歌舞中，顾准在地下见到人间今日的富足，也该是露出欣慰的笑容的吧，毕竟，人世世人是不喜欢苦难与沉重的。
然而，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行走在思想深处的人；一个国家，不能只有财富八宝山，而没有思想影响力。
与顾准一起“沉沦”过的今日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说：顾准是指出中国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第一人，“我个人要特别感谢他，因为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指点，而且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可是，这样的一位思想先驱，在他九十诞辰的时刻，偌大的国度，能够想起搞点活动纪念他的人也太稀见了。
还有谁的经历像顾准那样蜿蜒曲折？1915年7月1日，顾准诞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早在1934年初，就以他为核心，在上自发海成立了一个进步组织——进社；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沙家浜”，从事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顾准：道德的实践者作者：关纯来源：《中关村》2006年第01期在“讨伐”中国经济学家的声浪中，我蓦然想起了顾准先生——“用鲜血作墨水”写作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
我刚刚读完新近出版的《顾准画传》，书页上留下斑斑泪痕。
我不是性情中柔弱的人，可是顾准先生的人格魅力，让你无法自已。
顾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更是一位令人景仰的“道德的实践者”。
许纪霖教授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中说，“顾准本人很少有道德的话语，我们翻遍《顾准文集》，没有发现任何的道德高调，只有对传统理想主义的冷静反省。
他个人的道德高尚不是通过高调实现的，而是以悲壮的身体力行实现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称誉顾准先生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今日之中国，“市场经济”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在50年前，敢提出如此超前的见解，那是需要具有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丰厚的学识底蕴的。
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正是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启发下，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深刻反思。
顾准的文章有的放矢，针对当时国家计委一位“高官”的某些不正确观点予以批评。
人们还记忆犹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学泰斗孙冶方首倡“尊重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杰出贡献。
被顾准视为“知己”的孙冶方，在谢世前一再嘱咐他的两位学生吴敬琏和张卓元，要把顾准的《试论》一文附在自己的文集中。
并在《后记》里讲，“是年初夏，顾准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顾准、孙冶方两位互为“知己”的伟大经济学家，留给后人一曲津津乐道的“学林佳话”。
说顾准是“中国的脊梁”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当之无愧。
顾准的超前思维令人惊叹。
早在1971年，顾准就在《十年来的苏联经济》文稿中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