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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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剑与火的思想者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吴敬琏顾准是谁?他曾是官员,也是学者。
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1957年,计划经济全面启动,举国“跃进”之时,顾准逆势而为,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要市场化改革。
这一提法是他罹难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两顶“右派”帽子,下放“牛棚”,妻子自杀,子女与之断绝关系。
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并自嘲为丧家之犬。
但对于自己的思想,他仍牢捏在手。
他独自一人,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用剑来挑战人类的愚昧,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
在河南改造中,大家惟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作自我保护,而顾准却经常穿着以前上海流行的背带西装裤。
他在日记中说: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1966年,顾准与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结束。
第二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来信,信中只是一句简短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四个子女的联合签名。
1972年夏,顾准回到北京,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
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为一本名叫《希腊城邦制度》的书做准备。
这位经济学家不再满足自己的专业,他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先秦,再扩展到中世纪的法国,又扩展到最为人称道的希腊的城邦制度。
在顾准全心钻研时,1974年11月,医生在他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
12月3日凌晨,顾准辞世,享年59岁。
吴敬琏曾撰文记录他对顾准的认识,“顾准一直在思考…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
顾准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解答。
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
”王元化评价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顾准:剑与火的思想者本真语录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经典评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辞世后吴敬琏亲手将其推进太平间 顾准是谁?他曾是官员,也是学者。
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1957年,计划经济全面启动,举国“跃进”之时,顾准逆势而为,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要市场化改革。
这一提法是他罹难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两顶“右派”帽子,下放“牛棚”,妻子自杀,子女与之断绝关系。
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并自嘲为丧家之犬。
但对于自己的思想,他仍牢捏在手。
他独自一人,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用剑来挑战人类的愚昧,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
1974年,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
后来,吴敬琏称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天纵奇才 19岁讲学关于出身,用顾准自己的话说,是“生活在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中”。
他父亲姓陈,在上海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
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
顾准上学至初中后,因贫寒辍学。
但他自幼聪颖。
12岁,他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端茶倒水、刻制讲义;16岁,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课;19岁,撰写了我国第一本会计学着作《银行会计》,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早年参加革命,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投奔革命根据地,直到1949年,随陈毅的解放大军重回上海。
当时34岁的他,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这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时日。
曾经做过顾准秘书的陈丹晨在回忆中提到,那时顾准是财经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老百姓都知道他,关系百姓民生的很多征税布告都有局长的名字。
因此顾准成了“出布告最多的局长”。
再读顾准靳树鹏文近两个月来再读顾准,感慨万千。
顾准说他可以得三个博士,即数学、经济学和历史,其实他至少还可以得两个博士,即哲学和马克思主义。
一个人在多学科多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在近代中国是不多见的,除了读书万卷还要有至高的洞察力,有坚忍不拔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不能以读经态度读马列顾准上中央党校不久,杨献珍讲哲学课时,再三说要读经典著作,因为经典著作靠得住,并说过去我们读经是读孔孟之作,而现在是读马恩列斯。
顾准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比喻,听来很不入耳。
……孔孟之书,几千年来在中国实在是随各家注释,许多学说以释经、经注名义发表,这是一种畸形现象。
……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陈腐教条,但实际则在提倡以读经态度来读马列主义著作。
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阶段,则一切对当前经济的研究,都被‘钦定’的大批规律所淹没,所谓理论工作,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应用,学风至于如此,再不改变,将与僧侣主义何异!‛顾准最敬仰的人大概就是马克思。
但是你翻开他的读书笔记,翻开他的日记,你就知道他也时不时指出马克思的哪些论述是激愤大于理性,或理想淹没了经验,或受到什么局限作了错误判断等等。
独立思考至难,顾准做到了。
批判精神至可贵,顾准具备。
‚最不重要的问题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看到顾准写下的这句话吃了一惊。
顾准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毕生都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何以竟写下这样一句话呢?从我们以往的实际情况说,他的这个判断也有理由。
说农业合作化就合作化,说公社化就公社化,说全民炼钢就全民炼钢,说以钢为纲就以钢为纲,说以粮为纲就以粮为纲,说农业学大寨就学大寨,说工业学大庆就学大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什么那还用再研究吗?那还能重要吗?顾准在认真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认为前者在理论体系上支离破碎,注定要垮台。
后者要创造规律实则是制造笑话。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
论顾准精神——纪念顾准诞辰100 周年上海市财政局乔元芳编者按: 2015 年是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顾准诞辰100 周年。
作为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先行者,在逆境中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对中国命运、前途进行了深刻思考,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坚忍不拔,追求真理和独立思考精神,是留给当代中国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这对于深化改革与实现中国梦,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刊特刊发文章,纪念这位杰出的思想家。
一、苦难人生顾准,1915 年7 月1 日生于上海,因家境贫寒,11 岁在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毕业后便无力继续求学,12 岁(1927 年)进入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尚未成年便挑起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16 岁(1931 年)开始出版会计著作,19 岁(1934 年)出版中国首部《银行会计》并受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聘请任教;20 岁(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5 岁(1940 年)毅然放弃收入不菲的注册会计师事业而义无反顾地奔赴血火交织的苏南根据地投身革命,34 岁(1949 年)随陈毅接管上海并任上海市财政局首任局长兼税务局局长;37 岁(1952 年)在“三反五反”中被评为“恶劣分子”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50 岁(1965 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分子;51 岁(1966 年)被迫与志同道合的伴侣(汪璧)离婚,52 岁(1967 年)五名子女中的四名与他断绝关系,53 岁(1968 年)汪璧不堪频繁揪斗与政治压力含冤自杀而他却在一年半后方得知死讯,59 岁(1974 年12 月3 日)在疾病的折磨、亲人的背叛和精神重压下凄惶悲愤中含冤辞世。
顾准的一生是曲折一生:运动冲击,病魔缠身,家庭破碎,事业中辍。
曾经少年壮志、意气风发,最终却孤家寡人;他的理想国如此清晰美好,但现实却支离破碎。
“他批判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然而他自己却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置身炼狱而不顾,虽九死而不悔”。
论顾准的民主思想作者:吴克峰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05期摘要:顾准的民主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民主与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不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来源。
其次,在民主与科学的关系上,他认为二者虽然须臾不可分离,但却不是不分前后。
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乃是民主的基础,它们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
再次,民主的现实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议会政治,而“批评”乃是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
由此,顾准把民主从高调的鸟托邦拉回到具体应该怎样操作的人间,从而成为政治学领域的“先知”。
关键词:顾准;民主;科学;政党制度;议会中图分类号:D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5-0040-07历史上人类对民主的讨论,如果从古希腊算起的话已经有2500年。
这么长时间跨度的那么多讨论,按道理,应该能够发展、构建出我们每个人都认同的民主的理念。
但是,只要稍稍涉足这一研究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关于民主的概念从来就没有被说清楚过。
古希腊的民主当然不是近代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民主。
即便是近代以来的民主,我们对它的理解,也一直混乱不堪。
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抱怨说:“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的方式,带来了对理解民主这个词的最大的混乱。
除非我们给出这些词以明确的内涵,并对此内涵取得一致,否则,我们就只能生活在无边的思想混乱之中,并使那些政客和暴君大获其利。
”一个半世纪以后的江宜桦则说:“有些研究民主政治的专家告诉我们,‘民主’总共有几百几十种不同定义,这个说法只会让我们更觉得泄气,因为就算几百种定义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十几种定义,我们心里也明白每个人所讲的民主可能南辕北辙。
”因为错误的民主观必将导致民主的错误,萨托利(Giovanni Sartor)于是有了充足的理由写作他的《民主新论》(The theory 0fdemocracy revisited),以对民主的含义进行规范。
Features ● 专题策划13新会计(月刊)2015年第7期(总79期)一、苦难人生顾准,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因家境贫寒,11岁在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毕业后便无力继续求学,12岁(1927年)进入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尚未成年便挑起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16岁(1931年)开始出版会计著作,19岁(1934年)出版中国首部《银行会计》并受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聘请任教;20岁(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5岁(1940年)毅然放弃收入不菲的注册会计师事业而义无反顾地奔赴血火交织的苏南根据地投身革命,34岁(1949年)随陈毅接管上海并任上海市财政局首任局长兼税务局局长;37岁(1952年)在“三反五反”中被评为“恶劣分子”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50岁(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分子;51岁(1966年)被迫与志同道合的伴侣(汪璧)离婚,52岁(1967年)五名子女中的四名与他断绝关系,53岁(1968年)汪璧不堪频繁揪斗与政治压力含冤自杀而他却在一年半后方得知死讯,59岁(1974年12月3日)在疾病的折磨、亲人的背叛和精神重压下凄惶悲愤中含冤辞世。
顾准的一生是曲折一生:运动冲击,病魔缠身,家庭破碎,事业中辍。
曾经少年壮志、意气风发,最终却孤家寡人;他的理想国如此清晰美好,但现实却支离破碎。
“他批判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然而他自己却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置身炼狱而不顾,虽九死而不悔”。
①顾准的命运,既是家庭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
二、思想巨匠顾准相对短暂而又曲折的一生,取得的学术成却树立起巍然屹立的思想丰碑,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无法不面对的一座山峰”②:42岁时(1957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提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故而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47岁(1962年)翻译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49岁(1964年)完成《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会计主体、会计对象、会计任务、复式记账法以及会计和国民经济计算的关系等;58岁(1973年)完成奠定《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大量通信式作品,59岁(1974年)完成名震学界的希腊史读书笔记——《希腊城邦制度》。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顾准是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下面是店铺跟大家分享的顾准生平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顾准的基本简介顾准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
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
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顾准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著作和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精神。
顾准的生平经历顾准于1915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
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
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
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
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
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
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
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
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
顾准的恕道1965年9月,顾准被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妻子被迫提出离婚,子女与他划清界限,革命群众更是痛斗痛打,可谓众叛亲离。
然而,就在这种绝境之中,顾准的人格仍然熠熠发光。
与其相处10年的吴敬琏先生记载了一则非常感人的故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顾准的一位老朋友兼老上司林里夫曾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指斥他在二十世纪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内奸”,弄得顾准百口莫辩。
很久以后,直到周扬得到解脱,顾准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
1972年顾准回京后,对林里夫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友也处境凄苦,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
吴敬琏当时很不以为然,认为顾准完全不必当东郭先生,对这样的人,不去回敬他一拳已算仁慈。
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世事,他这种古怪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讯“审干”做法造成的,是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悲惨的人生遭遇形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他才是,怎么可以苛责呢?林里夫乃上世纪30年代抗战前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宋庆龄任主席)党团书记,顾准的入党介绍人。
由于顾准的“恕道”,这一对老战友的友谊得以维系始终。
1974年10月中旬,顾准病倒后,林里夫每天赶到社科院经济所宿舍,为顾准炊煮饮食照料生活。
顾准住院后,虽有经济所一位同志专事照顾,林里夫仍然每天3次看望照料。
就是顾弟陈敏之从上海赶来后,林里夫每天下班还是要到医院探望,后又派其女每天上午顶替陈敏之照看顾准。
其时,林里夫的政治处境也很艰难,经济条件尤窘。
想来,林里夫一定是被顾准的人格彻底感动了。
顾准在其遗嘱中向里夫老友赠款500元。
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额。
顾准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一次,女同事张纯音与顾准争论:“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再将右脸递上去,完全是一种奴隶哲学。
我的观点是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顾准答:“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斗争不已。
顾准对自己有过这样的评价:“……像我这样锋芒毕露,一触即跳的人,即使他看得清楚除严重缺点以外还有点滴的长处,他总是无法容忍的。
”(顾准自述,P457)顾准没有夸大。
只要看看他的文字,就知道他绝非低眉顺眼之辈。
这也难怪,一个17岁就成为会计学教师,19岁就出版了会计学专著的天才,又何必知道什么是低三下四什么是俯首帖耳呢?
且看看顾准是怎样评价当年时代的弄潮儿的。
关于郭沫若的马列主义史学,顾准说:“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侯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
百工是王朝和诸侯国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怎么能够由奴隶来干?工尹在楚国是略次于令尹的大官,难道只是奴隶头儿?”(顾准文稿,P371)这还算是客气的。
当听闻郭沫若说中国明末时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时,顾准是气不打一处来:“郭沫若之类,根本不懂得这一点。
”(顾准文稿,P335)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顾准生性使然。
他曾用同样的语气骂过范文澜:“范文澜说,宗教会产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
他数典忘祖,他忘恩负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
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
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顾准文稿,P243)顾准也曾这样评价《资本论》中译本:“现在的《资本论》中译,实在是谬误百出,而且拙劣异常。
……译者用日文外来语的方法译音,结果,凡和基督教有关系的和无关系的中国人一概看不懂。
原始积累一章涉及大量西方历史,译文更不忍卒读。
”(顾准文稿,P327)唉,起我的老校长王亚南于地下,不知道将有何感喟。
不过看到那么多大人物都被骂得狗血淋头,我想心里总能平衡吧?看那于光远与杨振宁,一样的被冷嘲热讽:“这幕喜剧,在中国排演了而未上演。
曾经有过关于“板田模型”的尝试,这是一种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新哲学体系的酝酿,为此,还有于光远指导下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你读了杨振宁与记者的谈话了吧?这种新哲学体系,现在大体收场了,不想演出了。
这幕不会演出了的喜剧,更是喜剧化的喜剧。
”(顾准文稿,P450)
顾准不是文人相轻,也不是柿子转拣软的捏。
对于神坛上的马恩列斯等共党先贤,他一样不客气。
如他曾揶揄恩格斯的种族主义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颂扬过日耳曼人,恩格斯是典型的日耳曼血统,对日耳曼人赞扬得更厉害。
”他也曾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史学水平:“马克思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时代限制。
马克思的古代史学,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西尼文明和埃特鲁利亚文明,换句话说,除迦太基而外,欧洲另外两个海上文明是不知道的。
”(顾准文稿,P300)又说:“可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狼按:指实行直接民主还是议会民主)上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
过分理想化,理想的灵感又从来不是凭空可以来到的,他不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民主(狼按:雅典民主是直接民主)的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僭主们所利用(狼按:指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一类的伪民主),真是遗憾!”(顾准文稿,P271)乖乖,你说伟大导师也受时代极限那也罢了(虽然这也是那些匍匐在导师面前的马列专家们所不敢说的),你居然还敢说他那惊天动地的科学社会主义太理想化,居然还敢说苏联新中国是僭主国家,实在是太过分啦!
倘若说上面的话顾准还说得比较含糊,那么下面的几段话差不多就是直斥其非了。
在《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顾准说:“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
马克思的门徒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
于是,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SPARTA团’。
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
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顾准文稿,P270)说到苏联,顾准以为那是标准的独裁国家:
//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之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
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由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
列宁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
实行的结果是:
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
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
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Stalin,Khrushchev,Brezhnev……//(顾准文稿,P382)
说苏联独裁,已是胆大妄为,至于说新中国专制,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胆大包天,他真敢!他说:“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势必成为以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些,独裁国家,别的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顾准文稿。
P389)又说:“一步发展列宁的命题,可以推论:陈胜、吴广代表了秦二世时农民造反的愿望,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证明。
但是,陈胜、吴广出来了,历史只能记载陈胜、吴广的活动,不可能记载千千万万农民的活动。
而且,事实上秦汉之际的历史,主角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李斯、赵高。
农民群众所扮演的角色是响应号召,当兵,战死,其中极小部分有战功,封侯,当了小官小吏等等。
结果,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改善了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并没有轮上他们。
这不仅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在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也是如此。
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是如此。
哪一次和平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也莫不如此。
”(顾准文稿,P389)
对于党国所特有的种种歪门邪道,顾准都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犀利的痛骂。
比如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顾准有两段话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再三朗诵:“民主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
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争取的,问题在於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
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
那麽说服者的见解怎麽能够永远是正确呢? 因为他采取“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
怎麽样“集中起来”的呢?没有解释。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
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
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
这种对於民主的解释,和上面那种解释方法,一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最高原则。
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顾准文稿,P362)至于党国特色的“代表说”,顾准不屑一顾:“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
斯大林说过一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
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顾准文稿,P249)正如今天“伟大光荣正确”已成为笑柄一样,在顾准眼里,“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也是贬义词:“有一个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势必要演化出政党来。
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成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成为反对党。
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
否则的话,政治和政策,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作出决定。
”(顾准文稿,P379)“至于政府的形式,看起来不能做到大家当家作主,那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消灭分工,100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
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顾准文稿,P366)
顾准的话,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每个人都敢说的,也不是每个人说了都会平安无事的,而顾准,在1949-1974那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年代,居然能有这样的一份清醒,一身胆识,怎能不叫人惊诧莫名!他的话未必就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但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陈寅恪那句话:“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足够我们顶礼膜拜。
我很幸运,居然和顾准是同行。
会计虽然不过是一门手艺,可出了这样一个大师,实在值得所有会计学子骄傲――虽然,顾准自己也看不起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