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曲解历史

选择性曲解历史：当代历史虚无主义理论进路评析 作者：韩炯发布时间：2013-11-21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点击： 559 字体：大 | 中 | 小 历史虚无主义者借口历史的选择性、连接历史事件方法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否认一些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为真的历史结论，其谬误在于未能认识到史学认识、史学方法是受制于社会历史观的。 一、问题和缘起 虚无主义一词系德文Nihilismus的意译，源自拉丁文nihil(虚无)。德国哲学家F.H.雅各比1799年在《给费希特的信》中首次使用。后来尼采把否定历史传统和道德原则的现象称为虚无主义。一般认为，虚无主义滥觞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时，对于物质宇宙的新观念、对人性的不同见解，以及文学和艺术表达中的新形式，共同推动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革命，但同时也带来普遍的焦虑和对欧洲文明的信心危机。资本主义文明从高歌猛进的"资本的年代"迈入到危机初露的"帝国的年代"(霍布斯鲍姆语)，一些西方学者锐敏地感觉到这一点，开始质疑启蒙运动以来笃信的理性乐观主义、历史进步主义、对自然的理性结构的信仰，颂扬非理性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海德格尔、萨特等都曾不同程度地阐释了作为一种个体存在状态的虚无。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就是秉持虚无主义历史观来认识、分析和解释历史现象。这与西方哲学中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史学理论中的相对主义、绝对历史主义思潮不无关系。就当下而论，历史虚无主义主要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若干影响密切相关。本来，中国的学术土壤中并未曾孕育出历史虚无主义，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不断遭遇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① 国内现有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集中于对其表现、特征及其危害的分析，而对其原因尤其是其理论进路措意甚少。笔者以为，就当下而论，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了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首先，从历史哲学观念的变化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并从学术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其理论主张集中表现在倡导解构宏大历史、视历史为文本和凸显历史的审美功能等，其渊源可以上溯至波普尔对带有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特征的历史主义的批判、亨普尔关于历史研究中能否应用普遍规律、阿瑟?丹图关于历史叙述句的分析，以及更早期的所谓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科林伍德)的观念论，甚至可以追溯至与尼采同时代的批判历史哲学家狄尔泰、布拉?德雷等倡导的历史"理解"观念。其次，从历史学的发展看，历史虚无主义是受二战后崛兴的叙事史(因其内容主要围绕大众日常社会生活，故又称新社会史)的负面影响所致，是以倡导讲故事为主的微观史学滥用的结果。再次，从现实环境看，历史虚无主义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部分利益集团的政治社会诉求在历史领域中的投射，以及在市场意识驱动下肆意"消费"历史的外在显现。本文仅从历史哲学视角审视历史事实问题以剖析其逻辑前提、基本特征及其理论进路。 二、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逻辑预设 对历史事实的甄别和判定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同时构成了历史解释和历史认识的起点。但无论是在史学理论中还是在历史实践中，对"历史事实"标准的质疑一直存在。例如，美国学者贝克尔曾经对历史事实加以辨析，提出了历史事实"是什么、在哪里以及发生于何时"这样三个问题，他以公元前49年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为例，说明所谓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只是由"许许多多较小的事实组成"。而且简单的事实绝不像砖头那样是实在的存在物：轮廓清晰、重量可测、唤起坚硬和冷冰冰的感觉。"事实"往往并非如挂在口上那么简单，在乔伊斯等意识流小说家的笔下，它可能需要794页厚的书才能描述清楚。[1](p.284)贝克尔辨析的结果是：怀疑"历史事实"的存在。而19世纪特纳的当代继承人比林顿也强调，历史学家的偏见和信念等主体性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可排除性，决定了获取历史事实是一个不可得到的奢侈品，它只能存在于相对主义的真理观中。①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强调，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因而每个时代都"独自地面对上帝"。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更是主张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一个时代都会对人们共同的历史提出自己的解释，有自己的理解。相对于编年史过去发生的"死历史"，当代人对它们的激活更为重要。学界耳熟能详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就出自克罗齐之口。②历史认识论领域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看到了历史认识主体的责任和主观能动的一面，但又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无历史内容和意义的特征，极大地损害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它们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西方史学理论中的早期表现。 在有关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可概述为以下几类：一是精心挑选某些历史细节，比如，20世纪20年代、80年代初以及90年代后期关于中西文化(文明)对比研究、中西社会性质和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出现的某些情形;③二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解构具有"崇高"价值的历史，如用权谋解构延安整风运动等;三是假设、臆测、抽象推演历史事件，如《告别革命》中关于康梁维新变法的假设、关于未发生辛亥革命的假设，基于三星堆数目极为有限的出土文物和《圣经?旧约》的传说而对中华文明渊源的假设;①四是在"反思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幌子下借某些历史事件戏说或恶搞党和国家创始者形象，如《走向共和》对孙中山为革命募捐时形象的描绘等。这些不同的态度其实有着共通的历史研究逻辑预设，即对历史事实的虚无，具体表现为：一是视"历史事实"为语言描述意义上的存在;二是视虚构、想象在历史研究中无处不在。而上述观念率先出现在经历语言学转向后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 海登?怀特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性人物之一，他的许多观点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或叙事主义，曾对学界颇有影响。他关于事实与事件的区分与贝克尔的史学相对主义见解几乎如出一辙。怀特认为，一般用语中的"历史事实"同时包含有"历史事件"和"关于历史事件的判断"的双重含义。[2](pp.238-239)发生和存在意义上的历史现象可以识别为事件，而对该现象的语言描述可识别为事实。"事件发生，而事实则由语言描述来形成。"[3](p.18)事件是可经验的，而事实只是一种观念，是不可经验的。"事件"具有一次性和给定性，它一旦发生之后，不因研究者的认识和观点而改变，其存在不受历史学家认识的影响。而"事实"往往依靠对它感兴趣的研究者根据资料的记载加以建构而成，因而是多样的、不稳定的。而且，"事件"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遗迹得到不同程度的证明;而"事实"只是"在思想的概念化构建和(或)在想象中的比喻化构建，并且只存在于思想、语言和话语中"。[4](p.397)实际生活中对"历史事实"的误用，是因为未能认识到历史事件一经置于语言的描述之下，就不再是纯粹的过去事件的模样，而是变成带有解释色彩的"历史事实"话语。鉴于不同的解释者会选择不同的排序方式来解释相关的一组事件，这种连接方式代表了一定的主观倾向性。由于历史发生过却无法证明，而且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本身也因事件无法重演而难以得到证明，因而，说一种历史解释是事实，另一种历史解释不是事实，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可靠。在索斯盖特看来，历史事实不过是主体建构的产物,无异于历史学家的一种虚构或发明。历史学家试图彻底澄清事实、通过资料获取真相的做法是在自欺欺人。 与把整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无限细分并行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夸大历史学家的"虚构"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它认为历史一经发生，就驶入过去的黑洞当中，作为历史"事实"所指的对象，就决然不复存在，而数千年来人们之所以仍然坚信它的存在，只不过是因为存在某种被想象出来的、充当研究过去实际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假设模型而已。为了保证历史编纂的可读性，即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达到为读者所理解的程度，必须要进行虚构。正如在建构模型过程中为了确保模型的逼真与完整，少不了建构者本身的补充和连接一样。一个简单的连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表达出作者的某种态度。例如，《圣伽尔年代记》中的一条记录"1065年亨利皇帝去世了;然后他的儿子亨利继位"，表面上作者未曾显示出对于人类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关心。但是，作者已经想当然地接受一种法则(即家族继承法)和一种观念(即把它当成是一种正当地支配着权威从一代过渡到下一代的原则)。因为"然后"一词在把两件事情连接起来的同时，也隐蔽性地传达出这种法则和观念，由此构成了一个包括开头和结尾而且有意义的简短叙事。这种基于缄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之上的"虚构"往往不易为读者所觉察，也无处不在。如果说，怀特强调"虚构"是指一种其结果未必为"假"产物的"想象"活动，②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下述观点，即关于历史学家在书写中的表现(书写模式的选择和理论的预构)，与文学家、艺术家运思中的"虚构"毫无二致，就明显走过了头。一个自然的结果便是，叙说的事可以变成真的事，而究竟它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则完全取决于人们相信还是不相信，此即安克斯密特所谓的"叙事实体"。③詹金斯说得更直白："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撰写历史无异于写小说。[5](p.214)基于上述逻辑预设，主张历史即叙事的西方学者才敢于解构作为总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比如，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进而在历史认识论上否定历史客观性，在价值论上倡导多元价值标准，否定历史进步性、历史真理，虚无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为了避免对历史虚无主义评价中政治立场宣示的简单化做法，我们试着从辨析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关于历史事实的逻辑预设着手去把握其实质。 三、历史事实的祛蔽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历史"并非完全对应于作为可感"经验现实"的"过去"。即使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能够全息记录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它们也不等于就是全部的"历史"。毕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无论是通过历史学家构想的，还是通过文本表达的，只能是"过去事实"(即"过去现实")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茫茫的"过去"黑洞之中只有些微部分有机会闪耀发光成为"历史事实"。典型的事例是，清末内阁多达数袋的档案，曾被醇亲王下令销毁，若无后来罗振玉、陈垣等的抢救性保护，其中记录的部分事实怕是永无可能为人所知。"历史"不等于全部的"过去"，"历史事实"更不等于全部的"社会现实"。因而，"还原历史"，既无可能，也不必要。而实践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抓住某些零散的、碎片化的"历史事实"(假定其史料依据果真能够经得起检验)，摆出一副论据在手、真理在握的样子来"恢复历史面目"或"还原历史"，并声言既定历史(党史或民族史)中刻意隐瞒和回避了某些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历史事实"。 这种把历史理解为对现实中发生的现象的还原或者重建，其误解在理论上并不罕见。19世纪末的兰克史学就主张历史学家"排除自我"的一切先入之见和一切理论干扰，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即所谓"让史料说话"或"让事实说话"。事实上，兰克史学带有明显为普鲁士专制王朝辩护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关注的只是隐没了大多数民众生产生活记录的少数精英人物的历史(主要的史料来源是档案中的精英人物的信函、日记等)，但这个在当时尚可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观如今已不再可能得到认同。"历史事实"一经被发现和被解释(解读)，就会打上发现者或解读者的思想和语言烙印，因为"历史事实"本身不可能具有独立"说话"和显现其意义的能力，历史学家古朗治所称的"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6](p.368)如今更多是一种笑谈。因为历史要说什么，或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或什么样的素材能够作为历史事实展现出来，这些靠事实是无法解决的，都在于询问者(历史研究者或撰写者)的提问，归根到底在于提问者秉持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诚然，兰克学派所倚重的"历史事实"不是真实的历史，这并非仅仅因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世界一去不返，难以在现实中触及，还在于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开展研究时总要遭遇到他本人的时代局限和认识能力局限，更在于作为"史实"判定重要依据的史料不可避免地带有记录者自身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