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跋
苏轼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的链条当中，他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不管宋代统治者如何想方设法禁止苏轼文集流传，但苏轼的声名，代代相传，跨越时代。苏轼的人品文章，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的诗坛领袖，文艺泰斗。当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均为苏轼门人，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生前，门人遍天下；苏轼身后有毁有誉。在他逝世后不久，崇宁元年九月，蔡京又发动党祸，“籍元祐及元符末年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大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十二月又诏：“诸邪说诐行非先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用。”崇宁二年四月，诏毁苏轼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墓志，同时毁苏洵、苏辙、程颐、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诗文集。
统治者的禁令，并没有控制苏轼文集的流传：“人们改称苏轼为毗陵先生。”朱弁曾记录这段事迹：“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人们对读苏轼文苏轼诗的热情比下禁令前更狂热了。费衮记载了这样一桩事：“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携坡集出城，为门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在宋人笔记中，还有两则故事令人感动：一是碑工的义气。王清有记述：“九江碑工李仲宁，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因刻苏内翰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好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肉而从其请。”一是记强盗敬爱苏轼。洪迈记述：“绍兴二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留东坡白鹤峰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纵火。至吴子野近居，盛登开元寺塔见之，问左右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复料理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赖以不爇甚众。两人皆剧贼，而知爱敬苏公如此。彼欲火其书者，可不有愧乎？”从百姓到强盗，都对苏轼怀着深深的敬意。何况文人乎！崇宁五年正月，慧星出现，尾长竟天，太白书见。有一夜，雷雨大作，击碎党籍碑。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毁，名不可灭。”是时，徽宗惧天怒，二月遂罢蔡京。靖康元年金兵围京师，檄取东坡文集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徽宗在外来的压力下，诏复翰林侍读学士。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诏复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尽还合得恩数。绍兴九年庚申申诏赐汝州郏城县坟寺名为旌贤广惠寺。乾道六年庚寅赐谥文忠。再崇赠太师。九年癸巳复诏有司重刊东坡文集。理宗端平二年乙未正月，诏从祀孔子庙庭，位列张载、程颢、程颐之上。
据王文诰整理记载：苏轼逝世后，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士君子奔吊于家，秦陇楚粤之间，车尘马迹，所至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陈师道方官京师，闻公讣亦卒，张耒在颖州举哀制服，坐贬黄州安置。黄庭坚悬像室中，奉之终身。不久，李昭玘、廖正一等皆坐废黜而逝世。子由泣曰：“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米黻曰：“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八周御魅能旋，六合著名犹窄。”钱世雄曰：“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室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李廌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廌布衣也，文出天下诵之。”苏轼诗，在逝世后几年即广为流传。崇宁、大观年间，有赵云（次公）、宋云（援）、李德载、程縯四家的《苏诗四注》，继有赵云（次公）、宋云（厚）、程云（縯）、宋云（援）、新添云（林子仁）作《苏诗五注》，“四注”、“五注”皆编年注，出于北宋。南宋绍兴初年赵夔编辑苏传，复有师民詹、任居实、孙绰、李尧祖四家接踵于后，其体例一本于夔而取编年五注，
并纳入之，是为“八注”，“二十注”。嗣后又有王十朋、张器先等据三十一家编年分类汇集注，赵夔所编诗集为《苏诗十注》，王十朋编的为《苏诗百家注》。后来，范成大又劝陆游重新编注苏诗，没有实行。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以两代几十年的功力，对苏诗重新增编补订，刊版于南宋嘉泰三年，这部注本以其繁徵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
赵夔等编注家们对苏轼都进行全面的、高度的评价。赵夔说：“东坡先生读书数千万卷，学术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窥测藩篱，况堂奥乎！”王十朋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评东坡诗：“援据闳博，旨趣深远。”他说：“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因相与论东坡诗，慨然谓予‘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以遗学者。’某谢不能。”实际上，陆游对苏轼的作品，领会是很深的；越是这样就越感到注苏诗的难度之大。他向范成大举出两个例子，问他将作何解释，如“‘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归巢痕。’‘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当若为解？”范成大答曰：“东坡窜黄州，自度不复收用。故曰‘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复召元祐诸人，故曰：‘已致鲁诸生’，恐不过如此。”陆游说：“此某之所以不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馆养士，储将相材，及官制行，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义山诗也。建中初，韩曾二相得致，尽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补大藩。惟东坡兄弟犹领宫祠。此句盖寓所谓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语缓，尤未易窥测。至如‘车中有布乎’，指当时用事者，则近而易见。‘白首沈下吏，绿衣有公言’，用以侍妾朝云尝叹黄师是仕不进，故此句之意，戏言其上僭。则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因为诗语深语缓，未易窥测，故范成大叹息说：“如此诚难矣。”理解苏诗，在南宋的上层知识分子已认为如此艰难！自宋到今，注解苏诗有百家以上，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陆游曾记载苏轼文章在南宋影响之广。他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到了金代，诗人们对苏轼诗文的横放超迈的格调，多所评论。王若虚云：“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丽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王若虚肯定苏轼与秦观、黄庭坚的高下的比较。认为苏轼是文中之龙，理妙万物。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有诗评论：“奇外天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又云：“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这二首诗对苏诗是褒是贬，历代争论不一。郭绍虞认为：元好问诗，格实近东坡。翁方纲《读元遗山诗》云：“遗山挪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苏门后，此意岂意言。”元遗山学习苏诗，已为后代诗人所共识。潘德兴《论遗山诗》云：“评论正体齐梁上，慷慨歌谣字字遒。新态无端学坡谷，未须沧海说横流。”指出元好问诗接踵苏诗。所以元好问论苏诗，虽指出苏诗毛病，但并非贬抑，而是言简意赅评论其达到艺术高度之后的不足处。在二百年来诗人多学坡谷的热潮中，也指出苏诗的瑕疵所在。元代也不乏人学苏轼诗。袁桷曾为周权《此山集》作序曰：“称其法苏、黄之准绳，达〈骚〉、〈选〉之旨趣。”许有壬《怀坡楼记》云：“苏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间，后世学者无所容喙。尚论其平生忠义而迹其出处，有不能不为之浩叹者焉。”直至明代，学苏又掀起了新的高潮。这时，不仅学苏诗，而且崇尚苏轼文章、人品；尤其把学苏文与科举联在一起。钱一清在《序苏长公合作》中说：“长公之文，如太仓给粟，人得共饱。”苏轼的文章，已成为一代文士的精神食粮。明代更多的
是出版苏轼选集，益加以评点，全面评介苏轼的学问、人品及功业。王世贞说：“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苏公才甚高，而出之甚达，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尽于集，而苏公之奇不尽于集，故天下而有能尽苏公奇者，亿且不得一也。”王世贞对苏文的喜爱，已到了读苏文可以提神醒脑的程度，他说少年时读苏文情景：“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至。”明代评文，多以苏文为标准，汤实尹说：“昔之以文海内外者，或品之曰：眉山再生。曰：宛然苏家衣钵。”明人学苏轼文章，多被其品格、精神所感动，像李卓吾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真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又说他“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又说：“《坡仙集》虽若太多，然不如是无以尽见此公生平，心实爱此公，是以开卷便如与之面叙也。”李卓吾对苏轼人品之敬已到了日夕难离的地步。焦竑《刻坡仙集抄引》云：“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一快也。”
明代三袁兄弟对苏轼的热爱，已经是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了。袁宗道因慕白居易、苏轼为人，故以白苏名斋。袁宗道说：“伯修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一篇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而袁宏道自己对苏轼的热爱，也不亚于乃兄，他在〈答冯琢庵师〉信中说：“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又在〈与李龙湖〉信中说：“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僕尝谓六朝无诗，陶公有诗趣，谢公有诗料，余子碌碌，无足观者。至李杜而诗道始大；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真知诗为何物哉？”这里，袁宏道把苏轼诗誉为“诗之神也”，对苏诗极为崇拜。他在〈答梅客生开府〉信中又将苏诗与李、杜诗比较，回答“诗神”的内涵，他说：“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唯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惟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言，总归玄奥；恍忽变怪，无非实情。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至其道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气运使然，非才之过也。”袁宏道对苏轼的推崇，已经到了倾倒的地步了。
明代学者也有偏爱东坡小品者，凌启康〈刻苏长公小品序〉云：“夫宋室文章风流藻采，至苏长公而极矣，语语入玄，字字飞仙，其大者，恣韵泻墨，有雪浪喷天，层峦遍地之势，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机巧中，有盆山蕴秀，寸草函草之致，人或忽之。自兹拈出，遂使片楮只言，共为珍宝。”大赞东坡小品的完美。袁中道也说：“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明人因小品文盛行，从而也把苏轼小品作为“快书”欣赏。明代之所以出现学苏热潮，也与一代文坛有密切关系。明代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苏轼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格调正好一拍即合；晚明人的思想解放浪潮，也从苏轼的庄老思想中获得启示。因而苏轼的影响，在明代表现更为强烈。
清代的著名学者，学苏的热情也甚高涨。叶燮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毫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赵翼认为“昌黎之后，放翁之前，东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清代注苏诗者很多，如宋荦与邵长蘅等补刊〈施注苏诗〉，查慎行对苏诗又作了全面的编年考订及补注，汪师韩著《苏诗选评笺释》、翁方纲著《苏诗补注》，冯应榴编《苏文忠公合注》，纪昀点论《苏文忠公诗集》，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是综合苏轼注本的大成了，清人对苏轼的感情，对苏轼的高风亮节，肃然敬意。
苏轼的学问文章，也名震域外，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辙出使辽国，辽国国主及大臣都向他问候苏学士，苏辙有诗云：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辽国谈笑卧江湖。
在宋代，苏轼已名扬他国，辽国还出版了《大苏小集》。在日本国，珍重苏轼作品及年谱，出版《东坡先生诗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水照教授编的《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就是从日本国搜集来的，如例何伦的《眉阳三苏先生年谱》，王水照先生说：“钞本最后有题云：‘应永二十七年岁次庚子春三月于龙阜之万秀山下书。’”后人于‘应永二十七年’处，批注云‘离庆长七年一百八十二年’；于‘龙阜’处，批注云：‘南禅寺’。按应永二十七年，为1420年；庆长七年，为1602年，相隔正好182年。故知钞本年代为1420年，相当于中国明永乐十八年，而为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四代将军义持当政之时。”由此可知，在明代日本已珍藏苏轼作品及年谱。当代日本刻印《苏轼全集》及诗集以及研究苏轼的成果，也令人注目。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德国伟大科学家爱恩斯坦，他开创人类对宇宙认识新阶段的“相对论”，就是运用苏轼〈日喻〉这篇文章中的瞎子摸象寓言。爱因斯坦利用肓人对两种比喻的演化，来解释人们对“相对论”的理解。而且，爱因斯坦引证了苏轼的〈题西林壁〉诗来解释他的“广义相对”学说，他在讲到“三维空间里的人难以想像出弯曲的三维空间里，两点一根最‘直’的曲线——短程线时”，说：那就像中国宋朝大诗人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一项很令人深思的事迹。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中国古代诗人诗歌中获得了科学想像的灵感。苏轼作品对世界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端。
苏轼名满天下，当前国内外对苏轼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研究苏轼的著作、文章，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苏轼的文化精神，已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了。
自有宋一代，苏轼就成为人们争相研究的对象，今天我们也对他进行了研究，虽说肤浅，但少有成就。论文杀青，心中不禁怅然若失——
呜呼哀哉，苏子已逝，世间已无苏东坡。
勾树程
2008年7月于杭州西湖宾馆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 生平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
苏轼的思想:苏轼既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又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他在政治上坚持儒家入世的精神，在生活上较多地采取庄禅旷达的态度，执著超脱，无往不可，这种人生境界对宋人及宋代以后许多文人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格魅力在古代历史上少有伦比，就受后人喜爱的广泛程度而言，他在历代作家中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对他词风的影响:苏轼在诗、文、词的创作上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文学史上少见的文学全才。 1，苏轼的散文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代表了宋文创作的高峰。 2，苏轼的诗有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体现了过人的创造才情和艺术表现能力。在内容、形式、手法、语言等诸方面都突破了前人窠臼，往往将诗歌写得超迈豪纵而又有隽永的韵味和浓郁的诗意。苏诗不仅显示磅礴的气势，表现深婉的情致、绰约的风韵，还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苏轼又是学问渊
博的大学者，无书不读，其诗也相应表现出浓厚的书卷气，成为以才学为诗的典范之一。 苏轼对词的革新 苏轼的博大胸怀和过人才情在词的创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将历来以柔婉为传统的词体注入了阳刚之气，并将诗歌的表现功能和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和人格个性。他的革新实绩，提高了词体的文学地位，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品的状态，成了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苏词风格多样，尤以清雄旷达、奔放豪迈为其独创，为词史带来全新的审美境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为后人启示了新的创作道路。 在宋代以及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人，他的作品当时广泛流传，身后影响深远。他的诗、文、词的创作都在各自的文类领域内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苏轼对北宋中后期文学的影响。
论苏轼作品的宇宙人生意识 □新化县科头乡中心学校罗筱冰 【摘要】苏轼是我国北宋以来杰出的文学家。他一生坎坷，仍保持豪迈旷达的心态；宦海沉浮，仍对社会怀抱一腔热情。是矛盾的人生和对儒释道思想的融通以及对审美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形成了他充盈着淡泊、通达、恒永的宇宙、人生观意识，并成就了他遗世独立的人格力量和作品。 【关键词】苏轼文学作品宇宙人生意识形成融通彰显 笔者与苏轼生活的年代相隔九百年左右，但少年时代起就拜读这位古代文学巨匠的诗词散文书法。解读他超脱人生忧患的物我浑然；欣赏他在苦难中体验生命价值的深沉；甚至效颦他那凡人难以步趋的潇洒和从容；服膺他由高贵品性和苦难人生历程锻炼出的宁静和澄明；更钦敬他饱经忧患仍对人生与社会保持热情的豪迈与旷达。读这位才情卓绝、心境高明的文学巨匠的作品，笔者感受得最多的是，作品中那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持续不断的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一、充满矛盾的人生形成苏轼的宇宙、人生意识 (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南乡子·自述》)；“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新。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
论轼作品的宇宙人生意识 □新化县科头乡中心学校罗筱冰 【摘要】轼是我国北宋以来杰出的文学家。他一生坎坷，仍保持豪迈旷达的心态；宦海沉浮，仍对社会怀抱一腔热情。是矛盾的人生和对儒释道思想的融通以及对审美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形成了他充盈着淡泊、通达、恒永的宇宙、人生观意识，并成就了他遗世独立的人格力量和作品。 【关键词】轼文学作品宇宙人生意识形成融通彰显 笔者与轼生活的年代相隔九百年左右，但少年时代起就拜读这位古代文学巨匠的诗词散文书法。解读他超脱人生忧患的物我浑然；欣赏他在苦难中体验生命价值的深沉；甚至效颦他那凡人难以步趋的潇洒和从容；服膺他由高贵品性和苦难人生历程锻炼出的宁静和澄明；更钦敬他饱经忧患仍对人生与社会保持热情的豪迈与旷达。读这位才情卓绝、心境高明的文学巨匠的作品，笔者感受得最多的是，作品中那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持续不断的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一、充满矛盾的人生形成轼的宇宙、人生意识 (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南乡子·自述》)；“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新。且，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
个闲人。对一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徘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 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面，他比当代任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心苦闷。① 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有，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往来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人生到处知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生人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他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辱荣”；忽而负屈：“问公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轼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一是朝廷党争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
论苏东坡 林语堂先生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的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恶清教徒主义的人，以为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右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彷徨者，一个诗人。 苏东坡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他出生在眉山，偏远的山区，在当时是极不起眼的，但凭他清新脱俗的文采，得到了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一时声名大躁。但因母亲病故，与弟弟苏辙，父亲苏洵返回家中。 后来，他再度返京，因王安石变法一事，主动恳求离京，四十多岁时，他调任湖州知州，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被有心人利用，苏轼遭到逮捕，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别人生的转折点，之后他经历三次贬谪。其中，令人映像深刻的即是那三次贬谪黄州，惠州，颍州。苏东坡，他是不幸的，取仕的路途跌宕起伏，贬谪，升耀，一次又一次在他身上上演；但他也是幸运的，他有着乐观的态度，苦难在他眼里是微不足道的，他有着将苦难当作乐趣的能力。因如此屡次贬谪也创造了他。他在被贬期间创作做出许多炙快人口的文章，流传千古。 他几次修建工程，造福了一方百姓，他深受百姓的爱戴。 他为人直率，有话就说，不遮遮掩掩。他的妻子曾屡次提醒他，但他
毫不在意，一如当初。他邀请朋友到家中做客酒后说多了话，在帘后的妻子听着丈夫的朋友的言语，明白那些朋友不值得深交，苏轼不以为然，落得最后被那些人举报的悲惨下场。 他的生活多姿多彩，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田陪卑院乞儿”。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边可以和高僧结交，探讨佛学真理，一边亦可以和名妓作乐，把酒，论诗。他练习瑜伽，炼制丹药，求长生不死，但他也其实不在意，不管结果，仿佛只是一时兴趣而已。 他诗词书画样样精通，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亦可与米芾， 李公麒合称唐宋三大家。与黄庭坚合称“苏黄”，与辛弃疾合称“苏辛”。 苏轼，一个伟人他的身躯已死，但他的名字是个记忆；但他的思想，将千古不朽。 上一页2下一页@_@我是分割线@_@
探寻苏轼的精神世界 苏轼是北宋文坛成就卓著的大家。他诗词文均擅长，而以词成就最为突出，他改变了当时写词的风格，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他的词气势恢宏，境界高远，情感豪迈，而这些都与他为人的正直、心胸的旷达是分不开的。 “言为心声”作品也是作者的心声。从苏轼的词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内心世界。下面就以几首大家较为熟悉的词来简要分析一下苏轼的精神境界。 一、忘掉自我 苏轼的词表现得是尽量忘掉自我、摆脱自我，把自我融入到大自然中，使自我的有限生命在大自然的无穷运动中得到永恒，使自己的人生痛苦在大自然的壮丽秀美中得到解脱，也就是回归自然，达到心与物的和谐统一。 表现这一情调的作品很多，最明显的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这是词的上阙。上阙以对月饮酒来反映作者因政治失意而对现实的不满情怀。把月当成自己的朋友，想离开人世到月宫上，但又“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说明词人渴望探求自然现象，把自身融入自然，超尘出世，忘掉世间的一切烦恼，但又不知如何摆脱尘世的迷惘情怀。“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种想归隐又不甘心的矛盾反映了词人厌烦人世生活而又留恋人世的痛苦心情。出世入世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最后还是以积极入世的思想归结，“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间虽有烦恼但孤独烦闷之时毕竟还有“清影”为伴，而月中却没有，月中更凄凉，还是留在人世吧！ 词的下阕对月怀人。在此词的小序中作者交待了写作时间和缘起：“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丙辰中秋”当是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这一年作者正任密州太守，而他的弟弟子由则在济南，兄弟不见已经七年。“独在异乡为异客”再加上仕途不顺，正逢“月圆人不圆”的中秋佳节自然“倍思亲”，不免在佳节的欢愉中引起对弟弟的思念和挂念。作者在这首词中把人生的缺憾不圆满和自然现象等同齐观，“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词人抓住人和自然的共同之处，在这种自然景观与主观自我的和谐统一中，消解离别之思，达到心理的平衡，内心宁静下来。 二、扩充自我 在词中词人尽量充实自己、强化自己，使自己具有高度修养的精神世界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以充实的内心抵抗外界的侵扰，排除世俗观念，保持乐观超脱
苏轼《定风波》赏析 作者:不详时间:2007-5-22 21:58:42 来源:会员转发人气:104732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想象一下，在某个早晨是天高气朗的日子，几个朋友一起去郊游，待到高兴时，却下起了大雨，同行的人皆抱怨连连。怪天公不作美，这是游玩的兴致全无，可是有一人却与众不同。别人都在奔跑找避雨的地方，而他却听着雨打竹叶声，哼着小曲，慢慢的走着。同行的人一定都笑他疯癫。 然而，别人笑‘痴’，谁解其中味啊。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 上片，写遇雨后的情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雨滴打在竹叶上发出响声，你不要感到扫兴。如果你把它当着美妙的音乐来欣赏，就不妨“吟啸且徐行”了。可见“莫听”两字，到出了苏轼的心境。对客观事物，客观存在不要太在意。不妨去欣赏它。人们都说，生活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那么如何才能善于发现呢？不妨学学苏轼。我们多数人都被外界的各种不顺心的事手烦恼，整天抱怨老天不公，有用吗？没用。可能当你抱怨后，却来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时人们又要说。真是天意弄人呢？是吗？我说你这么认为就应该好好像苏轼学习了。不要被客观存在所牵绕。不妨去学着欣赏，大不了就像学看一幕悲剧一样，其实悲剧的人生才有价值。 生活条件不好。“竹杖芒鞋轻胜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才旷达吗。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朝廷不给我兼济天下的机会。“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初入庐山》诗）也涂个清净逍遥，说到底。谁不想，逍遥自在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才是人追求的最终生活境界。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我到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是：我没有什么身外之物，下雨也只要有一蓑衣就行了，管你三七二十一。燕子很轻盈才能飞的很敏捷。风筝很轻，才能飞的很高。人只有不被声明荣誉所累才能，领悟人生真谛。 下片是写，天转晴了。
苏轼《论书》原文与译文（节录） 苏轼简介和解题： 苏轼（一零三七年—一一零一年），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辙兄，三人号称“三苏”。嘉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其文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开豪放一派， 式，并上溯晋宋诸名家，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存世法书有《答谢民师论文帖》、《黄州寒食诗帖》、《前赤壁赋》、《祭黄几道文》等。他生平论及书法的文字甚多，后人辑有《东坡论书》。 《论书》包括苏轼“论书”、“论古人书”、“自论书”等论述书法的材料，均摘自《东坡集》。 原文： 真本已人昭陵，世徒见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远，此本当复缺坏，则后生所见愈微愈疏矣。《题兰亭记》 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徐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法。(题遗教经》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
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题笔阵图》。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题二王书》 王会稽父子书存于世者盖一二数，唐人褚、薛之流硬黄临放，亦足为贵。《跋褚薛临帖》。 辨书之难，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怂则叫，目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饯行》一帖乃张说文。又有“不具释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谬。余尝于秘阁观墨迹帖似是献之真笔。皆唐人硬黄临本，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又于李玮都尉家见谢尚、王衍等数人书。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超然绝俗，考其印记，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临本皆可畜。《辨法帖》 此卷有云:“伯赵鸣而戒晨，爽鸠习而扬武。”此张说《送贾至》一文也。。乃知官帖中真伪相半。《辨官本法帖》 《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绝妙，虽摹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题逸少书》。 译文： 真迹已人昭陵，世人只见此本而已，但此本最完善。日月愈远，此本当更缺坏，一则后人所见愈少愈简陋了。《题兰亭记》 仆曾见欧阳文忠公，说《遗教经》不是逸少笔迹，以其中一句话“观心清净就不虚妄”。然而从逸少在世时，小人乱真，自己不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远谪惠、儋时期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刀次的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井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浅析苏轼的旷达精神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姓名：陈泳准考证号：082310100281 摘要：苏轼的豪放词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他的婉约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而最能代表他深刻思想和宽广胸襟及性格特征的则是他的旷达词。旷达是苏轼最重要的精神品质。文章从苏轼的旷达着手，分别从苏轼旷达的本质，豁达宏通的性格底色，人生的体验剖析其内涵。 关键词：苏轼旷达阔达宏通人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继北宋欧阳修之后的文学巨匠，他使整个北宋文坛乃至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历史为之灿然，可称为千古第一人。他不仅作为“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令世人敬仰，而且更以其别样的人生态度向世人展示出独特的魅力，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踏入仕途后，早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属于旧党，后因诗谤之嫌，逮捕入京，终遭贬谪。晚年因新派得势，黜废旧人，他又以旧党关系，远谪海南的儋州（今海南儋县）。在生命最后一年（1101年）写的《字体金山画像》一诗中，他平静地对自己曲折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从诗中可见诗人已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归于无欲无求境界，回首一生；他觉得正是在三次被贬之地成就了自己的功业。能如此豁达看待自己多舛命运的人，该会有怎样旷达的人生境界呢？ 一 旷达，是一种放任的、达观的人生态度。它指的是一种超然物外、洒脱达观的审美情趣。旷达的内涵就是解脱超越，改变固有的观念换个角度看问题，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发现事物的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苏轼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使他一方面摆脱现实社会人生的束缚，以超脱的心态去体会外物，书写人生。另一方面，促进它对人生形成真正的领悟，探求生命的意义，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求无限的久远的存在价值。这两个层面的人生境界，在他的人生征程中有重逢的体现。 苏轼的一生，无论是做官还是被贬都在为国家尽心尽力。他不善藏锋，指斥时弊，敢做敢为。他的耿直方正，又偏好用文字来表露，基于这些原因，他屡遭排挤、贬谪和外放。然而苏轼均能以旷达的情怀化解悲苦，乐观面对。无论在何种境地，都不会怨天尤人，而是自解宽心，心中永远憧憬着美好的前景。无怪乎他可以用“九死南荒吾不恨，
苏轼，字子瞻，号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苏轼一生经历了宦海沉浮，既屡受打击又名满天下。进退出处、贵贱穷皆无滞于心，成就的辉煌业绩，与他自身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本文就苏轼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构成苏轼思想的主要有儒、佛、道三家思想，在他坎坷的一生和创作中，都对其起到了指导作用。 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伟业。少时的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他做事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在苏轼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济世精神,这一点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借用汉代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的典故表示自己渴望得到重用,到边疆抗敌、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苏轼出任地方官时，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猛力抨击北宋“苛政猛于虎”，说北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他质问“百姓何由安生？”（均见《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他主张对内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使“百官之众，四海之广”，“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决壅蔽》）。除了诗词以外，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倡导现实主义文风，苏轼主张诗文要有为而作，文章要有内在的思想，反对没有现实内容的只讲究形式的空洞诗文。 儒家积极用世精神成为苏轼思想的一部分，并一度影响着苏词的创作。苏轼在不断流放过程中，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1101年苏轼从岭南北返回朝，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中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桴意，初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政治上自我平反的宣言书：政敌们想尽一切办法致我于死地，但终没有实现，他们的种种诬灭像久下不停的雨，像终日不止的风，像阴霾的浮云，统统离我而去，我是清白的。我依然有远大的政治前途。 由此看来，苏轼思想中儒家思想的一部分确实是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处处为国家人民考虑是苏轼不断创作的源泉，并以此为创作主要内容，引起有志之士的注意，从而达到救世济国的目的。 另外，苏轼还吸收了佛家思想有益的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了苏轼文学作品的豪放风格。佛家思想主张在现世求得一种自由解脱,而要在现世求得解脱,关键在于“自性真空”,使心灵处于一种空虚的境地。也就是说,要摆脱人世间的有无、生死、得失等功利欲望的束缚,根本解决人本性中绝对自由之追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佛家所崇尚的这样一种超然玄悟的心性正好被苏轼应用于文学创作中来。如其《薄薄酒》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擂玉种万人祖送归北邝,不如悬鹑百结独坐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色万世忙,夷齐、盗路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柞忧乐两都忘。这里把上层社会所向往和夸耀的富贵功名贬得一文不值,显示出绝然不同于世俗的人生价值观念。苏轼认为人生贵适意,他的“薄富贵”、“轻生死”都是为此他希望摆脱尘世的一切束缚,实现人生的最大自由。诗的结尾一句是要求在醉中达到这一境界,紧接着第二首又对这一点做了否定“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终于以一切皆空的领悟获得更为彻底的超脱。这些思想无疑烙有佛禅及老庄的印记。当然,这里的消极成分是应该批评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也表现了一种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仕途上重重忧患的信条。因此,即使在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也能泰然自若,自得其乐,并创造出最乐观、最淡泊的诗文。苏轼作品中追求一种自然、朴实、幽远的艺术意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禅诗的影响,并且这种
论苏东坡的乐观豁达 庄天宇上海建平中学高一（7）班 摘要：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苏东坡政治生涯几经起落，多次受到不同政敌的排斥打击，一生坎坷不平，但在逆境中他没有悲观失望，面对种种迫害，既未逆来顺受，也未否定人生，而是以乐观豁达的态度接受种种不幸，留给世人一个昂扬向上的伟大形象，其逆境中奋斗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一笔丰富遗产。 关键词：苏东坡；逆境人生；乐观；豁达 最先知晓苏东坡，是从他的诗、他的词开始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道出了骨肉离情和人生哲理；“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2），描绘出一幅江南的早春图;“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3），洋溢青春乐观的精神；苏东坡的文学才气吸引了我对他的喜爱。 可是最近读过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后，被苏东坡命运多舛的一生所深深震撼，他曾经遭遇过很多的坎坷，经受过深重的磨难，而在逆境中苏东坡一直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处在何时何地，他总是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登山览胜，临渊赋诗，很多流芳百世的诗词都是他在逆境中创作的。由此我对苏东坡在喜欢之余多了一份敬仰，其逆境中奋斗的精神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1逆境人生 苏东坡（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 在青少年时期，就对现实人生充满美好的期望，有很高的政治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积极入世，嘉祐元年（1056），二十的苏东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赏识，高中进士。嘉祐六年，苏东坡应中制科考，优人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当苏东坡出蜀进京时，学识修养已相当成熟，且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但苏东坡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与变法派和保守派都有矛盾，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 苏东坡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35 岁正当盛年，就被贬往杭州任通判，从此开始噩梦般的贬谪流放，按时间顺序大致排列如下：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英州、儋州。这个路线图总的趋势是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林语堂说他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尤其是在海南儋州这个蛮荒之地，苏东坡度过了21 年。元丰二年(1079)，到湖州就任还不到三个月的苏轼，曾因做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统观苏轼的一生，正像他对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自嘲的那样：“心似已槁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4）(《自题金山画像》)在他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始终没有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过。因为这样的升迁贬谪，使他的一生始终游走在入世、出尘和被世所遗的崎岖小路之间，显得十分艰险。
一材多用之苏轼 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热爱着生活，乐观着人生，使他的天才横溢一生：他一戏墨，就创立了中国文人画；他一写字，就有着惊世的书法流芳千年；他一好吃，就传出“东坡肉”、“东坡饼”诸类佳肴；他一穿戴，就使“东坡帽”、“东坡屐”民间长存；他一说笔，就让和尚成为名僧；……如此等等，仿佛只要苏东坡稍一动弹，就会留下一道浓重的文化色彩。一个人能活到如此地步，那该是件多么有趣的事。中国的文化倘若将苏东坡连根带枝蔓地挖取出来，我相信整个中国文化史都会因之而失重。正是有了苏东坡的存在，有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精神的存在，才让我们后人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做天才诗人，什么叫做大家气度。 ——方方《喜欢苏东坡》 一、考场作文中的运用 [例文1] 我们一直都拼搏在充满坎坷的小径，为了平稳，为了安全，我们需要一把坚强的拐杖。它不需要多么华丽多姿，只需要在我们迷茫的时候能引领我们前进。正如“竹杖芒鞋”的苏轼，他并不在乎雨的瓢泼，只因为他手中有把拐杖。在苏轼的精神世界亦有一把坚强的拐杖，正是这把拐杖的存在才能使他走完这命途多舛的人生。 一把坚强的拐杖，使得我们的拼搏之路不再坎坷，让我们到达胜利的终点。 ——四川资阳《拐杖》 [例文2] 升起心中的太阳，需要感悟可敬的生命。文天祥告诉我，当你跌落人生低谷时，没关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苏轼告诉我，当你内心充满阴霾时，无所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李白告诉我，当你满心惆怅时，笑一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漫漫人生路上，总有一束曙光照耀着你，如风如雨，让你升起心中的太阳，感悟自己可敬的生命。 ——山东潍坊《我心中的太阳》 [例文3] 雨渐渐地小了一些，他看看脚下的芒鞋，看看手中的竹杖，这一霎那，他忽然觉得它们比朝靴比官印更可贵。 白天过去是黑夜，晴朗之后遭风雨。无论你怎样左躲右闪都无可避免地要与它们相遇，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必然吧？既然如此，扬起脸，面对着风雨，叹一句：“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吧！那么，黑夜过去是白天，风雨之后见阳光，也就是另一种人生的必然了。 缓缓的走着，心情渐渐的轻松而愉快，小曲儿也不觉间哼唱了起来。晚风习习，不觉间云已经散了，夕阳在西山的头上又露出了艳红的脸。 他回过头去，沙湖道的小路曲曲折折，在夕阳的余晖中另有一种超然之美。意料之外的一场风雨，情理之中的一份收获。 ——全国甲卷《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 [例文4] 是那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寒鸦么？是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何妨行啸且徐行”的行者么？是那个高唱“大江东去”的诗人么？苏轼，一个被宋神宗称赞为“才与李白同，识比李白厚”的千古大家，在遭受小人泼来的污水，遭受贬谪后，忘却了所有的失意。他在黄州种地酿酒，“夜饮东坡醒复醉”，在黄州“倚杖听江声”，在黄州写下“大江东去”。他总是那样的淡泊从容。他总是将所有的痛苦失意抛之脑后，铭记着世间之美丽。不然，何来“亲煮东坡肉”，何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与豪迈？
黄州，苏轼的精神救赎 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文字，关于苏轼的精神救赎。但却迟迟没有动笔，只是因为找不都一个突破口，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当我再次读到苏轼在黄州写的那些灵动洒脱的文字的时候，突然我有了一种顿悟的感觉，黄州不就是苏轼的自我救赎之处吗？不就是在这里苏轼完成了他人生的一次蜕变吗? 当“乌台诗案”最终以苏轼被赦免流放黄州结束，那个曾经豪情万丈的诗人心就冷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会有这样一场牢狱之灾，并且是以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他的。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为冷酷和卑鄙的东西，他的心也因之冷了下来。 在那些孤独寂寞和屈辱的日子里，苏轼的内心肯定是颇不平静的，甚至他也会想到死亡，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场飞来横祸呢？或许苏辙说的是对的“只是因为他的名声太大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真是至理名言。 所幸的是，他没有死，皇帝的一纸赦令让他活了下来。流放黄州，监视居住，这对于苏轼来讲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于是凄凄惶惶之中他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洒扫庭除，春种秋收，他过上了真正的普通农民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苏轼想要的生活，修齐治平是每一个读书人的理想，苏轼也不例外。他只不过故作旷达，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敏感的，敏感到家中的童仆不给他开门，他都能想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黄州的赤壁是尤其能让他产生遐想的地方，只是因为这个地方叫赤壁，虽然或许它和那个发生赤壁之战的地方毫不相干，但这并不影响苏轼去遐想。在这里，他想到了周瑜的雄姿英发，他想到了曹操的横槊赋诗，那些前辈英雄的事迹让他不能自已，尤其是想到自己华发早生的时候，他肯定是悲从中来，那些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又浮现在眼前，但是又能怎样呢？“世事大梦一场，人生几度秋凉”，不由得，苏轼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时候那些佛家的、道家的、儒家的经典、掌故在他的头脑当中萦绕，挥之不去，欲去还休，于是他困惑了。两个苏轼在打架，一个迂回低迷，一个丰神俊秀，一个在尘世之中，一个跳出三界之外，这是入世与出世的交锋，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这是物质和精神的抉择。终于，经过激烈的交战之后，精神的苏轼战胜了物质的苏轼，他终于释然了，“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想到，患得患失只是徒增烦恼而已，既然如此，那就随缘自适好了，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不是很好吗？ 这个时候的苏轼，少了一些忧愁和落寞，多了一些从容和旷达，于是我们看到他在诗文当中这样表达“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不管是自然的风雨还是来自政治上的风雨，到了现在都可以等闲视之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苏轼已经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救赎，“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里的闲人，并非碌碌无为之闲人，而是放下了一切心灵羁绊的闲适和从容的大写的人，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一种状态啊，现在苏轼做到了。
论苏轼的为文之道 摘要：苏轼一生文学创作经验丰富，精通各种文艺创作之道，本文从苏轼的明“立意”、重“辞达”和尚“自然”的文艺思想中探析其为文之道；同时在认真分析其“为文之道”之后，还发现这些文艺思想还时时闪烁着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关键词：苏轼为文之道立意辞达自然辩证关系 引言：苏轼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全能的艺术家，其在文学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文艺思想更是对后世的文艺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以苏轼的为文之道探索其文艺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后人称之为苏东坡，眉山人，其是我国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在散文、诗歌、词和书法方面都有杰出成就。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和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更因文号称万篇而有“韩文似潮，苏文似海”之称；诗歌方面，他与李白、杜甫和韩愈并称“李、杜、韩、苏”，同时在北宋诗坛上与黄庭坚齐名,在整个宋代则与陆游齐名,堪称宋代最大的诗人；在词方面，他首提“以诗为词”之主张，乃宋词“豪放派”之鼻祖，影响一代词风；他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起，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总而言之，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又影响深远的文化名人。试问古往今来，有哪一个人可凭一己之身在如此多的艺术领域成为登峰造极的良材，又是什么原因让苏轼能在此广无边际的文化之海中从心所欲、游刃有余？本文试图从苏轼为文之道浅探其文艺思想中。 一、文艺思想 在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方面，苏轼见解独特新颖，论点精辟准确，给当时和后世文坛以深刻的影响。苏轼的文艺思想是我国古代理论宝库中值得珍视的瑰丽遗产。他在前人所遗留下来的宝贵论断的基础之上，以自身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实践，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阐明了他独到创新的思维。“纵观其文艺思想中，既有关于文学艺术外部规律的探讨（如论述了文学与政治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又有很多关于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求索，即文艺本身特点的探讨。这些文艺思想为我国古代审美文艺思想的长河注入了一股新流。”[1]在此，我们主要分析的苏轼文论中关于文学自身规律的一些理论，得出其为文之道大致可以分为“明立意”、“重辞达”和“尚自然”三点。
苏 轼 的 思 想 状 态 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 另一方面他又因壮志难酬而苦闷，经常闭门思过，消极彷徨，时时向佛道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又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就了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比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词前有一段序言：“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这首词写的不过是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然而，词人是在借此表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展示自己的宽阔胸襟。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不堪，可以想见他们通身湿透、急匆匆寻找避雨处所的“狼狈”相。而苏轼却是另一番气度：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对待。仕途与人生旅途一样也免不了经历坎坷，只要有了这种坦然的态度就能安之若素。 但谪居于黄州，这毕竟是苏轼生平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因此他的内心世界与情感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苏轼能够豁然地对待荣辱得失，但是对现实仍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他渴望摆脱尘世烦扰、去过潇洒隐逸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洋洋洒洒的《临江仙》一文：“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可以说，苏轼的词揭示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而这里所说的“内心世界”，则主要是指苏轼的词，得到了彻底的升华。他的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离、情相思，而是抒写了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以及思想上的矛盾。经千百年之后，仍可以详见其人。苏轼通过自己的创作，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与社会功能。在苏轼以前，由于词的题材与内容的大同小异，形式、句法、口吻、声情差异有限，尽管词人们在艺术上有不同的贡献，但多数词人的艺术个性却表现得不够深刻，不甚鲜明。某些艺术风格相近的词人作品，竟相互混淆，至今尚无法辨明。而苏轼的词则与众不同。在他的词里，不仅闪耀着鲜活的生命力，更有着十分清晰的面貌，即使把它混杂在别人的作品里，也能够把它识别出来。
苏轼诗词与道家精神 时谚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可见苏轼的诗词在他所处的时代或是后来的时代，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他的诗词似乎成了天下民生的晴雨表。这是苏轼“达者兼济天下”的一面。而苏轼的诗词大多给人留下“豪放”和“旷达”的印象。这种两面性其实源自于始于老庄的道家精神，之后是陶渊明，再后来是李白，这种矛盾心境是如此地一脉相承。苏轼的为人为文也正传达出中国传统文人的这种精神特质，在独善和兼济之间常常摸棱两可，不能两全。苏轼的诗词常常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这正说明了苏轼的人生观及其诗词的美学风格深受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的影响。 儒家美学是以孔子、朱熹为核心的“以和为美”；佛家美学是以唐代禅宗美学为核心的“空”、“清”；道家美学则是以“老庄”为核心的“妙”、“自然”。东坡诗词中蕴涵着道家美学丰富的“妙”与“自然”。其中，“妙”是不可言的，是一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诗多出于天成，“纵意所如，触手成春”。他主张一切顺其自然，不必苦心经营，就如——“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自然天成的美景，除了陶公笔下的幽静、自然能让我陶醉，此外就是东坡的信手拈来了…… 道家是通过向万物学习获得智慧，它向宇宙万物致敬，它认为人是很渺小的，而宇宙是神秘和无限的。一如东坡在《赤壁赋》中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宇宙浩淼的喟叹，对生命短暂的惋惜和无奈充分表达出苏轼的道家思想。此外，宇宙万物是无穷而又伟大的，它包容和蕴涵着许多人生的哲理，这一点在东坡的诗词中也是比比皆是：“人生何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庄子为个体寻找生命归属，关注的是独立的生命，对个体的生老病死都有自己的思考，他有一种典型的“为个体立命”的思想内涵。生命的存在不光是天下的生物，一切物质都有它们的灵性。陶公也是很喜欢庄子的，他的诗歌意境悠远、平淡、真实，对自然生命尤为尊崇。那著名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一股对自然无限的崇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远意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妙意横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存在就是一种价值”这样的说法是被普遍认同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无论是人的精神活动还是万物个体的物质活动，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此时的价值并没有贵贱之分，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独立存在的。这种对万物灵性的肯定，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的思想观包含在苏轼的诗词之中。“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其主。”“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且看东坡那细致的工笔画：“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无论是微风还是云霞，在他的笔下，它们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它们拥有着自己最独特的地方。东坡诗中还有以七喻来描摹奔水的：“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他将奔水的各个状态都描绘的很鲜活，似乎这已不只是奔水了，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在向我们呈现着那精彩的人生…… 庄子崇尚自由，他说：“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我们且不论东坡那“满肚子装的‘不和时宜’”有哪些，他的诗词在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而且也时刻为着这份自由努力。苏轼在他的诗词中也常常表达他对自由的神往。“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我欲乘风归去”，“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寓于物而不居于物”。你可以在这个物体当中，但是你不能依赖于这个物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