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
内在联系及其特点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观念和物质手段的历史性积淀,它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区域性和历史连续性等特征。在历史的运行过程中，文化是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灵魂，受经济、政治的制约，但它又不是消极地依附于经济、政治，而是对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集中表现在文化对政治、经济的先导性和主导性上。本文着重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探讨中华文化与闽南文化的内在联系，并就探讨、研究闽南文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提出几点看法。
一、中华文化是个多元统一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是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汇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融汇、交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多种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形成最初的中华文化据有关专家考证，汉族形成于两汉时期，在两汉以前，汉族还未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之前，中华文化是经过各民族长期的文化交流、融汇以及分流之后，逐渐形成的。在中华大地上文化的起源是多区域、多元化的，同时，这些不同的区域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存在着交流和融汇。历史学家认为，在
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已出现了从南到北三个文化发展带：（1）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耕文化；（2）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南（包括辽东、辽西）旱地农耕文化；（3）秦长城以北的狩猎——渔猎文化①。这三种文化带，由于受到不同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影响，不同文化带的民族文化各具有自身的特点。但是，这些不同区域的文化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融汇，因而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这三种文化带的相互碰撞与融汇过程中，中华大地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西周以前，出现了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以及周边的夷、蛮、戎、狄等民族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周边的北狄、西戎、东胡、匈奴、巴蜀等众多的民族文化。从上述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汉族形成之前，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这种多元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又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交流与融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原地区处于北方畜牧、旱作文化与南方农业、稻作文化的交汇点上，这种特殊的地区环境和历史条件，使得以中原华夏民族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即汉文化。
2．汉族文化与兄弟民族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族与各
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汇，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中断，而其中最突出的是魏晋南北朝、南宋、元、清这几个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建国立朝，史有“五胡十六国”之称，具有代表性的有前汉、后赵、前秦、北魏、北周等。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儒学的学习和吸收，是广泛而深入的。它们不仅学习汉族律令，建立儒学学校，多方面吸收汉族文化，并且启用汉族士大夫管理国家事务。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的推进和影响，也是广泛的。其中南北朝时期最为突出。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汉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少数民族而接受佛教的，才领会到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的。汉唐以后，汉族和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汇，日益深入、广泛、多样。除了宗教以外，南方各族在文学方面的并融和相互影响也是十分突出的。如南方地区的壮族、白族、畲族等，他们在长时期的交流中吸收和借用汉字来表达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写作。反之，南方地区汉族群众的语言又深受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如大量吸收少数民族的词汇和方言来丰富发展自己的语言。
3．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与融汇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不仅是以汉族为核心的辐射与内取式的交融，而是在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密切地进行横向交融。这种交融错综复杂。仅以藏族为例，藏族和蒙族的文化交融密切而
深入，在西南到东北绵延数千里的国土上，这两个兄弟民族建起了一条文化交融的走廊。同时，在这条走廊上，藏、蒙、土、汉、撒拉、裕固等兄弟民族各有特色的文化也发生着密切而多方面的交流和融汇。在福建、广东、云南这几千里南方国土上，彝族、白族、壮族、畲族、越族、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也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少数民族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深入的相互联系，文化上的融汇与交流，构成了兄弟民族基本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文化的基础。
二、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延伸中华文化在其历史衍化过程中，既融汇了各地区民族的文化，也不断地向各地区民族传播，不断地融汇与不断地扩展，在融汇中扩展与在扩展中融汇，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关健所在。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根基的中化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几大块具有区域性质的文化，如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幽燕文化、闽南文化等。这些区域性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各具区域性特色。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重要分支之一，它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闽南方言基本保留了唐宋以前汉族北方话的原貌福建、台湾目前流行的闽方言是我国七大汉语方言区（包括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中语音现象最为复杂的地区。闽方言包括闽南方言、闽东方言、闽北方言、闽中方言和莆仙方言五个方言区。在这五个方言区中，闽南方言使用人口最多、通行范围最广。除了福建省内以厦门、漳州、泉州三市为中心的24个县市外，还包括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台湾省（使用闽南方言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三）；浙江省南部泰顺、苍南等县，及舟山群岛普陀、嵊泗县的一部分地区；海南省的14个县市；广东省雷州半岛、湛江等五个县市；广西省中南部桂平、北流等县的少数地方；江西省东北角玉山、上饶等县的少数地方；江苏省宜兴，漂阳等少数地方。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家，闽南方言亦是当地华侨社会主要的交流语言。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达四千万人以上。这种在闽台等地广泛使用的方言，系由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是中华文化在闽南文化中退体的生动体现。闽南方言的形成与中原汉人在历史上三次大举南迁紧密相联。中原汉人第一次大举南迁的时间约在西晋未年，由于晋惠年间八王之乱，五胡相继入侵，中原汉人相率南迁，逐渐形成现在的“闽南人”和“客家人”。现泉州、漳州等地使用的闽南语中的“十五音系统”即源于东晋中原汉语。中原
汉人的第二次大举南迁是在唐未年间，当时的战乱再一次使中原汉族移民大量入闽。这次汉人入闽，带来了唐朝的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第三次大举南迁大约在宋高宗年间，由于宋高宗南渡及元人南侵，汉人迫于战乱，再作大规模迁移。这三次大迁移，尤其是后两次大迁移，带来的是唐宋时期的北方方言。这种北方方言就是现在流行于闽台等地的闽南方言前身。由于历史与地理方面的原因，闽南方言至今基本保留唐宋时期中原汉族北方方言的风貌。例如，唐、宋时期中原音的八种声调，现在北方方言中已发生变化，入声完全消失。而闽南方言至今仍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汉语中的八种声调。闽南方言是史学界认证的“华夏中古音”。由于闽南方言保留了中古时期的八种声调，因而有的古汉语专家提出，要学习古汉语，必须到福建，尤其是泉州一带，这个地区至今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汉语的十五音系（现代普通话已发展到二十个声母）。还有的专家指出，要重演唐、宋时期诗人朗诵诗词的情景，必须使用闽南方言，才能做到朗朗上口、音韵铿锵。这些事例充分说明，闽南方言来源于中原北方方言，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闽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习俗，源于中原文化现在的泉州地区，包括惠安、南安、晋江、石狮等县市，其工商文化和风土习俗，保留着与中原文化非常密切的乡土遗迹。泉州、惠安、晋江的梨园戏、高甲戏、南音南曲等戏曲艺术，
至今仍保留着晋唐时期的艺术风韵。其中南音南曲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中原古乐活化石”。晋江、泉州的掌上木偶和提线木偶，至今尚保留着河洛唱腔。惠安、泉州、晋江等地的寺庙，至今尚保留着中原寺庙的名称，例如，河南有洛阳、少林寺、白马寺，泉州、惠安也有洛阳桥、少林寺、白马寺。泉州、惠安、晋江等地的无数石刻基碑，至今仍保留着中州、固始等河南府郡的名称。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历史渊源，在史书上也多有记载：《福建通志》云：“晋人南渡，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晋江”。太宋三年置郡名晋安，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先进的中原农耕技术大规模地移植到泉州。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一书也指出：“梁末大丧乱，晋安郡独富饶安宁。”唐末五代初，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兄弟率寿、光州中原人南渡来闽，统一闽疆，“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敛赋，遣吏劝农”。在发展农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奠定了中原文化扎根泉州、惠安、晋江、南安、石狮一带的厚实基础。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历史上，泉州、惠安、晋江、南安这一地区战乱较少，社会较稳定，人民生活较安定、经济、文化较繁荣，这都有利于中原文化在泉州、惠安、晋江、南安等地区扎根，并完整地保留至今。
三、闽南文化的历史特点及其现实意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地域性，因此，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而每个地区的文化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各自形成自
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它既蕴涵着中华大文化的历史内涵，也具有与自身的地理环境相融合的区域文化色彩。中华文化与闽南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母体文化与分支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包括闽南文化，而闽南文化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某些共同的精神特征。研究闽南文化的历史特点，对于探讨建设有自身特色的闽南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闽南文化的历史特点
1．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在其历史变迁中，历经苍桑，但始终情系中华文化，保留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无论土木建筑，还是石雕木刻；无论是造船打铁，还是渔猎农耕；也无论是婚丧礼仪，还是节日庆典等，至今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余韵。例如，惠安的民居建筑，现在仍保留着皇宫式的建筑式样，其高高的飞檐、金黄色的琉璃瓦筒，与北京故宫的建筑群遥相呼应。又例如，惠安妇女的衣袖短、裤脚宽、露肚皮的服装习俗，有的专家指出这种习俗与敦煌石窟里菩萨、壁画和塑像极为相似，因而认为惠安女的这种服装习俗，是中国古代佛教东传留下的痕迹。也有的专家认为，这种服装习俗是此地先民百越人的古俗（百越是中国古代南方民族的总称，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从事渔腊和农耕生活），由于恪守旧俗，在这个闭塞的海陬之地，世代相传下来，尽管专家看
法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惠安女的服饰是在中原汉人南迁之后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既保留着原住居民的服饰特点，又融汇了中原文化，尤其是吴越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才形成了目前的服装习俗个性。
2．闽南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的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隋唐时期，泉州地区是当时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鼎盛时期，也是泉州地区造船业最发达的时期，惠安的洛阳、白沙、西方、白崎、秀涂、崇武，石狮的坩江、祥芝，晋江的永宁、金井、深沪、东石、安海，泉州的乌屿、寻埔等地遍布船厂。宋人谢履在《泉南歌》中指出：“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当时北方金朝也派人来福建泉州惠安等地请当时著名的船工打造战船，“金人所造战船，系福建人，此人谓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②宋元时期，泉州、惠安船厂所造海船，在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和水密隔舱的安全性等方面，在当时世界上都具有先进水平。1974年在惠安白沙与泉州后渚之间的后渚港发掘出的宋代海船，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宋元时期泉州、惠安等地的船工，不仅能够造出坚固的海船，而且能够对外国来泉州、惠安的贸易船只进行修理改造，使之更易于航行。16、17世纪，日本的造船技术落后于中国，其海船“底平，不能破浪……若遇无风、逆风，皆
倒桅荡橹，不能转戗，故倭舡过洋、非月余不可。”福建泉州惠安船工对这种旧船“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舡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与便易，数日即至也。”
3．闽南地区自古以来海外交通贸易发达在宋元时期，闽南作为福建南部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进行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两宋时期，泉州、晋江、惠安等地的海外交通贸易非常发达，在不到300年内，包括现在惠安的白崎、白沙，石狮的蚶江、鲤城的后渚、乌屿在内的泉州港，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在北宋中期，其发展速度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第二次是在南宋初年，其发展速度已赶上广州，与广州并驾齐驱。第三次是在南宋末年，其发展速度已超过广州，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港口。至元代，包括惠安白沙、白崎在内的泉州港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与其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90多个，开辟了泉州港至占城、三佛齐、闍婆、渤泥、菲律宾、印度、兰无理、故临、阿拉伯、东非、朝鲜、日本等航线。明朝时期，包括惠安白崎、白沙、秀涂在内的泉州港虽然逐步从官方贸易变为私商贸易港，但对外往来还经历相当一段时期的繁荣与发展。
4．闽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以海为生，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奋斗不息闽南沿海在历史上作为福建南部的一个行政区，由于其土地贫瘠，海岸线长，老百姓大多以海为家，以海为生。据福建官府档案记载，明中州以后，福建贫
乏的自然资源已不足以供养人民，“闽地瘠民贫，生计半资于海，漳泉尤甚。故扬帆蔽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居，惟海是藉。”
而农民少有土地，农民生活极为困难。据史料记载：“郡（福建）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乎，而徭
的僧田、寺院用地又占去了许多可耕之地。时“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之最，而福建又以泉州为最，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
外，由于气候的原因，自然灾害频繁，许多年份出现春夏不雨、田圻龟文、野草自焚，人民饥饿辗转于沟壑，流殍乞丐于道旁，有父子不相顾矣，有妻离子散矣。面对着贫瘠的土地、变幻莫测的自然灾害，沿海一带的渔民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蓝色的海洋。深海捕捞、远洋运输、近海养殖，战狂风、斗恶浪，以海为生，成为闽南渔区人民世世代代奋斗不息的历史画卷与现实写照。
（二）研究和探讨闽南文化的现实意义文明是无疆界的，但文化却存在着社会差异、地域差异。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闽南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但是，建设闽南文化，要结合区情、民情、地理、历史、人文、伦理等等，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和区域特色的闽南文化。在当前，深入探讨和研究闽
南文化，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现实意义。
1．深入研究和探讨闽南文化，能够加深对中华文化丰富内容的认识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是民族性和区域性的统一，要深入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对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进入深入研究。在研究与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对各个区域性文化的研究。闽南文化是一种区域性文化，通过对闽南文化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能够加深对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认识，能够从整体与局部相统一中更全面、更具体、更科学的把握中华文化，更有利地发扬光大我们的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2．深入研究和探讨闽南文化，能够更加科学地揭示闽南文化的个性特征，建设具有闽南特色的区域文化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承认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绝不能抹煞闽南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与闽南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并非绝对排斥，中华文化的共性和闽南区域文化的个性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联系而存在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个性包含着共性。中华文化的各个区域，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决不同于西北草原文化，也不同于西南的山地文化。闽南文化是东南沿海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特点，深入研究和探讨其自身所蕴含的个性特征，例如
石雕艺术、民俗风情、服饰文化等，对建设有闽南特色的区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3．深入研究和探讨闽南文化，对进一步揭示闽南文化的多层内在蕴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闽南文化是由多因素构成的区域文化，其内在联系是多样性的统一，对其多层内在涵义的揭示，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其文化价值。闽南文化是一种由三种层次文化构成的同心圆文化。其最外层是物质文化，包括工商生产活动等物质基础，这是闽南文化物化现象的外在表现和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中层是制度文化，包括人际关系、礼仪习俗等社会规范，反映出闽南文化自身的特色。内层是精神文化，包括各种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是闽南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核心。可以说，物质文化是闽南文化的基础和表现形式；制度文化则是闽南文化的中坚；精神文化是闽南文化的灵魂，它既对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有辐射力和穿透力，又必然受到外层、中层文化的影响的制约，三者有机地结合，构成独具特色的闽南文化。
4．深入研究和探讨闽南文化，对促进海峡两岸的双向交流，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闽南地区地处海峡两岸交往的要冲地带，自古以来两岸交流频繁，两岸人们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相当一部分居民与台湾有亲缘关系。通过对闽南文化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形成、发展变化及其传播过程，探讨和研究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的相互联
系，增进海峡两岸的文化认同和经贸合作，增强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