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革性立法走向自治性立法—人大立法模式演进的思

如何认识和理解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视察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时指出：人民法院的本质是人民性，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是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人民法院的任何决策，制定的任何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要体现民意，反映民意，服务民意。

为什么人民法院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呢。

一、从党的性质及奋斗历程来看回顾88年来党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比较容易地得出一个结论：党的生命之躯实际上是牢牢扎根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一肥沃的土壤之上的。

从毛泽东时代倡导“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到改革开放后强调“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三个代表”，再到近两年一再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共产党人执政理念与时俱进，一直是围绕着人民性来展开的。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这是对党的人民性的经典概括。

党的这种人民性使她不断汲取营养，从而在带领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也不断给自己注入了活力，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外各种风险的考验和挑战。

其实，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口号上都打着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旗号，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其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仅仅代表着其所属阶层的利益。

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是党领导下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载体，是党通过司法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力量，是党通过司法途径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渠道。

因此，从司法体现党的整体意志以及党对司法工作绝对领导的纬度思考，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完善研究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

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逐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日趋完善。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为了有效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本文从人民代表大会的内涵出发，论述其发展概述，分析其存在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涵发展问题完善一、绪论（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

半个世纪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如今它已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引领人民进行实践探索的同时，善于从理论上探求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规律，并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未来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新境界。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如何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的形成和演变尚缺少系统的梳理。

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是以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为先导，所以，脱离了政治思想的发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解和实践就不会深入。

（二）文献综述1、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意义的研究对于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的重要意义，不同时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当前学者们主要是从扩大人民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及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认识的。

钟人平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重要的形式。

2024年立法法的品性演讲范文当我们谈论立法法的品性时，不禁让我想起法国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立法法品性的核心要义，即在民主法治社会中，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

那么，立法法的品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今天，我将就此展开阐述。

一、立法法的品性体现在其普适性和公正性上立法法作为一部规定国家立法原则和程序的法律，它的首要品性就是普适性和公正性。

普适性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谁，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公正性则要求立法过程公开透明，立法结果公平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合法权益。

只有这样，法律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尊重，从而真正发挥其治理国家的作用。

二、立法法的品性体现在其稳定性和连续性上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必须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

立法法的品性要求我们在制定和修改法律时，要充分考虑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保持法律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避免因法律频繁变动而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

三、立法法的品性体现在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上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立法法的品性还体现在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上。

开放性要求我们在制定法律时要充分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法律合作与交流，推动本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包容性则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要尊重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和意愿，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共识，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与协调。

四、立法法的品性体现在其前瞻性和创新性上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量，立法法必须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前瞻性要求我们在立法时要具有远见卓识，能够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和问题挑战，制定相应的法律措施加以应对。

创新性则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要敢于突破传统束缚和固有模式，勇于探索新的立法理念和方法手段，推动法律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㊀㊀２０２１年４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学㊀术㊀交㊀流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Ａｐｒ．，２０２１总第３２５期㊀第４期㊀㊀㊀㊀㊀㊀㊀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２５㊀Ｎｏ．４㊀法学研究①㊀为统一表述，若无特殊指明，本文所称 设区的市 特指‘立法法“修订以后首次获得地方立法权资格的２７３个 市 ，具体包括除４９个 较大的市 以外的２４０个设区的市㊁３０个自治州以及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㊁甘肃省嘉峪关市３个不设区的地级市㊂［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１８［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新时代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法规研究 （２０１８ＳＪＡ１６４３）［作者简介］段东升（１９８７ ），男，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网络法学㊁法社会学研究㊂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困境与进路段东升（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２３）［摘㊀要］赋予设区的市以立法权，不仅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下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实现 以良法促进发展㊁保障善治 的重要制度安排㊂地方立法权的扩容，为市域治理的法治化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不仅可以激发地方发展活力，促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而且可以有助于完善地方法制，提升国家整体法治水平㊂地方竞争格局下，市级立法尚存在着形式主义立法现象严重㊁立法权滥用问题突出以及立法的创制性表达不彰等问题㊂［关键词］市域治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中图分类号］Ｄ９０㊀［文献标志码］Ａ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６８－１０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赋予设区的市以立法权 以来，设区的市①立法权问题成为立法学界和立法工作部门关注的重点㊂特别是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订以来，围绕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讨论热度始终不减㊂㊃８６㊃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困境与进路本文从五年来设区的市立法工作入手，试图就学者们和实务工作者们共同关注的市级立法权限㊁立法越权㊁立法重复等共通性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思路，以期为设区的市立法工作的发展与完善略尽绵薄之力㊂㊀㊀一㊁功能定位：市域治理法治化的合法性根基修正后的‘立法法“普遍赋予了设区的市取得地方立法权的资格，自此市级立法机关成为我国立法体制中的一个独立层级，这种重大立法修正无疑是我国央地立法权限划分的巨大变革㊂‘立法法“放弃了适用多年的 较大的市 概念，转而采用 设区的市 概念，从而在制度层面解决了过去 较大的市 享有立法权而普通设区的市不享有立法权的权力配置不平等的难题，最终实现了市级立法权的平等配置㊂［１］从规范功能来看，授予所有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它为激发地区发展活力，促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丰富地方立法素材，乃至完善地方法制，带动国家法治水平整体提升提供了一大契机㊂具体来说，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主要具有以下功能性优势：（一）满足地方因地制宜需要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可以满足地方治理因地制宜的需要㊂中央立法系最高立法机关做出的统一制度安排，难以全面照顾到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因此部分立法决策难免存在 一刀切 式的局限，不能有效应对地区差异所带来的执法困难㊂与省级地方立法权可以有效缓解省与省之间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㊁不充分所引发的法治差异化相比，市级地方立法权可以进一步破解省域内部各地发展所面临的特殊治理难题㊂设区的市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可就中央立法做出变通性规定，使法律的施行能够贴近民众生活和地方实际㊂［２］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可以充分调动市级立法机关的积极性㊂‘立法法“修改后，全体设区的市均被赋予了地方立法权，这不仅有助于化解经济发展 超前 与法制保障欠缺的难题，还有利于缓解地方立法权与事权之间的张力㊂（二）提升国家整体法治水平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是实现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法治水平㊂第一，地方立法权有助于约束地方政府依法改革㊁依法行政，规避地方治理和改革中潜在的 反法制 制度风险㊂地方立法权扩容后，设区的市还可将地方独特的改革发展智慧上升为地方性法律文件，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写下更为翔实的注解㊂第二，有助于落实 以人为本 的法治思想㊂［３］设区的市启动的立法项目直接涉及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往往是本地民众最为关心的事项㊂因此设区的市在开展立法活动时，应尊重民众正当的法权要求，引导民众有序参与，增强立法的民意基㊃９６㊃学术交流㊀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础，树立法律的权威㊂第三，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㊂㊀㊀二㊁实践诊断：地方竞争格局下的市级立法‘立法法“修正后，各省㊁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大力推进设区的市立法工作，各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也积极开展筹备工作，探索创新地方立法工作体制，增设相应立法专门机构，积极引进立法人才，完善立法工作程序㊂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奋斗，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㊂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除西藏那曲市外全国共有２７２个设区的市得到了省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确权，首次获得了地方立法权，并相继开展了地方立法工作㊂自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２０年２月，设区的市共制定地方性法规１３７５件，其中２０１５年４件㊁２０１６年２７９件㊁２０１７年３１８件㊁２０１８年３５３件㊁２０１９年４１１件㊁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件㊂以２０１６年制定数量为基准，可知四年里设区的市立法文件数量年均增长幅度高达１３．４％㊂［４］这些数据显示，五年来设区的市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在丰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引领和推动地方治理和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㊂［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设区的市立法工作起步较晚㊁基础较为薄弱，在立法理念以及工作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㊂具体来说，设区的市的立法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片面追求立法政绩造成地方立法呈现出高度同质性地方立法权的松绑，使得设区的市积压多年的立法冲动终于得到释放㊂以江苏省Ｈ市为例，该市自２０１６年取得地方立法权之后就立即开展立法工作，当年就确定了３个正式立法项目和４个调研项目㊂在这种立法氛围的影响下，各设区的市纷纷启动立法工作，争做地方立法工作标兵㊂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所有设区的市中以山东省的潍坊市和安徽省的蚌埠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最多，分别是１８件（其中有效１１件㊁修改６件㊁尚未生效１件）与１７件（其中有效１２件㊁修改４件㊁尚未生效１件），平均一年３．５件，每个立法文件出台的时间仅为３．４个月㊂但当我们将视角转向立法工作的具体流程时会发现，设区的市立法机关对于立法项目的确立缺乏整体性的科学规划，景观式立法现象十分严重㊂［６］为了追求立法政绩，部分设区的市在立法项目的选择上，缺乏充分的必要性论证和实证调研，致使立法项目的同质性特征十分突出，形式主义的立法趋向明显㊂以潍坊市和蚌埠市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为例，１３个文件中有８个高度重合，项目重复率高达６２．３％㊂片面追求立法政绩，轻视地方立法实际的景观式立法，严重违背立法这种特殊法律活动的特性以及立法程序内在的约束性特征；而且因为缺乏问题导向㊁忽视总结地方立法需要，势必难以有效回应地方治理难题㊂㊃０７㊃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困境与进路（二）地方扩权冲动诱使市级立法活动蕴含权力滥用隐忧通过对全国人大网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发布的１３７５件市级地方性法规进行事项分析发现，部分立法事项明显超过了‘立法法“第７２条第２款规定权限范围，实有立法权滥用之嫌㊂经统计，在法定立法事项之外进行立法的占据法规总量的一半以上，大致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立法项目明显超出法定立法权限㊂这种情形比例不大㊂第二，立法项目虽未完全脱离法定立法权限，但处于一种似是而非㊁模棱两可的状态㊂这种情形占比较高，其内容往往与政府承担的经济㊁文化以及社会管理等职能相关，难以对其作较为明确的归类㊂第三，一些看似未超出法定事项范围，但其实体内容以及具体规则中 掺杂大量私货 ㊂这种情形的比例最高，难以一一罗列作内容比对㊂从类型上看，市级立法机关对于立法权的滥用大致可以分为越权立法与立法抵触两种㊂越权立法是指立法主体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权限制定法律规范的行为㊂［７］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越权立法主要表现为市级立法机关确定的立法项目既不在法定事项之内也无上位法作为制定依据㊂［８］立法抵触是指就同一事项不同层级法律规范均作出了规定，但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的一种状态㊂对于设区的市来说，立法抵触就是其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违反了宪法㊁法律㊁行政法规以及省级地方性法规㊂在立法实践中，市级法律文件抵触的对象主要是‘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以及‘行政许可法“中处罚㊁强制以及许可事项㊂上述行为若不及时加以矫正和克服，不仅会浪费有限立法资源［９］，引发与赋权目的相悖之功能异化风险［１０］，甚至还将产生地方立法割据危害国家法制统一的可怕后果㊂（三）消极循旧的立法倾向限制了地方立法的创制性表达通过对数量呈几何倍增长的市级地方性法规内容进行比对发现，部分市级立法文件存在着严重的内容重复问题㊂为了规避立法工作中可能发生的越权立法风险，不少市级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偏向于采取依附上位法重复式立法模式［１１］，即在起草法律文件时多照抄中央和省级立法，以提高立法效率节省立法时间，致使地方立法工作甚至一度出现小法抄大法㊁后法抄前法的现象泛滥㊂［１２］有的学者曾对浙江省７个设区的市出台的市容环卫立法进行分析，发现‘立法法“修正前出台的２部管理条例重复上位法的比例为１８．５％；‘立法法“修正后出台的５部管理条例重复上位法的平均值高达２５％，其中总则部分重复比为４０％㊁行为规范为１９％㊁保障和监督为１８％㊁附则部分为９％㊂［１３］据此可知，在地方立法权扩容的背景下，立法重复问题不仅未得到有效的纠正和控制，反而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㊂然而，与激进的越权立法相比，一直广泛存在的地方立法重复问题始终未受到地方立法部门应有的关注㊂［１４］重复式立法比例的上扬，意味着市级地方性法规 独立型创制 的不足，地方的独特性优势以及民众的正当法权要求未能得到应有的回应和制㊃１７㊃学术交流㊀２０２１年第４期度化表达㊂地方立法的生命力根植于本地区的地情㊁民情，用以应对本地之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相反，依附于国家和省级法律法规的市级重复立法，不仅不能有效回应地方差异化发展的诉求，而且因针对性的匮乏，其操作性和实际功用必将大大削弱㊂㊀㊀三㊁追本溯源：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徘徊的地方立法（一）地方立法的仓促启动掩盖了筹备工作准备不足为预防设区的市因立法准备不充分却仓促启动立法工作可能引发立法质量下降危害国家法制统一的风险，全国人大在‘立法法“第７２条第４款中预先作出制度安排，将实质启动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 阀门 交由省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来掌控，要求设区的市在实际取得地方立法权之前应做好相应的筹备工作，并以此作为其实际开展立法工作的前提㊂这是因为对于所有首次被赋权的设区的市而言，具体承接此项权力尚面临一些体制㊁机制障碍，比如长期欠缺立法经验㊁机构设置不健全㊁立法队伍薄弱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也不充分等㊂从五年来各省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确定设区的市开始立法的实践来看，确权工作并不符合‘立法法“ 有步骤㊁分时间 以及积极稳妥推进的进度要求，反而呈现出蜂拥确权㊁确权未有效分批的特点㊂依照‘立法法“第７２条第４款的要求，设区的市应积极开展立法筹备工作，健全立法体制，提升立法能力；对应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也应扎实推进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工作，标准不能降低，底线不能突破，坚持 成熟一个㊁确定一个 ，做到既积极又稳妥㊂［１５］但从数据来看，省级人大常委会开展的立法确权工作反而呈现出蜂拥确权特点㊂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全国２７个省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均已作出 确定开始立法决定 ，共有２７２个设区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确权㊂同时，相应数据显示确权工作也未践行有效分批的要求，山西㊁内蒙古㊁辽宁等１１个省㊁自治区实行一次性批准，共批准了１０２个设区的市，其余１６个省㊁自治区虽然实行分批放开，但第一批批准的数量也高达９１个㊂各省㊁自治区确定设区的市开始立法的具体步骤和时间 阀门 的全面失守，意味着新‘立法法“约束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五道防线 中 全面赋权㊁稳步推进 的第一道防线轰然洞开㊂［１６］立法筹备工作考核的放松，将引发一系列的不利后果：第一，大批量准备不足的设区的市都实际取得了立法权㊂这是诱发立法形式主义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㊂第二，大量设区的市立法能力建设不足㊂这是导致立法文件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㊂第三，给省级人大常委会对于设区的市出台的地方性法规的批准㊁备案以及审查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㊂［１７］（二）权限规定不明为地方立法权不当行使埋下隐患‘立法法“对于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规定的不明确是导致市级立法机关越权立法的㊃２７㊃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困境与进路重要原因㊂为了防止立法主体扩容可能带来的立法越权等问题，‘立法法“在对设区的市进行普惠性授权的同时，改变了以往对市级立法权限不作限制的制度安排，采用明文列举式的赋权模式，即 三大事项＋等 ，将其限定为 城乡建设与管理㊁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事项 ㊂其本意是为了给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时提供明确性指引，从而预先防控和降低因立法主体数量激增而可能导致的立法失范风险以及法律抵触的几率㊂但从语义结构来看，‘立法法“对立法事项的规定是一种极易引发解释适用分歧的概括模糊性表达，难以对 三大事项 与 等 的具体含义加以阐明，这就给设区的市越权立法留下了空间㊂第一，仅就 三大事项 而言，相较于含义相对明确的 环境保护 和 历史文化保护 ， 城乡建设与管理 的理解与界定因解释主体立场的不同而具有天壤之别，成为理论界与立法工作者论证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宽狭的主要焦点㊂［１８］目前，持广义解释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㊂［１９］对此，亦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从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对 城乡建设与管理 作狭义解释㊂［２０］第二，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 等 字解释的争论十分热烈，尚未达成一致意见㊂相较而言，目前 等内等 观点成为主流意见㊂［２１］对此少数持 等外等 观点的学者立足设区的市立法实践，对 等内等 提出质疑，并提出可从以下方面对 等 字的限缩性解释作出突围：一是 等外等 ，但事项应与前三项范围性质类同㊂二是对其作 法律另有规定来理解 ㊂三是在‘立法法“第８条之外确定一个绝对排除范围，非排除范围均认可为可立法事项㊂［２２］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不清，不仅易为市级立法机关越权立法等权力滥用行为 背书 ，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因 法出多门 所引发的法律规则体系内部冲突与矛盾的几率㊂因此在实际的立法工作中，一旦遇到难以准确把握的立法项目，市级立法机关往往会采取以下措施来 规避 越权立法的法律风险：第一，遵循先例，即检视其他市级立法机关有无启动开展乃至通过此类立法项目；第二，向上级立法机关请示；第三，援引部分 权威 人士的指导性意见，比如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以及主要领导人的讲话等㊂但是上述看似能为设区的市立法工作提供适当指引的 保险 做法，多是一些基于长期立法工作经验的总结，均不具有法律效力，难以作为设区的市开展立法工作的 法定 依据㊂（三）立法机制缺位制约地方立法能力影响立法质量优质的地方立法，首先要反映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回应地方差异化发展诉求和民众正当法权要求；其次应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最后还应具有适当的前瞻性，从而为新时代新形势下地方发展中新问题提供法治化的解决路径㊂这就要求立法者拥有很高的立法能力，能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以抽象概括从而给未来形势发展作出恰当规则指引㊂可见，立法能力是决定地方立法质量的关键性㊃３７㊃学术交流㊀２０２１年第４期因素，是地方立法机关有效行使立法权，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和操作性，优化立法质量的前提和保证㊂但立法能力并非一个空泛概念，它以立法机制作为重要支撑，涵盖立法主体组织配置㊁人才配备以及相应制度保障等诸多方面㊂通过对地方立法机制进行考察发现，许多新获赋权的市级立法机关普遍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㊁立法队伍薄弱以及立法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㊂［２３］第一，从内部组织的设置来看，市级立法机关内部并无统一的㊁规范的专门立法机构㊂第二，从工作人员的构成来看，专业人才匮乏㊁明显欠缺立法经验㊂［２４］立法机制的缺位所引发的立法能力不足，致使市级立法机关难以承担地方立法工作的重担，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反而借机成为相关立法项目的引领者，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性地位被架空，严重影响了地方立法的合法性和权威性㊂这种立法机制缺位所导致的立法偏差，是诱发地方立法部门化㊁部门立法利益化等问题的主要原因㊂㊀㊀四㊁革新路径：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积极稳妥举措（一）细化立法程序，规范立法过程，提升地方立法的科学性设区的市立法机关在启动立法工作时，应妥善处理自身立法能力不足与地方迫切立法需要之间的矛盾，立足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科学编制立法规划确定立法计划合理选择立法项目，实现落实中央和上级要求㊁满足群众正当诉求以及回应地方治理现实需要的有机统一，进而制定出一大批富有地方特色㊁具有独特地方风貌的地方性法规㊂设区的市在编制立法规划时应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自觉将立法规划与中央决策相协调，深刻总结地方发展的实践经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机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服务大局与地方差异化发展并举㊂设区的市在确定立法计划时应坚持问题导向，对立法规划中所列的重大立法任务进行合理排序，切忌四面出击，集中有限的立法资源推进地方立法工作有序进行㊂立法计划是立法机关开展具体立法工作的 时间表 ，是落实地方立法规划以及开展地方具体立法项目的重要环节㊂立法计划的确定要充分考虑以下问题：首先，从地方立法权的功能定位出发，对立法规划所梳理的立法任务进行区分㊂其次，对区分后处于市级立法权限之内的立法任务㊁立法机关应根据中央和上级部门的部署㊁地方治理的迫切程度以及民众的法权要求等因素予以排序，切勿不分轻重缓急同时上马㊂最后，对于确有立法必要且立法时机成熟的立法任务应纳入立法计划，以为后期立法项目的选择提供依据㊂立法计划确定后，设区的市立法机关应当立足本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立法项目㊂为了破解立法实践中存在的立法项目重复㊁地区特色不彰等问题，在今后立法项目的选择上，设区的市首先要转变立项思路，从以往贪大求全㊁华而不实向精细㊃４７㊃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困境与进路化立法转变；［２５］其次，尽可能选择一些切口小㊁易操作的立法项目以突出地方特色，发挥地方立法查缺补漏的功能性优势；最后，立法项目一经选定，就应当严格按照规划㊁计划执行，严禁将一些论证不充分的立法项目突击 插队 ，破坏立法工作的正常节奏㊂（二）恪守法定立法权限，构建功能有机统一的法律控制体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就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做出立法解释前，在地方立法权限扩容的初期本着积极稳妥的态度，应对市级立法权限作严格解释㊂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立法并非应对地方治理难题的万能良策㊂［２６］其次，对市级立法权限作严格解释可以有效缓解省市两级地方立法权之间的张力，降低法律体系内部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几率㊂最后，在全面依法治国和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的背景下，恪守法定立法权限还可以抑制市级立法机关的立法冲动，预防因行政权扩张可能引发的公民权利受损等法律风险㊂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建议以肯定列举兼以否定排除的方式来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作出明确规定，以寻求 保障立法权的统一性和维护地方立法的多样性之间的黄金分割点 ［２７］㊂从肯定列举的角度来说，是指对 三大事项 作具体列举以明确其范围，排除因相应法律概念含义不清所导致的解释分歧，大体包括：第一，城乡建设与管理，涵盖城乡规划㊁房地产开发㊁征地拆迁补偿等；第二，环境保护方面，涵盖大气㊁水㊁海洋㊁土地等；第三，历史文化方面，涵盖文物保护㊁历史文化遗址㊁历史文化遗迹等㊂［２８］从否定排除的角度来说，市级地方立法权绝对不能涉及以下领域：第一，‘立法法“第８条规定的 国家专属立法权 ；第二，涉及政治和宪法等重大议题；第三，跨区性的社会管理㊁经济管理类等事项；第四，其他不宜由市级地方性法规规定之事项㊂［２９］当然，对于设区的市越权立法等乱象的约束，不能仅寄希望于事前的立法权限限定，还应加强事中的法律批准和事后的备案与审查㊂首先，‘立法法“第７２条第２款规定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级人大常委会经合法性审查批准后方能生效㊂其次，为了应对因立法主体扩容而 法出多门 可能导致的立法抵触与冲突，‘立法法“第９８条规定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应在公布后３０日内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㊂最后，对于经审查确实构成立法抵触的市级地方性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㊂这样就形成了集事先权限限定㊁事中批准以及事后备案审查为一体，确保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之 适应地方立法需要 与 维护法制的统一 功能有机统一的法律控制体系㊂（三）健全立法体制，强化立法机关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地位在地方立法工作中，应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性作用，这不仅是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应然体现，也是加强和改进我国立法工作，提升立法质量，全面推进依㊃５７㊃。

二十世纪中国法制文明的演进童光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J．Toynee)在《历史研究》中论证道：“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在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就要来临之际，我们回顾百年中国法制，总结其经验教训，探求其发展规律，是为了更好地建设21世纪中国的法治文明。

一、二十世纪中国法制文明演进的曲折历程20世纪中国法制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跌宕起伏的过程，遭遇过失败与顿挫，希望与幻灭，但由于它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适应中国民心之所向，因而不可阻挡地由传统法律而迈向法制现代化。

(一)20世纪初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末立宪修律与司法改革，标志着中国法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所谓立宪修律就是清末统治者假立宪法并仿照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制定法典的活动。

清末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对内想欺骗民众，稳定其统治秩序，对外欲收回治外法权，维护国家的主权，不得不导演了“立宪骗局”，同时开始修律活动。

1902年沈家本和伍廷芳奉命修订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修律工作进展很快。

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但因部院督抚大臣的反对，未施行；1907年，奏进《大清新刑律草案》，遭到“礼教派”的激烈阻挠，几经曲折，1910年颁行；1907年还奏进了《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行)和《违警律草案》，同时着手制定《大清民律》；1908年着手制定《大清商律草案》，次年奏进，1910年颁行；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

与此同时，清末还进行了司法改革，所谓司法改革就是清末按照近代资产阶级司法原则改革传统的司法制度。

首先根据《法院编制法》将传统的“三法司”更改为近代的司法机构，积极营建审判独立的司法制度，明确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建立了回避、辩护、证据、独立与公开审判等制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末修律活动所制颁的法律实际上并未得到实施，甚至还没来得及颁行，司法改革也随之宣告流产。

人大立法３０年：成绩、回顾与展望作者：朱恒顺来源：《人大研究》2009年第04期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方针。

自此，立法工作努力与改革发展相适应，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验和党的政策用法律肯定下来，以巩固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成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截至2008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为“全国人大”，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504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800余件，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了2万余件政府规章，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

毫无疑问，由我国立法体制所决定，人大立法在我国的立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在这其中又居于绝对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

本文将主要以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论述，兼及部分地方人大立法。

一、人大30年立法的基本成就自1979年以来，至2008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法律504件，包括1982年宪法，4件宪法修正案，316件法律，11件法律解释，172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按照通行的分类方法和统计口径，目前，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3件，加之1979年前制定的法律，现行有效法律共231件。

人大30年立法过程中先后通过了法律316件，这其中有许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比如1982年宪法和1989年行政诉讼法、1996年行政处罚法等，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可以作为人大立法30年辉煌成绩的代表。

关于我国法治体系建设的理论思考王寿林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法律制度、法律运行、法律实现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实践体系。

从结构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国家法治体系、党内法治体系、军事法治体系；从内容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

国家法治体系、党内法治体系、军事法治体系三者具有目标的一致性、位阶的层次性、成效的相关性、作用的能动性，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三大支柱。

关键词：我国法治体系建设理论思考作者王寿林，男，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天津3000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心任务升级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法律制度、法律运行、法律实现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实践体系。

从结构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国家法治体系、党内法治体系、军事法治体系；从内容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

一、构建国家法治体系国家法治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在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文明的法律机构、素质优良的法律专业队伍的基础上，由法律制度、法律运行、法律实现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实践体系，也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功能综合、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

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不同，法律体系是法律的规范体系，法治体系则是法律的运行体系。

因此，法治体系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常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等诸多环节。

①①参见江必新：《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光明日报》2014年11月10o41观察与思考2019年第11期国家法律规范体系。

法律规范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结构和层次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前提，就是完善法律规范体系。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5篇范文）第一篇：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1.夏商两代的立法，属于早期习惯法的确认与改造阶段，以源于夏商两个部族的传统习俗与伦理规范所构成的早期习惯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其中包含礼与刑两方面的法律内容。

同时夏商两代又属于中国早期的神权法时代，司法制度具有鲜明的天讨、天罚、神判的特色。

“有夏服天命”、“致孝于鬼神”。

夏代政权从一建立时起，便宣称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对于那些违背“天命”者，自然要“恭行天之罚”。

商代的建立也以“受命于天”而自居。

“有殷受天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方将，帝立子生商”。

夏代宣扬“受命于天”、“奉天伐罪”，所崇尚的“天”及“天命”仅处于一种自然神阶段。

商代则将“天”及“天命”人格化为形象的“帝”或“上帝”，并与祖先一起奉为神灵祭祀崇拜。

因此，商代已由简单的自然神崇拜发展成为与祖先神崇拜相结合，由单纯宣扬“天罚”进而发展到与占卜巫术相结合的“神判”。

2.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夏商时期的天命思想和神权观念，继续宣称自己“受天明命”，继续打出“恭行天之罚”的旗帜。

周人通过总结汲取夏商两代颠覆的历史教训，对“天命”有了新的认识和解释。

他们不再盲目的迷信“天命”了，而是在“敬事上帝”的同时，提出了“不可不敬德”的要求。

于是西周统治者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认识出发，将“天命”与“民意”、德礼与刑罚紧密联系在一起，确立“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指导思想，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制原则。

3.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与激烈变革，形成了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代表的法律思想和法制主张。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提出“礼治”、“德治”、“人治”的思想。

孟子把孔子的“仁政”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提倡“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提出“自然”、“无为”的思想。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法律思想，明确提出了“帝王之德，以天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的绝对“无为”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