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拒证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如何提高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率[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证人如实作证，不仅是司法机关迅速准确弄清案件，公正裁决的需要，而且也是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依法保护自己和他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因此，证人作证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证人拒绝作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一大问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人；出庭率一、证人作证的现状目前我国证人作证的现状令人担忧，据有关报道：上海市黄浦区法院近年来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仅有5％，而在民事诉讼法中，证人的出庭率也仅有10％，有35％的证人拒绝作证，其余证人仅愿提供书面证言。

而与此同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70条却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除去“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外，其他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可见，我国法律显然是排斥证人拒绝作证的。

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差异之巨大告诉我们：我国现行的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无论是民诉法还是刑诉法，都只是简单地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照此逻辑，在我国，证人之所以出庭仅仅是因为他(她)知道案情，并有作证的义务，即我国法律只是规定了证人的资格义务问题，关于证人的权利及其保护问题几乎投有涉及，仅可从《刑诉法》第49条，《刑法》第307条，第308条得到一丝的慰藉。

事实已经很清楚：①我国法律关于让证人作证的规定过于笼统，内容极不完善，操作性不强；②规定仅是片面地强调义务，缺乏权利保障；③保障措施重事后救济轻事中的保护手段；④没有证人拒证制度的规定，落后于世界潮流。

二、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分析从笔者掌握的有关资料来分析，在民事诉讼法中，证人拒绝作证大体可以分作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一部分的证人缺乏社会责任感，认为事不关己，觉得出庭作证费时费力。

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权之初探摘要民事证人作为一般民事纠纷的见证人，他们出庭作证有利于提高案件的解决的效率，但是作为证人，他们的权利也受宪法的保护，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是没有法理依据的。

惟有重视证人的自由和权利，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尊重作证证人的劳动，保障他们的劳动所得极其人身安全，才能真正体现证人作证的价值和司法公正关键词民事诉讼证人作证权人权保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义务从何而来？民事法律关系属于私法范畴，强调当事人自治。

西方有句法谚：“不因诉讼而影响他人生活的安宁”。

别人的纠纷与案外人有什么关系呢？也许绝大多数学者会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论证证人有作证义务的理论依据。

诚然证人作证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价值是毫无争议的，证人可以直接面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接受询问和陈述自己所知晓的案件情况，使事实真相大白，有利于法官断案，提高诉讼效率。

如果自愿作证，并且如实陈述自己所知的事实，那么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说，诉讼正义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证人并非情愿或者有作伪证之嫌时，我们的司法公证如何保障？证人的自由如何体现呢？此时的价值取向又落脚何处？等等一些问题就值得我们商榷了。

笔者将对证人作证权作一个全新的构建，并试图对其可操作性作尝试性论述。

一、对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批判有些学者认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拒不履行义务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且认为“我国证据规则应该明确规定证人必须以言词方式在法庭作证。

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可适用罚款、拘传等强制措施”。

①他们认为西方多数国家都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如美国、英国以及德国等。

我们认为在我国不应该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理由如下：（一）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不利于对证人人权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作证规则的建构「内容摘要」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均有证人拒绝作证规则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中对此没有涉及。

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虑，我国也应设立该规则。

本文从外国立法概况、该规则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及我国如何建构这一规则三方面进行了论述，希望能对我国证据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证人，伦理，自陷其罪，拒绝作证权证人拒绝作证规则是大陆法系的一种传统的证据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作证资格的人因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的权利，从而可以依法不向法庭作证。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通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他们把其称为特权（privilege）。

这种规则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

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

” 这一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某种重要的社会利益或社会关系。

即当追究犯罪与某种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从社会整体利益考虑牺牲较小的利益（追诉犯罪），保护较大的利益（一般表现为某种信任关系或国家利益），从而赋予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

证人拒证规则有利于人权的保护，有利于平衡刑事诉讼中的各方的利益关系，具有内在合理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因而在英、美、法、德、意、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盛行。

一、证人拒证规则的理论基础在两大法系的立法中之所以都有证人据证规则的相关规定，是因为这一规则有其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与理论基础。

（一）“亲亲相隐”的传统是证人拒证规则存在的历史根源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都反对子告父罪，而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

我国古代的封建制法中，同样有“亲亲相容隐”的规定，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而且从汉朝到清朝，容隐制的范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乃至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律中仍有这种规定。

如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近亲属得拒绝证言，其自愿作证者不得令具结，司法官不得询问恐证言有害亲属而不愿证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