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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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时代 ·213·智库理论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从译介学视角看中国时代变迁郑方方(新疆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摘要:文化承载着民族发展的血脉,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强劲发展,中国文化愈发为世界所瞩目。
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应在练好内功的同时,加大优秀文化产品的出口,扩大传播途径,进一步增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
文学作品外译也伴随着我国的发展和变化,成为宣传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
回顾中国近几十年的翻译历程,可以说翻译已经与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紧密的结合,翻译界以改革开放为基础,不断加强翻译力度,使我国翻译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发现和了解中国文化蕴涵的魅力。
关键词:翻译世界;翻译中国;译介学;时代变迁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609(2020)14-0213-002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我国近些年来发展的主要战略,对于提升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不仅包含着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素养,同时也是文化面向世界的核心要素。
以翻译为手段,可以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中国文化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我国翻译史经历了多次发展变化,完美体现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史。
翻译使中国文化成功跨越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
一、中西翻译史概述有文字记载的西方翻译史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的。
如果说中国的翻译史是精雕细琢,那么西方的翻译史就是互相融合,交相呼应的画面。
在对西方国家的翻译史进行分析后发现,西方文明的发展主要就是因为翻译工作者的努力。
从古代罗马到目前的联合国组织,各国均是通过翻译实现了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密切沟通和交流。
《西方翻译简史》和《中西翻译简史》两本书对翻译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读者通过此书可以对人类翻译发展历史有清晰的了解。
在对中西方翻译史进行比较和分析后发现,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和差异性。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现状研究作者:刘颖蒙苑宁来源:《参花(下)》2017年第09期摘要: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以文学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也需要不断增强,具有中国特点的优秀文学作品不断出现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如何将中国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推介到国际文坛,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是一个值得专家、学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文学作品外译译介一、中国政府推介的文学作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非常重视中国文学、文化作品外译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组织了一批国内外的翻译家,以《中国文学》杂志为主要媒介,翻译了大批中国文学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编杨宪益提出了出版“熊猫丛书”的想法,并最终付诸实践。
“熊猫丛书”主要翻译、出版了中国各个时期优秀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英文和法文译作,还有少量的德文和日语作品。
2009年,外文局决定将这套丛书重新整合出版,选取了4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出版。
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另外一项大工程就是1995年启动的“大中华文库”。
这套书籍包括各种典籍51种,共92册,涉及作品的时间跨度为先秦至近代,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内容。
《中国文学》、“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的翻译和出版,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翻译队伍中包括了中国一流的翻译家,如杨宪益、傅雷、戴乃迭和杨绛等,国内的出版社如外文出版社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这些作品的传播效果却不太理想。
求其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文学处于世界文学空间的边缘,对政治的依赖程度高,外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对政治价值的判断高于文学审美,没有考虑到其他国家及其受众的阅读习惯和心理。
同时,由于时间压力和翻译人才有限,很多作品的翻译质量没有过关。
这些作品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遭遇了重创。
二、国外汉学家译介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以及电影、电视媒体的不断普及,很多具有极高中国特色和文学造诣的作品被搬上了银幕,西方读者已经接触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中的“林译”现象一、晚清译界的“林译”现象林纾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富有戏剧色彩的人物。
他不通外语,而翻译外国小说百十余部,《黑奴吁天录》等译作,不“信”而“达”且“雅”,堪称“美而不忠”的译林典范。
林译小说与原文出入甚大,其中的“不忠”之处,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随意改变文学形式,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二是“任意删节原文”;三是常常“增补原作”。
林纾对原著的“不忠”,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外语言的暌隔,或是理解能力所限,而是出于明知故犯,有意为之。
钱钟书发现,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境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
林译小说尽管漏译误译随处皆是,然而,它们使对于欧美世界知识浅陋的中国人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第一次真切地了解了他们家庭和社会的内部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不仅赢得了清末民初广大市民读者的青睐,甚至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学革命健将也多受馈于其中所传递的西方人文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译小说恰恰由于其中最具特色的那部分“讹误”成分,多少因此能免于岁月的淘汰,令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多年后重新翻读依然觉得“没有丧失吸引力”,值得“重温”再三。
林纾译书的经历当然是个极端,但在晚清译界,却并非个案。
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精通外文,但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时,他只选择了“进化论”部分,彻底省略了“伦理学”的观照,不仅删削了赫胥黎对社会进化论背景下伦理衰微的担忧和对宗教拯救的冥想,还大肆渲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论的要义。
以唤醒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
此外,梁启超译《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等也是如此。
这些有意为之、为我所用造成的“误译”,成了晚清译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可以称之为“林译现象”。
从翻译目的论来看,受众是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而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
2552020年43期总第535期ENGLISH ON CAMPUS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的新契机及挑战文/张慧敏籍是中国古代有关科学技术的文献,包括古籍、档案、簿册、书简、碑刻、甲骨和金文”。
笔者认为将二者结合能更加全面地解释“科技典籍”的内涵。
同时,许明武对科技典籍10个文本分类主要基于《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该书中收录了先秦至1840年前具有代表性的541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
笔者认为还不够详尽,在此基础上,还可增加军事、建筑、手工制作等类别。
2. 科技典籍及其翻译的特点。
中国古代典籍存在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有多个流传版本,科技典籍也不例外。
如何在不同年代不同版本之间进行选择,傅斯年(2003)认为“翻译一本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本身有价值,是否在同类中算最好的”。
这里最好是指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科技典籍翻译作为典籍翻译的重要分支,同典籍翻译一样是一种“三跨”的传播活动,即跨语内、跨语际、跨文化。
方梦之(2011:122)提出“典籍英译是一个二度翻译的过程,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
首先是语内翻译: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典籍的古汉语的原文。
……第二个阶段语际翻译,即用现代英语完整、准确地表达古汉语,目的语是现代英语”。
由此得出,科技典籍翻译要经过从中国古汉语到中国现代汉语再到现代译入语三个步骤,这对译者语言功底和跨文化功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同时笔者认为,科技典籍翻译还有其特殊性,即第四跨“跨学科”的特点。
科技典籍和其他文化典籍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有着很强的专业性,涉及众多术语。
笔者认为,这是对科技典籍及其翻译进行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科技典籍外译统计分析。
为了了解科技典籍外译情况,基于中国知网,笔者对科技典籍过去20年,即2000年至2019年12月为止的研究情况作了简单统计分析。
以“科技典籍”为主题的文献数在2019年达到高峰,共有18篇文献。
中国科技典籍浩如烟海,笔者选取了科技典籍各分类中部分代表性的著作,以之为主题,对其截止到2019年12月为止的研究热度进行了简单的统计。
2023年7月第39卷㊀第4期外国语文(双月刊)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bimonthly)July,2023Vol.39㊀No.4收稿日期:2023-03-2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效能㊁影响与机制研究 (19XWW00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杨,女,长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翻译与文化研究㊁中韩比较文学研究㊂胡安江,男,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与文化研究㊁中译外研究㊂引用格式:王杨,胡安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J].外国语文,2023(4):32-42.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王杨1,2㊀胡安江3(1.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流动站,重庆㊀400031;2.长春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㊀130022;3.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重庆㊀400031)摘㊀要: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是近年来翻译学的前沿话题,其中翻译与传播的效果㊁功能㊁影响与机制等问题值得关注㊂本文立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理论和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的范式,尝试从多元视角考察译介模式和接受情况,探寻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传播历程㊁现状㊁特征㊁效能与机制等核心议题㊂总结分析在韩译介传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从国家层面统筹和重构对韩译介与传播机制等相关对策,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言献策㊂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韩国;译介与传播;效能与机制中图分类号:H315.9㊀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㊀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4-0032-110㊀引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是中国文学 走出去 发展战略的必经之路,它既是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一根主线,又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语语境中的译介与传播效果如何?如何统筹和重构对韩译介与传播机制?客观而论,中韩两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和专门研究,但主要聚焦在某一时间区间或者某一文学体裁的译介㊁接受与传播研究㊁译本研究㊁译者的主体性㊁翻译策略等研究领域,以及中国作家在韩语世界中的形象研究等个案探讨㊂具体而言,第一,以某一时间区间为线索,从宏观的视角来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㊁传播㊁接受与影响等,比如金惠俊(2001)分别从理论著作㊁小说㊁散文㊁诗歌与剧本方面对20世纪80㊁9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韩国的译介情况进行了综合述评㊂李嘉英(2012)全面梳理了2001 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研究的情况㊂孙志峰(2015)以出版年鉴中提供的韩国翻译出版数据为基础,主要分析2011 2013年中韩文学翻译的现状及展望㊂庄源和吴钵(2022)对2016 2020年期间中国文学作品进行了统计分析㊂第二,从微观角度出发对以某一类文学体裁为线索展开的研究,如王艳丽(2016)考察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在韩国的整体译介情况,吴彩霞和孟伟根(2021)探讨了中国戏剧在朝鲜㊁韩国的译介与研究的情况㊂第三,针对一些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译介的研究,如鲁迅㊁林语堂㊁莫言㊁余华等(江志全,2017;李慧兰,2013;张乃禹,2019)㊂也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韩译本展开的翻译学研究(金娥兰,2013;李莹,2022)以㊃23㊃㊀王杨㊀胡安江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㊀及针对知名翻译家如金光洲㊁丁来东等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活动的研究(金哲,2020;彭睿玢,2021)㊂综合来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译介与传播研究不仅范围广泛,且呈现出多元化发展递增趋势㊂但是很多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和解决,例如,基于整体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出版情况如何?接受情况和传播效果如何?呈现出怎样的译介与传播规律和模式?如何提升外译策略与传播机制的融合?上述问题在先行研究中虽都有所涉及,但是都没有从整体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出版㊁译介㊁传播与接受㊁影响与机制等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㊂本文将焦点锁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上,对1920 2022年期间在韩国出版发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统计,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深入的译介与传播研究㊂1㊀研究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㊁韩国riss㊁naver㊁Yes24等网站㊁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翻译索引 数据库和‘韩国出版年鉴“,经过人工查阅和筛选,获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的出版目录㊂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分类对比,得到初步数据㊂对于不确定的信息,安排课题组成员亲赴韩国各大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进行求证,以确保数据较为全面准确㊂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效能及机制研究等问题,本文主要利用中韩权威学术及图书网站收集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作在韩国排名㊁评论等信息,统计图书关注度及销售量并总结特征等㊂同时从相关联的著作㊁文集㊁研究论文以及译作的评论㊁序言㊁注释等副文本信息中分类总结译介及研究情况,再借助CiteSpace等软件来统计分析,并生成科学知识图谱和图表,以呈现研究热点的动态演化过程,且能直观地反映出主题研究的规模㊁广度和深度等㊂在图表的解读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探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与传播的真实面貌㊁传播效能以及影响与机制等核心议题㊂2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情况2.1翻译出版量及年度分布一般来说,出版数量能够直观地呈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情况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图1显示的是1920 2022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翻译出版的动态演化历程㊂由图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始于1920年,20世纪20年代,当时韩国最为重要的中国文学译介者梁白华最先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动向介绍到韩国,他在‘开辟“上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的文章,1929年,她又翻译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金惠俊,2001)㊂另外柳基石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㊁丁来东翻译了‘伤逝“‘孔乙己“‘故乡“等,在李光洙㊁梁柱东等这些作家和翻译家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译介正式进入起步阶段(1920 1949)㊂从出版量的曲线变化可看出: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和传播的萌芽期㊂后来由于受到 九㊃一八 事变和中日战争等影响,评介活动呈下降趋势,40年代颇为曲折,译介活动大致经历了低迷㊁复苏和发展三个阶段㊂ 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意识,两国关系进入了空白期,两国间的文学交流也遭遇了较大阻碍 (张敏,2022:61),译介及研究活动也基本进入了停滞阶段(1950 1979),直到20世纪60年代,全面低迷的状态开始逐渐改变,整个译介阶段又呈现出过于偏重某一位㊃33㊃㊀外国语文2023年第4期㊀作家的情况,比如鲁迅㊁林语堂㊁胡适等人的作品在韩国得到了较好的译介和传播㊂1980 2000年译介与传播趋于稳步增长态势,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不仅在数量而且在质量上都得到显著提升,且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㊂2000年以后开始迅速发展,特别是在2008年因北京奥运会等综合原因达到了一个高峰,尽管之后因韩国经济危机而稍微有些回落现象(王艳丽,2016),但从整体看,仍在继续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㊂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文化 走出去 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热情持续升温,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保持着迅速增长态势的同时,涉及的范围更广㊁内容更丰富㊁质量更好,译介进入了全面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㊂图1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出版量年度分布图2.2译介的选本类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经多次低谷和热潮,随着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国际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两国间的文学关系也受到了制约㊂通过对在韩国出版的中国文学目录的分类统计,根据年度数量的多少和在韩国译介作品中所占比例绘制了1920年至2022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类别统计表,如图2所示㊂被译介到韩国的作品类型琳琅满目,有小说㊁诗歌㊁戏剧㊁散文㊁传记㊁随笔等㊂其中小说的译介量占比最高,形成这种占比偏重的现象不仅是因为与其他文学类型相比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颇受译者和读者青睐,而且销售及利润都相当可观㊂其次散文㊁诗歌㊁儿童文学也颇具规模,而剧本㊁传记㊁绘画等其他类型体裁有限,译介量也不占优势㊂通过图3的信息可知,在韩国各文学类型中小说的译介题材主要可分为言情类㊁悬疑类㊁历史权谋类㊁志怪类㊁科幻类㊁武侠类㊁社会类㊁小说集㊁儿童小说类等㊂而散文的译介作品的题材偏重情感类和励志类,主要以爱情㊁亲情㊁友情为主线,阐发人生哲理和人间冷暖(庄源等,2022:170)㊂诗歌译介的聚焦对象主要是知名诗人及获奖诗人和诗派的作品,如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拜献“等;朦胧派代表诗人舒婷的‘致橡树“;自由体新诗的代表诗人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野火“‘透明的夜“;九叶诗人辛笛的‘辛笛诗选“和穆旦的‘穆旦诗“;现代诗人卞之琳的‘断章“等㊂剧本的译介种类主要以话剧为主,其中曹禺的‘雷雨“因其影响范围最为广泛,曾受韩国观众一致好评,所以金钟铉译本(韩国中央译报社,1989)等多个韩文版本也陆续被推出㊂其他方面的译介则主要包括绘画类㊁人物传记类㊁哲学类㊁漫画类等多种类型作品㊂㊃43㊃㊀王杨㊀胡安江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㊀图2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类别统计图表图3㊀在韩国各文学类型译介类别统计2.3译介原著者分析受韩国译者青睐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统计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韩国翻译家的选材倾向㊁影响力高低以及对该作家的认可度㊂图4共显示了10个较大模块,译介作品数量和综合影响力排名前10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依次是鲁迅㊁林语堂㊁琼瑶㊁莫言㊁金庸㊁余华㊁阎连科㊁巴金㊁郭沫若㊁苏童㊂通过对相关文献和出版目录进一步整理统计,综合考虑译介数量㊁韩国翻译家和读者的喜爱度,排名相对较低的依次为茅盾㊁老舍㊁曹文轩㊁曹禺㊁郑渊洁㊁胡适㊁戴厚英㊁张爱玲㊁梁羽生㊁三毛㊁常新港㊁北岛㊁舒婷㊁艾青㊁朱湘㊁冰心㊁顾城㊁余秋雨㊁郭敬明㊁臧克家等㊂另外,以最小的圆点模型呈现的是其译介数量最少且被翻译作品低于五部的作者,比如有傅雷㊁高行健㊁田汉㊁夏衍等400余人㊂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作品和研究论著在韩国的译介经久不衰,尤其是其小说在韩国现当代小说翻译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彷徨“‘呐喊“‘故事新编“等作品被多次翻译出版㊂事实上,其散文的韩译也比较突出,最早的散文集翻译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了90年代以后呈现爆发式增㊃53㊃㊀外国语文2023年第4期㊀长,直到2001年‘坟“的翻译完成,标志着鲁迅的主要散文作品基本都在韩国翻译出版了(张敏,2022)㊂除此之外,李旭渊编译的‘朝花夕拾“㊁俞炳台翻译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花边文学“的译本,以及申荣福和刘世钟共译的鲁迅传记的第一本韩译本‘鲁迅传“都具有极大的开拓意义㊂特别是2010 2015年间在韩国陆续出版的‘鲁迅全集“20卷本涵盖了鲁迅小说㊁散文㊁杂文㊁书信㊁日记等全部作品㊂由此可见,鲁迅作品译介由小说扩展到散文诗及散文,再扩展到杂文和书信,译介数量多且种类丰富多样㊂另外,林语堂也是在韩国译介最多的现代作家之一㊂对于他的译介,大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起步期㊁50年代的停滞期和60至80年代的稳步发展期,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发展期㊂译介作品也由最初的小说扩展到散文㊁戏剧等类型,但是散文译介比重最大,特别是在20世纪已出版的近150本散文集中,林语堂的散文就占了一半,且以‘生活的艺术“命名的散文就达20余本(金惠俊,2001:148)㊂此外,还有随笔作品‘林语堂随笔集“等以及小说‘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等,其戏曲作品‘孔子与卫侯夫人“以及演讲文㊁纪行文㊁传记等多种类型作品也都被翻译到韩国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当代作品群体中,还有琼瑶㊁余华㊁金庸㊁莫言的小说译作也都深受韩国译者和读者喜爱㊂对于散文著作的翻译,韩国译者比较青睐的是巴金㊁茅盾㊁季羡林㊁傅雷㊁史铁生㊁余秋雨㊁余华㊁周国平㊁贾平凹等人,另外郭沫若的自传三部曲‘少年时代“‘学生时代“‘革命春秋“㊁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㊁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类作品均得到了广泛的译介和推广㊂在诗歌翻译方面,韩国译者比较倾向的作家主要有郭沫若㊁艾青㊁舒婷㊁北岛等人㊂在戏剧翻译方面,1946年作为中国戏剧译介与传播的先驱者金光洲翻译的曹禺的‘雷雨“在韩国影响比较大㊂另外还有郭沫若的‘王昭君“㊁田汉的‘田汉戏剧选“㊁夏衍的‘夏衍戏剧选“等知名剧作也得到了集中翻译与推广㊂在儿童文学韩译方面,深受韩国译者和读者喜欢的作家主要是郑渊洁和曹文轩,其次是常新港㊁张天翼㊁严文井等人的作品㊂自2010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跨入了高峰期㊂图4㊀在韩国受韩国译者青睐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统计图2.4译者分析图5能够清晰地展示出各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韩国主力译介者信息㊂值得重点说明的是1920 1930年代先后涌现的译介者如梁白华㊁李光洙㊁梁柱东㊁朴钟和㊁梁建植㊁丁来东等人中,梁白华㊃63㊃㊀王杨㊀胡安江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㊀是对中国文化关注最多㊁投入精力最大㊁翻译作品最多且最为重要的译介者(李晓虹等,2020)㊂同样为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丁来东,他通过作家介绍与作品选择相结合的方式发表的‘朱湘与中国诗坛“,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韩译的先河㊂作为译者㊁研究者与创作者身份的他,其翻译作品涉及的体裁广泛,与同时期其他译作相比,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彭睿玢,2021)㊂此外,丁来东还以批评家的身份同梁建植㊁李允宰㊁李东谷㊁梁明㊁柳基石㊁金光洲㊁金台俊㊁李陆史等人一道共同掀开了对鲁迅文学㊁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等的译介与批评的热潮㊂另外,当代韩国著名的曹禺剧作翻译家韩相德在戏剧译介方面的成就是不容小觑的㊂他于1996年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专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译介到韩国(陈白尘等,1996)㊂综合来看,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到韩国的众多译者中,有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如全秀贞等,也有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或研究员如李家源㊁朴宰雨等,还有业余译者如杨泰恩等,以及著名小说家如李文烈㊁郑飞石等㊂译者迥异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㊂图5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韩国译介者统计图表2.5研究热点分析本部分将主要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和时间轴图谱来呈现可视化的前沿动态和国内外研究趋势走向,进而考察普通读者的关注度和兴趣点,同时检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传播力和影响力㊂本文运用CiteSpace 软件绘制1920 2022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热点㊂首先数据来源选择中国知网,之后搜索的主题词为: 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 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 中国文学译介 和 中国文学传播 ,经过重复检索㊁人工阅读㊁筛选和整理,将282篇文献作为基础的研究对象,再绘制关键词的共现网络知识图谱,通过计算,共出现了330个关键词节点㊂再重新设置Pruning 参数,同时将Threshold 值设为3,经反复裁减后形成如图6所示的知识图谱㊂同时,表1总结了相关研究中出现频次在三次及以上的高频关键词㊂㊃73㊃㊀外国语文2023年第4期㊀图6㊀国内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表1㊀高频关键词表频次中心性关键词540.50译介410.41中国文学240.22文学译介140.04传播120.01接受110.13文学翻译90.10翻译70.05对外译介70.08莫言60.08文学传播50.00出版频次中心性关键词40.02文化传播30.00传播路径30.01周作人30.00国际传播30.01对外传播30.02当代文学30.02影响30.01文学作品30.04汉学家30.01译介效果30.03韩国㊀㊀综合图6和表1的信息可知,迄今为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包括译介㊁中国文学㊁文学译介㊁翻译㊁传播㊁接受㊁文学传播㊁对外译介㊁莫言等㊂由表1信息可知,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节点,即关键节点从大到小依次为译介㊁中国文学㊁文学译介㊁翻译㊂这些高频关键词的核心地位㊁研究热度与节点圆圈面积大小成正比,这也就说明它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中占据的地位㊂总体而言,图6从微观层面分析出的 译介 和 中国文学 无疑是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且呈动态增长趋势,也可从侧面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中热度最高㊂通过对1920 2022年国内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的关键词展开系统分析,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强度功能及中介中心性特点来反映各个研究热点间的突变和转化,同时从共时维度来揭示并帮助我们全面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与传播研究的热点内容和核心主题㊂㊃83㊃㊀王杨㊀胡安江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㊀图7㊀国内研究的关键词时间轴视图知识图谱通过时间轴视图知识图谱分析,如图7所示,则可从历时的维度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与传播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演进和研究热点的趋势㊂在时间轴视图中,中国文学(#0)㊁译介(#1)㊁文学传播(#4)三个聚类在2005年前后,文献数量明显增多,达到了一定峰值,且近15年的跨度中文献数量较多,说明该研究领域一直属于研究热点主题㊂而文学译介(#3)㊁海外传播(#7)㊁文学翻译(#2)三个聚类在2010年前后,文献数量开始增多,分别在2009年㊁2010年㊁2013年左右达到高峰㊂其中文学翻译(#2)和文学传播(#4)在2020年左右,文献数据减少,说明对该相关研究领域的关注度有所下降㊂相比之下,莫言(#6)在时间跨度中文献数量不多,在2012年左右达到峰值,在2019年前后文献数量骤减,表明对于其作品的关注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点㊂图8㊀国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㊃93㊃㊀外国语文2023年第4期㊀利用同样的计量分析法,我们以wos数据为中心,如图8显示,迄今为止,国外研究的热点主要聚焦在中国文学㊁中国小说㊁翻译研究㊁文化研究等领域,再通过人工筛选国外文献可知,小说的研究仍占有绝对优势,对作家的关注与研究由以鲁迅㊁林语堂为中心逐渐扩大到余华㊁莫言㊁曹文轩等作家㊂综合中韩两国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相关研究热点与现状来看,上述分析也从侧面折射出韩国读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既有态度㊂随着这种研究与阅读潮流的反推,被译介到韩国的作品也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进而对传播及推广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到积极作用㊂3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经历了萌芽期㊁停滞期㊁发展期㊁黄金期四个阶段,那么整体的译介模式和传播策略有何规律和特征?传播效果如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中国文学 走出去 的国家战略下,如何重构对韩译介与传播机制?本部分主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㊂通过抽样调查与统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流作家及边缘作家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情况,可以看出前者呈全面且连贯性的译介模式,而后者则因受文化语境㊁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影响而呈现出阶段性㊁零散化的译介模式㊂以鲁迅为例,其小说 包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在内的33篇小说一直被反复翻译,至今发行版本已超过60种 (张敏,2022:25)㊂此外还有散文诗及散文㊁书信和杂文等在韩国出版的作品几乎囊括了鲁迅的整个文学世界㊂从接受层和影响层来看,不仅有李陆史㊁丁来东㊁李光洙㊁韩雪野㊁李泳禧等作家㊁知识分子以及研究者,还有金九经㊁申颜俊等留学生和新闻界人士,都深受鲁迅影响㊂值得注意的是,余华曾在韩国掀起了 余华热 ,其‘活着“‘兄弟“等小说㊁散文等作品被译介到韩国并得到了积极传播,尤其是他的‘人生“‘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一直受到韩国读者的欢迎㊂近20年来,余华的小说成为热销书,在韩国国内的中国小说排名中占据首位(王乐,2022)㊂同样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还有曹文轩㊁网络作家猫腻等人,尤其后者的‘庆余年“因具有独特的代入点和创新火爆韩国,加之译者在翻译时采用本土化的翻译策略来减少文化差异,其传播力㊁影响力更是得到充分的认可㊂然而也有的译介作品因传播渠道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传播效果,如赵乾乾的‘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在网站的评分有高有低,分差较大,其改编剧的影响力及传播效果远大于以纸质版和电子图书为主的传播模式㊂如果考察‘步步惊心“‘琅琊榜“等中国网络文学及其IP改编,综合考察出版社的营销方式㊁销售情况以及读者评价等,可清晰地看到网络文学在 后疫情时代 以及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否成功在韩国得到推广及认可,不仅取决于读者的兴趣和出版社等权威机构的宣传力度及合理的营销策略,还要受跨文化语境中文化适应度和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影响㊂当然,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其传播效果是检验翻译成败与否的重要标准 (张茜,2021:105)㊂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为扭转当前传播规模与效果失衡等问题,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传播机制建设,从而持续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㊂如图9所示,需要以 走出去㊁请进来 为中心,采用双向交流模式,构建创作㊁翻译㊁出版㊁传播等各领域的联动机制,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传播新格局㊂具体而言,在创作翻译阶段,以市场需求和目标受众群体期待视野为导向,从文化共情㊁共融㊁共创层面出发,创作和选择符合目标文化市场需求和受众期待的文学文本,采取 读者中心 市场导向 等多元化的创作与翻译策略㊂而在出版与传播阶段,则要把握好内宣与外宣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制定并落实出版㊁流通㊁传㊃04㊃。
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章节一:引言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对于中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本篇文章旨在探讨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研究,并从不同角度解释翻译与传播的重要性。
章节二:外国文学翻译的历史发展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自古以来,中国译者一直努力将外国文学作品引进国内,以丰富中国的文化积淀。
从最早的“译介西方文化”的阶段到近现代的“兼容并蓄”,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传播经历了多次转型与升级。
章节三:外国文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外国文学翻译不仅仅是对文字的简单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与交流。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社会背景,翻译员需要在保留原作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上的转换。
因此,翻译员需要具备深入了解两种文化的能力,才能确保精准地传达原作的信息。
章节四:外国文学翻译的挑战与困境尽管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与困境。
首先,语言之间的差异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尤其是词汇和习惯用语的翻译。
其次,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可能导致翻译出现误解或失真。
更重要的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了审查与审定的限制,某些被认为不符合政治或文化导向的作品可能无法被翻译与传播。
章节五: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与意义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与意义。
首先,外国文学的翻译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扩大视野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多元文化。
其次,翻译作品的传播使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产生了影响,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与创新。
同时,外国文学翻译的传播还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输出提供了机会。
章节六:外国文学翻译与保护本土文化在外国文学翻译的进程中,保护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在引进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持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和保护。
只有通过正确的翻译与传播方式,才能在融入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
2018-09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
《活着》英译本的外国读者接受研究及译介启示章露(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宜昌443002)摘要:近年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及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方针,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
本文以《活着》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通过分析英国、美国亚马逊读者评论,考察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心态及接受心态。
根据研究结果,总结了作品成功译介带来的启示,为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为中国文学真正成为影响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参考。
关键词:《活着》英译本;读者接受;亚马逊书评;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8)27-0077-02一、引言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活动都是以外译中为主,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如何加强中译外受到了国内专家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
目前,我们正处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时期,然而,文学作品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如何翻译会受到目标文化、意识形态、目标语读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了余华的作品《活着》,其英译本是由美国著名汉学家MichaelBerry所译,笔者将通过对《活着》英译本读者接受的分析,对中译外研究的问题展开探讨。
二、《活着》英译本亚马逊读者书评分析亚马逊网站()拥有大量真实读者的书评,通过这些书评,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到读者对于读物的评价,这些评价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根据亚马逊网站的星级评定,我们可以考察读者对作品的态度。
5星(满星)表示非常喜欢,4星表示喜欢,3星表示一般,2星表示不喜欢,1星表示非常不喜欢。
(一)亚马逊网站外国读者的书评情况英国亚马逊网站上,截止到2018年3月,To Live共有7条书评。
其中评价为5星的有4条,4星1条,3星1条,2星1条,没有1星的评价。
根据这7条书评统计,该译本平均星数为4.1。
2016年12月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Dec.2016第24卷第4期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Vol.24.No.4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推手———葛浩文张继光(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北京100875/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221116)摘要:葛浩文的高质量译作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重要保证。
葛浩文不仅是莫言作品英语版的御用译者,而且“翻译了全中国”。
文章系统梳理了葛浩文翻译生涯的五个阶段及各阶段的特征。
文章最后指出,葛浩文的成功翻译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启发:译者模式、知识储备。
关键词:葛浩文;翻译;现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76(2016)04-0105-04Abstract:Howard Goldblatt’s good translations contribute a lot to Mo Yan’s Nobel prize.Mr.Goldblatt not only works as the sole English translator of Mo Yan’s works,but also translates works by other Chinese authors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The present paper streamlines the five periods in Howard’s translating career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tages.Fi-nally,it points out that Howard Goldblatt’s success in translation illuminates us in two ways:the mode of translators’cooper-ation and the prerequisites of a translator.Key words:Howard Goldblatt;translation;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going global1.引言2012年10月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扬扬的热议。
《白鹿原》的可译性及其理想译者模式作者:梁红涛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06期摘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下,《白鹿原》的英语译介研究是陕西文学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探讨了《白鹿原》英译本生产之前必须讨论的“作品是否可译”和“谁来译”两大重要话题,认为《白鹿原》具备极强的可译性,中西合璧的译者模式最为理想。
关键词:《白鹿原》;英语译介;译者模式《白鹿原》被认为是“建国以来问世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1],“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2]”,中国译界无不期待通过对《白鹿原》的译介,以其生动的艺术天地、对民族命运的揭示和探索的震撼力量消解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轻视。
然而,《白鹿原》虽有日、韩、越、法译本面世,但英译本空缺,使得《白鹿原》在以英语为主流的西方文学界所受到的认知度较低。
因此,只有通过英译,寻找理想译者,才能助推这部巨作走入以英语为主流的西方文学界。
一、《白鹿原》的可接受性《白鹿原》要走进英语世界,翻译举足轻重,但从本质上讲,任何文学翻译的讨论前提是作品能否为异域空间的读者所接受,作品的可接受性是其可译性的必要前提。
卢卡契指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对别国来说,往往一方面是外来的,一方面又是土生土长的[3]。
”《白鹿原》要想西进英语世界,要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因子。
“民族性”因素引发读者兴趣,“世界性”因子使读者易于接受。
《白鹿原》含有本土文化精华的“民族性因素”毋须赘言,也有经过本土文化过滤、整合后的外来异质文学的因子,兼具丰富的“世界性因素”:第一是创作手法的“世界性”运用。
雷达指出《白鹿原》的创作从“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吸纳了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和诸多现代小说技法。
”[4]《白鹿原》采用意象、预言、征兆、荒诞、梦境等手法,既现实又魔幻,虚实相间中耐人寻味:如象征真诚善良的“白鹿”、象征灾难凶兆的“白狼”、象征封建宗法的“砖塔”、象征社会动荡的“鏊子”、预知未来的“朱先生”、附魂伸冤的“小娥”。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两难的困境-汉语言文学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两难的困境张建军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作品普遍被西方读者漠视的背景下,作为译者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是译者本土化问题,译者汉语为母语对译本语言的影响造成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接受度不高;二是中国文学存有是否要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对原作改写的焦虑。
为了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标,译者必须摆脱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在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建构自我文化形象。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译者困境一、前言通过翻译中国图书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国家努力的目标。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与海外研究发展非常迅速,其翻译质量、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特别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重要的世界影响力。
在政府支持下,各种文化翻译活动也持续不断:20世纪80年代的“熊猫丛书”是一套高质量的英语版中国经典著作、传说、史集;90年代开始的“大中华文库”选取了我国从先秦至近代的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经典著作进行外译。
21世纪更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等,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
中国当代作家余华、苏童、王安忆、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王蒙、残雪、徐小斌等,在海外都有相当充分的译介。
回顾中外历史,当一个民族复兴时,翻译必定是它的排头兵。
随着我国经济、军事、外交力量对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致力推广民族文化的翻译工作在国外读者中的接受度如何呢?通过自己的对外翻译来推广自己的文化,这种愿望十分美好,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却未达预期。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评价不是很高。
如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认为严肃的中国文学要想获得国际承认,面临着很多巨大的障碍(章太炎,1985)、英国汉学家蓝诗玲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被忽视了”(叔本华,1982)、英国汉学家詹纳指出“熊猫丛书”的某些译文让西方汉学家感到“荒唐可笑”(王国维,2007)等。
其次,中文翻译作品的读者极少。
莫言可以说是被介绍到国外译本最多、影响最广的中国当代作家,而莫言的《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分别于1997年、2001年译成瑞典语出版,起印仅为一千册,但就是这一千册,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也没售完,是获奖契机让这些滞销的作品得以售罄。
再次,相对于国家出版机构付出的巨大努力,作品的影响和传播相对滞后。
英美国家的书店和图书馆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作品屈指可数。
华裔学者张旭东说:“美国文学只关注自己”,“他们的文学中,所有翻译文学只占1%,少得不可思议”(黄修己,2007)。
葛浩文(2000)曾写道:要在书店里找到我翻译的白先勇(Hsien-yung Pai)的《孽子》(Crystal Boys),你需要在H字母最后找到Hsien-yung,类似于在Henry下查找Henry Roth 的小说。
《玩得就是心跳》的作者王朔不在Wang姓作者一栏,而是单独在Shuo 一栏。
我主编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系列丛书包括古华、白华和余华三位小说家。
但是每次我和夫人在书店查找他们的作品时,我们开玩笑似地直奔H字母,去了解这些“Hua”作家的销售情形。
我明白书店这样安排的原因,但是上帝呀,为什么是这样?面对这样不乐观的情况,我们不禁要问: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的中介,译者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才能提高译作在海外的接受度呢?二、译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英译者有三类:母语是汉语的译者(林语堂、张爱玲等),母语是英语的译者(霍克斯、邓罗等),以及英汉合作译者(陶忘机夫妇、葛浩文夫妇等)。
近年来,国际上知名度比较高的译者要么母语是译入语,要么是中外和作。
例如美国的葛浩文,他对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的英译都获得了好评,其出色的译文令人几乎以为就是用英语写成的。
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校区演讲时说: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
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
应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功不可没。
好的翻译对作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作家在域外的声誉明显受到翻译的制约。
表面上看,翻译的工作是把语言换个形式,其实文学更多翻译的是文化。
文学翻译过程中会丢失一些东西。
语言独有的内涵和外延,修辞方式、习惯表达、特殊的文化符号蕴含等等都难以通过翻译传达出来,而这些又恰恰是一个作家独创性的标志。
一篇小说中的角色如果有教授、工人、农民、学生、大家闺秀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即使在国外居住多年的中国人,也不一定能就接触到他们的语言。
文学的构架容易传达,而文学的肌质或神韵却很难传递。
翻译文化就必须了解两种文化,特别是目标语文化。
所以文学作品的第一译者母语最好是译入语。
但是从当前情况看,母语是英语的从事汉译英的人才奇缺。
葛浩文认为,目前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翻译中国小说的他本人,另一个是翻译中国诗歌的陶忘机。
其他译者“或是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且学业繁重的研究生”,或是“担负更多其他重要工作、翻译只是偶尔为之的高校教师”。
爱丁堡大学中文系教授Mcdougall(2011)指出,中国文学英译人才在英国极度缺乏,很少有人愿意致力于汉英文学翻译。
英国目前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较为知名的只有蓝诗玲,她译的张爱玲小说《色戒》(2007)和鲁迅小说全集(2009)被收入了英国著名的“企鹅经典”翻译从书。
由于中译外的外国人才稀少,中国文学翻译的主力军是中国人。
翻译所虽然有外国专家把关,但这种受现实情况制约采取的做法是否妥当也一直存在争议。
事实上,除中国外,当今世界没有别的国家通过自己的对外翻译来推广自己的文化。
我们自己的英文创作和翻译,除个例外,在西方接受度向来不高。
不妨拿张爱玲来为例来说明。
张爱玲是中国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作为一位汉语作家,她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她的英文创作和翻译却甚少有人称道。
从张爱玲的成长背景和生活情况看,她的英文水平是很高的,英文创作和翻译伴随了她的一生。
早在1942年,她就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上用英文发表了一系列影评和散文;随后的50和60年代也创作发表了一些英文作品,如:长篇小说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1953)、《赤地之恋》(The Naked Earth)的英文单行本(1954)、小说State Mates(《五四遗事》)(1956)、散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重回前方》)(1963)、长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1967)等。
但是这些写给美国人的作品却颇受冷落。
英语处女作《秧歌》虽然在美国面世,却是缘于小说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上的利用价值。
《赤地之恋》英文版本在美国发行不了,只能依赖资助在香港发行。
她在中国备受欢迎和推崇的作品《金锁记》,其扩写的英译本《北地胭脂》舆论评价却极差。
其缘由何在呢?归根到底是译者本身的语言功底问题。
张爱玲的英语可以说是清丽典雅的“bookish english”,即“秀才英文”。
刘绍铭(2007)认为,所谓“秀才英文”,是人在成年后自修得来的英文,就是把话说得十分规矩。
某人有钱不是“rich”就是“wealthy”,不会说成“with deep pockets”或“loaded(with money)”。
张爱玲的英文作品和中文一比,“就像同一个灵魂却换了一个身体”,就像一个“灵魂用陌生的面孔对我说英文,我一边听,一边忙着把那些语句翻译转换成我熟悉的中文张爱玲,在脑海里搜出原典/原文作对照还原。
”(李黎,2010)例如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中:(1)“……现放着云妹妹在这儿呢,待会儿老太太跟着一告诉,管你吃不了兜着走!”“...Still Sister Yun’s here. If she tells Old Mistress later,you’ll get more than you bargained for.”(2)“……当初何必三媒六聘的把我抬过来?”“...Why did you bother to carry me here in a sedan chair,complete with 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吃不了兜着走”通常译为“You’ll be sorry for it”或“you have to face the music”,表达警告或威胁的意义,张译“you’ll get more than you bargained for”看似字面忠实原文,但表达的却是好事。
“三媒六聘”的译文“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也译偏了,没有“隆重,兴师动众”的意思,而且把虚指的“三”“六”译成了实数,让英文读者一头雾水。
像张爱玲这类的问题在母语是汉语的翻译者身上出现是难免的。
译者受中国本土文化影响大过译入语文化,造成语言在译入国读者看来艰涩难懂。
即使是英语为母语的翻译者,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了使翻译作品贴近译入语文化,被读者接受,译者面临的另一个两难问题是:要忠实原作还是要改写?三、译者要忠实原作还是屈从改译从历史上看,18世纪至今实现了“走出去”的梦想的中国文学均进行了一定的翻译改写。
这些译者从译入语读者的立场出发,为了迎合当时的思想潮流和宣扬自己的观点,对原作进行大幅的增删和改写。
其间四个中国文学译本可称典范:分别是伏尔泰、墨菲(Arther Murphy)的我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法语与英语译本,法国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i)的汉诗法译文本《玉书》(Le Livre de Jade),庞德的汉诗英译本《神州集》(Cathy),和林语堂的中文小说英译本《中国传奇》(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伏尔泰的改写的《中国孤儿》和原作比,叙事情节和立意都变了:原本描写的是春秋时期晋灵公统治下的家族斗争,改后变成了宋元时期蒙古统治者与宋朝前臣的抗争;原本是一个晋贵族赵氏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长大后为家族复仇的故事,改写后成了中国孤儿女主角艾米达忠于爱情,不惜生命,感动了成吉思汗,使其人性复苏的故事,体现了伏尔泰人性本善,文明战胜野蛮的启蒙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