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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视角下中国文学著作英译名的翻译策略作者：周婧，李延林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07期摘要：以目的论为指导，探讨中国文学著作书名的翻译，更进一步促进这种译文中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时使译文牢牢吸引目标读者的注意力，激发目标读者阅读兴趣，结合对目标读者预期的分析，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目的论;文学著作;英译名;翻译策略一、引言中国文学著作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熠熠生辉的优秀作品，蕴含着中国独特的文明内涵，是外界了解中国独特文化的有效载体。
为更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迈向世界舞台，关键之一就是思考如何翻译这些文学著作。
书名，作为一本书的点睛之笔，具有文学性、概括性、艺术性等价值，既揭示了文学著作主要内容，也预示了全文基本情感基调;其次，书名如同商品商标，有一定广告宣传效果，能吸引广大读者接受。
由此看来，书名翻译至关重要，而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处理书名，值得译者们不断去探索。
二、目的论与书名翻译目的论由功能学派翻译学家赖斯、弗米尔、诺德等人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角度提出，是德国功能学派主要理论。
其现实意义在于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桎梏，首次提出翻译并非单一语际转换，更是翻译目的的有效实现这一概念。
弗米尔（Vermeer）认为，翻译意味着在特定环境内，由于特定目的，为特定接收者进行翻译，目的不同，所采用的翻译行为也有所不同。
该理论包括三个原则，分别是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最核心的即目的原则。
与对等理论相比，该理论降低了源文本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而更强调译者能够根据当时翻译行为目的及译语读者需求有选择性地进行翻译，因此，目的论更注重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给予了译者更多自由。
作品名是呈现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其译文成功与否是关键。
好书名能吸引读者注意力，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拓宽作品目标市场。
因此译者在译书名中往往带有一种目的，即迎合目的语读者口味，争取更多目标语读者。
如美国作家埃里克·卡普兰所著哲学小说Does Santa Exist？，如果直接译成《圣诞老人存在吗》，相信因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很难吸发不了解该书的中国读者的兴趣，因此将书名最终译成《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不仅与该书“最风趣幽默的哲学书”的定位相一致，亦是该书成为近年畅销书之一强有力的助推剂。
辜鸿铭英译策略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1. 引言1.1 辜鸿铭英译策略的重要性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英译策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译策略是指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方法和原则，旨在提高翻译质量和准确度，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特点和语言习惯。
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来说，英译策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辜鸿铭的英译策略可以帮助中国文化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通过准确地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作品，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增进文化交流与理解。
这有助于中国形象的提升，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辜鸿铭的英译策略可以提高中国文化作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通过精准的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作品可以更好地满足外国读者的需求，吸引更多的国际读者，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影响力。
辜鸿铭的英译策略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帮助中国文化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加强对英译策略的研究和实践，借鉴辜鸿铭的经验，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之举。
【2000字】1.2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崛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
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音乐、文学作品被引进到国际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独特性也吸引着外国人的目光，成为他们研究和学习的对象。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很多中国作品在海外市场上并不为人所了解，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认可。
一些中国作品在海外的宣传和推广方面做得不够好，导致其影响力和知名度不高。
还有一些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质量和创新能力。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策略研究和实践，找到适合中国文化特点和国际市场需求的推广方式和策略。
借鉴辜鸿铭的英译策略，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启示和指导，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影响力。
1引言翻译，对于提升跨文化传播的广度及深度均有重要影响。
随着海外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增强，学习汉学热潮再度兴起。
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从官方至民间，人们普遍希望通过译介中华经典的方式来实现。
如何做好相关译介，用外语发声，表达价值诉求，减少他国误读，是当今时代的一项重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在学术界、传播界及海外文化圈享有盛誉，是“中华文化典籍传播”的标志。
本文通过调查《论语》不同英译本在谷歌学术引擎的受关注情况，结合亚马逊图书网上的销售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并对被学界认可、受关注度较高的两个译本的翻译情况进行剖析，探析其翻译特点、策略，从而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2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问题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是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在翻译中，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仍是译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众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
王妍（2019）认为，由于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合理的翻译使得中国文化不能很好地走向国际舞台。
祝东江（2018）认为，中国文化需要通过翻译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较广泛的理解与接受，然而各类对外翻译中，硬译、乱译及“奇葩”翻译层出不穷。
在译本的认同性及翻译策略上，谢天振指出：西方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忠实译本并未完全理解。
在译介中国文学时常用归化、删节，故译者应更新翻译观念，不能贪大、贪全，应更多地进行节译和改写。
胡安江（2010）认为：真正具有价值的翻译需要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尽量采用归化策略。
许钧（2014）认为：对外译介是将中华民族最核心、最精华的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通过目的语国家受众较易接受并乐于接受的方式逐步推介。
译者需加强史料搜集梳理，以正确的文化史观，准确翻译中国文化作品。
3《论语》翻译出版及代表性版本情况3.1《论语》翻译出版史《论语》外译，最早可追溯至16世纪末期，先后有众多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海内外华人学者等对《论语》进作者简介：邓凯月，翻译硕士在读。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翻译策略作者：蒋新亮摘要:文学翻译的策略,是文学译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究竟是采用“归化”策略,还是采用“异化”策略,成为众多翻译理论工作者非常关注的话题。
介绍了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及“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通过关于“归化”和“异化”策略关系的分析,提出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会对文学翻译造成不利影响,不能简单地采用这种或那种策略;文学译者应根据文学翻译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从事翻译活动,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中寻求最佳的结合点。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
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
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
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
“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
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
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副局长兼总编辑访谈录一、概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文化交流与传播成为各国间相互理解、友谊建立和合作深化的重要桥梁。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独特魅力正日益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更是将中华文化的魅力推向了世界舞台。
在这一过程中，译介模式作为文化传播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译介模式，通过副局长兼总编辑的访谈录，揭示译介工作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有益参考。
1. 介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背景和意义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科技进步的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国都在竞相探索如何将自身文化推向世界舞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运而生，旨在通过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文化市场，深入参与国际文明的对话与切磋。
这一战略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一方面源于中国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急需通过国际交流来展示自身魅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另一方面，这一战略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举措。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国家间互动的重要形式，通过文化“走出去”，可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一战略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通过与国际文化的交流碰撞，可以激发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力，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
这一战略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吸引更多国际关注和支持，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份额。
这一战略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策略及方法作者：毕冉来源：《出版广角》2016年第07期【摘要】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
葛浩文作为翻译者的成功典范，为中国文学在翻译领域“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研究契机。
毋庸置疑，对其成功经验的细察，将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再度思考与重新定位。
【关键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中国文学；“走出去”【作者单位】毕冉，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2015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视角下葛浩文英译萧红作品研究”（W2015205）。
一、中国文学“走出去”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是我国政府一直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问题。
从1951年英文版《中国文学》面世，到20世纪80年代《熊猫丛书》的海外出版，再到21世纪初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在西方的全力推介，结果在海外引起的反响都只如蜻蜓点水般，几乎无任何涟漪，让国人不免沮丧。
2012年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在中国学界也众说纷纭。
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中国本土作家莫言已经摘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说：“我们走出去了。
”那么是否真的走出去了呢？仍有待商榷。
正如莫言作品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先生所说：“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代表全中国的文学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算走出去了吗？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曲高和寡，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却不受国外读者的欢迎，这算不算走出去了？中国文学家追求的是什么？希望有广大的国外读者群，还是得到小众欢迎就满足了？”中国文学是否能真正地“走出去”，涉及诸多因素，比如中国文学创作者的水平、写作态度、写作视野；中外出版发行市场的对接程度；文学翻译等。
其中，文学翻译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一环，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面临诸多挑战，翻译问题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谁来译、怎么译是值得政府和学界共同探讨和商榷的问题。
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一、本文概述《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篇深入探讨金庸武侠小说英译现象及其对中国文学国际化影响的学术文章。
本文旨在通过对金庸小说英译本的细致分析，揭示其翻译策略、传播路径以及读者接受情况，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借助翻译这一桥梁，实现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学对话的目标。
金庸，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金庸小说的英译工作逐渐受到重视。
本文首先回顾了金庸小说英译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分析了不同译本的翻译特点和翻译策略，探讨了译者在处理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本文关注金庸小说英译的传播路径和读者接受情况。
通过分析译本的传播途径、读者反馈以及市场反响，揭示了金庸小说英译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同时，本文还对比了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的阅读偏好和接受度，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
通过分析金庸小说英译的成功案例，总结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本文认为，中国文学要真正实现走出去，需要在翻译质量、文化传播和市场需求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作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旨在通过对金庸小说英译现象的深入研究，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二、金庸小说英译的历史与现状金庸，原名查良镛，是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新武侠小说”的鼻祖。
他的作品如《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不仅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也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广泛喜爱。
随着金庸小说的广泛传播，其英译版本也逐渐出现，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一环。
金庸小说的英译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当时，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和翻译家开始尝试将金庸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
中国文学外译与翻译策略的选择摘要：中国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承载着在中外文明对话中建构中华文化图景的重要使命。
在中国文学外译中，如何选择合理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尽可能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要求，又能注重保留中国文学作品的源语文化特色，是广大翻译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以张爱玲《金锁记》英译本为例，考察了张爱玲在自译时对源语文化元素的英譯处理，分析了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中国文学外译；翻译策略；张爱玲；自译；《金锁记》中国文学外译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手段，承载着在中外文明对话中建构中华文化图景的重要使命。
如何选择合理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能够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等因素所引起的意义表达鸿沟，尽可能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要求，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又能在译文中注重保留中国文学作品的源语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特色的跨文化再现，使中国文化被世界人民了解和接受，是广大翻译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文学外译的翻译策略文学翻译首先是语码转换活动，文本意义的跨语际再现应是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
[1]“在过去的文学（汉英）翻译中，对中国文化因素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手法：以原语文化为认同的异化原则和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归化原则。
”[2] “异化”与“归化”，在文学翻译中究竟哪一种翻译策略和方法更有利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一般说来，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大多数译者会习惯性地采用归化，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则往往选择异化。
其实，“‘归化和‘异化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
”[2] “应该说，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
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
”[3]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应该合理选择、灵活运用这两种策略。
二、张爱玲《金锁记》英译本的翻译策略选择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双语作家和翻译家，《金锁记》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称其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4]。
【摘要】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
葛浩文作为翻译者的成功典范，为中国文学在翻译领域“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研究契机。
毋庸置疑，对其成功经验的细察，将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再度思考与重新定位。
【关键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中国文学；“走出去”
【作者单位】毕冉，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中国文学“走出去”
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是我国政府一直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问题。
从1951年英文版《中国文学》面世，到20世纪80年代《熊猫丛书》的海外出版，再到21世纪初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在西方的全力推介，结果在海外引起的反响都只如蜻蜓点水般，几乎无任何涟漪，让国人不免沮丧。
2012年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在中国学界也众说纷纭。
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中国本土作家莫言已经摘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说：“我们走出去了。
”那么是否真的走出去了呢？仍有待商榷。
正如莫言作品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先生所说：“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代表全中国的文学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算走出去了吗？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曲高和寡，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却不受国外读者的欢迎，这算不算走出去了？中国文学家追求的是什么？希望有广大的国外读者群，还是得到小众欢迎就满足了？”中国文学是否能真正地“走出去”，涉及诸多因素，比如中国文学创作者的水平、写作态度、写作视野；中外出版发行市场的对接程度；文学翻译等。
其中，文学翻译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一环，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面临诸多挑战，翻译问题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谁来译、怎么译是值得政府和学界共同探讨和商榷的问题。
二、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策略和方法
1.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谁来译
中国文学走出去关键一环在于翻译，而翻译行为所牵涉的各个环节，译者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事实上，译者在文学的对外传播过程中起到纽带作用。
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上，作品由谁来译，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的话题。
《人民日报》评论说，“莫言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国外汉学家葛浩文和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们将莫言的主要作品翻译成优美的外文，莫言此次或许会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远的不说，就中国近代而言，在文学成就上超过莫言的作家不在少数，比如老舍、林语堂等就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然而最后都是无果而终。
究其原因，翻译的作品没有深入西方读者的心灵是主要因素。
（1）中国本土译者模式存在的弊端
目前，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人员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中国本土译者和国外汉学家。
在过去的几十年，出版社对国外汉学家一直心存芥蒂，认为其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作品的中国元素，所以把中国文学翻译的重任交给了中国本土译者。
正如汉学家葛浩文所说，“很多人都执拗地笃信，只有中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中国文学，外国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不管他的翻译技巧多么成熟，对中国语言文化多么精通”。
然而在中国文学走出去屡遭挫折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这种一厢情愿的“本土情节”？
事实证明，与中国本土译者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相比，国外汉学家翻译的作品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取得了更好的国际声誉。
比如，最显著的莫过于美国籍汉学家葛浩文，他翻译了10余本莫言作品，帮助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译作在世界各地图书馆馆藏量名列前茅；他还翻译了萧红的作品，让萧红享誉世界；他翻译贾平凹的《浮躁》，使其在1989年获得美
孚飞马文学奖。
经其翻译并在海外广泛传播的作品还有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姜戎的《狼图腾》、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毕飞宇的《青衣》等。
又如《红楼梦》被许多中国本土译者翻译过，最负盛誉的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red mansions（简称杨译本），中国
《红楼梦》也被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闵福德翻译，名为the story 译界认为杨译本无可挑剔。
of the stone（简称霍译本）。
霍译本并不被中国翻译界所推崇，缘由在于中国翻译界认为霍译本某些翻译不够精准，不够符合中国文化习俗。
然而，根据江帆在英语国家做的大量实地调查显示，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和接受度远远低于霍译本，无论是从印刷版数，还是从被引用率等都远不如霍译本。
国外80%大学馆藏的都是霍译本，相关的文学选本入选率霍译本也远远高于杨译本，如美国重要的外国文学丛书《朗曼世界文学选集》选择的是霍译本片段而非杨译本。
另外，通过调查亚马逊购书网站的读者对两种译本的留言和评分发现，有些读者直接贬杨译本褒霍译本，二者之间的评分也相差悬殊。
类似的例子还有，20世纪80年代，中国本土译者开始译介“熊猫丛书”，这套丛书共译介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喜剧、寓言、民间传说在内的195部的文学作品。
然而，此套丛书并未达到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果，国外出版社出版者寥寥，除个别作品得到了英语读者的认可外，大部分作品黯然，因此，2001年此套翻译丛书不得不停止发行。
正如吕敏宏所说，中国本土译者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其“对英美文化和英语文学创作的功力欠佳，加之对异域读者的阅读习惯及文学出版市场缺乏了解，很难得到国外行家和读者的高度认可”。
对此，葛浩文也深有体会，他认为，中国本土译者的文学译作大多不佳，得不到外国出版商的认可。
如阎连科的小说《受活》，在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后，引起了西方一些出版商的关注，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出版商与其签订了版权输出合同，却因译作不合格迟迟难以交货。
正如西方学者格雷汉姆指出，翻译最好是母语译入而不是母语译出，这一规律几无例外。
胡安江教授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最理想的翻译者应该是既能熟练使用母语进行翻译，又精通中国文字、通晓中国文学和文化并对其有深厚感情的西方汉学家。
从英语水平来讲，国内并不缺少与诸如葛浩文等汉学家语言水平相当的翻译家，然而，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互相转化，更是文化的理解，对目标语读者细微用语习惯、特有文字偏好、独特品位、微妙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精准把握，甚至要有切身的文学创作体验。
目前来看，既懂英语又精通外国文化，同时兼备文学创作经验的本土译者少之又少。
（2）中国本土译者与外国汉学家合作的译者模式
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明智的做法是中国本土译者与西方汉学家合作完成翻译作品，即中国翻译者主动担当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重任，同时邀请西方汉学家在一些涉及外国读者理解及文化转译等重大翻译问题上给予合理的建议和把关。
这种中西合璧的协作模式既保证中国本土译者和国外汉学家的优势互补，又保证了中国文学作品外译过程中由于认知偏见导致的“诠释不足”或“过度诠释”现象。
2.中国文学“走出去”之如何译
（1）归化与异化
中国文学“走出去”，在翻译上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异”，如何面对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异”，通过“译”让“异”变“易”，是扫除中国文学“走出去”障碍的关键一环。
翻译界在讨论中国文学“走出去”译题时，大体分为两派，异化论者主张在源语翻译到目标语的过程中，保留源语对目标语读者的陌生感和异域感；而归化论者认为翻译时要让目标语读者没有异质感，主张去异域感。
母亲咬着牙齿说：“姓沙的，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去吧！”
葛浩文在翻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个中国妇幼皆知的习语时，原汁原味地将其翻译了出来，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癞蛤蟆和天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差距，但是读者可以根据译文语境及自身经验理解作者要表达的核心意思，这样既保留了原文的生
动形象又不影响西方读者理解原文要传达的思想内涵。
（2）忠实与叛逆
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在语言、修辞和文化层面上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的文学性特质，目的是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生动性和丰富性。
然而，源语和目标语之间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另一种文化和语言风格，译者就不能拘泥于原汁原味地翻译原文的全部。
能忠实固然好，然而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翻译功效、读者接受度和功能交际效果而定。
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一直秉持“同中存异”的翻译策略，这一翻译策略也因其译作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变得更为译界同仁所接受。
在提及“叛逆”一词时，葛浩文并不认同中国学者的这个用词，他认为“叛逆”一词预设了作者为中心，译者只能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者或匠人，这无形中局限了译者，忽视了译者的作用。
他提出应该用“拯救”一词替代“叛逆”，他认为“拯救”能体现译者对原著的增益作用，好的译作不仅能够复活原作，赋予原作一个崭新的面貌，而且能跨越时空，打破意识形态的隔阂，兼容国际文化及文学元素，从而拓展读者群、延长作品生命，以传播人类文明。
纵观几十年来中国人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然而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传播进程之艰辛，效果之微弱，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其中之原委。
单从翻译角度来讲，翻译主体模式的遴选及翻译方法的选择是有待译界和学界认真思考的两大议题。
寻找契机撮合国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译者精诚合作、优势互补，同时在“异”与“译”的辩证关系中寻找语言转换的最佳结合点，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必须要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