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以来湖北出土秦汉简牍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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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常谈徐苹芳简牍常谈徐苹芳简牍中国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
流行于东周至魏晋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纸被普遍使用后,简牍才逐渐废弃。
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时代最晚的简是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吐鲁番晋墓出土的晋简。
古代简牍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各种书籍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册等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很尊贵的书法墨迹。
对它们的发现与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简牍的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简牍发现:一次是西汉时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文经书,另一次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冢竹书的发现,它们对中国经学和古代史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1901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内蒙古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尤其以1930年发现1万枚居延汉简最为重要。
1972~1981年间,又先后在居延、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2万余枚汉代简牍,为研究汉代西北屯戍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各地战国秦汉墓葬中也出土了很多简牍。
有些是随葬的“遣册”,如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和河南信阳楚墓中,,以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秦汉墓中,都曾出土过。
曾侯乙墓出土的记丧仪车马兵甲的简,也应属于“遣册”一类。
秦代简牍比较重要的发现有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编年记》、《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见云梦秦简),以及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田律”木牍。
在甘肃武威和甘谷的东汉墓中曾出土过赐王杖和优复宗室的诏令简,赐王杖简是较完整的册书。
在有些汉墓中还出土了各种书籍,如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儒家者言》,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苍颉篇》,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见银雀山汉简),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和医药书,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兵书,都有很高的价值。
从秦汉简牍看秦汉赋税制度赋税是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秦汉赋税,主要有两类,一是土地税,按田地亩数征收,如田租、刍稿税等;二是户税,为人头税,按户征收,如户赋、户刍等。
标签:田租;刍藳税;户赋;户刍赋税是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税是政府向国民征收的用以供养政府人员的财物,赋是政府向国民征收的用以供养军队的财物,在战国秦汉时期,税赋泾渭分明。
秦代国家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掌握小农家庭的人口、年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占有状况,并以此为依据,向农户征收赋税。
秦代赋税,主要有三类,一是土地税,按田地亩数征收,如田租、刍稿税等;二是户税,为人头税,按户征收,如户赋、户刍等;三是杂税,如关税、市租、矿产税、酒税、鱼税等。
〔1〕秦汉简牍不断出土,为我们探讨秦汉赋税制度提供了可能。
一、秦汉田租征收田租乃国家向土地经营者按田地多少征收的田地收益税,秦统一全国后仍征收田租,但史无明文记载,征收标准难以考证。
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简中有关田租征收的记载,为我们探讨秦汉田租问题提供了帮助。
张信通(2012)认为秦国及以前按土地亩数征收,统一全国后的秦代按田地产量定额征收。
〔2〕关于秦代土地性质及田租征收,张金光(2004)指出:“在普遍土地国有制下,秦土地有两种基本占有形态和经营方式,一部分是由国家政府机构直接经营管理,一部分则是通过国家授田给私人经营使用。
”〔3〕肖灿(2010)认为,“税田”是由国家政府机构直接经营管理的耕地(即公田),收益归国家所有;“舆田”是国家授给私人使用的耕地,按一定税率缴纳田租。
〔4〕里耶秦简给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
里耶秦简J1(8)1519号简载:“迁陵卅五年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率之,亩一石五,户婴四石四斗五升,奇不率六斗。
启田九顷十亩,租九十七石六斗。
都田十七顷五十一亩,租二百卌一石。
贰田廿六顷卅四亩,租三百卅九石三。
凡田七十顷卌二亩,租凡九百一十。
汉代简牍是书法的基因库秦汉魏晋时期的简牍,自上世纪初以来被不断发现,以其庞大的数量,多样的书体,成为与“汉碑” 并峙的两座艺术高峰,世人第一次看到汉代的毛笔书写,中国的书法史从此改写。
百年中,众多书家从简牍特别是汉代简牍中汲取养分,并以此对简牍书法艺术进行创作实践。
这其中有王世镗、于右任、王蘧常、启功等著名书家。
近年来,不少书法人把关注力投向简牍。
在汉简当中有一些书法珍品,可以作为今人临习的法帖。
比如居延汉简、连云港尹湾汉简·神乌傅、敦煌马圈湾汉简、武威汉简。
本文为大家分享这四种汉代简牍,一起来了解当时的书风和用笔特点。
01、居延汉简居延汉简历经三次科学发掘,出土简牍数量众多,书体丰富,其中以隶书和章草极具代表性。
隶书以部分《甲渠候官文书》、《相利善剑》为代表。
草书代表作是《永元器物簿》。
02、武威汉简甘肃省武威市汉墓中出土的简牍,统称武威汉简。
武威汉简大约书于西汉末期至东汉初年,包括《仪礼》简、王杖诏令简和医药简牍等。
武威汉简,以其数量多、保存好、内容丰富、史料可贵等独有的特点构成了中国简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都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03、连云港尹湾汉简·神乌傅《神乌傅》竹简,是我国最早的一篇俗赋,文风浪漫。
此赋的书法价值堪称一绝,用笔奇丽,神采飞扬,字字若行云流水,又蕴含古朴凝重。
04、敦煌马圈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代简牍,1979年出土于甘肃敦煌西北95千米处的汉代烽燧遗址。
共1217枚。
内容涉及玉门关及其边塞防御、屯兵屯田、民族关系以及西汉后期到王莽时期汉新王朝同西域的关系。
简牍书法是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快速书写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书写风格,而且促进了文字和书体的演变,因此,简牍书法极具学习和研究价值。
战国秦汉简帛研究的一部力作一读《出土简帛文字丛考》万荣(湖北武汉430072)中图分类号:K877.5文献识别码:A近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战国秦汉简帛在地下沉睡两千余载之后,重新面世,蔚成了中国出土文献领域的奇观。
这些发现,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
刘钊教授的新著《出土简帛文字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就是他在十多年间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
全书分四章,依次是“楚简帛文字考释”、“秦简文字考释”、“汉简帛文字考释”和“涉及简帛资料的相关考释及研究”,共约23万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3月出版,为“出土思想文物与文献研究丛书”第十九种。
《丛考》中的多数章节,作为单篇论文,曾以不同形式发表过。
其中大部分内容,自己已在不同时期拜读,有的还曾反复研习。
虽然如此,在得到这部书之后,仍然禁不住从头到尾细细披阅和品味,深深地为之吸引。
作者身为知名古文字学专家,《丛考》的最大特色,自然是在文字考释上。
陆续公布的简帛文献,包含有大量的生僻字形,成为阅读、利用必须清除的障碍。
这项工作富有挑战性,因而在某一笔资料公布之后,往往引发热烈讨论。
《丛考》的许多章节,即是各批资料公布之后的研究心得。
如《包山楚简文字考释》,是1992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次年会上提交的论文;《谈包山楚简中有关“煮盐于海”的重要史料》发表于同年11月18日的《中国文物报》;《读郭店楚简字词刳记(一、二、三)》是1999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收稿日期:2005.12.00194文章编号:1001.0327(2006)01.0094.03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和《(容成氏)释读二则》则写成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第一、第二册发表之时,相继刊载于“简帛研究网”上。
这些内容多是读书札记,文笔精简,而识见卓著,或者破解了简册释读的疑难,或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其中许多见解,往往与其他学者不谋而合,形成学界共识。
二十世纪末简牍的重大发现及其价值评述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甲骨文,楼兰、敦煌等简牍和卷子的发现,开创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时期,被王国维称为“发现时代”。
与世纪初的大发现相呼应,世纪末近二十年来简牍的重大发现更是层出不穷,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所反映的学术价值上,都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我们现择其要者评述如下:大家知道“汉承秦制”的传统说法,但汉制是否是直接继承秦制,以及汉初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建设如何,文献记载十分缺乏。
1984年和1988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文献记载依稀反映刘邦起兵后是按楚制来建制的,江陵汉简《奏谳书》案例十六记有四人因守荥阳而得的爵位“皆故楚爵,属汉比士,非诸侯子”,这确证刘邦先行楚制,尔后又有一个向秦制转化的过程。
关于汉初律令我们只知道是萧何依照秦律草创的,这次出土的《二年律令》、《律令二十□种》、《津关令》、《奏谳书》等,不仅反映了汉律对秦律的继承性,而且还反映了不同与秦律的汉律在萧何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这对于我们研究汉律的渊源及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功劳制度是汉代一项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但由于文献不足,人言言殊。
此次出土的《功令》内容为西汉初期戍边杀敌立功的具体记功方式和详细规定,以及官序的递补序列,对于澄清功劳制上的若干问题将会有重要作用。
上述律令还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层面,特别是中下层社会、人物的许多状况,是研究西汉初期历史的珍贵材料。
在学术史和科技史上,江陵简也具有特殊地位,如《盖庐》是一篇兵家著作;《脉书》和《引书》是能与马王堆帛书医书相媲美的古医书;《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成书的一部数学专著,而后者原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著作。
七十年代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的出土曾在学界掀起热潮,但睡虎地简是秦统一前的材料。
1989年秋冬在湖北云梦龙岗又发现了一批秦代的法律文书,竹简上“皇帝”、“黔首”、“驰道”等文字及“罪”字的字形,表明这是秦统一后的材料。
简牍帛书随着历史的发展,条件的变化,我们的祖先用甲骨、青铜、陶器、玉石、竹木、丝帛等各类物品作为记事工具。
简牍与帛书自然成为书法发展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浪花。
简牍是竹简和木牍的统称,细分一下,还是有区别的。
在《说文解字》中:“简,从竹,间声”;“牍,书版也,从片”。
篆书中,片字就是剖开的木。
以简牍作为书写载体,从历史文献和文字字体上分析,应当在殷商时期开始,延续使用于商、周、秦、汉时期,汉后逐渐由纸张取代。
《尚书。
多士片》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典册从殷开始。
而甲骨文和金文的“册”字,是5条竖线穿过一个横卧的椭圆,象若干简牍用绳子串连在一起,形成“帘子”。
因为汉字的造字法出“六书”,所以,从“册”字的写法上看,应该是当时典册的一个象形,若无真实的典册,断不会造此文字。
我们在谈到孔圣人时常说“韦编三绝”,也是对典册的一个佐证。
遗憾的是,殷商时期的出土文物中,目前只发现玉册,而没有竹木质的简牍实物。
考古发现最早的竹木简牍是战国早期的实物。
河南、湖南、湖北三省均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简牍。
如河南信阳的长台关、湖南长沙的仰天湖、湖北荆门的包山等地出土了大量的楚简,湖北云梦的睡虎地出土了大量战国末期至秦代的秦简等。
出土的战国简牍,内容大多为法律文书、田亩、封疆、阡陌、除路等方面的制度。
汉简的发现则较早。
据记载,在西晋太康年间曾出土过西汉时期的简牍;北周静帝宇文衍时期也在居延出土过汉简。
出土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72——1974年间在内蒙额济纳河流域(古称居延)出土汉代简牍2万余枚。
此外,在甘肃甘谷、敦煌、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安徽阜阳、河北定县、山东银雀山、青海大通县等地均有汉简出土。
帛书又名缯书,以白色为书写材料,起源余春秋时期,考古实物以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楚帛为最早。
汉帛书主要出土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共12万余字。
此外,还有1979年在敦煌与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也发现一件长条形帛书,墨写隶书30字。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Unearthed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from Western Han Tomb No.12 at Hujia Caochang,Jingzhou City,Hubei 作者: 李志芳[1];蒋鲁敬[1];肖玉军[2];刘祖梅[2];刘冬梅[2];彭雪梅[2];陈晓敏[1];谢章伟[2];
张波[2];何文清[2];金陵[2];陈新平[2];蔡元成[2];张昌汀[2];史少华[2];白云星[2];李天虹[3];何有祖[2]
作者机构: [1]荆州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434020;[2]不详;[3]蒙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出版物刊名: 考古
页码: 21-33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2期
主题词: 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墓地;西汉;简牍
摘要:胡家草场墓地西汉墓M12出土了4642枚简牍,内容有岁纪、历、日至、法律文献、医方及杂方、日书、簿籍、遣册等。
简牍的红外扫描和释文工作已初步完成。
这批简牍是了解西汉简牍收卷和存放方式的珍贵标本,也是了解简牍形制和书写体例的重要例证,为研究秦汉时期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秦汉的书写材料所谓书写材料,就是指文字的承载物,如龟甲、兽骨、钟鼎、竹简、木牍、缣帛、玉器、石器、纸张等;古人使用契刀、刻刀和毛笔将文字刻写于这些材料之上,书法作品随之产生。
甲骨甲骨文是刻或写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兽骨一般是肩胛骨,有鹿骨、虎骨、犀牛骨等,犀牛的骨头较为珍贵,人们除了刻字,还在上面雕刻花纹。
甲骨文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殷商时期最大宗的书法文字资料。
青铜在青铜器皿上铸造文字,极大地开拓了殷商以甲骨为载体契刻文字的创作空间。
青铜器铭文线条较之于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
东周以来则逐渐形成以铜器、石器为主的铭刻体系。
六朝以后,铜器铭文不再流行。
竹木秦汉时期书写材料主要为竹木制成的简牍,竹为简,木为牍。
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
最为典型的竹简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简和山东临沂简;木简有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
出土简牍年代跨战国、秦、西汉、东汉以及三国。
简牍虽窄,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用笔率意天真,在中国书坛独树一帜。
缣帛除简牍外,秦汉时期用作书写的重要材料还有缣帛。
缣帛文献约起源于春秋时代,盛行于两汉。
缣帛柔软轻便,幅面宽广,宜于画图,但因价格昂贵、不易修改,使用范围有限,始终未能取代简牍作为书写的主要载体。
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和马王堆帛书、甘肃悬泉置遗址中出土的西汉缣帛信件是目前不可多见的缣帛书迹。
纸按照吸墨的程度,纸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弱吸墨纸类,以笺纸类为主。
纸面较光滑,墨浮于表面,不易漫开,色彩鲜艳。
如:薛涛笺、粉蜡笺、捶纸、鱼子笺、金银花笺等;一种是强吸墨纸类,以宣纸类为主。
吸墨性强,表面生涩,墨一落纸,极易漫开,虽然出现较晚,但已取代笺纸,成为最普遍的书写用纸。
另有毛边纸、元书纸等。
石广义的石刻包括墓碑、碣石、摩崖、功德碑、墓志、塔铭、造像、石经、经幢等形式。
常见的古代碑刻有功德碑、纪事碑、墓碑、造像题记碑、题名碑、宗教碑、诗文碑、书画碑等。
碑刻文字多由书法名家书写,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多宝塔碑》等,皆为书法艺术的典范之作,亦是历代学书者的临摹范本。
2021年3月第50卷第2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Vol.50No.2Mar..2021D0I:10.19503/ki.1000-2529.2021.02.011秦简《隐书》的文本考察何家兴摘要:北大秦简公布的一些重要佚籍,包括很多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其中,《隐书》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从出土地点、文本用字来看,《隐书》具有楚文化因素"底本可能为战国时代的楚地文本"对待简帛类文学史料,应树立动态的视角,重视文本的底本来源和文学因素的代际传承"《隐书》具有特定的文本形态,有助于考察荀赋的地域特征;并无讽谏和教化,显示文学表达与政治教化的疏离"自题“此隐书也”,反映时人的文体认知,有助于考察早期的文体观念及其历时演变。
《隐书》写物手法与秦汉相术存在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关键词:《隐书》;文本来源;文本形态;文学价值作者简介:何家兴,济南大学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022)2010年初,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秦简牍(简称“北大秦简”)。
这批简牍内容十分丰富,以古书为主,包括多篇文学作品,如《酒令》《隐书》《善女子之方》《从政之经》《公子从军》《泰原有死者》等*正如整理者所说:“尤其是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文献,展示出当时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社会文化的认识大为丰富和扩展。
”1-一直以来,秦简以文书、数术、方技为主,很少有六艺类和诸子类;但北大秦简说明,秦墓仍有诗赋作品*秦虽然禁止《诗》《书》及百家语,但并未说禁止诗赋之类⑵*《隐书《为出土文献首见,应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类”亡佚的《隐书》有关*自题“此隐书也”,反映时人的文学观念和文体认知,体现了早期文体意识的自觉*从文本内容来看,通篇并无讽谏和教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疏离以及文本创作的自觉*李零做了整理并公布了《隐书》第三则的原简*通篇用四言赋体写成,最后一简的背面有“此隐书也”,点名此书性质*全篇包含三个谜语*三个谜语分三章,各为起讫,除第一简,前面缺两三简,后面缺两个字,大体完好*其叙述形式,一般是先出谜语,用黑点隔开,然后说已猜到是什么,最后揭出谜底[3]*在整理者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传世文献,考察《隐书》的文本来源、形态以及文学价值等*简帛文献有助于改变早期文学史的静态书写模式,应立足于文本的地域来源,充分考虑文学的空间分布和代际传承*—、《隐书》的文本来源文本分析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文本形成是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关于简帛文献的性质,黄德宽认为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很多应该早于墓葬和抄写的年代,作为语料使用时,对其时代的判断也要做具体分析,就目前研究所获得的认识,文献出土地并不一定就是语料的产生地*只有通过对不同地域文献用字的比较分析,明确某些用字现象确实为某地所特有,这类材料才能作为地域性语料运用4*这些观点适用于文学史料分析*对待新出简帛,避免文本年代与史料属性的单向联系,应树立动态的理论视角,充分考虑基金项目:山东省高校“青创团队”项目“楚简韵文辑录、笺注与研究”(2019RWC010)•105•2021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战国秦汉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重视文本的底本来源,考察其生成背景和地域属性*出土秦简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湖北云梦、荆州两地*北大秦简《道里书》主要记述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其中,水名都是湖北境内的河流;地名则大多在秦南郡范围内,尤以安陆、江陵出现最多*整理小组推测这批简牍可能出自湖北省中部的江汉平原,并结合“质日”,判断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从《从政之经》及《道里书》之类文献来看,这批简牍的主人应是秦地方官吏[1]*整理小组的推断对文本来源具有参考意义*语言是文学表达的外在形式,也是时代变化和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尺*从语言文字入手,考察文学史料的文本属性具有可行性*语气词“!”“也”具有明确的地域特色。
出土简帛文献简介一.简帛的发现与整理简牍和帛书的发现,是近百年来我国文物考古重大发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简帛,是指我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和绢帛的总称,因各种复杂的自然环境因素而流传至今。
简帛发现的历史渊遠流长,据记载,在西汉武帝时期就有古代简帛的问世。
此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盗掘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出土了竹简书籍数十车,这是我国古代大批发现简牍的最早一次记载,这就是著名的《汲冢书》。
这两次发现所留下的古文《尚书》、《论语》、《礼记》、《孝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对于古代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后历代还有不少次的零星发现。
上个世纪的简帛发掘从时间上大体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约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到1949年为止是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些外国考察队首先相继进入我国西北边陲,也就是汉代的河西与西域地区,开始了考古调查和所谓的探险活动,揭开了西北简牍大发现的序幕。
其代表人物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贝格曼,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等。
20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东方学界、考古学界、语言学界的轰动。
此后,我国科学家或与外国合作,或独立发掘,使古代简帛逐步被世人所认识。
20世纪上半叶简帛的发现,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举其要者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等。
建国以后,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更不断有惊人的简帛发现。
重要的竹、木简发现有云梦秦简,龙岗秦简,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甘谷汉简,马王堆汉墓竹简,定县汉简,江陵凤凰山、张家山汉简,居延新简,阜阳汉简,大通汉简,马圈湾汉简,郭店楚简,悬泉置汉简,尹湾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下面仅就东汉以前的出土简帛文献材料择其要者作扼要介绍敦煌汉简是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
七十年代以来湖北出土秦汉简牍概
述
简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弥补了史书记
载之不足,拓宽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领域,
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珍贵资料。本世纪以
来,大批秦汉简牍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世人
的关注,许多学者专门从事简牍研究,研究
成果十分丰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的
研究。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湖北省许
多秦汉墓中都出土了竹木简牍,内容十分丰
富,其中有许多内容是全国首见或仅见的,
还有一些为史书未记或略而不详。因此,这
些秦汉简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文主要就湖北省七十年代以来考古
发现秦代和西汉时期简牍情况及其主要内
容,略作概述,使人们对秦汉简牍有更多的
了解。
一、秦代简牍
(一) 考古发现概况
1975年冬,在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棺
内墓主的头部、右侧、腹部和足部等部位,
发现堆放有序的竹简一千五百五十五枚,依
其放置的位置分为八组,保存基本完好。清
理时,简上残存上、中、下三道编连丝线痕
迹,原应是整卷入葬的。整简长厘米、宽厘
米、厚厘米。秦代隶书大多清晰可辨,绝大
多数墨书於篾黄上,极少数墨书於篾青上。
这批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编年记》、
《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律》、
《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
吏之道》、《日书》甲中和乙种等十种。这写
竹简出自入葬於秦始皇三十年的纪年墓中,
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
对於研究秦代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同年,还在云梦睡虎地四好秦墓的头箱
中发现二见秦代木牍,与石砚、墨相邻。其
中一件保存完好,长厘米、宽厘米、厚厘米。
正面墨书秦隶5行,249字;背面墨书秦隶
6行,可辨识110字。另一件下部残缺,残
长16厘米、宽厘米、厚厘米。正面墨书秦
隶5行,87字;背面墨书秦隶5行,81字。
文字绝大部分清晰,共计527字。木牍的主
要内容是从军的黑夫与惊写的两封家信。这
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两件秦代木牍,也是第一
次见到的年代最早的家信。
1989年在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棺内足档
处,发现竹简一百五十馀枚,保存较差,多
残断散乱。清理时,简上保留上、中、下三
道编连丝线痕迹,原应是整卷入葬的。整简
长28厘米、宽厘米、厚约厘米。篾黄上墨
书秦隶文字,风格统一,似系一人所书。简
文内容以秦律为主。在这座墓棺内的墓主腰
部,还发现一件木牍,完整无朽缺,牍面较
平,尚可见刀削之痕。长厘米、宽厘米、厚
厘米。正背面均有墨书秦隶文字,其中正面
2行,35字;背面1行,3字,总共38字。
文字尚较清晰可辨识。牍文的主要内容,也
是秦代法律令。
1993年在江陵王家台十五号秦墓棺内
足端,发现竹简八百十三枚,保存较差,多
已残断散乱。清理时,简上尚保留上、中、
下三道编连的丝线痕迹,原应是整卷入葬的。
整简的长度有两种规格,一种长45厘米,
另一种长23厘米;宽度均约为厘米。均墨
书秦隶於篾黄上,字迹大部分可以识读。简
文内容主要有效律、日书和易占三种。在这
座墓棺内的墓主头端,还出土一件竹牍,残
甚,保存很差。残长21厘米、宽4厘米。
字迹模糊,内容不详。
1933年在沙市周家台三十好秦墓棺椁
北档板之间西南部的椁底板上,发现竹简
387枚,出土时为竹笥编席包裹,简首向东。
保存基本完好,依简的长短各自成卷入葬,
长简在上,短简在下。长简的整简长厘米、
宽厘米、厚厘米;短简的整简长厘米、宽厘
米、厚厘米。简文除一枚墨书於篾青之外,
馀均墨书於篾黄上,文字均为秦隶,大多清
晰可辨,共计5300馀字。竹简的主要内容
有历谱、日书、病方及其他文字资料。在这
座墓的棺椁与档板之间的淤泥中还发现一
件大牍,出土时与漆耳杯、夕勺等随葬器物
混在一起,保存完好。长23厘米、宽厘米、
厚厘米。正、背面均有墨书秦隶文字,为顶
头分栏横排书写。文字大部分较清晰,共149
字。牍文的主要内容为秦二世元年的历谱,
为秦牍中首次所见。
关於我国考古发现的秦代竹木简牍,依
据报道还有三批。在四川青川郝家坪五十号
墓发现一件木牍,保存完好,两面修治平整。
长46厘米、宽厘米,厚厘米。两面均有墨
书秦隶,正面三行,共有121字;背面四行,
共33字。木牍的主要内容是武王二年命丞
相茂、内史郾更修田律,律令的内容为修改
封疆,修治浍,筑堤修桥,疏通河道等事。
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竹简
460枚。大多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科上尚
有上中下三道编连的绳痕,竹简右侧有三角
形小契口,上下端各空出1厘米的天地头。
简文的内容有《曰书》和纪年文书两类,《曰
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基本相同,其长短不
一,内容稍有差别,细分为甲、乙两种;纪
年文书系□丞向御史呈奏的“谒书”,叙述
一名叫丹的人的事故。这批秦简的内容相当
广泛,是研究当时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重要材
料。
江陵扬家山一三五号墓出土75枚竹简,
绝大部分保存完好,字迹大多清晰。系整卷
入葬,堆放有序。简文内容为遣策,详尽地
记载了墓中的随葬器物。报告编写者认为此
墓的年代为秦代,这批竹简系秦简。但是,
仔细分析比较此墓出土的铜、陶、漆器,与
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仍有一些差别,其年
代似定为秦汉之际至西汉初年较为妥当;且
简文内容为遣策,通观目前已发现的秦代简
牍均无此类内容,很可能与秦人葬俗有关;
而西汉时期简牍内容为遣策的已是常见,也
应与当时的葬俗有关。因此,我们暂将这批
竹简划归西汉简牍一并论述。
秦代简牍的主要内容
湖北秦代简牍的内容,主要有法律令、
文书、关于秦统一六国战争、疾病与药方、
历谱、家信、曰书和易占等等,内容十分丰
富。
1、法律令
秦律在我国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惜早已佚失无存。睡虎地秦简有一半以上的
内容为秦代的法律令,第一次使人们了解秦
律的具体内容。尔后,在云梦龙岗发现的竹
简和木牍的内容,也是秦代法律令,许多内
容与睡虎地秦律的内容相同,但也有些为前
所未见。这些法律令并非秦律的全部,但许
多简文均有律名,如田律、仓律、金布律、
工律、司空、置吏律、内史杂等等的内容非
常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清
楚地看出,当时秦王朝制定了各种严格规定
的法律令,并依法进行管理,违者严惩。列
如睡虎地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关布》:
“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中,
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如《效
律》记有:“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
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甬
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
赀一盾。”又如《秦律杂抄》中也记有:
“·为听命书,法弗行,耐为侯;不辟席立,
赀二甲,法。”这些内容丰富的律文,对研
究秦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2、文书
仅见于睡虎地秦简,即《南郡守腾文书》。
这是秦王政二十年四月二日南郡之守腾颁
发给郡属各县、道官史的文书,由于南郡地
区“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
之心不变”的情况严重存在,因而腾发布这
件文书,重新公布秦的法令,要求各县、道
的官吏贯彻执行,并派人巡视各县、道,检
举违法之人,依治惩治。文书依次传送南郡
各县、道,另抄送江陵。文书还对良吏与恶
吏作了分析对比,其最主要的标准是能否执
行秦的法令。对于恶吏,是“不可不为罚”。
经过考验,在执行法令有严重过犯的,要记
录在卷册上,作为恶吏的典型。
3、关于秦统一六国的战争
在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与二件木牍均
记有这类内容。《编年记》逐年记载了自秦
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秦统一六国的
历次战争等大事。而且《编年记》所记述的
史实,大都与传世的史书记载相符。例如秦
昭王“四年攻封陵”与“四十七年攻长
平”。有些记载,弥补了史书之阙。如秦昭
王“二十九年攻安陆”,以及秦王政十九年
“南郡备敬”,“二十三年兴,攻荆,□□
守阳死。四月,□文君死”等有关南郡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