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人格美
汤兵
【摘要】陶渊明作为我国田园诗的开创者，为后世树立了不可替代的典范。一千多年来，我国的学者文人研究他的代不乏人。他的诗文甚至在国外也被人欣赏研究。陶渊明之所以被人推崇，这和他独具魅力的个性特征和天才横溢的诗文有关。在中国，人格和艺术相统一，才有可能被人欣赏和推崇，而陶渊明是人格美和艺术美高度统一的。陶渊明人格的形成，和他独特的生平经历和时代环境有关。陶渊明的思想是他自身体悟各种思想流派和人生经验相参照的结晶。陶渊明的本体论思想并不系统，而是从他的诗文中透现出来。陶渊明的诗是田园诗的典范，平和冲淡，真诚朴素。在平实的描写中透露出对自然、农耕、友情等令人感动的眷念和热爱。尽管历史上不少人存在对他的误解和误读，但他的伟大人格和天才横溢的艺术功力超越于一切时代，同时也超越由误解和误读造成的屏障。
【期刊名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5(000)001
【总页数】5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人格；文如其人
正如大诗人李白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文学界一样，陶渊明的影响也不仅仅是文学范围内涉及的话题，陶渊明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美感已渗透进中国人的世界观、行为准则、处世方式。作为田园诗的创始者，陶渊明的影响是永恒的。关于田园诗，《辞海》是这么解释的：“诗歌的一种。歌咏农村景物或农民、牧人、渔夫的生活，格调恬静悠然。”《外国文学大词典》对田园诗的解释是：“流行
屈原和陶渊明的人格对比 屈原，战国诗人，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后因遭贵族排挤毁谤，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后，屈原自投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最初做州里的小官，可由于性格耿直，清明廉政，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便辞职回家。后来时隐时仕，直到辞去彭泽县令一职后永远脱离官场，回归其向往已久的田园生活。 回顾以上经历，可见屈原和陶渊明是有共同点的。时不我待。他们都厌恶这黑暗的世俗社会，也被这黑暗的社会所埋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们也都反抗黑暗，不随波逐流。无论是陶渊明“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的浩然正气，还是屈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的独立不迁，都是他们伟大人格最真实的写照。 但他们始终不一样。就其对社会的态度而言，如果说陶渊明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那么屈原就是一个抗击现实的勇者。立身于世俗的滚滚洪流中，他始终保持自己的清高与
清醒，不肯同流合污。“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哪怕君主疏远他，大臣排挤他，他也立志要在那个没有炬火的年代里成为唯一的光。而陶渊明却不同，在宦海中沉浮数十年，他已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自己的坚持并不能改变这个社会的无力感。于是他选择返回自然，看飞鸟晨出夕还，眷恋山林，选择蒙上自己的眼睛不去看这社会的腐朽，不去看百姓的沉沦。 就其对自然的态度而言，屈原大胆怀疑，具有上下求索的大无畏精神。《天问》就是屈原对于统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最高，最初，最大的规律的疑问。他问日月、问星辰、问洪水、问九州、问地之长、问山之高、问历代之兴亡、政治之得失······而陶渊明崇尚自然，对自然化迁持委顺态度。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人也是不断变化的，既然化是普遍的规律，那么就纵浪其中，顺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所谓纵浪大化就是如此。他不会去质疑自然探索自然，只会顺应自然。 屈原一生不断地追求理想，探索真理，却找不到一条出路，也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因此他心情十分苦闷矛盾，常常徘徊在歧路上，不知何去何从。斗争与妥协，自清与随俗，两种不同的处世哲学在他心中交战，于是他终身抑郁不得志。陶渊明的内心也经历过这样的交战。他并没有摆脱名教
陶渊明诗选 陶渊明（约352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说名潜， 字渊明）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汉族，东晋浔阳柴桑人。曾做过几年小官， 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 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 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很少先例的田园诗。陶诗的艺术 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陶 渊明死后100多年，萧统搜集他的遗文，区分编目，编定了《陶渊明集》8卷，并亲自写序，作传。后来，北齐阳休之又在萧本基础上，增加了别本的《五孝传》和《四八目》，合序目为10卷本 《陶潜集》。阳本隋末失其序目，为9卷本。此后，别本纷出，争 欲凑成10卷，北宋时宋庠又重新刊定10卷本《陶潜集》，为陶诗最早刊本。以上各本都没有传下来。今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几种南 宋至元初本。主要有:曾集诗文两册本，南宋绍熙三年刊，有清光绪影刻本；汲古阁藏10卷本，南宋刊，有清代影刻本；焦□藏8卷本，
南宋刊，有焦氏明翻本，今《汉魏七十二家集》中《陶集》5卷亦即焦□翻宋本。此外，还有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和元刊苏写大字本等。最早为陶诗作注的是南宋汤汉。元以后注本、评本日增。元初刊本有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10卷：常见有四部丛刊影印本。清代陶澍注《靖节先生集》10卷，有家刊本及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近人古直《陶靖节诗笺》，有“隅楼丛书”本，“层冰堂五种”本，后者称为《陶靖节诗笺定本》。 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 陶渊明诗选目录 1-50首： 命子（10首）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最后的摇摆 ——浅谈《归去来兮辞》的思想意义 《归去来兮辞》作于公元405年的冬天，标志着陶渊明十三年出仕生活的结束。这十三年的出仕生活，是曲折复杂充满矛盾的，也是相当痛苦的历程。大家知过，陶渊明本来是一个“猛志逸四海”，愿意“大济苍生”的人，这出仕的十三年，是他为实现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这时的陶渊明，正处在“最后的摇摆”期。 陶渊明的最后一次出仕，是在公元405年的秋天，担任彭泽（今江西彭泽）县令。这是最后一次的耕与仕之间的摇摇。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作者告诉我们“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说明他到官不久，内心就充满着矛盾斗争。“质性自然，非矫力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说明这种官场上违反作者个性和理想的为口腹自役的行为，对他来说是太痛苦了。所以，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以当头棒喝般的呼唤，振起全篇：“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在这扪心自问式的自我责备之后，是对自己十三年仕途生活的总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行迷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漫漫十三年的仕途生涯，在作者看来是失路人走过的一段“迷途”。因为，在十三年的政局风云变幻中，在十三年的官场春秋中，作者见过太多的黑暗卑鄙，见过太多的残酷和不义，这十三年，正如作者在《归园田居》中所写的那样，是“误落尘网中”的十三年。所以，作者要求舒展他自由的个性，作家那不曾泯灭的良心，又呼唤他脱离仕宦的藩篱，正如 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只有 他，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 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禄…… 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 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 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 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意 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美的历程》）这种思想，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魏晋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格美。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魏晋风度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读书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象征，又是魏晋玄学倡导玄远精神的结晶。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主要的代表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个人自由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最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魏晋风度，它彰显的是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风尚，其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魏晋之际政治动荡，使得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日益惨烈，同时伴随着血腥杀戮，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具体写照。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背景下，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理想、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魏晋时代人是个体感性意识觉醒的时代。魏晋士人强烈自我意识，必然会引发对人的情、性本质的探索。应时而生的玄学以哲学的思辩代替了神学目的论，从对有无、本末的讨论深入到对人的性情本质的探索，这就使得他们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追求思想开放和自由论辩。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对社会与人生所取的态度，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所倡导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强调人应该有一种“情”，这种“情”，主要表现是高情、才情。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在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魏晋风度反映出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它以文人的自觉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由此而凝铸的人格精神,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魏晋名士们以清谈的话语形式畅神达志，昭示一种理想人格。清谈是对哲学玄理的一种抽象的论辩和探讨。清谈讲究语言优美、音韵和谐，需要高深的语言、文学和哲学修养。因此玄学清谈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标榜出风流倜傥的名士风范，名士们或笑傲江湖，或隐逸田园，潇洒也好，失意也罢无不具有哲人的智慧，艺术家的才情。如果说魏晋风度是那一代士人张扬的极致，那么，清谈则是他们修名养誉的重要途径。阮籍、嵇康等人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又是对理想社会以及自由人格的一种构想，它为魏晋士人自
陶渊明人格之分析 摘要：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分析，向来有不少意见。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本文认为是“独 立率真”、“任放中和”，并从陶渊明的人生观、哲学思想以及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来分析其原因，同时结合 机能主义哲学家瞻姆士关于“人的社会形象”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性格理论来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 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 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 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 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 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渊明的 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 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 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 ；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 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
移居（選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1.南村：古直《陶靖節年譜》義熙六年下：“南村（亦曰南里）果在何處？李公煥曰卽栗里。何孟春曰柴桑之南村。……愚通考先生詩文以及誄、傳，而知南村實在尋陽附郭。……自義熙七年至元嘉四年凡十七年，先生蹤跡皆在尋陽。其尤顯著者如‘因家尋陽’，如‘過尋陽見贈’，如‘經過尋陽，臨別贈此’，如‘在尋陽與潛情款’，如‘經過尋陽，日造淵明飲焉’，皆確指其地，不可假借。然則南村之在尋陽附郭，萬無可疑已。”古直所考有據，然《移居》詩果爲何年所作，並無充分根據以論定之，則南村是否在尋陽附郭，亦未能論定矣。 2.非爲卜其宅：意謂不是因爲南村之住宅
好。卜宅：《左傳》昭公三年：“諺云：‘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3.素心人：心地樸素之人。《文選》顏延之《陶徵士誄》：“弱不好弄，長實素心。”李善注：“《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 4.樂與數（shuò）晨夕：意謂喜歡與素心人朝夕相處。數：屢。何注：“言相見之頻也。” 5.從茲役：爲此事，指移居南村。從：爲。《管子·正世》：“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役：事。《左傳》昭公十三年：“爲此役也。” 6.鄰曲：鄰居。 7.抗言：高言。《後漢書·董卓傳》：“卓又抗言曰”，李賢注：“抗，高也。”在昔：陶澍注：“《商頌·那》：‘自古在昔。’《魯語》：‘古曰在昔。’” 8.奇文：或指自己與朋友所作文章，或指前人文章。《漢書·王褒傳》：“朝夕誦奇文。” 9.疑義相與析：蔣薰評《陶淵明集》曰：“讀‘疑義相析’，知淵明非不求解，不求甚解以穿鑿耳。”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酒与诗词
摘要：酒存在于中国几千年，在历史的传承中逐渐形成了酒文化，并且与中国的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诗词。它促进了诗词的创作，热爱酒的文人将酒的庆贺、送别、解忧等作用，融入于诗词创作，使诗词体现出了酒的各种作用，以诗词形式体现出来。关于酒的诗词的名篇佳句，代代相传。中国古代诗词与酒甚于酒文化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酒文化古代文人诗词创作作用
0.引言：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古国。人类的第一滴酒是中国人造的，并且还掌握了当时较为先进的酿酒工艺。酒是生活的佳酿，与生活是相依相伴的。酒是一种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已经融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酒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酒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相随。同时，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内涵。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酒是文化的酵母。酒事千年，千年酒事，酒香传万世，充分显示出酒寄寓于文化与生活的价值。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文学诗词创作，就有酒的相伴。何处有酒，何处有诗词。 1.诗词与酒的不解之缘 在古代文人那里，有酒必有诗，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酒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诗能增添饮酒的高雅情调，酒和诗就像是一对姐妹花，彼此依托，相互映衬。中国是一个酿酒、饮酒的国度，也是一个赋诗、吟诗的国家，很久以前，诗与酒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的酒，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农耕社会，中国最初的诗，大约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有多篇涉及到酒，如：“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以御宾客，且以酌醴。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1]可见，酒是社交宴会中的“天使”，觥筹交错之际，举觞称贺之时，美酒堪称传递心意的佳媒。“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君子有酒，旨且多”。中国古代的不少诗人都爱酒、好酒，甚至嗜酒如命。他们因酒而兴致勃发，借美酒浇出绚丽的诗篇。 酒对中国古代诗词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其独特的作用，最为显著、最为广泛的主要表现在魏晋、唐、宋这三个时期。这时期所创作出来的诗词作品的质量较为上乘，而且对将整个时期的文学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起了重要及关键的作用，这些都与酒存在莫大的关联。所谓“万事不如杯在手”，杯中自有乾坤，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法学与社会学院 2011级1班 摘要：汉代哲学中，天是有意志的世间万物的主宰，阴阳五行是宇宙天地的根本秩序，而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承接汉代的魏晋人便疑问人是什么？魏晋风度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士人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任诞放达,回归自然,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魏晋风度自由洒脱、清远玄淡,超尘绝俗,回到了人类粗朴自然的初始状态，踏上了真正的归乡路径。 关键词：魏晋风度；超越生死；谈玄论道；哲学；人格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 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 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 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世说新语·方正》）这是魏晋士人的人格宣言，他们以自我的种种言行向人们展示了自我个体的高度觉醒，而这种觉醒从本质上来说又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不同于先秦、两汉，这是一个万物皆贱、惟人为贵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伴随着这种个体自觉，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也随着转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先秦、两汉传统的生命价值观的人生追求。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 “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 我们知道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对生死问题采取理性态度，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 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而到了西汉，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即所谓“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礼记·儒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迨及东汉末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尽管期间也出现了西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太平繁荣景象，但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被爆发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所替代。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仇恨，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所 陕艳娜 荩 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人格特征的心理学分析(一) 【内容提要】 本文用西方心理学原理和方法论解析陶渊明人格。以确凿的材料为依据，分别从其行为处世最重要的三个境遇、五个场景入手，观察其人格之呈现，力图把精细的分析和严密的整合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陶渊明是中国文化中与屈原迥然不同的另一种典型人格，必须重视。【关键词】陶渊明；人格；心理学；刚；达；真 甲，“人格”辨析及方法论 人格（Personality）是外来词，中国古代只有人品、人极等类似概念。人品指人的品质，人极指做人的最高标准。【1】由于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品藻余波所及的南朝梁代和北宋理学家，所以其涵义都单纯地指向了道德领域，与西方的人格概念并不完全等同。 作为从西方心理学剔抉、引进的新概念，人格来源于拉丁文Persona——戏剧演员所戴的体现角色身份的面具。这个词根说明了人格概念的复杂性：人既有表现于外给人外部印象的特点，也有某些深藏不露的东西，二者冲突、交错，进而形成真实的个人。实验心理学诞生之后，经一个多世纪的探讨，人格理论已沉淀出如下大致相同的结论：人格是个体内在因素在外部行为上的倾向性，是个人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有特色的处世模式，具有动力的一致性和身心组织的整体性。陈寅恪说：“古今论陶渊明文学者甚众，论其思想者较少。”【2】鲁迅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3】都是针对渊明而发。诚哉斯言！陈、鲁二人都强调了渊明研究的整体性原则。本文选取人格特征角度从事心理学分析，其意即在此。 渊明作古已久，现代心理学行之有效的交谈法、投射法等不可能采用，因而，境遇法、自叙法、他叙法和行为分析法将成为本文的主要方法。所谓境遇法，即把渊明在不同境遇中的不同表现作简要勾勒，寻绎其人格侧面的蛛丝马迹。所谓自叙法，即从渊明对自我行为、心境的叙述（如诗、文）中抓握信息予以分析。所谓他叙法，即从他人对渊明的记载、评价中提取材料作为旁证予以分析。【4】这一切，又必须经由行为分析法和笔者的透视来串联。因为说到底，人格作为个体物质模式和行为倾向的统一体，其内隐部分是通过外在行为、语言等来体现的。由于渊明的创作动机是“聊命故人书之”以“自娱”的，【5】并未想藏之名山或流传后世，其中所记载的个人行为和心理事件的真实性相当可信，所以，自叙法尤应提到显要的地位。 本文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所有的分析、结论都以确凿的行为事实为基础。 乙，境遇A：与上司交往中的人格呈现 境遇，本文所指，既包括境（环境），但主要指遇（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境遇，即渊明本人与不同人交往所形成的特殊场景、情境。 渊明一生分为仕、隐两部分。仕任过州祭酒（？）、镇军、建威参军和彭泽令，其余半生隐于田园。在自叙中，渊明没有半句提到上司，其厌恶上司、“不堪吏职”的程度，可谓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与上司的有关交往主要见于他叙，如颜延之《陶征士诔》、沈约、李延寿、房玄龄《隐逸传》和萧统《本传》等。【6】他叙中，正面言及出仕期间与上司交往的只有一处，众所周知，即，郡遣督邮至县，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辞职。【7】此外，便是在归隐后与州郡长官王弘、檀道济的接触。 与王弘之交往可分离为如下三件小事。笔者提请读者注意，在这种交往中，尤其要注意的是渊明的态度。（1）会面前，王弘先请，渊明不往。接着王弘亲自登门，渊明称疾不见。最后王弘只好由庞通之（主簿）穿针引线，具酒肉于庐山半道候邀，渊明才“共饮酌”。返州路上，他们一人乘华轩，另一人（渊明）乘篮舆，然而后者言笑自若，不觉欣慕，也未感低贱。【8】（2）量鞋码，渊明“伸脚令度”。（3）尝九月九日无酒，适逢王弘派人送来，渊明“即便就酌”。据谱家考定，王弘在江州凡八、九年，但由上可见，双方交往的次数寥若晨星，而且渊明纯
论陶渊明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及其情感意蕴 摘要：陶渊明，东晋著名诗人，是我国诗坛上一颗极为璀璨耀眼的明珠。他一生坎坷，曾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他的诗歌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他善于借物抒情，借助一些典型意象抒发自身的志趣。陶渊明在其不同时期的诗文创作中融入了“酒”、“菊”、“鸟”等典型意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他的的情与志，也反映了诗人对人生真谛的探求，这些意象因诗人内心世界充盈着自由。恬淡、率真的情感而显得内涵极为丰富厚重。他们的不同作用和出现比例也是我们一窥陶渊明的心灵状态和人格结构的视角。对这些意象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陶渊明。 引言 先秦以来，在儒家主导的文化传统下，中国古代文学保持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乐感。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位一体的儒家原典哲学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主体往往注重追求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功用，往往把社会责任看成是完善自己理想人格的必要因素。但社会理想和政治现实总是会出现龃龉，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受到黑暗的遮蔽和小人的戟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很多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曾有过苦闷的经历。这样，一些比较有着相对自足的人格的作家作品便会成为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政治失意时的精神家园。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受小人谗言，政治理想不得实现，贬谪江南而作成《离骚》，以香草美人比附自己高洁的品格，以幻想中的神话世界寄托自己浮世中不可实现的理想。自此，屈原的人格及其作品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第一座精神家园。而继之以起的则是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他最先较为彻底的摆脱纯粹的儒家人格的范导，而为后世开辟了一条隐居的新的方向。在归隐中达到一种相对自足的人格境界，而这也得益于陶渊明在诗歌中表现出的那种相对独立于儒家道德预设的人格概念的生命意识。如果说屈原所代表的精神家园是一方神奇的圣土，高悬于尘世之上；那么陶渊明所创造的精神家园则是一方人间的田园，未离尘世之中。 陶渊明生于公元三六五─四二七年，字元亮，晚年更名潜，浔阳紫桑（今江西九江）人，世称靖节先生。他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曾孙。陶侃做过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卒后追赠大司马。祖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做过姿城太守，也都是淡漠名利，洁身自好的人。他的母亲是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孟嘉先生的第四女儿。嘉是当时名儒，文章超卓、胸襟广阔。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陶潜一生可说影响极大。 陶渊明一生可分少年、游宦和归隐三个时期，兹分述如下： （1）少年时期：自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壬申，至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丙申（自出生至二十五岁止），萧统《渊明传》称他“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一点更可从他诗中窥见他的遭遇和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辞）；“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 （２）游宦时期：自晋太元二十一年丙申，至东晋义熙元年乙巳（自二十五岁至三十四岁为止）。他的杂诗里说：“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在这十年期间，陶渊明曾出任四次，前三次任幕僚即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最后一次是当县丞彭泽令，义熙元年八月就任，十一月即自免归。 （３）归隐时期：自东晋义熙元年乙巳，至宋元嘉四年丁卯（自三十四岁至五十六岁止），渊明自四十六岁以后，他家曾遭遇过火灾、风灾、水灾、虫灾。他身体也是逐渐衰弱，尤其元嘉二年后的两三年中，可说是他一生中最困苦的一段日子。贫困使他自然的质性，磨砺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使他对于死神的迫近，毫不惧怕，处之泰然。他深知不久于人世，于是写了三首挽歌诗，及一篇自祭文，作为辞别人间的最后剖白。 陶渊明现存于世的诗歌有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拼音读音参考 shǎo wúshìsúyùn, xìng běn ài qiūshān.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wùluòchén wǎng zhōng, yīqùsān shínián.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wùluòyīzuò: wùrù (误落一作：误入) jīniǎo liàn jiùlín, chíyúsīgùyuān.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kāi huāng nán yějì, shǒu zhuōguīyuán tián.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fāng zhái shíyúmǔ, cǎo wūbājiǔjiān.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yúliǔyīn hòu yán, táo lǐluótáng qián.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ài ài yuǎn rén cūn, yīyīxūlǐyān.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gǒu fèi shēn xiàng zhōng, jīmíng sāng shùdiān.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diān tōng diān (颠通巅) hùtíng wúchén zá, xūshìyǒu yúxián.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jiǔzài fán lóng lǐ, fùdéfǎn zìrán.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二》陶渊明拼音读音参考 yěwài hǎn rén shì, qióng xiàng guǎlún yāng.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bái rìyǎn jīng fēi, xūshìjuéchén xiǎng.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shífùxūqǔzhōng, pīcǎo gòng lái wǎng.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xūqǔzhōng yīzuò: xūqūrén (墟曲中一作：墟曲人) xiāng jiàn wúzáyán, dàn dào sāng mázhǎng.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sāng márìyǐzhǎng, wǒtǔrìyǐguǎng.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cháng kǒng shuāng sǎn zhì, líng luòtóng cǎo mǎng.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归园田居·其三》陶渊明拼音读音参考 zhǒng dòu nán shān xià, cǎo shèng dòu miáo xī.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chén xīng lǐhuāng huì, dài yuèhéchúguī.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dào xiácǎo mùzhǎng, xīlùzhān wǒyī.
第10卷 第4期2008年12月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ang π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 on )Vol 110 No 14 Dec .2008 收稿日期:2008209226 作者简介:马得禹(19752),男,甘肃靖远人,讲师。 陶渊明与岑参的仕宦经历、山水 田园诗风格比较 马得禹 (甘肃联合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及诗文创作对唐宋两代文人的影响深远,尤其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更为显著。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岑参的山水田园诗也深受他的影响,尤其在岑参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受其影响最大。陶渊明与岑参在家庭出身与仕宦经历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二人的仕宦经历都体现了仕与隐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都是通过山水田园诗表现出来的。对二人的诗歌风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岑参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但深受陶诗之影响,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较陶诗更为成熟,二人的山水田园诗分别体现了不同的风格特征。 关键词:陶渊明;岑参;山水田园诗;仕与隐 中图分类号:I 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248(2008)0420094206 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大多与他们的仕宦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宦海沉浮的独特感受寄托于他们的诗文创作。随着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多的作家用诗文展现他们在仕途上的各种坎坷经历。钟嵘在《诗品》中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 宗”[1] 的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近代著名学者王国 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 千古”[2]。王国维认为,古代诗人中对后世产生最 大影响的是这四位诗人,陶渊明位居其二。当然王国维评价的标准侧重于人格,文学与人格的结合也非四人莫属。陶渊明的诗文在当时并未产生足够的影响,只有到了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才开始重点关注他。后来他的影响逐渐扩大,受其影响最深的是唐宋两代的诗人。他的影响不仅在于田园诗方面,更多的在于他的处世态度和人格魅力。在唐代诗人中,山水田园诗派的诗人受其影响较多,历来研究者 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被称为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岑参也深受他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关注较少。通过阅读陶渊明与岑参的诗文创作,可以发现二人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性。陶渊明一生在思想和仕宦经历中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也体现在岑参的思想与仕途之中,因此二人在思想与仕宦经历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通过比较二人的诗文创作,可以明显看出岑参早年隐居时创作的山水田园诗受到陶诗的影响较深,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陶渊明与岑参在仕与隐之矛盾中的相似性、陶诗对岑参创作的影响以及二人山水田园诗所呈现出的不同风格。 一、陶渊明、岑参仕与隐 矛盾比较 陶渊明与岑参在家庭出身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相
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 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混乱的时代，三国纷争，八王之乱，晋室东 迁…人们可以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却是异常的发达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而这一时期的文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的大背景下所展现的风骨和风貌更是其他历史时期所没有的，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的人格之美令人心折，而这种人格美又体现在了形美和神美两个方面。在古代的十大美男中魏晋时期的就占了七个，美男并不会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魏晋时期的美男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他们风流倜傥，英俊伟岸的身姿，那种围绕在他们周身的自由狂放，潇洒不羁的气质才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而魏晋时期的审美标准背后有着怎样的背景原因？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的纠缠和交织又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都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关键词：魏晋文人、形貌、才思、神韵之美 魏晋时期，这样一个黑暗又动荡的年代，战乱频繁，天无宁日。“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写到了整个村庄的灭绝。”①人们却将仪容和人体美作为了一种独立的审美内容。很难想象，在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连温饱都需要烦恼的时候，还要分出精力来关注仪容仪表，这仅仅从表面上看是矛盾和难以理解的。但当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深入的分析文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之后又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自古以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更加注重人们的内在美，即精神美。而魏晋时期时对于人的形体之美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特色。在儒家的审美中，着力强调美与善的联系，甚至直接将善转化成美。美与善可以说是孔子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善是美之所以为美的先决条件，没有了善美也就不能称之为美。徒有华丽的外表，而没有善作为内核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孔子在论语中写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①。“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②“里仁为美”③这种种言论都可看出孔子对美的阐释。文质彬彬就是“美”与“善”的一种统一，而善甚至是要超过于美的。可以说儒家是更注重内在美的。而道家强调的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的自然之美，持一种无为自在的审美态度。认为自然的天然的就是最美的。庄子就主张万物各随其性，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道家在论述人格美的时候，也更推崇人的精神美，认为精神美远重要与外表形态之美，常常以形貌丑陋的人来反衬人物精神的伟
由陶渊明的诗文探讨其思想性格 摘要：文章以诗论结合的手法，在解析陶渊明诗文代表作品大意与内涵的基础上，对其儒道结合的思想渊源、安贫乐道的为人准则、崇尚自然的人生思考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而洞悉了陶渊明的思想性格。 关键词：陶渊明诗文；思想性格；儒道结合 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他不仅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其诗文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尤其是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情怀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风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言为心声”，本文便尝试着从其诗文入手，解读其深刻内涵，探讨其思想性格，从而由表及里，更进一步了解这位隐逸诗人。 一、道结合是陶渊明的思想渊源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其中仅引用《论语》就有37处。如陶渊明在《杂诗十二首》中第一首《人生无根蒂》中写道：“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意思是说人生之尘在风中漫游，经历了磨难，已经不是原来的生命。这两句，看起来平淡，其实深刻，人生的漂泊不可测，人人都会有体验。尤其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有过漂泊曲折的经历，生命已经非原来的样子。“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既然大家都已非原来的生命，那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应该亲如兄弟，何必在乎血缘骨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陶渊明的首创，孔子《论语》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陶渊明在诗中重复孔子的意思，其实是在战乱和孤独中对理想的一种呼唤，这种理想就是社会和平，是人间博爱，这其实就是儒家经典思想。 陶渊明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因为他同样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７０篇用了《老子》、《庄子》的典故，共７７处之多。《老子》、《庄子》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文艺观等诸多方面，其中“朴”、“淡”是其核心观念。“朴”、“淡”的美学要求就是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简单真切，罢黜一切不必要的铺陈、藻饰、雕琢。陶渊明无疑认可接受了老庄所阐发的美学趣味，所以古今论陶均不离“素淡”。例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人物素材积累----陶渊明篇 【人物事迹】 1．年少有志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拒绝了。 分析：不畏权势，不同流合污，一直是陶渊明的人生追求，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适用话题：志向、舍与得、追求 2．陶渊明择友 陶渊明结识的朋友不分贵贱，但人格卑下的人是他所不齿的。有一天，江州刺史檀道济前往见他，这时，陶渊明正好已偃卧床上饿了好几天了。檀道济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古如此？”陶渊明回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临去时馈以梁肉，陶渊明一手把它挥落地下。当时东晋政治混乱，且文帝废少帝自立，人民生活疾苦，道济竟云文明之世，以乱為治，其人格可知，渊明因此对他赠送的东西挥而去之。 分析：真正的朋友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志同道合的。没有共同的喜好，没有相同的品性，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同时，从一个人的择友标准可看出其做人的个性和品位。 适用话题：选择、人格、标准 3．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天晋元兴三年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又为建成将军刘敬宜参军，因心不悦回了家。回家后，耕植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家里人口增多，经济十分拮据，亲朋好友都劝他出去做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被任为小县之令。当时正值战乱，他不想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酿酒，于是就在彭泽县任了一个小职。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我岂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便解经去职。后来，他写《归去来兮辞》这篇传世之作。诗人在序文里交代了写作原因。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这就可以看出，陶渊明宁可饿肚子，也不原违心地适迎上司而混迹官场。 分析：官场中少了一位官僚，文坛上多了一位文学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典范。 适用话题：气节、美德、自尊、坦诚 4．三仕刘裕 陶渊明在穷途末路之时，还是三度出仕，投身刘裕幕下。刘裕固然不如三国时的刘备那么有名，但从他后来建立刘宋王朝的业绩看，也不愧为乱世之雄。只是刘备代表汉家正统，而刘裕则是篡国奸雄，所以史家对他没有好评。但是，东晋并不是汉末群雄并起、三分天下的局面，刘裕也不是刘备那样的求才若渴、礼贤下士，陶渊明更不是诸葛亮那样大势了然、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而只是一介文人。镇军参军本非要职，不过一个小小幕僚，有似杂役。所以，对于正雄心勃勃，忙于征战的刘裕来说，他是不可能真正重用陶渊明的。所以陶渊明入幕不久，就对刘裕仕途失望了。 分析：在陶渊明三番五次的从政失败及居丧躬耕后，选择了重走仕途之路，可见他心里仍然燃着“大丈夫扬名立万”的火焰。但可悲的是，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 适用话题：挫折、理想与现实、苦闷 5．天灾人祸自悠然 接连不断的人祸还没结束，天灾又飞降陶渊明一家。这年夏天，在他笔下那么安宁静谧又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诗人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虽然他努力以君子固穷的气节来安慰、鼓励自己，可严酷的现实仍然让他心中难以平静。他多么希望自己是出生在衣食无忧的时代啊。在传说中那个远古社会里，道不拾遗精食多得吃不尽，余粮就放在地头。然而，衣食无忧作为他最简单的心愿竟离他那么遥远。 分析：至痛无言，至忧不语，写诗作文往往在痛定忧平之后。诗人诗文中虽然很少展现过强烈的失落与忧愤，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他诗文表面的平淡，还应看到他心中生而灭、灭而生的烈火。 适用话题：灾难、渴望、表面与实质、矛盾 6．酒中隐士 无论是从酒文化史还是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说，陶渊明都是一位有着特殊贡献的人物。从他开始，才把酒与诗二者连为一体。他以酒入诗，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陶渊明曾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谓：“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即醉而退，曾不吝情。”他当上彭泽县令后，“公田之列，足以为酒”，上任后即下令把300亩公田全部种成酿酒的秫谷。以保证常有酒喝。他曾私下对人说：“能让我常醉于酒，平生之愿足矣。” 分析：“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自古以来，许多诗人就与酒相知，酒常常成为了他们寄寓情感的载体。从一些“饮酒诗”中，可以体会他们当时或忧或怒或喜或悲的心情。 适用话题：文人与酒、寄托、爱好 7．陶渊明与菊花 陶渊明不只爱酒，更爱菊花，所以家里有自产的佳酿菊花酒；陶渊明的诗作中，出现最多的植物名称，也是菊花。相传有一年，他的亲友听说他无聊，就三三两两来看他。后来相因成习，每逢秋菊盛开，亲朋好友就到陶渊明家中作客赏菊，他就做点心、烧菊茶款待众人。等亲友要离去时，又采菊相送，忙得不亦乐乎，往往让他不能到田里耕作。因此他很希望菊花在某一天全开，客人在同一天全来；于是便对着菊园祝祷说：“菊花知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日来。”说也神奇，那年的九月九日，各色的菊花果真一同盛开，客人们也都在那天一起来了。众人赏花饮酒、尝饼作诗，都夸菊花有真情，不负陶公心，相约年年重阳都来赏菊，就形成了后来国人重阳赏菊的习俗。这一天，人们喜开菊花宴，醉饮菊花酒，既与陶渊明神交，又可祛病延年；从此重阳节又多了一个“菊花节”的别称。 分析：菊花是中国传统名花。菊花的品格高洁、质朴而又从容，具有心底无私的坦荡和不畏艰苦的韧性。以菊花喻人，既有入仕的超然，又有出世的积极。陶渊明如此爱菊，想必是以菊自比，欣赏菊花的品格。 适用话题：菊、格调、情操 8．易代悲歌 宋武帝永初元年（４２０年），陶渊明五十六岁。六月，刘裕代晋称帝，改元永初。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东晋灭亡。值此朝代更替之际，诗人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作为曾经入仕东晋的旧吏，他有失君亡国的悲哀和屈辱，无论东晋王朝多么令他失望，他毕竟曾经是他的一员。而且，新朝还会给芸芸众生带来什么样的祸患，还会给他这么一个颇有名气的文人带来什么样的烦扰，也是难以预料的。再者，作为一个垂垂老矣的贫士，晚景凄凉，前途黯淡，行将就木，一切都成为云烟，改朝换代所触发的，更是自身一生失意、潦倒不堪的慨叹。 分析：处于前途和末路之间，陶渊明表现出对未来的茫然，加之岁月不饶人，年迈的他满眼尽是凄清之色。 适用话题：境遇、前途与末路、岁月 9．金刚怒目 刘裕称帝后，由于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相继作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诸诗，托古述怀。他还在《述酒》《蜡日》二诗中，用隐晦的词意，影射刘裕的暴政。而在这些诗作中，《咏荆轲》更是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完全变成了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分析：在世人的眼中，陶渊明一贯给人隐逸、平淡自然、自得其乐的形象。但我们只能说这是陶渊明最突出的个性，而在面对暴政和强权时，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适用话题：典型、全面、环境 10．死如之何 诗人最后的岁月，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仍然好酒，但有时到了断炊挨饿的地步，酒更是喝不上了。他的朋友有时送钱周济他，当地长官慕其名而怜其处境，偶尔也接济一下他。 在饥饿贫困中，诗人的身体愈来愈差了。元嘉四年（４２７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暝目，亲友们依照他的遗愿，以“省讣却赠，轻哀薄敛”的俭朴仪式安葬了他，并遍询他的生前好友，给他谥号为“靖节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