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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归隐和出仕中折射的人格这是一个萧瑟的时期，通过战争的残酷洗礼，一切皆成废墟，经济萧条，政治混乱，人材凋零。
这又是一个繁荣的时期，思想、文学欣欣向荣，才子、美谈篇篇出色。
在一片清幽的竹林当中，琴声附和，笛声相随，七贤懒惰而坐，顾盼生姿，谈诗论画，快意人生。
这是魏晋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多少文人，多少贤士，埋身山林，葬骨清江，他们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是张扬个性的典范。
在金光粼粼的宫庭之上，群臣争先恐后，竞相进言，为功名，图作为，其中不乏典雅之士，高才之流。
这也是魏晋时期一个世人皆知的场景，多少隐者、多少仕人，曾经或坚定、或彷徨，踏身官场，不断为了魏晋的事业鞠躬尽瘁。
这是两种不同的场景，也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谈及魏晋，魏晋风度便如清风拂面而来。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度，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高洁傲世，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宇，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始终和两个词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一为归隐，一为出仕。
这两个自儒道以来一直争辩的话题构成了魏晋风度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也是魏晋千百文人难以逃脱的桎梏。
在归隐仍是出仕的怪圈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文人像这个时期一样挣扎、跳跃，这与魏晋时期特征息息相关。
历史的浪潮翻腾成两波，前赴后继地涌上前去，选择哪一波都需要时期给出答案。
其一、战争的戕害。
持续的战争消磨着国家的财力和人力，而更大程度上则中伤了人心，战争的阴影逼得一部份文人远离红尘，宁在花好月圆之夜慨叹，不于纷乱尘嚣之世苟生，可是也有一部份人选择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勇士生涯。
其二、思想的活跃。
没有一个时期能有如此多的才子和贤士，也没有一个时期可以同时容纳如此多的文豪和良匠，他们议论时事，直抒己见；他们感慨世事，俯仰苍生；他们针砭时弊，翘首时期。
他们触动时期的脉搏，他们的呼吸混杂于时期的呼吸，他们有着各自对人生、对世界的观点，这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人 文 论 坛202INTELLIGENCE《世说新语》：魏晋风度的个性人格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王宇成摘 要：中国士人的基本人格主要形成于社会急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期，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士人的人格追求自然也有所变迁。
本文以记录魏晋名士逸闻轶事的《世说新语》为理论依据，名士的人格进行分析，简要探讨一下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士人人格追求的变迁情况。
关键词：世说新语 魏晋风度 个性人格《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前四门依次是《德行》、《言行》、《政事》、《文学》，是按照孔门四科来排列的。
这既表现出一种尊崇儒学的倾向，也表现出对传统的继承。
很显然，《德行》就是对传统道德范畴继承的代表。
但实际上其内容很杂乱，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的烙印，可以说是新时代下的传统道德范畴的发展。
然而，《世说新语》中真正体现魏晋风度的个性人格的是“方正”、“雅量”、与“任性”等人格特征，这些特征也是主要体现士人人格变迁之所在。
一、“德行”主要包括义、信、孝、俭、仁爱等《德行》中的“德行”主要有义、信、孝、俭、仁爱等。
荀巨伯宁死不弃友的舍生取义的精神是义德的典型代表，华歆与王朗乘船时救人的表现，更是体现从一而终的信、即难不弃的义。
魏晋士人称赏既信则义，而批判虽小信而不义的做法。
孝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仅守孝一项就有十多则，代表人物就有王祥、王戎、周翼、和峤、陈遗、吴道助兄弟等一大批人。
而且根据孝行的不同，还细化为不同的类型，如死孝、生孝、至孝、灭性之孝、心丧、色养之孝、纯孝等等。
这与魏晋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政策不无关系。
俭德行的代表人物有周镇、王戎、王恭、范宣、殷仲勘等，不仅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勤俭节约，能像殷仲勘那样在发涝灾时把掉在地上饭粒“辄拾以啖之”，像王恭那样“身无长物”。
仁爱之德有庾公不肯卖的卢马的那种“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顾荣慷慨施炙于做炙之人，更有裴令公乞物行惠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行为。
可见仁德的部分内容仍然受魏晋人的重视和关注。
魏晋风度背后的阮籍的哲学人格分析【摘要】时代造就伟人，不同时代都具有代表的伟人，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时代的进步。
首先通过了解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从而结合阮籍所出生的背景解释一下魏晋风度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什么是魏晋风度，接着阐述阮籍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提出的观点与看法，最后结合时代背景对阮籍进行整体的人格分析。
【关键字】魏晋风度，阮籍，人格分析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第一，政治腐败的效应，对生命的反思（重社会→重个人）；第二，对汉代的反思。
被人为饰的礼：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遵从，成为使人踏上仕途的工具，教条和被制化的经→我注六经→经学已无法适应当时的形势的发展；第三，清议到清谈，清议是民间对某人道德的自发评价，侧重评价某人→一人才标准的讨论为中介到清谈，清谈则是以某论题展开辩论互相就对方的观点相互为难，重在探索事物的规律。
第四，回复明治之教的需要：儒学体系崩离、世风颓废、法令滋彰、诸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恢复名教之治用仁义礼乐来弥补单纯法治的不足，改变士风，然而经学失去了维护政权稳定的功能，要改变这种社会这现象，不能单纯的依靠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大脑中根深蒂固所以迫切的需要改变。
二、魏晋风度的产生以及什么是魏晋风度“从“正始玄学”开始，中经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诸名士的推动，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从对现实礼法制度的反叛开始，以追求精神生命中的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为基调，无疑给当时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一股具有解放意味的新气象。
当然，再后来的走势中，在情感主义被引申为情欲至上，在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的过分追求导致责任心与使命感完全消解的时候，这一思潮便带来巨大危害。
”【1】p299三、阮籍出生的背景以及他的生活经历阮籍（公元210年—263年），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国时期魏诗人。
字嗣宗。
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县治）尉氏人。
试分析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士人的诗意人生和个性自觉。
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
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史书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最典型的莫过“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便被以莫须有的“不孝”罪名处死，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
魏晋之际，董仲舒开创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式微，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名教”声名狼藉，此间，何宴和王弼发起“正始玄风”，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从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
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医学上汉末张仲景的《伤寒论》、其后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数学上魏晋之际刘微注《九章算术》等等，其科学成就，也都得到哲学概括。
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魏晋玄学对自然、生命、人性、社会、必然与偶然、天命与人力等命题，进行了哲学思辨，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
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蔑视礼法、冲决纲常名教束缚、张扬个性，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
他们寄情山水，谈玄论道，恃才放狂，傲视古今，是时代的叛逆，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现实的黑暗，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栖息之地。
山水竹林不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是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们借助山水表达对“道”的追求和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
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处处真情流露，悲天悯人，其作品中充溢着生命意识，沉郁哀伤；另一方面他们超凡脱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色彩。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张英基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着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于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了起来。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士风度心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1）。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起来。
嵇康曾云：“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读庄、老，重增其放。
”（2）；阮籍则“行已寡欲，以庄周为模则”（3）。
人们鄙弃汉儒的酸腐迂顽之气，说话为文，崇尚通脱之风，不拘于礼仪，什么事都很随便。
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又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礼法传统。
重视自我，重视个性，重视才能，重视情感，便成了士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和人生价值取向，为确认人的自然本性作出了理论阐释。
士人们大胆地改变了先前时代的那种严肃而谨慎的生活作风，追求精神娱悦，追求个性张扬，追求物欲奢华，大兴尽情地享受享乐之风。
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局极其黑暗、险恶，士人们为了全身远祸，或崇尚老、庄，清谈玄理，排调戏谑；或崇尚自然，高洁自恃，隐遁山林；或不拘礼俗，注重人格，追求精神解放；或纵酒行乐，放诞不羁，我行我素；或竞豪斗富，穷奢极欲，物欲熏心。
他们富于才华，浓于情感，沉醉于所谓“名士风度”之中，要把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坦露出来。
所谓“名士风度”，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其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魏晋名仕的风度和生活态度[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的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
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他们放浪形骸之外，崇尚自然，率性而为，追求人生的自由和无所羁绊。
“竹林七贤”为这一时期名士文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 时代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生活态度意义魏晋是一个“学者一老庄魏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更是以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
由于这个特定的时代也影响了这个时代的风流名士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从而他们的风度于生活态度也有别于其他时代名人文士。
在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那么的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飘渺、颓然傲世者被称为名士。
不论崇尚自然、喜好老庄,还是率性任诞、风流自赏，不论谈玄清议、寄情物外，还是性喜饮酒、不务世事，也不论超然尘世、心慕隐逸,还是服食养生、追慕仙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其不可复制性，超越了魏晋这一特殊时代和特殊文化背景。
其中，竹林七贤为这一时代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所谓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
这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几乎代表了所有魏晋时代文人名士。
他们生于乱世，却能坚持其固有的态度，其最主要者就是萧散怀抱和风流气度。
前者指的他们的人生态度，后者是他们的处事方式。
两者的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魏晋名士轻蔑名利、尊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嵇康的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阮籍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过,刘伶的嗜酒佯狂、托体天地,王戎的嗜财爱物、明哲保身，阮咸的为人旷放，不拘礼法身,以及以王衍、乐广为代表的中朝名士的空谈经济、不务世事,等等,无不体现出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被处死前神色自若。
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风采一、前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极为辉煌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士人们以其独特的气质和风采，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焦点，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风采。
二、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他们注重研究儒家经典，推崇仁义道德，强调君臣父子之道，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吸取了六朝时期的墨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士人思想体系。
例如，王弼提出了"心即是佛"的观点，对于后世的佛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士人的文学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而闻名于世。
他们善于运用修辞手法，娴熟地驾驭诗词歌赋，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例如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孙权的《赤壁赋》，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
他们通过诗词歌赋，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的思考，展示了士人的情怀和情感世界。
四、士人的政治才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在政治上展现出卓越的才能。
他们以深入的思考和卓越的洞察力，预测和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方略。
例如王导提倡"以文治国"，主张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来推动社会进步；左思提出"舌战群儒"，强调言辞的重要性。
这些观点和理念都对当时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士人的生活风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们有着独特的生活风貌。
他们追求自由与超脱，遵循"清静无为"的生活哲学。
他们以居山林、修身养性为乐，崇尚自然和宁静。
士人们还喜欢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文化交流和学问讨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交圈。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对于后世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士人的传承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服散”看魏晋名士的双重人格魏晋时期，“服药”之风在士族阶层极为盛行。
魏晋名士做出服药这一行为选择，不仅是为满足其长寿、美容等生理需要的结果，而且也是面对黑暗现实精神世界矛盾运动的结果。
这种矛盾体现在其人格的双重性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希望“离俗”，同时又逃不开儒家思想的束缚。
这种矛盾的双重人格在哲学上的体现便是“名教”与“自然”之争，其实这只是他们在人生失衡之下两种极端之选，“名教”与“自然”的结合才是终极追求。
所以“魏晋风度”这一纸光辉大抵是名士们在痛苦中书写的。
标签：魏晋名士；服散；双重人格提及“魏晋风度”一词，就会浮现魏晋名士们清谈、饮酒、服药等一幅幅洒脱不羁的画面。
本文所要探讨的便是魏晋名士嗜服五石散的历史现象，并揭露魏晋名士背后的双重人格，以及这种人格与魏晋哲学的内在联系，以了解这种矛盾人格的精彩与无奈。
一、魏晋名士的服散之风汉末，新兴士族阶层开始兴起。
到了魏晋，新兴士族阶层与旧门阀士族阶层之间的矛盾已变得十分尖锐，除了对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矛盾之外，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在各种矛盾合力下，社会动荡不安。
出于对这种现状的不满与无奈，士人们多隐而不仕，他们崇尚清静无为，爱好清谈，不喜谈论俗事；他们放浪形骸，追求自由，不拘礼法；他们经常呼朋引伴于山林中喝酒纵歌，将统治者的各种招揽置之脑后，如“竹林七贤”多为统治者所不喜，但也正是这种特立独行成就了他们的名士风范，也成就了为后世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
换言之，“魏晋风度”也就是指名士们那种自信的人生态度，洒脱的行为风范，直率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清谈、饮酒、服药和纵情山水，借清谈以巩固其志气，寓情山水以丰富其人生阅历，辅之以药与酒陶冶其生活情趣。
“服药”，即指服食五石散。
五石散原本只是一味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的中药散剂，因其主要合成成分为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因此称其为五石散。
据记载，服用此药非常麻烦，需仔细调理。
魏晋风度文化变革与士人风范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和矛盾的时期。
这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同时也孕育出了大量的士人。
魏晋风度文化变革与士人风范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亮点。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魏晋风度文化的演变和士人的风范。
一、政治变革与魏晋风度文化魏晋时期的政治变革对于魏晋风度文化的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曹魏、东晋等政权相继诞生，国家政权从秦汉的典范逐渐转向了自由与宽容。
这种政治变革带来了文化领域的全面开放与繁荣，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得到了自由的表达和发展。
因此，魏晋时期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开放、自由的特点，这就是魏晋风度文化在政治变革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原因之一。
二、思想变革与魏晋风度文化魏晋时期，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对于生活和人生的看法也在不断变迁。
传统的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新兴的道教、佛教等思潮开始兴起。
这种思想变革对于魏晋风度文化的形成影响巨大。
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追求个人的内心体验与情感表达，追求精神层面的超脱与自由。
这种思想变革让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感受与体验，同时也为士人们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
三、文学艺术与魏晋风度文化在魏晋时期，文学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段时间涌现出了大量的才子佳人，他们以自由、超脱的艺术态度创造出了许多经典的作品。
名士们以辞章之才和文采风流著称于世，他们的作品不仅充满诗意和艺术性，而且也表现出了魏晋时期特有的思想和精神追求。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更是士人们风度的外在表现和展示。
四、士人风范与魏晋风度文化魏晋时期的士人具备了独特的风范，他们以清雅、博学、超然的态度示人。
他们心高气傲，不随俗流，坚持追求真理和道德的追求，同时也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士人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建树，他们还在政治、军事、教育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他们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深沉的学问修养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成为了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谈谈对魏晋风度的理解谈谈对魏晋风度的理解一、魏晋时代的特点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文化上，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即魏晋文化。
而这种文化现象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就是我们今天所称之为魏晋风度。
二、魏晋风度的内涵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人们特有的性格品质和审美情趣。
首先，魏晋风度注重个人言行的优雅和自由，强调自我表达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这个时期，文人士大夫们经常会举行文学和琴棋书画的雅事，他们喜爱并推崇的是纯粹的艺术和个人情感的表达。
其次，魏晋风度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自然之道和人性的协调。
在这个时期，许多文人读书研究和修身养性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合一境界。
最后，魏晋风度崇尚豁达大度的胸怀和智慧处事的能力。
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斗争激烈，但魏晋文人们常常以睿智的态度对待矛盾和挫折，有着超越世俗的宽容心态。
三、魏晋风度的影响魏晋风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魏晋时代，而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文学艺术方面，魏晋文人们提出的“远离俗态，归于泰然”，对后世文人的写作方式和审美观念有着直接的启发作用。
其次，在诗词歌赋方面，魏晋时期的文人们提倡雅静淡泊的写作风格，对中国古代诗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思想观念方面，魏晋文人们推崇的独立思考和追求真理的态度，也为后世的思想文化开拓了新的思路。
四、对魏晋风度的评价魏晋风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和意义不可低估。
魏晋文人们以他们独特的审美眼光和智慧品质，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新篇章，使中国文化融汇了多元的思想和艺术形式。
魏晋风度所倡导的精神境界和人文情怀，犹如一汪清泉，滋养着后世的文化发展。
总之，魏晋风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之一，它以自由独立、纯粹雅致、和谐自然、豁达智慧的精神特质，影响了后世文化的发展。
它的价值在于，不仅寄托着古代文人的人文情怀和审美追求，更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激励着我们追求自我实现和文化创造的勇气和智慧。
走进魏晋风流，感怀魏晋名士风骨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
当时士人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风流的人生观与审美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留下了一道瑰丽的人文景观。
01魏晋风度与人物品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其时上接东汉，下开六朝。
魏晋风度，是指发生在这一时期中的文化现象，风度是指人物言行所表现出来的仪表风范和态度，魏晋是历史阶段，历史阶段不可能具有仪表风范，因此，魏晋风度实际上是指魏晋时期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风度。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风度，只有当时名士不同于流俗的言行才能称为风度。
魏晋风度，其实是指魏晋名士的言行表现出来的风度。
魏晋名士，为大家所熟悉的如“竹林七贤”，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嵇康、阮籍。
他们表现出来的风度，与世俗不同，如阮籍的青白眼故事、嵇康锻铁不理睬钟会的故事等，广为人们所乐道。
后世的人因将魏晋时期的名士按照时代先后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江左名士。
其实，竹林名士和正始名士活动的时间差不多同时，都是正始年间事。
但正始之音主要是指王弼、何晏所建立的玄学理论。
竹林名士给后人的影响，主要是指他们的活动。
虽然嵇、阮都是著名的玄学理论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但后人所理解的竹林之游，还是指他们与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等人的活动。
后人景仰魏晋名士的言行，缅怀而称之为魏晋风度。
后人最为景仰的，还是魏晋名士超出凡俗的旷达、放逸、不以俗物萦怀的言行，从这一点说，东晋名士最能体现也最能代表这种风度。
与前代名士相比，江左名士在玄学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玄学态度，形成了令后人景仰的名士风范。
唐代大诗人杜牧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东晋名士的风流就在于他们处理人与外物关系的两相得态度上，以及在两相得状态中表露出的真情性。
后人每论晋人具有令人着迷的烟水云气，其实也主要指东晋名士。
因此，风度，其实是名士们言行的自然流露，是真名士自风流，如果是假名士，当然就谈不上风度和风流了。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精神历史的年轮不断向前推进，中华大地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局面后，迎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纷争与动荡。
乱世中蕴含着思想的活跃，“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文人们来说，乱世中国家精神统治的藩篱瓦解，大可以一舒胸中块垒，快意人生。
正因为摆脱了现实中礼教的枷锁，魏晋士人才有了千古不决的独特气质与情怀，是为魏晋风度。
东汉以后，宦官和外戚你方唱罢我登场，视国家公器于无物，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士人们深受其害，“党锢之祸”的爆发更是无情的击碎了士人们的救世思想。
在儒学式微、名教危机的背景下，士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世说新语》是记载魏晋士族逸闻轶事的著作，看似荒诞不经，但却实实在在的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精神状态。
魏晋士人的无奈是政治黑暗下的性命之忧，不得为以求自全，以放任自适、放浪形骸排解心中苦闷。
魏晋风度是士人们的外在气质，是一种臻于玄远之境的人格美。
嵇康临刑前掷琴于地，大呼“《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淡定从容，阮籍为拒姻亲，饮酒大醉的逃避之举，皆为士人风度，魏晋风流，是无奈，也是救赎。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崩塌先秦时期，社会潮流汹涌激荡，诸子百家思想在乱世之中产生并互相学习融合，成就乱世中的思想盛宴。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各家的政治参与度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并没有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诸子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储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里，等待着后世的翻阅与对话。
抛开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来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背后，我们能洞悉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国家意识形态所衍生的国策与之相对应。
秦重权术、焚书坑儒，二世而亡；东汉继承独尊儒术的经学传统而渐渐透出衰微之象。
至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虽然以刑名法术取得硕果，却同样为曹魏政权的丧失埋下了祸根。
从王朝的治乱兴衰可以看出，诸子百家虽然对治国都有可借鉴之处，但任何一家文化理论都有短板，一旦落实为治国纲领，缺陷就会逐渐显露，固守它的政权将付出相应的代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风范与独立精神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有着非常多的历史事件和风流人物，其中最为重要和有影响的莫过于那些具有特殊精神和风范的士人。
在这些士人当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独立精神与风范，这些特质在他们的言行和生活中表现得淋漓精致。
在今天，回顾这个时期的士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展示出的不屈不挠和自主自强的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和人格认识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当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王羲之。
王羲之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独立意识的艺术家，他除了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之外，也是一位高度独立和自主的思想家。
王羲之在他的艺术和生活中坚持独立和自主的精神，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威和规范，他的书法和创作风格也几乎是超出了当时所有的主流文化艺术范畴。
他以创新和独特的个性风格打破了当时中国书法的固有风格，创造出了自己独特而有影响的书法艺术。
王羲之不仅是一个具有艺术才华的人物，更是一个高度独立和自主的思想家。
他坚持不受限制的创造方式，不在乎旁人的眼光评价。
他所要表达的，不是一种艺术或者寻求荣耀，而是在那个混沌的时代里，他所追求的人格和道德。
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和限制，大多数人都被物质和金钱利益所驱动。
而王羲之和其他士人则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自主，坚持追求自己的目标。
除王羲之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很多其他的士人都具有非常突出的独立精神和风范。
他们都坚定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人生目标，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了值得敬佩的事情。
他们表现出的独立精神和风范不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于个人品格的重视和人格自由的追求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和风范，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中，很多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和人格，成为了一件消费品和被支配的工具。
而我们需要学习那些独立精神和自主自强的士人，在自由和人格上进行探索和追求，才能保持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魏晋风度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提示：点击↑'书法微报'免费订阅，右上角转发魏晋，是一个真正的乱世，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却有一群思想活跃的人，他们的人格思想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他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
所谓“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
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究竟源于何处，又为何会形成这种风度，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也将在下文中讨论。
魏晋之前的东汉末期，士林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魏晋士风的转化有着一定的关系，他们更加重视自我，追求完善的人格，而不是一味地迷恋儒学，依附皇权。
魏晋士风的转变还受到了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道家哲学的影响：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齐物，使魏晋士人认识到天道不足以让人畏惧，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
其次是佛教、道教的兴起，人们在愁闷痛苦之时最容易产生宗教情绪，于是二者为名士们所喜爱。
最后，士风的转变与政治的黑暗不无关系。
魏晋时期是充满内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残酷，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士大夫、一般民众，都笼罩在强烈的死亡恐怖之中，在无比黑暗的处境中大规模的死亡惨状，个人生命的毫无保障，激起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死亡意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悲天悯人有济世志的士人都茫然不知所之。
人们普遍意识到人生无常，生命极其短促，极其脆弱。
什么是魏晋之风？在中国历史中，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特立独行，反抗凡俗，他们的行为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都不同。
他们是魏晋名士，“魏晋之风”的开拓与践行者。
那何为魏晋之风？就是魏晋时期文人的风气和社会的风气，有如下特点。
01通脱率性魏晋文人的性格大多通脱，率性，这是魏晋之风形成的基础。
多疑如曹操，南征时大敌当前，仍郦酒临江，横朔而歌，丝毫不惧。
他还借着酒劲杀了指出自己音律错误的人，行事通脱，不受任何人的气。
曹操爱喝酒，他的儿子曹植则酗酒。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姿欢谑。
”曹植经常和自己的门客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于没有听到曹操叫他带兵救曹仁的安排，甚至夜闯司马门，自个儿断送了世子之位。
他的行事，虽然荒谬，倒也率性。
还有曹丕带着朝臣到故友坟前学驴叫；阮咸不服贫穷，别人炫富他炫裤衩；阮侃半夜在茅房惊呼:鬼怎么这么丑！他们率性而为，性格通脱，只愿意活成自己，追求精神永恒。
02清谈玄学魏晋之风，体现在思想上，就是清谈玄学。
魏晋时期，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不论俗世，只谈老庄与周易。
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
“孔融死而士气灰”，孔融死于在政治上的多嘴，曹操杀鸡儆猴。
于是，文人名士不敢妄论实事，转而清谈老庄哲学。
正始名士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
正始名士之后，清谈逐渐发展成一种风气。
竹林七贤饮酒谈玄学，兰亭名士聚会论佛理，不过是他们不能参与政治，闲来无事，又想表明自己的思想高人一等，品性高雅的一种寄托而已。
后人说“清谈误国”，实属让他们背锅。
谢安满肚子淝水之战的战略，还不是烂在肚子里！时局所限，他们壮志难酬，只有另寻寄托。
陶渊明悠然采菊，过着隐士生活，也是此理。
03注重外在魏晋的文人士族，十分爱惜自己的肉体。
他们讲养生，尚容止。
王恭“濯濯如春月柳”，何宴面白似粉、顾影自怜，还有“与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侧”的卫玠。
他们一边研究玄学，一边养生。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魏晋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格美。
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
魏晋风度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读书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象征，又是魏晋玄学倡导玄远精神的结晶。
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
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主要的代表人。
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个人自由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最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魏晋风度，它彰显的是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风尚，其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魏晋之际政治动荡，使得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日益惨烈，同时伴随着血腥杀戮，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具体写照。
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背景下，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理想、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魏晋时代人是个体感性意识觉醒的时代。
魏晋士人强烈自我意识，必然会引发对人的情、性本质的探索。
应时而生的玄学以哲学的思辩代替了神学目的论，从对有无、本末的讨论深入到对人的性情本质的探索，这就使得他们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追求思想开放和自由论辩。
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对社会与人生所取的态度，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所倡导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
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强调人应该有一种“情”，这种“情”，主要表现是高情、才情。
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在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
魏晋风度反映出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它以文人的自觉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由此而凝铸的人格精神,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魏晋名士们以清谈的话语形式畅神达志，昭示一种理想人格。
清谈是对哲学玄理的一种抽象的论辩和探讨。
清谈讲究语言优美、音韵和谐，需要高深的语言、文学和哲学修养。
因此玄学清谈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标榜出风流倜傥的名士风范，名士们或笑傲江湖，或隐逸田园，潇洒也好，失意也罢无不具有哲人的智慧，艺术家的才情。
如果说魏晋风度是那一代士人张扬的极致，那么，清谈则是他们修名养誉的重要途径。
阮籍、嵇康等人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又是对理想社会以及自由人格的一种构想，它为魏晋士人自
由人格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中国士人人格有了全新的范本。
魏晋名士生逢乱世，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面对现实的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他们对越来越流于繁琐、荒诞并沦为政治工具的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开始“非汤武而薄周孔”，倾心玩味“三玄”（《老子》、《庄子》、《周易》），逐渐接受了消极避世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
阮籍、嵇康因对司马氏集团标榜名教而实际篡权的行为不满，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里的“自然”，指个体自然、自由的生存状态，也即未进入社会关系、未经社会礼法规限的一种生存状态。
阮籍塑造的“大人先生”那种“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行形”的境界追求，就体现出他对个人“自然”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嵇康对“名教”、对社会公共礼法持强烈批判无疑也是出于精神生命的自由追求。
他们追求是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
魏晋风度所表现出来的率性而为、任诞放达、落拓不羁，是名士们彰显自由人格的外在表现。
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整体特征是崇尚自然、纵情任性，其轻时傲世的怪诞行为多为当时礼法所不容。
他们就是以放达相标榜，并在酒的放纵中一再地向礼法和世俗挑战，经常作出各种违背儒家礼法行为的事，阮籍纵酒放达，不守礼法。
他在邻家美妇那里喝酒，醉了便若无其事的躺在人家旁边睡觉，在视男女之界为大防的当时，阮籍的这种行为是惊世骇俗的。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更是嗜酒如命，放浪形骸。
大白天脱得一丝不挂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他还发一通以天地为房舍，以房舍为衣裤的议论，讽刺别人进入他的裤裆里来，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其荒唐、任诞也确实非同一般。
但是魏晋士人的狂傲任诞，落拓不羁，不仅仅是一种风度，更是他们向假礼教和黑暗现实发出的愤激反抗。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哲学，魏晋士人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任诞放达的生活作风把“独善”的一面推向了极致，对中国的士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魏晋士人虽然身处政治黑暗的社会，却能在诗酒风流，水光山色、谈玄论道中去领悟人生的真谛，去追求生命的真境界，并把这种追求落实到行动上和日常生活中，他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的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张扬个性，任诞放达，回归自然，思想解放，“发现”自我，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
魏晋风度的那种自由洒脱、清远玄谈、超尘绝俗、风神飘逸的人格之美，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束缚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美的丰碑，代表了中国人文精神中特有的诗意的人生境界，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