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归隐和出仕中折射的人格这是一个萧瑟的时期，通过战争的残酷洗礼，一切皆成废墟，经济萧条，政治混乱，人材凋零。

这又是一个繁荣的时期，思想、文学欣欣向荣，才子、美谈篇篇出色。

在一片清幽的竹林当中，琴声附和，笛声相随，七贤懒惰而坐，顾盼生姿，谈诗论画，快意人生。

这是魏晋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多少文人，多少贤士，埋身山林，葬骨清江，他们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是张扬个性的典范。

在金光粼粼的宫庭之上，群臣争先恐后，竞相进言，为功名，图作为，其中不乏典雅之士，高才之流。

这也是魏晋时期一个世人皆知的场景，多少隐者、多少仕人，曾经或坚定、或彷徨，踏身官场，不断为了魏晋的事业鞠躬尽瘁。

这是两种不同的场景，也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谈及魏晋，魏晋风度便如清风拂面而来。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度，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高洁傲世，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宇，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始终和两个词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一为归隐，一为出仕。

这两个自儒道以来一直争辩的话题构成了魏晋风度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也是魏晋千百文人难以逃脱的桎梏。

在归隐仍是出仕的怪圈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文人像这个时期一样挣扎、跳跃，这与魏晋时期特征息息相关。

历史的浪潮翻腾成两波，前赴后继地涌上前去，选择哪一波都需要时期给出答案。

其一、战争的戕害。

持续的战争消磨着国家的财力和人力，而更大程度上则中伤了人心，战争的阴影逼得一部份文人远离红尘，宁在花好月圆之夜慨叹，不于纷乱尘嚣之世苟生，可是也有一部份人选择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勇士生涯。

其二、思想的活跃。

没有一个时期能有如此多的才子和贤士，也没有一个时期可以同时容纳如此多的文豪和良匠，他们议论时事，直抒己见；他们感慨世事，俯仰苍生；他们针砭时弊，翘首时期。

他们触动时期的脉搏，他们的呼吸混杂于时期的呼吸，他们有着各自对人生、对世界的观点，这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人 文 论 坛202INTELLIGENCE《世说新语》：魏晋风度的个性人格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王宇成摘 要：中国士人的基本人格主要形成于社会急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期，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士人的人格追求自然也有所变迁。

本文以记录魏晋名士逸闻轶事的《世说新语》为理论依据，名士的人格进行分析，简要探讨一下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士人人格追求的变迁情况。

关键词：世说新语 魏晋风度 个性人格《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前四门依次是《德行》、《言行》、《政事》、《文学》，是按照孔门四科来排列的。

这既表现出一种尊崇儒学的倾向，也表现出对传统的继承。

很显然，《德行》就是对传统道德范畴继承的代表。

但实际上其内容很杂乱，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的烙印，可以说是新时代下的传统道德范畴的发展。

然而，《世说新语》中真正体现魏晋风度的个性人格的是“方正”、“雅量”、与“任性”等人格特征，这些特征也是主要体现士人人格变迁之所在。

一、“德行”主要包括义、信、孝、俭、仁爱等《德行》中的“德行”主要有义、信、孝、俭、仁爱等。

荀巨伯宁死不弃友的舍生取义的精神是义德的典型代表，华歆与王朗乘船时救人的表现，更是体现从一而终的信、即难不弃的义。

魏晋士人称赏既信则义，而批判虽小信而不义的做法。

孝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仅守孝一项就有十多则，代表人物就有王祥、王戎、周翼、和峤、陈遗、吴道助兄弟等一大批人。

而且根据孝行的不同，还细化为不同的类型，如死孝、生孝、至孝、灭性之孝、心丧、色养之孝、纯孝等等。

这与魏晋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政策不无关系。

俭德行的代表人物有周镇、王戎、王恭、范宣、殷仲勘等，不仅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勤俭节约，能像殷仲勘那样在发涝灾时把掉在地上饭粒“辄拾以啖之”，像王恭那样“身无长物”。

仁爱之德有庾公不肯卖的卢马的那种“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顾荣慷慨施炙于做炙之人，更有裴令公乞物行惠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行为。

可见仁德的部分内容仍然受魏晋人的重视和关注。

魏晋风度背后的阮籍的哲学人格分析【摘要】时代造就伟人，不同时代都具有代表的伟人，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时代的进步。

首先通过了解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从而结合阮籍所出生的背景解释一下魏晋风度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什么是魏晋风度，接着阐述阮籍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提出的观点与看法，最后结合时代背景对阮籍进行整体的人格分析。

【关键字】魏晋风度，阮籍，人格分析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第一，政治腐败的效应，对生命的反思（重社会→重个人）；第二，对汉代的反思。

被人为饰的礼：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遵从，成为使人踏上仕途的工具，教条和被制化的经→我注六经→经学已无法适应当时的形势的发展；第三，清议到清谈，清议是民间对某人道德的自发评价，侧重评价某人→一人才标准的讨论为中介到清谈，清谈则是以某论题展开辩论互相就对方的观点相互为难，重在探索事物的规律。

第四，回复明治之教的需要：儒学体系崩离、世风颓废、法令滋彰、诸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恢复名教之治用仁义礼乐来弥补单纯法治的不足，改变士风，然而经学失去了维护政权稳定的功能，要改变这种社会这现象，不能单纯的依靠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大脑中根深蒂固所以迫切的需要改变。

二、魏晋风度的产生以及什么是魏晋风度“从“正始玄学”开始，中经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诸名士的推动，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从对现实礼法制度的反叛开始，以追求精神生命中的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为基调，无疑给当时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一股具有解放意味的新气象。

当然，再后来的走势中，在情感主义被引申为情欲至上，在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的过分追求导致责任心与使命感完全消解的时候，这一思潮便带来巨大危害。

”【1】p299三、阮籍出生的背景以及他的生活经历阮籍（公元210年—263年），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国时期魏诗人。

字嗣宗。

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县治）尉氏人。

试分析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士人的诗意人生和个性自觉。

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

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史书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最典型的莫过“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便被以莫须有的“不孝”罪名处死，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

魏晋之际，董仲舒开创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式微，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名教”声名狼藉，此间，何宴和王弼发起“正始玄风”，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从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

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医学上汉末张仲景的《伤寒论》、其后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数学上魏晋之际刘微注《九章算术》等等，其科学成就，也都得到哲学概括。

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魏晋玄学对自然、生命、人性、社会、必然与偶然、天命与人力等命题，进行了哲学思辨，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

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蔑视礼法、冲决纲常名教束缚、张扬个性，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

他们寄情山水，谈玄论道，恃才放狂，傲视古今，是时代的叛逆，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现实的黑暗，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栖息之地。

山水竹林不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是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们借助山水表达对“道”的追求和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

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处处真情流露，悲天悯人，其作品中充溢着生命意识，沉郁哀伤；另一方面他们超凡脱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色彩。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张英基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着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于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了起来。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士风度心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1）。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起来。

嵇康曾云：“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读庄、老，重增其放。

”（2）；阮籍则“行已寡欲，以庄周为模则”（3）。

人们鄙弃汉儒的酸腐迂顽之气，说话为文，崇尚通脱之风，不拘于礼仪，什么事都很随便。

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又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礼法传统。

重视自我，重视个性，重视才能，重视情感，便成了士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和人生价值取向，为确认人的自然本性作出了理论阐释。

士人们大胆地改变了先前时代的那种严肃而谨慎的生活作风，追求精神娱悦，追求个性张扬，追求物欲奢华，大兴尽情地享受享乐之风。

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局极其黑暗、险恶，士人们为了全身远祸，或崇尚老、庄，清谈玄理，排调戏谑；或崇尚自然，高洁自恃，隐遁山林；或不拘礼俗，注重人格，追求精神解放；或纵酒行乐，放诞不羁，我行我素；或竞豪斗富，穷奢极欲，物欲熏心。

他们富于才华，浓于情感，沉醉于所谓“名士风度”之中，要把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坦露出来。

所谓“名士风度”，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其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魏晋名仕的风度和生活态度[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的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

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他们放浪形骸之外，崇尚自然，率性而为，追求人生的自由和无所羁绊。

“竹林七贤”为这一时期名士文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 时代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生活态度意义魏晋是一个“学者一老庄魏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更是以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

由于这个特定的时代也影响了这个时代的风流名士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从而他们的风度于生活态度也有别于其他时代名人文士。

在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那么的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飘渺、颓然傲世者被称为名士。

不论崇尚自然、喜好老庄,还是率性任诞、风流自赏，不论谈玄清议、寄情物外，还是性喜饮酒、不务世事，也不论超然尘世、心慕隐逸,还是服食养生、追慕仙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其不可复制性，超越了魏晋这一特殊时代和特殊文化背景。

其中，竹林七贤为这一时代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所谓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

这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几乎代表了所有魏晋时代文人名士。

他们生于乱世，却能坚持其固有的态度，其最主要者就是萧散怀抱和风流气度。

前者指的他们的人生态度，后者是他们的处事方式。

两者的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魏晋名士轻蔑名利、尊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嵇康的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阮籍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过,刘伶的嗜酒佯狂、托体天地,王戎的嗜财爱物、明哲保身，阮咸的为人旷放，不拘礼法身,以及以王衍、乐广为代表的中朝名士的空谈经济、不务世事,等等,无不体现出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被处死前神色自若。

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风采一、前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极为辉煌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士人们以其独特的气质和风采，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焦点，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风采。

二、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他们注重研究儒家经典，推崇仁义道德，强调君臣父子之道，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吸取了六朝时期的墨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士人思想体系。

例如，王弼提出了"心即是佛"的观点，对于后世的佛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士人的文学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而闻名于世。

他们善于运用修辞手法，娴熟地驾驭诗词歌赋，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例如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孙权的《赤壁赋》，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

他们通过诗词歌赋，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的思考，展示了士人的情怀和情感世界。

四、士人的政治才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在政治上展现出卓越的才能。

他们以深入的思考和卓越的洞察力，预测和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方略。

例如王导提倡"以文治国"，主张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来推动社会进步；左思提出"舌战群儒"，强调言辞的重要性。

这些观点和理念都对当时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士人的生活风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们有着独特的生活风貌。

他们追求自由与超脱，遵循"清静无为"的生活哲学。

他们以居山林、修身养性为乐，崇尚自然和宁静。

士人们还喜欢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文化交流和学问讨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交圈。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对于后世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士人的传承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服散”看魏晋名士的双重人格魏晋时期，“服药”之风在士族阶层极为盛行。

魏晋名士做出服药这一行为选择，不仅是为满足其长寿、美容等生理需要的结果，而且也是面对黑暗现实精神世界矛盾运动的结果。

这种矛盾体现在其人格的双重性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希望“离俗”，同时又逃不开儒家思想的束缚。

这种矛盾的双重人格在哲学上的体现便是“名教”与“自然”之争，其实这只是他们在人生失衡之下两种极端之选，“名教”与“自然”的结合才是终极追求。

所以“魏晋风度”这一纸光辉大抵是名士们在痛苦中书写的。

标签：魏晋名士；服散；双重人格提及“魏晋风度”一词，就会浮现魏晋名士们清谈、饮酒、服药等一幅幅洒脱不羁的画面。

本文所要探讨的便是魏晋名士嗜服五石散的历史现象，并揭露魏晋名士背后的双重人格，以及这种人格与魏晋哲学的内在联系，以了解这种矛盾人格的精彩与无奈。

一、魏晋名士的服散之风汉末，新兴士族阶层开始兴起。

到了魏晋，新兴士族阶层与旧门阀士族阶层之间的矛盾已变得十分尖锐，除了对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矛盾之外，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在各种矛盾合力下，社会动荡不安。

出于对这种现状的不满与无奈，士人们多隐而不仕，他们崇尚清静无为，爱好清谈，不喜谈论俗事；他们放浪形骸，追求自由，不拘礼法；他们经常呼朋引伴于山林中喝酒纵歌，将统治者的各种招揽置之脑后，如“竹林七贤”多为统治者所不喜，但也正是这种特立独行成就了他们的名士风范，也成就了为后世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

换言之，“魏晋风度”也就是指名士们那种自信的人生态度，洒脱的行为风范，直率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清谈、饮酒、服药和纵情山水，借清谈以巩固其志气，寓情山水以丰富其人生阅历，辅之以药与酒陶冶其生活情趣。

“服药”，即指服食五石散。

五石散原本只是一味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的中药散剂，因其主要合成成分为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因此称其为五石散。

据记载，服用此药非常麻烦，需仔细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