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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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的生死观面对死亡的奥秘,人们忧惧的同时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迷茫无助会产生各种神秘观念和表现方式,显现出不同文化或某一时代的精神世界。
生死观的演变,是社会演变的体现,在思想史上十分重要。
一、魏晋人如何面对死亡魏晋历史充斥着死亡的因素,但魏晋人对生的珍视、对死的超脱、对信仰的坚守、对痴情的崇尚,足以让魏晋永远散发着最独特的味道。
上承忠烈沉江的屈原、悲愤自杀的伍子胥、自刎乌江的项羽;下启文天祥、陆秀夫、岳飞乃至王国维。
如何面对死亡是魏晋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
魏晋人虽然也有潘岳、向秀等人,向政治屈服,现实妥协。
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对道义的坚守,九死而不悔。
二、魏晋死亡观的思想分析为什么众多的魏晋风流人物和故事集中出现在魏晋时代呢?为什么魏晋人面对死亡如此的超脱旷达至情至性?我觉得之所以能酝酿出魏晋人旷达至情的生死观,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思想的解放和对自身的反思。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忠孝节义的观念根深蒂固。
但是随着三国鼎立,天下大乱,繁琐的经学已经无大效于天下平定,反而崇尚智谋之士,曹操甚至直重人才,小节勿论。
就像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所言“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便纷纷出现。
”第二,党人的流风余韵。
东汉末年,在党锢之祸之中,李膺、张俭等名士被杀害,数百人被牵连至死。
这红色的血液孕育了一系列品德高尚、心系天下安危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高尚之士。
这种不以生死为重、唯以节义为高的精神启发着魏晋人对生死与宇宙深情的反思与探索。
第三,缘情尚悲的时代文学风尚。
东汉末年的时候,抒情诗古诗十九首、抒情小赋等文学的发展,文学自身的特征抒情化、非功利、审美化逐渐显露出来。
魏晋时代,无论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还是结藻清英的西晋文学,都比较重视人内心世界的揭露与描写,文人僵化的内心世界逐渐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
收稿日期:1999-06-30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徐正英 常佩雨摘 要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
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
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
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关键词 《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生命意识作者简介 徐正英,男,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郑州 450052)常佩雨,男,供职于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郑州 450003) 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生命意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生死意识。
二是人们实现生命价值的意识。
文人是生命意识最活跃的阶层,魏晋士人又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一族。
本文试图以《世说新语》为实证,对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作一粗浅勾勒,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1 我们的先民最初仅把死亡视作一种偶然现象,后来当他们醒悟到“人皆有死”时,便开始到神话中去寻找生命的永恒了。
随着秦皇汉武寻求长生之举的屡屡失败和东汉谶纬之学的信誉扫地,东汉文人不得不拂去关于死亡的层层迷雾,再次正视“人生短暂”这个严酷而又非常明白的现实,所以,感伤人生短促便构成了东汉文人诗如《古诗十九首》的核心主题。
如果说由于儒学束缚,东汉文人对死亡表现出的忧伤和无奈还有些难为情的话,随着儒学衰微和玄学的勃兴,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悲恸表现则要率真、任情多了。
据粗略统计,《世说新语》涉及自然死亡内容的30余则故事中有10则与我们的论题有关,主要集中在“伤逝门”中。
如第3则王济死时孙楚“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第4则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更为之恸”;第6则卫 死时“谢鲲哭之,感动路人”;第7则顾荣死时“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第10则王氵蒙死时刘忄炎“因恸绝”;第11则法虔死后,支道林伤心过度“却后一年,支遂殒”;第12则希超死后希忄音“一恸几绝”;第15则谢安死后,其仇人王 “直前哭,甚恸”;第16则王献之死后王徽之“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尚未知生,何能知死,欲知死后的状况,应当先知生前的状况。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早上明白做人的道理,晚上死去也无遗憾了。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那些有志向、有仁德的人,没有为了谋求生存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成就仁德的。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生命是我所喜爱的,大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大义了。
儒家重视人的社会存在和现世存在,认为道德仁义远较个体生命重要,思考现世生活远较思考死亡重要,对死亡采,从而忽视了个体生命面对死亡时所应有的态度。
西汉以后,经过统治阶级改造的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士大夫将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观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作为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希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和人生价值,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也是儒家那种视而不见的风范。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庄子·德充符》)死或生都是人生变化中的大事了,可是死或生都不能使他随之变化“生死存亡为一体”(《庄子·大宗师》)道家的庄子对死亡则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谈特谈死,“死生”一词在《庄子》一书中至少出现过24次。
他意识到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死与生的问题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底层。
与儒家对死亡的视而不见不同,庄子创立了“至人”、“真人”、“神人”的“游”的境界来作为他的人生理想,最终用虚幻的理想境界掩盖了现实人生的苦难,也掩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感。
所以庄子说“生死存亡为一体”,他以自然天命作为生死的本体,主张将个体的人完全返回到自然状态,让人在混沌的世界中听从天命,取消生死差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反过来掩盖了他哲学中死亡意识的光芒。
从《兰亭集序》看魏晋生命意识汪海峰(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甘肃定西743000)摘要:通过解读《兰亭集序》和《兰亭诗》,我们看到兰亭雅会诸人在诗文中表现的生命意识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从汉末一直到魏晋人性觉醒、个性张扬、小我对大我、小我对小我认真审视的结果,是弥漫在这一时段的空气中的苏醒意识。
魏晋名士个性最为张扬,处处强调个体的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潇洒,但是在他们放浪形骸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压抑与苦闷。
拟在忧生之叹、放诞之狂、山水之寄、服石之误等四个方面对魏晋生命意识作一探讨。
关键词:兰亭集序;兰亭诗;魏晋;生命意识;文书并美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020(2009)06-009-04收稿日期:2009-09-12作者简介:汪海峰(1958—),男,甘肃陇西县人,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在《兰亭集序》中,作者表达了生命的欢愉,“散怀山丘”的超然,乐极而悲产生的对生死问题的浩叹,千百年来一直深深地令人感动。
带着生命的激情一挥而就的书法,“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用抽象的符号、形象的笔墨线条表达了跟文章一样的命题,作者的思想情感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寒食帖》一样,都是面对生命状态的深刻体验不能自已,流淌着用真性真情的浓墨书就的文书并美的不朽之作。
兰亭雅会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盛会,但通过对《兰亭集序》及《兰亭诗》的解读,我们发现盛会其实是与会诸人尤其是组织者对生命隐忧意识的一种消解。
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兴尽悲来,本来盘桓于心中的东西,在美酒、美景、盛会的加热发酵之下,越发深刻悲凉起来。
兰亭雅会诸人在诗文中表现的生命意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从汉末一直到魏晋人性觉醒、个性张扬、小我对大我、小我对小我认真审视的结果,是弥漫在这一时段的空气中的觉醒意识。
汉末到魏晋时期堪称乱世,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乱岁月,高压统治的黑暗时代,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魏晋时期思想美学中的生命意识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思想文明也在沿着一个独特的优美轨迹发展着.在这里程中魏晋时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那是继先秦以来最具有哲学意味,最具有美学意味的时期。
魏晋时期的人们特别是文士们,以他们独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给后世人们带来了一个艺术化的生命形式,成为后世艺术美学追慕向往的精神伊甸园。
魏晋时期的思想,一般说来大致是指东汉末三国以曹魏政权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包括早期的“建安文人集团”和曹魏晚期的“竹林七贤”为中心的玄学思想的文人集团,以及一直延续到西晋东晋的名士集团。
魏晋时期思想总体上是对汉代正统儒家思想的颠覆。
取而代之是对《老子》《庄子》《易经》的三玄思想的痴迷。
他们崇尚清虚高旷的境界,人性自然的生活。
这个时期的文士们史无前例的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甚至曾经把它升格为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其相对的就是对皇权以及为国为民的三不朽的功名追逐的抛弃。
甚至世俗礼法规则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形式面前变得微不足道。
他们所珍视的唯独是他们生命自然状态的完满。
他们着眼于每一个独立的生命,反对传统儒家对生命等级格局的规划。
在他们眼中山间一抹云和天子重器有着等同的生命价值。
他们体现着在离乱的生命环境中弱势文士群体在精神上的顽强生命力。
这也就是后世称作的“晋人风度”。
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东方就存在过这样一个放诞高旷的人群,而西方直到十二世纪左右随着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才有人尝试走出神的光环,窥探人类自身生命的美丽。
那么我们不由追问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呢?汉代是中国第一个以儒学思想建立庞大帝国的朝代。
经历了先秦的战乱纷争以及先秦诸子对天地国家的思想论辩,汉代实现了第一次长期稳定的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整和统一,还有社会规则制度的拨乱反正,一个强大稳定欣欣向荣的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是继周天子开国分封诸侯方国、吐抚四海以来又一次社会的条理化。
摆脱战国割据的人们必然在精神上找到归宿,同时对儒学思想产生依赖和深信不移。
从《世说新语》审美实践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作者:苏爱风聂桂菊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7年第15期【提要】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政治上特别混乱、黑暗,人们承受着更多的苦痛,魏晋人却对人生报以审美的态度,进行诸多的审美实践,文学艺术哲学等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特别是产生了丰富的美学思想。
在《世说新语》书中,大量审美现象背后反映的是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蔑视死亡、率性而为、求真求善。
【关键词】《世说新语》实践审美魏晋人士生命意识探究生命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
对“生”与“死”的忧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反映人类生存哲学发展的进程。
生命意识以生命为依托,同时超越生命范畴本身,体现人类对人生存在意义等问题的高度关注、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痛苦的超越。
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生死意识,二是人们实现生命价值的意识。
魏晋士人是历代人们中生命意识最为浓烈的群体,他们摒弃儒家群体规范对自身的约束,高扬个体价值,感慨人生化迁,直面生死矛盾,崇尚人格個性,追求精神自由,冥思终极意义,最终拯救自我生命,实现生命的自由。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史长河中,魏晋时期独具特色。
在此时期形成的冲破礼教束缚、任情恣性、一往情深的时代风气,人称“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折射,而生命意识是指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生意义、生存价值诸问题的高度关切与思考。
这些集中体现在《世说新语》一书中。
一、超脱生死的达观态度古人很早就开始思考和感叹生命的短暂。
孔子由流水引发感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如果说孔子的表达还很委婉含蓄的话,那么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抒发得就很直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汉人的感叹中充满了对人生短暂、人生如寄的伤感,而魏晋人对“时间流逝、人生苦短”的浩叹,则更为炽烈,因为魏晋人的生命意识更为强烈。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就对生死问题理性对待,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
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的观念,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
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
而到了西汉,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时至魏晋时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
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汉末魏晋六朝却是史上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而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动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催动互生下,迎来了魏晋士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而这种觉醒,首先的表现则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思索,也即对死亡的观照和冥思——死亡意识的觉醒。
对魏晋士人来说,一方面,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士人极度珍惜生命,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另一方面,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瘟疫的流行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的政坛飞来的横祸,其结果是死亡枕藉、朝生暮死、人命如蚁,又使他们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