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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归隐和出仕中折射的人格这是一个萧瑟的时期，通过战争的残酷洗礼，一切皆成废墟，经济萧条，政治混乱，人材凋零。
这又是一个繁荣的时期，思想、文学欣欣向荣，才子、美谈篇篇出色。
在一片清幽的竹林当中，琴声附和，笛声相随，七贤懒惰而坐，顾盼生姿，谈诗论画，快意人生。
这是魏晋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多少文人，多少贤士，埋身山林，葬骨清江，他们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是张扬个性的典范。
在金光粼粼的宫庭之上，群臣争先恐后，竞相进言，为功名，图作为，其中不乏典雅之士，高才之流。
这也是魏晋时期一个世人皆知的场景，多少隐者、多少仕人，曾经或坚定、或彷徨，踏身官场，不断为了魏晋的事业鞠躬尽瘁。
这是两种不同的场景，也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谈及魏晋，魏晋风度便如清风拂面而来。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度，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高洁傲世，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宇，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始终和两个词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一为归隐，一为出仕。
这两个自儒道以来一直争辩的话题构成了魏晋风度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也是魏晋千百文人难以逃脱的桎梏。
在归隐仍是出仕的怪圈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文人像这个时期一样挣扎、跳跃，这与魏晋时期特征息息相关。
历史的浪潮翻腾成两波，前赴后继地涌上前去，选择哪一波都需要时期给出答案。
其一、战争的戕害。
持续的战争消磨着国家的财力和人力，而更大程度上则中伤了人心，战争的阴影逼得一部份文人远离红尘，宁在花好月圆之夜慨叹，不于纷乱尘嚣之世苟生，可是也有一部份人选择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勇士生涯。
其二、思想的活跃。
没有一个时期能有如此多的才子和贤士，也没有一个时期可以同时容纳如此多的文豪和良匠，他们议论时事，直抒己见；他们感慨世事，俯仰苍生；他们针砭时弊，翘首时期。
他们触动时期的脉搏，他们的呼吸混杂于时期的呼吸，他们有着各自对人生、对世界的观点，这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缑红斌内容摘要：中国传统的美学是根源于人格美的美学，而这种人格美则发轫于汉末清议和人物品鉴的魏晋玄学。
因此，笔者试图从魏晋时期一个独具个性的文人团体“竹林七贤”的部分代表人物为例，来更加深入的诠释魏晋士人独特的人格美的价值及其中国哲学中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境界。
关键词：竹林七贤人格美至真至纯精神逍遥所谓人格美，则“意味着从地上、世俗的东西和一切束缚、烦累中，从变化不定的、有限的生的不安和动摇中脱却，生活于超现世的无限平安和静寂中的自我觉悟。
”[1]也意味着人的道德人格的完善和人与天地宇宙同一的最高人格境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美主要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即儒家偏重社会人伦价值或道德政治的伦理之美，道家偏重个体自由理想或精神超越的自由之美，以及中国化佛教如禅宗偏重于高峰体验、万古长空的空灵之美。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哲学所追求的诸种人生境界，实际上是一种美的人格或人格美的境界，它说明在传统哲学中，美和人格是不可分割的，最高的人格美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格境界之美。
所以宗白华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美学是出于人物品藻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
‘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
”[2]李泽厚、刘纪纲也多次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历来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认识美的本质的。
”[3]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学是根源于人格美的美学，而这种人格美则发轫于汉末清议和人物品鉴的魏晋玄学。
竹林七贤生活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魏晋时期，正是这种黑暗与光明尖锐的对立，让一代士人在反抗丑恶、堕落、异化的同时，重建人格理想、追求精神的超越。
其中饱含着异常激烈的痛苦和希望，所以竹林七贤们所理解、追求和实现的人格美的境界，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特品格。
“竹林七贤”堪称为魏晋人格美的代表,最具独特且又有人格美潜质的莫过于“精神逍遥型”的阮籍、嵇康及“至真至纯型”的阮咸。
一.精神逍遥型——离经叛道的阮籍、刑于东市的嵇康在魏晋时期，文人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可谓名士派的形成。
人 文 论 坛202INTELLIGENCE《世说新语》：魏晋风度的个性人格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王宇成摘 要：中国士人的基本人格主要形成于社会急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期，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士人的人格追求自然也有所变迁。
本文以记录魏晋名士逸闻轶事的《世说新语》为理论依据，名士的人格进行分析，简要探讨一下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士人人格追求的变迁情况。
关键词：世说新语 魏晋风度 个性人格《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前四门依次是《德行》、《言行》、《政事》、《文学》，是按照孔门四科来排列的。
这既表现出一种尊崇儒学的倾向，也表现出对传统的继承。
很显然，《德行》就是对传统道德范畴继承的代表。
但实际上其内容很杂乱，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的烙印，可以说是新时代下的传统道德范畴的发展。
然而，《世说新语》中真正体现魏晋风度的个性人格的是“方正”、“雅量”、与“任性”等人格特征，这些特征也是主要体现士人人格变迁之所在。
一、“德行”主要包括义、信、孝、俭、仁爱等《德行》中的“德行”主要有义、信、孝、俭、仁爱等。
荀巨伯宁死不弃友的舍生取义的精神是义德的典型代表，华歆与王朗乘船时救人的表现，更是体现从一而终的信、即难不弃的义。
魏晋士人称赏既信则义，而批判虽小信而不义的做法。
孝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仅守孝一项就有十多则，代表人物就有王祥、王戎、周翼、和峤、陈遗、吴道助兄弟等一大批人。
而且根据孝行的不同，还细化为不同的类型，如死孝、生孝、至孝、灭性之孝、心丧、色养之孝、纯孝等等。
这与魏晋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政策不无关系。
俭德行的代表人物有周镇、王戎、王恭、范宣、殷仲勘等，不仅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勤俭节约，能像殷仲勘那样在发涝灾时把掉在地上饭粒“辄拾以啖之”，像王恭那样“身无长物”。
仁爱之德有庾公不肯卖的卢马的那种“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顾荣慷慨施炙于做炙之人，更有裴令公乞物行惠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行为。
可见仁德的部分内容仍然受魏晋人的重视和关注。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张英基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着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于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了起来。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士风度心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1）。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起来。
嵇康曾云：“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读庄、老，重增其放。
”（2）；阮籍则“行已寡欲，以庄周为模则”（3）。
人们鄙弃汉儒的酸腐迂顽之气，说话为文，崇尚通脱之风，不拘于礼仪，什么事都很随便。
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又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礼法传统。
重视自我，重视个性，重视才能，重视情感，便成了士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和人生价值取向，为确认人的自然本性作出了理论阐释。
士人们大胆地改变了先前时代的那种严肃而谨慎的生活作风，追求精神娱悦，追求个性张扬，追求物欲奢华，大兴尽情地享受享乐之风。
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局极其黑暗、险恶，士人们为了全身远祸，或崇尚老、庄，清谈玄理，排调戏谑；或崇尚自然，高洁自恃，隐遁山林；或不拘礼俗，注重人格，追求精神解放；或纵酒行乐，放诞不羁，我行我素；或竞豪斗富，穷奢极欲，物欲熏心。
他们富于才华，浓于情感，沉醉于所谓“名士风度”之中，要把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坦露出来。
所谓“名士风度”，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其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是无奈的呐喊，是历史的必然？——浅析魏晋风度及士人人
格精神
严弢
【期刊名称】《美术教育研究》
【年(卷),期】2012(000)001
【摘要】如果纯粹以人的身份来划分中国文化的历史类型，那么大体上可将其划
分为帝王文化、士大夫文化及平民文化，即隶属于秦汉的帝王文化、唐宋士大夫文化及明清的平民文化。
那么处于历史转型时期的魏晋何以完成由帝王文化向士大夫文化的过渡呢？这与魏晋士族的崛起、文人独立人格精神的形成，有何必然联系呢？笔者试对魏晋文人的人格精神进行归纳与分析。
【总页数】1页(P77-77)
【作者】严弢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相关文献】
1.“风度”背后的真实——再论“魏晋风度”反映的士人思想 [J], 朱文广;
2.魏晋风度之下士人的精神矛盾 [J], 武锋
3.魏晋文士人格裂变及其历史意义 [J], 王素
4.浅析庄子坐忘思想与魏晋士人风度和笛卡儿二元论之共同点 [J], 魏婧怡;徐慧敏;
5.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微探
——茶文化的视角 [J], 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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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背后的阮籍的哲学人格分析【摘要】时代造就伟人，不同时代都具有代表的伟人，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时代的进步。
首先通过了解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从而结合阮籍所出生的背景解释一下魏晋风度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什么是魏晋风度，接着阐述阮籍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提出的观点与看法，最后结合时代背景对阮籍进行整体的人格分析。
【关键字】魏晋风度，阮籍，人格分析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第一，政治腐败的效应，对生命的反思（重社会→重个人）；第二，对汉代的反思。
被人为饰的礼：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遵从，成为使人踏上仕途的工具，教条和被制化的经→我注六经→经学已无法适应当时的形势的发展；第三，清议到清谈，清议是民间对某人道德的自发评价，侧重评价某人→一人才标准的讨论为中介到清谈，清谈则是以某论题展开辩论互相就对方的观点相互为难，重在探索事物的规律。
第四，回复明治之教的需要：儒学体系崩离、世风颓废、法令滋彰、诸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恢复名教之治用仁义礼乐来弥补单纯法治的不足，改变士风，然而经学失去了维护政权稳定的功能，要改变这种社会这现象，不能单纯的依靠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大脑中根深蒂固所以迫切的需要改变。
二、魏晋风度的产生以及什么是魏晋风度“从“正始玄学”开始，中经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诸名士的推动，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从对现实礼法制度的反叛开始，以追求精神生命中的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为基调，无疑给当时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一股具有解放意味的新气象。
当然，再后来的走势中，在情感主义被引申为情欲至上，在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的过分追求导致责任心与使命感完全消解的时候，这一思潮便带来巨大危害。
”【1】p299三、阮籍出生的背景以及他的生活经历阮籍（公元210年—263年），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国时期魏诗人。
字嗣宗。
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县治）尉氏人。
魏晋名士个性浅析核心提示：编者按：魏晋名士，风采各异，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
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
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
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
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魏晋名士，风采各异，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
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
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
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
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
“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
所谓谈古论今，作者文章最后的“题外”，很含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今人，也许应该从魏晋才子那里领悟，什么才是真名士，真风流。
很有文化底蕴的文字，学习了！问作者好！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
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
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
行程一整夜才到达。
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
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
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
又如：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
魏晋时期文人的“士”思想20052027 美学李再文“汉末魏晋六朝士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确实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
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的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
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宗白桦《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从这段话中可以想见宗先生对魏晋时期人文精神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的肯定与赞扬。
的确，从近代开始，知识分子一改历史上对魏晋时期的批判，转而对它予以高度的赞扬，说它“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己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鲁迅全集》），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
“这是一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宗白桦《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然而，也正如宗白桦先生所说，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可见，换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个艺术人才辈出的时代，时局的动荡、政治的黑暗都使得“文人”这个提起来就让人感觉似乎有“千番滋味在心头”的阶层生活得不那么容易，他们是否真的有着高大俊爽的伟岸身姿，挥舞着宽大的衣袖，高谈阔论着“论天人之际”，却对入朝为官丝毫不屑，即使时局危恶，也并不愿“力挽狂澜”践履自己的“匹夫之责“？魏晋时期的文人关于“入仕”的心态，并不可以简单的归为“抛弃政治”，其中亦有大量的“为政治所抛弃者”。
一．“士”与“仕”“士族”中的“士”是有着较为复杂的含义的。
魏晋名仕的风度和生活态度[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的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
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他们放浪形骸之外，崇尚自然，率性而为，追求人生的自由和无所羁绊。
“竹林七贤”为这一时期名士文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 时代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生活态度意义魏晋是一个“学者一老庄魏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更是以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
由于这个特定的时代也影响了这个时代的风流名士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从而他们的风度于生活态度也有别于其他时代名人文士。
在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那么的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飘渺、颓然傲世者被称为名士。
不论崇尚自然、喜好老庄,还是率性任诞、风流自赏，不论谈玄清议、寄情物外，还是性喜饮酒、不务世事，也不论超然尘世、心慕隐逸,还是服食养生、追慕仙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其不可复制性，超越了魏晋这一特殊时代和特殊文化背景。
其中，竹林七贤为这一时代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所谓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
这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几乎代表了所有魏晋时代文人名士。
他们生于乱世，却能坚持其固有的态度，其最主要者就是萧散怀抱和风流气度。
前者指的他们的人生态度，后者是他们的处事方式。
两者的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魏晋名士轻蔑名利、尊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嵇康的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阮籍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过,刘伶的嗜酒佯狂、托体天地,王戎的嗜财爱物、明哲保身，阮咸的为人旷放，不拘礼法身,以及以王衍、乐广为代表的中朝名士的空谈经济、不务世事,等等,无不体现出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被处死前神色自若。
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
魏晋士人风度的表述
魏晋士人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士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表述：
1. 玄学思潮：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盛行，士人们追求道家的无为而治、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强调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
2. 清谈之风：魏晋时期，士人们喜欢聚在一起清谈，讨论哲学、文学、艺术等话题，这种清谈之风成为当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士族门阀：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盛行，士人们以家族为单位，追求家族的荣誉和地位，注重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 风流倜傥：魏晋时期，士人们追求自由自在、风流倜傥的生活方式，注重个人形象和仪态，追求高雅的生活品味。
5. 文化繁荣：魏晋时期，文化繁荣，士人们在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陶渊明的诗歌等。
魏晋士人风度是魏晋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当时士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什么是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
再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具体表现形式：饮酒、服药、两性解放、放情山水、喜欢清谈、文学生活、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
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
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参考阅读：服药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
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
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
放情山水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
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
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
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
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
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
喜欢清谈魏晋人喜欢清谈，。
《世说新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
清谈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
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风采一、前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极为辉煌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士人们以其独特的气质和风采，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焦点，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风采。
二、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他们注重研究儒家经典，推崇仁义道德，强调君臣父子之道，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吸取了六朝时期的墨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士人思想体系。
例如，王弼提出了"心即是佛"的观点，对于后世的佛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士人的文学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而闻名于世。
他们善于运用修辞手法，娴熟地驾驭诗词歌赋，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例如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孙权的《赤壁赋》，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
他们通过诗词歌赋，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的思考，展示了士人的情怀和情感世界。
四、士人的政治才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在政治上展现出卓越的才能。
他们以深入的思考和卓越的洞察力，预测和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方略。
例如王导提倡"以文治国"，主张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来推动社会进步；左思提出"舌战群儒"，强调言辞的重要性。
这些观点和理念都对当时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士人的生活风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们有着独特的生活风貌。
他们追求自由与超脱，遵循"清静无为"的生活哲学。
他们以居山林、修身养性为乐，崇尚自然和宁静。
士人们还喜欢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文化交流和学问讨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交圈。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对于后世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士人的传承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服散”看魏晋名士的双重人格魏晋时期，“服药”之风在士族阶层极为盛行。
魏晋名士做出服药这一行为选择，不仅是为满足其长寿、美容等生理需要的结果，而且也是面对黑暗现实精神世界矛盾运动的结果。
这种矛盾体现在其人格的双重性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希望“离俗”，同时又逃不开儒家思想的束缚。
这种矛盾的双重人格在哲学上的体现便是“名教”与“自然”之争，其实这只是他们在人生失衡之下两种极端之选，“名教”与“自然”的结合才是终极追求。
所以“魏晋风度”这一纸光辉大抵是名士们在痛苦中书写的。
标签：魏晋名士；服散；双重人格提及“魏晋风度”一词，就会浮现魏晋名士们清谈、饮酒、服药等一幅幅洒脱不羁的画面。
本文所要探讨的便是魏晋名士嗜服五石散的历史现象，并揭露魏晋名士背后的双重人格，以及这种人格与魏晋哲学的内在联系，以了解这种矛盾人格的精彩与无奈。
一、魏晋名士的服散之风汉末，新兴士族阶层开始兴起。
到了魏晋，新兴士族阶层与旧门阀士族阶层之间的矛盾已变得十分尖锐，除了对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矛盾之外，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在各种矛盾合力下，社会动荡不安。
出于对这种现状的不满与无奈，士人们多隐而不仕，他们崇尚清静无为，爱好清谈，不喜谈论俗事；他们放浪形骸，追求自由，不拘礼法；他们经常呼朋引伴于山林中喝酒纵歌，将统治者的各种招揽置之脑后，如“竹林七贤”多为统治者所不喜，但也正是这种特立独行成就了他们的名士风范，也成就了为后世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
换言之，“魏晋风度”也就是指名士们那种自信的人生态度，洒脱的行为风范，直率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清谈、饮酒、服药和纵情山水，借清谈以巩固其志气，寓情山水以丰富其人生阅历，辅之以药与酒陶冶其生活情趣。
“服药”，即指服食五石散。
五石散原本只是一味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的中药散剂，因其主要合成成分为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因此称其为五石散。
据记载，服用此药非常麻烦，需仔细调理。
魏晋风度文化变革与士人风范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和矛盾的时期。
这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同时也孕育出了大量的士人。
魏晋风度文化变革与士人风范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亮点。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魏晋风度文化的演变和士人的风范。
一、政治变革与魏晋风度文化魏晋时期的政治变革对于魏晋风度文化的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曹魏、东晋等政权相继诞生，国家政权从秦汉的典范逐渐转向了自由与宽容。
这种政治变革带来了文化领域的全面开放与繁荣，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得到了自由的表达和发展。
因此，魏晋时期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开放、自由的特点，这就是魏晋风度文化在政治变革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原因之一。
二、思想变革与魏晋风度文化魏晋时期，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对于生活和人生的看法也在不断变迁。
传统的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新兴的道教、佛教等思潮开始兴起。
这种思想变革对于魏晋风度文化的形成影响巨大。
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追求个人的内心体验与情感表达，追求精神层面的超脱与自由。
这种思想变革让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感受与体验，同时也为士人们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
三、文学艺术与魏晋风度文化在魏晋时期，文学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段时间涌现出了大量的才子佳人，他们以自由、超脱的艺术态度创造出了许多经典的作品。
名士们以辞章之才和文采风流著称于世，他们的作品不仅充满诗意和艺术性，而且也表现出了魏晋时期特有的思想和精神追求。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更是士人们风度的外在表现和展示。
四、士人风范与魏晋风度文化魏晋时期的士人具备了独特的风范，他们以清雅、博学、超然的态度示人。
他们心高气傲，不随俗流，坚持追求真理和道德的追求，同时也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士人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建树，他们还在政治、军事、教育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他们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深沉的学问修养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成为了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精神历史的年轮不断向前推进，中华大地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局面后，迎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纷争与动荡。
乱世中蕴含着思想的活跃，“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文人们来说，乱世中国家精神统治的藩篱瓦解，大可以一舒胸中块垒，快意人生。
正因为摆脱了现实中礼教的枷锁，魏晋士人才有了千古不决的独特气质与情怀，是为魏晋风度。
东汉以后，宦官和外戚你方唱罢我登场，视国家公器于无物，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士人们深受其害，“党锢之祸”的爆发更是无情的击碎了士人们的救世思想。
在儒学式微、名教危机的背景下，士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世说新语》是记载魏晋士族逸闻轶事的著作，看似荒诞不经，但却实实在在的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精神状态。
魏晋士人的无奈是政治黑暗下的性命之忧，不得为以求自全，以放任自适、放浪形骸排解心中苦闷。
魏晋风度是士人们的外在气质，是一种臻于玄远之境的人格美。
嵇康临刑前掷琴于地，大呼“《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淡定从容，阮籍为拒姻亲，饮酒大醉的逃避之举，皆为士人风度，魏晋风流，是无奈，也是救赎。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崩塌先秦时期，社会潮流汹涌激荡，诸子百家思想在乱世之中产生并互相学习融合，成就乱世中的思想盛宴。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各家的政治参与度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并没有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诸子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储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里，等待着后世的翻阅与对话。
抛开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来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背后，我们能洞悉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国家意识形态所衍生的国策与之相对应。
秦重权术、焚书坑儒，二世而亡；东汉继承独尊儒术的经学传统而渐渐透出衰微之象。
至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虽然以刑名法术取得硕果，却同样为曹魏政权的丧失埋下了祸根。
从王朝的治乱兴衰可以看出，诸子百家虽然对治国都有可借鉴之处，但任何一家文化理论都有短板，一旦落实为治国纲领，缺陷就会逐渐显露，固守它的政权将付出相应的代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风范与独立精神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有着非常多的历史事件和风流人物，其中最为重要和有影响的莫过于那些具有特殊精神和风范的士人。
在这些士人当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独立精神与风范，这些特质在他们的言行和生活中表现得淋漓精致。
在今天，回顾这个时期的士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展示出的不屈不挠和自主自强的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和人格认识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当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王羲之。
王羲之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独立意识的艺术家，他除了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之外，也是一位高度独立和自主的思想家。
王羲之在他的艺术和生活中坚持独立和自主的精神，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威和规范，他的书法和创作风格也几乎是超出了当时所有的主流文化艺术范畴。
他以创新和独特的个性风格打破了当时中国书法的固有风格，创造出了自己独特而有影响的书法艺术。
王羲之不仅是一个具有艺术才华的人物，更是一个高度独立和自主的思想家。
他坚持不受限制的创造方式，不在乎旁人的眼光评价。
他所要表达的，不是一种艺术或者寻求荣耀，而是在那个混沌的时代里，他所追求的人格和道德。
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和限制，大多数人都被物质和金钱利益所驱动。
而王羲之和其他士人则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自主，坚持追求自己的目标。
除王羲之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很多其他的士人都具有非常突出的独立精神和风范。
他们都坚定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人生目标，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了值得敬佩的事情。
他们表现出的独立精神和风范不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于个人品格的重视和人格自由的追求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和风范，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中，很多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和人格，成为了一件消费品和被支配的工具。
而我们需要学习那些独立精神和自主自强的士人，在自由和人格上进行探索和追求，才能保持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法学与社会学院 2011级1班摘要：汉代哲学中，天是有意志的世间万物的主宰，阴阳五行是宇宙天地的根本秩序，而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承接汉代的魏晋人便疑问人是什么？魏晋风度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
士人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任诞放达,回归自然,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魏晋风度自由洒脱、清远玄淡,超尘绝俗,回到了人类粗朴自然的初始状态，踏上了真正的归乡路径。
关键词：魏晋风度；超越生死；谈玄论道；哲学；人格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
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
“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
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
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
“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
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
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
行程一整夜才到达。
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
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
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
又如;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
便可具酒肉。
”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
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谨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酒瘾上来，向太太讨酒喝，太太恳求他戒酒。
刘伶声称，夫人所言极是，只是我嗜酒如命到了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必须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
麻烦你准备酒肉，我要祭祀鬼神。
太太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端来。
只见刘伶顶礼跪拜，信誓旦旦：我刘伶天生一个酒鬼，一次要饮十斗，至少五斗才能解除酒病。
我的婆娘（要我戒酒）的话，你可万万不可听取。
跪拜完毕迅疾把祭祀鬼神的酒肉一扫而空。
真令人哭笑不得。
《世说新语》还有这方面的记叙：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
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
阮醉便眠其妇侧。
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说的是阮籍常到临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
酒醉就在酒店女老板身侧酣然大睡。
女老板的丈夫发现这情况十分不安，后来多次观察没有发现阮先生有什么越轨的举动，也就见怪不怪了。
魏晋名士风流如是。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时期，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
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史书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最典型的莫过“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便被以莫须有的“不孝”的罪名处死，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第一次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那是对殷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反动，它为秦统一中国，确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西汉中期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针对纲常名教、谶纬神学和僵化的两汉经学。
其意义在于它崇尚自然，崇尚人本，高扬人性，促进人的觉醒.魏晋之际，董仲舒开创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式微，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名教”声名狼藉，此间，何宴和王弼发起“正始玄风”，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从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
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科学成就，也都得到哲学概括。
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魏晋玄学对自然、生命、人性、社会、必然与偶然、天命与人力等命题，进行了哲学思辩，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蔑视礼法、冲决纲常名教束缚、张扬个性，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
他们寄情山水，谈玄论道，恃才放狂，傲视古今，是时代的叛逆，具有极其鲜明的哲学人格。
现实的黑暗，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栖息之地。
山水竹林不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是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创作取之不仅用之不竭的素材。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们借助山水表达对“道”的追求和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
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处处真情流露，悲天悯人，其作品中充溢着生命意识，沉郁哀伤；另一方面他们超凡脱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色彩。
“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心游太玄”，嵇康这四句诗，可看作是魏晋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
魏晋名士中许多人不但有堂堂仪表，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气度，因而有独特的魅力。
如：“竹林七贤”之首“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曰：‘萧萧如松风下，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书圣王羲之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不少名士都有这样的美誉。
作为知识精英，魏晋名士们的举止行为都体现了时代的风尚，一般都具有如下特点：超越生死哲学是给活人预备的，哲学家的灵感却往往来自于死亡，对死亡的看法特别影响人们对生的态度。
由死亡引起的恐惧和哀伤，多半出于对死亡的无知，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在魏晋间最得人心许。
一旦把个体生命放在宇宙运行之中，便会看见在广大无涯的时间空间里。
生与死不过是一码事，生生死死，运转不停，正是万物永恒存在的形式，有生自有死，有死必有生，其间无差别，只是生死齐一寄情山水，谈玄论道寄情山水就是隐居，或者喜好游山玩水，不必多解释，谈玄论道则要多说几句。
魏晋名士大都熟悉老庄，并以老庄为旨归。
那时候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共谈析理”——类似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组织和参与的各种哲学辩论——而“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嵇康）。
《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
时谈客盈座。
王弼未弱冠，往见之。
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做难，一座人便以为屈。
于是弼自为客主，皆一座所不及。
说的是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王弼，积极参与专家学者的哲学沙龙，他以自己的智慧和雄辩为众人的叹服，竟然做了几回“老大”。
看来当时的讨论是民主平等的，并不论资排辈，更不以势压人，而是看能力和水平，有本事就上蔑视权贵，宁折不弯魏晋名士大都有气节有情操，蔑视权贵，淡泊名利，清虚自守。
最典型的莫过于嵇康。
嵇康一次赤着膀子与向秀打铁，司马昭的心腹钟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来进行所谓“访问”，其实是想与嵇康“套近乎”。
嵇康头也不抬，冷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你听说什么了，急匆匆赶来？你又见着什么了，将马不停蹄赶回去？）钟会十分恼怒，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
”（我自然是听到了一些情况才来，现在又亲自目睹了这些再回去。
）钟会自取其辱，恨恨不已，拨马回头。
（郑天挺主编《三国志选》中华书局第121页1986年3月北京）还是这位钟会，他附庸风雅，写了一本所谓哲学著作《四本论》，想得到嵇康的赞赏。
一天他把《四本论》的手稿揣到怀里，来见嵇康。
走到嵇康门口，竟然不敢敲门进去。
犹豫半天，还是作罢，索性把手稿扔掉，匆匆溜走。
有权有势、仗势欺人的钟会，在嵇康面前何其渺小猥琐，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跳梁小丑。
当然司马昭、钟会之流是不会放过嵇康的。
嵇康终于为其所害，死于非命。
作为时代风尚，这四点是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共性，但同魏晋以前和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来说，这又是个性。
当然，这也只是大致的说法，就魏晋名士中的某个一人来说，其个性又有所侧重。
而且也不排除有个别知识分子没有骨气，甚至伤天害理。
前者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后者如进谗言害死嵇康的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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