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发展史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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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翻译史及一些详解中国翻译简史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
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
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
中国真正称得上是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
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
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
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
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
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
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
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
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
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
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
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
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
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
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
宋代翻译发展历程宋代翻译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
在宋初,由于战乱频繁,翻译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然而,早在唐代晚期,中国已经开始了对外翻译的努力,并与其他文化进行了交流。
在宋初,翻译活动主要以对外贸易为主,其中包括对外派遣官员和商人的口译翻译。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宋代的翻译活动逐渐蓬勃起来。
此时,翻译活动主要包括汉译外籍文献和外译汉籍文献两个方向。
其中,汉译外籍文献主要集中在佛教文献和科技文献方面。
在佛教文献翻译方面,禅宗兴起,大量梵文佛经被翻译成汉文,对后世的佛教文献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科技文献方面,宋代出现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和技术手册,为后世的科技进步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与此同时,外译汉籍文献的翻译活动也在进行中。
各类外籍文献包括药物、天文、医学等被汉译后,为当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中,阿拉伯数学、印度医学等外来文化被翻译成汉文,并传播到中国各地。
到了宋代中期,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时,中国对外交流频繁,外国文化也逐渐传入中国。
翻译活动不仅有了更广泛的范围,还增加了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例如,伊斯兰教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翻译活动涉及到了阿拉伯、波斯、希腊等多个文化领域。
到了宋代晚期,以宋徽宗为代表的文化良知运动兴起,对外文化的翻译和传播更为活跃。
此时,翻译活动以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为主要目的,重点翻译了许多经典文献和文化著作。
翻译活动还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宋代翻译的发展历程丰富多样,涉及了不同领域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
翻译作为文化传承和交流的桥梁,对于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中国翻译历史概况以佛经翻译为主的古代翻译在我国,―翻译‖作为一个词出现,是在南朝的梁慧皎《高僧传》中:―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
‖但是翻译的工作开始得比这个时间早得多。
早在周朝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翻译的官职。
《周礼》中称当时的翻译官为象胥(―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
‖)《礼记》则对负责东南西北四方的翻译人员给予了不同的称呼:―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北方日译。
‖东汉以前,我国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各民族为沟通交流所需要的口译。
佛教传人中国后,才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面翻译。
这种佛经的翻译肇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到唐代臻于极盛,至宋代逐渐式微,入元代已近尾声。
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如东晋时期的释道安、唐代的玄奘等。
他们不但有大量的翻译实践,还提出了自己对于翻译标准和方法等方面的见解。
比如释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是指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译文不同于原文,―三不易‖指翻译工作中的三种难事:难得恰当,难得契合,难得正确。
―五失本‖与―三不易‘‘从理论上解决了―质‖与―文‖的关系,即既要正确表达原著的内容和义旨,又要力求译文简洁易懂。
开创佛典意译新风的是鸠摩罗什(344—413)。
他主张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
后人称道他的译品―善披文意,妙显径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
到了唐代,佛典的翻译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
玄奘不但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而且还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诸如增补、省略、变位、分合、替代等一些在现代翻译教科书中常讲常练的翻译技巧,在玄奘的译经中已经运用得存乎一心,十分熟稔了。
中国近代的翻译中国近现代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清末。
1894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提出―善译‖的标准,要求译者对原作―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能―心悟禅解,振笔而书‖。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张景丰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
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
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
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
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
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
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
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对玄奘及其前辈的佛经翻译作了比较,他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
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
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
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不难看出,玄奘在翻译上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当许多的国家还没有⾃⼰的⽂字的时候,我国的翻译事业就产⽣了。
据有关史书记载,周朝和秦始皇时代,语⾔中已有了外来语,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
但⽐较⼀致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翻译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年,即公元⼀四⼋年。
根据翻译的内容,可以把翻译史分为四个时期。
⼀ 东汉⾄北宋时期 这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时期,历时约⼀千四百多年。
后汉时安息国⼈安世⾼,他将梵⽂《安般守意经》等九⼗五部佛经译成汉⽂;过些时候娄迦谶来到我国,他也翻译了⼗多部佛经,他的学⽣⽀亮,⽀亮的弟⼦⽀谦,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望的⼈;还有⼀个名叫竺法护的⼈,他也译了⼀百七⼗五部佛经,对佛经的⼴泛流传作出了贡献。
从隋到唐,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个阶段。
隋代的释彦琮,梵⽂造诣深,并总结出⼀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
释彦琮以后,出现了⼀个翻译巨星⽞奘。
⽞奘于唐太宗贞观⼆年去印度求经,⼗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六百五⼗七部,译出七⼗五部⼀千三百三⼗五卷;并将⽼⼦著作的⼀部分译成梵⽂,成为第⼀个把汉⽂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
⽞奘在翻译理论⽅⾯也有所贡献,他提出的“既须求真,⼜须喻俗”的翻译标准,今天仍有⼀定的指导意义。
北宋时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派⼈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来传法。
宋太宗还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盛况已不如唐初的极盛 时期,到南宋,则渐渐地⾛向衰落。
佛经的翻译 ,对中国影响的是思想和⽂化⽅⾯。
由于佛教思想是⼀种迷信思想,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国家和民族,⽐如亚洲的国家和民族,迷信思想严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中。
在⽂化上的影响有语⾔、⽂学、学术思想等,尤其在语⾔⽅⾯,⾮常显著,不仅吸收了梵语词,还利⽤汉语构词法创造了许多词,如菩萨、刹那、因缘、天堂、地狱等,语法的长定语、倒装句也多起来。
其他的如⾳韵学、雕刻、建筑、⾳乐、绘画等都有佛教的烙印,敦煌艺术就是明显的例⼦。
⼆ 明朝⾄五四运动时期 这是我国翻译事业进⼊⼀个新的转折性阶段。
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
中国翻译由最初借助美学思想意识呈现自身特征,逐步发展为自建理论框架,最终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翻译美学。
从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中能清晰的看到,中国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该文采取历时的研究方法,对翻译美学在中国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状况进行概述,呈现中国翻译美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中国古代译论中的隐形美学从我国古代译论中,不难发现美学的踪迹,可以说是自有翻译经验和翻译观点,便有美学思想与之共存。
由此看来,翻译与美学从一开始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古代最朴素的唯物观,认为越接近事物的自然状态越能发现事物的“真、善、美”。
此观点反映在翻译理论上就要求译文要忠实原文的内容,反对用浮夸和华丽的句子,就是要保留原文的“真”。
我国的翻译实践始于古代的佛经翻译。
一般认为,三国时期的支谦编写的《法句经序》是距今最早谈论佛经翻译理论的文章,书中有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记录,从中可以体会支谦的翻译主张“因循本质,不加文饰”的美学内涵。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原则;玄奘主张“五不翻”;彦琮追求“宁贵木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主张等,都是古代最具代表的翻译理论。
以上几种翻译观点都体现了我国美学的思想意识,即追求事物的“真”,在翻译领域就是通常认为的“质派”(直译),其对立面“文派”(意译)始于从西域入关的鸠摩罗什,推出“案本而传”和“辞旨文雅”的翻译主张。
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显性美学中国翻译经历了佛经翻译带来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迷时期。
直到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时,中国才迎来第二次翻译高潮。
在严复之前,马建忠就提出“善译”论,要求“知其意旨,摹其神情,仿其语气,心悟神解”,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
严复的“信、达、雅”理论中,“信”要以“达”为前提,“雅”是主要特征,要求译文讲究“修辞”,要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