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上译者的社会地位

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并为其在中国翻译史上定位，不单单是一个学术史问题。

因为技术问题既不是鲁迅翻译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不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主导方向。

必须看到，翻译作为两种文化符号的转换活动，与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

文化发展的方向规约着翻译的历史，翻译是文化转型的中介和缩影。

所以不站在文化史的高度就不足以看清翻译的方向，就不足以评价翻译家的历史地位。

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指示着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的发展方向，是其历史时代翻译主流的代言人。

因此，从探寻近现代翻译史的大致走向及鲁迅翻译和翻译批评的特质入手，对其作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评价，是重新走近鲁迅世界、走近历史，把握中国文化转型进程的重要途径。

一、“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之路：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发展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被拉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这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遇，中国人面对强势的西洋文明节节败退。

这个败退的过程是以军事上的失利为开端的，随着历史的展开，中国的精英们逐渐地承认了自己原有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落后，也渐渐承认了西方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先进性。

翻译的发展即是与这一认同的演进过程同步的。

中国人每承认一项自己的不足，赞叹西方文化于此项的先进性时，就在这一方面进行大量的翻译引进，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和环节展开的。

因此，功利性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思想起点。

首先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基点的。

洋务派兴办兵工厂、造船厂，希望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制度和观念层面，仅仅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即能以后者保卫前者。

基于此，其时的翻译也是为这一思想所规约的。

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不仅引进和制造近代机器，而且成为近代翻译的重要基地。

当然，翻译的重点在兵工、科技类书，著名的翻译家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等。

从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高潮谈译名作者：赵洁来源：《新校园(下)》2016年第07期摘要：笔者以三次翻译高潮为时间主线，分别总结了每个阶段的译名问题，列举了译家、译论及目前对这些译论的理解。

笔者认为学习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我国的传统文化，应该珍惜、学习前辈们的成就和贡献，并将其发扬光大。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翻译高潮；译名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在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全球化发展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日趋广泛，从而使英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逐渐进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当中。

此外，新文艺、新科技以及新理论的发展也为英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语言素材。

但是，因源语创新、语言表达差异以及文化差异等问题，大量词语在汉语当中是难以用现有词语进行翻译的，从而给目前的翻译工作人员带来了诸多不便。

因此，重谈译名问题有助于解决新词汇不断涌现给翻译带来的各种难题，对指导日益增多的翻译实务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于译名的论述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春秋谷梁传》中记录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名从主人，物从中国。

”这正是对译名问题的原则指示。

之后的2000多年来，有关译名问题的论述几乎贯通整个中国翻译史，在中国翻译研究中占的比例很大。

直至今天，新词的翻译仍然是众多翻译者讨论的话题。

我国的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笔者现结合三次翻译高潮讨论译名问题。

一、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佛经翻译构成了我国古代翻译活动的主要内容。

我国唐代的玄奘（俗称三藏法师）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即在五种情况下要采用音译的方法，探讨了译名问题。

第一为“神秘故”，也就是有着很多十分神秘的内涵。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把握将其自身的意义借助汉语表达出来，那就不必翻译。

比如“国际歌”当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我们就没有必要进行翻译。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翻译这首歌的歌词时，没有找到非常准确的词语来表达其应有的含义。

翻译中译者的地位朱力(上海电力学院直属外语系)摘要：译者在文化建构和跨文化交流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本文试图从译者对文化交流和文学构建的巨大贡献出发．论述译者卑微的社会地位．分析造成译者地位边缘化的原因．指出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住是解决这一命题的关键所在．关键词：译者：翻译主体；译者主体性翻译主体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也是翻译理论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标志性的话题。

长期以来．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技巧以及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规范、赞助人等领域，而对于翻译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译者大家似乎都视而不见．极少有人谈及译者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本国文化、文学构建方面的巨大贡献。

忽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存在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的一种很奇怪的普遍现象。

本文试图从译者对文化交流和文学构建的巨大贡献出发，论述译者卑微的社会地位．分析造成译者地位边缘化的原因．指出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是解决这一命题的关键所在。

一、译者的角色及其对跨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同语言群体交流的需求使得语言和翻译紧密相连．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若不通过翻译牵线搭桥．跨文化交流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任何一种孤立的语言和文化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介入．将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世界发展到今天．全球化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交流的需要催生了翻译活动的出现．而翻译又是一个极其困难而且复杂的工作。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感慨，“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

则达尚焉。

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

”即做翻译工作有三项不易做到的事，忠实原著既准确．译笔流畅明白，文字典雅。

要做到忠实于原著就很不容易。

而如果只注意准确却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即便是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

郭沫若(1954)指出，“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继承全世界的文化遗产”。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一、本文概述1、简述翻译行业的发展历程及译者地位的变化。

翻译行业的发展历程与译者地位的变化，可以说是随着时代、技术和社会需求的演变而不断演进的。

在古代，翻译主要依赖于人工抄写和口头转述，译者的地位往往受限于其所服务的对象，如宗教、皇室或商人。

这些时期，翻译者的角色多被视为传递信息的“中介”，其工作成果往往受限于源文本的质量和个人理解的深度。

进入近代，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翻译行业逐渐从手工操作转向机器辅助，再到现代的机器翻译。

这一过程中，译者的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机器翻译的快速发展，使得翻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大大提高了翻译效率。

然而，机器翻译在语义理解、文化传递和语境把握等方面仍存在局限，因此译者的专业知识和人文素养在翻译过程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社会，随着信息爆炸和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行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译者的角色也从传统的“译者中心”转变为“译者责任”。

他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专业知识，还要承担起文化传播、沟通桥梁和社会责任等多重角色。

译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翻译需求和挑战。

总体来说，翻译行业的发展历程见证了译者地位从边缘到中心的变迁，也体现了社会对翻译工作价值认识的深化。

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不仅需要不断提升个人能力，还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推动跨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2、提出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的转变及其背景。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译者的角色和地位经历了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的重大转变。

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以及科技进步的推动而逐渐形成的。

传统的“译者中心”观念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和自由，可以对原文进行任意的增删改编，以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或实现自己的翻译理念。

这种观念在翻译理论的发展初期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和翻译理论的成熟，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观念的问题所在。

试论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内容摘要】严复是中国历史上传播西学的第一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译学理论家。

他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

”“信”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达”是翻译的目的，“雅”是翻译的语体选择。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翻译学者们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严复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特别的现象，那是特属于他所处的时代的。

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翻译作品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给予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On Y an Fu’s Translation Thought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and Elegance【Abstract 】Yan Fu is the the first person in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Chinese history, is our country outstanding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ists. He thinks," the thre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elegance." " faithfulness"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remise and the foundation," expressiveness " is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Elegance is the ch oice of registers . Over 100 years , the three characters have being received with different views and judgements.Yan Fu's translation is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ina a special phenomenon, that is the period in which he lived. We therefor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can b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give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Key words】Yan Fu;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elegance;translation thoughts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译学理论家，是传播西学的第一人。

译者的角色：从“镜”到“灯”来源：[本站]浏览：[ 23]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曾将两个关于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镜”，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反映者；一个把心灵比作“灯”，是一种发光体，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艾氏将之用以描画西方思想史流脉，可谓妙矣，而若将这对譬喻运用于翻译史上的译者角色的定位，似乎同样不失其神韵。

长久以来，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低微，中外皆然，且看赋予译者的譬喻，便知一二。

无论是“仆人”、“带着镣铐的舞者”、“翻译机器”，还是“舌人”、“影子”，其主导思想都遵循着“忠实性”原则。

翻译的好坏，就在于这面“镜子”能否准确反射出原作的“图像”，译者只是载读者驶向原作的舟车。

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将翻译者称为“寄”、“象”、“舌人”等，莫不有寄托于主体的客体的含义。

据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

”无怪刘禹锡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

西方传统里，翻译一道同样罕见正视。

英国桂冠诗人的约翰·德莱顿在1697年翻译出版的维吉尔的叙事长诗《埃涅阿斯纪》（Aeneid）的献词中说：“……然而我们只是奴仆，是在别人庄园里辛苦劳作的苦工；我们打理着葡萄园，但葡萄酒却是属于主人的。

……”，从而催生了西方译论中著名的“主仆说”。

延续同样的思路，法人巴丢（Charles Batteux）也认为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语气之强犹如译学右派，译者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及风格，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否则就会落得鸠摩罗什所辛辣讽刺的境地：“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译者的“镜子”角色，在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者那里发挥到了极致。

结构主义认为文本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预先设定的，那么译者所要做的，就是“忠实”地把作者预先设定在语言内部的固定而唯一的意义挖掘出来，达到与原作的“等值”。

中国古代对译者的称呼
中国古代对译者的称呼：
中国古代对译者的称呼有：象胥，舌人，反舌，行人，译官令，九译令，译语人，少卿，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客曹，译长。

古时候，各朝各代专门设置了翻译官职，最早可追溯到周朝，当时的译者主要从事口译工作，因此也被称为“舌人”。

根据《周礼》和《礼记》记载，《礼记·王制》“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在周王朝，有官员专门负责接待来自四方的使节及翻译事宜，叫做“象胥”。

象胥下属专门的翻译人员，根据地理区域的不同，另有称呼:翻译东方民族语言的人叫“寄”，翻译南方民族语言的人叫“象”，翻译西方民族语言的人叫“狄鞮”，翻译北方民族语言的人叫“译”，后来的“象寄译鞮”一词，就是指的语言翻译。

这里的“译”字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翻译”中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