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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翻译简史一、中国翻译简史从现有史实来看，中国翻译史始于东汉末年安世高的佛经翻译。
大体经历了五个高潮。
1. 佛经翻译(公元148年至1111年)佛经翻译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式微于北宋，元以后为尾声。
起始阶段(公元148—316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安世高，译籍30部，41卷，现存22部，26卷；支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
兴盛阶段(公元317—617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释道安，编有《众经目录》，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倾向于直译；鸠摩罗什，共译74部，现存39部，如《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金刚经》等，倾向于意译；真谛，共译64部，现存26部，如《摄大乘论》等；彦琮，共译23部。
全盛阶段（公元618—906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玄奘，通称“三藏法师”，629年前往印度那烂陀寺求学，带回梵文经典657部，十九年中共译经论75部，1335卷，主持了译场，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和“五不翻”原则。
2、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主要是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相结合进行的，汉译17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古希腊哲学、科学等。
从事或组织翻译的代表人物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ean Adam Schull von Bell)、林则徐、魏源、李善兰、徐光启、徐寿等，主要译作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四洲志》、《西艺知新》及续编等。
另外，还设有我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四夷馆（明代），创办了同文馆、京师译学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文会馆、广学会等翻译编译机构。
3、清末民初的社科、文学翻译清末民初的社科翻译属严复最为著名。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
译西学颇多，影响深远，如：《天演论》（T.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Adam Smith, Inquiry into the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学肄言》（H.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群己权界论》（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社会通诠》（E. Jenks, History of Politics），《法意》（C.D.S. Montesquien, Spirit of Law），《穆勒名学》（John Stuart Mill,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W.S. Jevons）等。
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一、引言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方式和跨文化传播工具，文学翻译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外国文学的汉译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研究进行探讨，从历史、实践和理论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历史回顾文学翻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就有了对印度佛经的翻译，虽然这并不是文学的范畴，但可以看出翻译对于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性。
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工作。
1902年，鲁迅翻译了《安徒生童话》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等作品，并在此后的创作中深受影响。
20世纪初，翻译界有许多热心的译者，包括林语堂、郭沫若、胡适等，他们为中国读者介绍了许多西方文学经典作品。
三、实践情况1. 翻译的难点外国文学翻译的难点在于语言、文化和文学背景的差异。
译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及对目标语文化、文学的深入了解，这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沉淀。
同时，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和内涵也需要恰当地传达给读者。
翻译方法包括直译和意译两种，在外国文学翻译中，意译普遍被采用。
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较为优美，难以直接翻译成中文，需要译者有创造性地转换语言和文化。
同时，意译也需要保持原作的思想内核和艺术形式。
3. 翻译的成果外国文学经过翻译后，能够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化及思想，拓宽文学视野。
同时，文学翻译也可以推动中外作家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文学界的交流合作。
四、理论研究1. 文学翻译的目的文学翻译的目的是传达原作的艺术精神和思想内涵，同时也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
译者需要全面了解原作的文化信息和文学特色，同时通过良好的表达方式向目标文化传达这些信息和特色。
2. 文学翻译的价值外国文学翻译对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价值。
通过翻译，可以让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互相了解、交流、学习。
同时，文学翻译还能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研究。
文学翻译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具体包括语言、词汇、形式等方面。
中国翻译简史：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
（中国翻译史话）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
继安世高、支娄迦谶之后的又一译经大师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翻译中的“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以及用意译取代前期的音译．也均由支谦始。
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
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
罗什倾向意译，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
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
隋代历史较短，译经不多。
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
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
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
1．1古代翻译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
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
1．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翻译公元四世纪出现了《圣经》的多种拉丁文译本，其中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1．3中世纪西方翻译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
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4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
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
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
在法国，文学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
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社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
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翻译史按时间序列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阶
段。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即明清之际开始的西学翻译，无论从规模、范围和影响的
层面及深度上，都是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的。
尽管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后者对前者在理
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
译作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他民族的最好的窗口，因为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
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著”。
①1920 年3 月14 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
中说：“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②译本使近代中
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地区、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
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
对于译作重要
性的认识，在近代中国莫过于曾经从事过翻译活动的大学者王国维了。
他在1898 年3
月1 日致许同蔺的信中指出：“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
”①译
作之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呢？1907 年周作人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
人间。
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
玄奘（602年－664年），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至天竺学习佛教。
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一作贞观元年），历经艰难抵达天竺。
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
后又游学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于印度所学遂尽传至中国。
他曾经斥责鸠摩罗什等古代译经家以‘达意’为原则而信笔直译之翻译法，遂提倡忠于原典、逐字翻译之译经新规则。
后代译经家每以玄奘所立之定则为法式，而称玄奘以前所译之经为旧译，称玄奘以后所译之经为新译。
他著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内载西域、印度、锡兰等138国之历史、地理、宗教、神话传说、风土人情等，亲践者110国，传闻者28国。
该书在佛教史学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之史地、文化上，乃至于中西交通史料上，均富有极高之价值，至堪珍视，所以很受欧美日本学者重视。
从玄奘由翻译而传播的学说看来，纲举目张充分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
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显然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
他于明科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
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他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他的注书《杂集论》，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
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
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
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如上所举，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译传于中土了。
纵观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大致上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世纪40、50年代开始，至90年代中期为止，主要学习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以及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表层文化，表现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
第二阶段，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20世纪最初10余年为止，主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理论与制度，表现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
辛亥革命运动。
第三阶段，自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主要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表现为李大钊、陈独秀等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新文化运动。
这说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实质。
对于西方大众文化对感性欲望的诉求与张扬，我们既要看到其中所体现的积极性，也要看到它的消极性。
一方面，这种大众文化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产物，所表现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新的生活体验与文化体验。
它张扬感性欲望，表达了人性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新的欲求。
它反映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物质资料丰富条件下的人们的一种生活体验和状况，是人们内在焦虑、孤独的一种心理释放，满足了大众的精神和娱乐需求，成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解码现实、创造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西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悖论存在的文化，有着追逐市场利润的本性，因而导致感性欲望诉求的泛化，而感性欲望泛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感性的持续的欲求期待。
在大众文化市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大众文化极力张扬感性欲望，追求不断上升的欲求满足，对于作为文化根底的终极性的东西如信念、信仰、理想等产生着严重的消解作用;将感性生命价值夸大，必然导致欲求焦虑与感性生命的空洞。
当把欲望作为信念，把需要当作原则之时，也就必然导致文化终极意义被放逐、被庸俗化及享乐主义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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