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未必尽如人品

钟嵘《诗品》读后感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

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是一篇概括性的评论文。

如史记记录帝王生平一般，《诗品》较为全面的描述了这段时期诗人的整体风貌和思想品质，活脱脱像极了当今的诗人素质评价。

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钟嵘看来，对诗而言，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

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但在另一方面，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

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

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等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

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藐视他人的原则错误，但事实上，前人的影响也确实不容否认。

另外，就自身文体而言，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

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三是重视诗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

对于其对现实文学的不满主要有：1. 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诗品与人品诗品与人品所谓诗品，就是指诗的内容和质量。

所谓人品，就是指人的品质德行。

儒家早就重视人品。

孔子在评价他的学生时，就把德行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言语、政事、文学。

历代许多诗话和词话大都从诗词创作的主观客观条件、创作态度、创作构思、表现技巧、内容与形式以及鉴赏等方面进行剖析和论断。

诗品出于人品。

诗如其人，不可不慎。

诗品与人品孰轻孰重，古往今来，都有定论。

从作品中就足见其人的品质、德行。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专集的诗人——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史记》上称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关心国家的命运与百姓的疾苦。

但他却遭到了小人的嫉妒和陷害。

楚怀王可顷襄王听信谗言，贬低他、流放他，他的远大的政治抱负不得实现。

国家被侵略，百姓遭涂炭。

他“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尽管这样，“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在万般无奈的境遇下，他满怀忧愤，以投汨罗江的壮举为国殉身。

这是诗人的悲剧，也是楚国的悲剧。

但是，屈原那伟大的爱国主义人品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篇《离骚》等作品却“与日月争光”永垂史册。

历史走到了东晋，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

他初有大志，说到：“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道”，为此，他一生曾经三次出去做官，诸如镇军建军参军、州祭酒（主管文教）和彭泽令（县长）。

但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七品芝麻官”，怎么能够实现他“达则兼善天下”的宏愿呢？他“不堪吏职”，不愿逢迎上级官吏，每次都没有做多久，就辞官返回田园了。

自古及今为什么都仰慕陶渊明及其诗作？宋人张南轩在《采菊亭诗引》中说：“陶靖节人品甚高，晋宋诸人所未易及，可见胸次洒落，八窗玲珑。

岂野马游尘所能栖也。

”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里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是因为陶渊明人品高尚，襟怀坦荡，诗写真事真情，我写我想我做，不矫揉造作，一任自然，所以千百年来，读者不仅爱他的诗，而更爱他的人品。

诗品出于人品易行“况有新诗为写真”——宋代官员吴芾、刘大中的写“真”诗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

刘熙载则在《艺概·诗概》中强调：“诗品出于人品”。

最近在编选丽水古代诗词时，就读到不少令人感慨甚至动容的“真诗”实例。

如宋代曾因揭露秦桧卖国专权而被罢官的吴芾，他后来又被朝廷启用为监察御史、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虽几经沉浮，但心性气质不改。

他曾坦言，为官“视百姓当如父母，视公事当如私事”，并身体力行之。

他在游历浙江丽水的鼎湖峰仙都观时，曾赋诗五首，其最后一首是这样写的：登览兹山古到今，流传今有几何人。

如今胜践悬知少，况有新诗为写真。

诗人怀古叹今，感慨真能像仙都观所崇尚的黄帝那样为国为民的人太少了，自己也只能写写自己的真思实感罢了。

无独有偶，当时还有一位出生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官员刘大中，他曾以兵部尚书出任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府。

在任期间，他激浊扬清、抑强扶弱，真正为民办事，致使境内肃然。

他在处州任上曾游览城西瓯江边上的桃山。

这山因有一状若老僧的巨石而又名石僧山。

刘知府见此山而诗性大发，作《桃山》诗一首：云作袈裟石作身，岩前独立几千春。

有人问我西来意，默默无言总是真。

这首诗写到第三句，作者便与石僧融为一体了。

他到处州来，虽不事张扬，但他利民向善的佛心都是真的！其实，作诗只要有真性情和真“雅”就能作出真诗，好诗。

即便不是精品，只要是“况有新诗为写真”，也能“由衷展示一颗心”，一颗既善又美的真心！“平生知己识儋州”——宋代处州太守范成大的“识苏诗”写有“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样清新自然、久传不衰诗作的宋代大诗人范成大，所以成其大，也是因为他的真性情和真博学。

在其1168年（乾道四年）出任处州（今浙江丽水）太守时，曾写下这样一首诗：古藤阴下醉中休，谁与低眉唱此愁。

团扇他年书好句，平生知己识儋州。

（《次韵徐子礼提举莺花亭》六首之六）范太守将比他大90多岁的苏轼引为“平生知己”，并非虚妄。

对于言志的诗，《毛诗序》中阐释为：“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人“情动于中”，才吟为诗段。

所以人们透过诗这扇心灵之窗，往往能窥探诗人的内心世界。

正因为人品与诗品的关系如此密切，后人评诗时，都习惯与作者的经历、遭遇联系起来，“诵其诗而想见其为人”。

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曹操，“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

”的确，曹孟德之诗，不论《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求贤若渴，还是《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虚怀若谷，抑或《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积极进取，都写得气势雄浑，慷慨悲壮，“有气吞宇宙气象”。

这与曹操一生征战南北，想成就霸业的宏愿是分不开的。

诗品是由人品决定的。

诗人要写出高品位的诗歌，先得有高远之志，“先为人后为文”强调的也是这个道理。

屈原能写出《离骚》这千古绝唱；杜甫能写出《三吏》、《三别》的现实主义杰作；白居易能有“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怜悯之心；陆游在“僵卧孤村”的暮年，还做着“铁马冰河”的征战梦，以至临终都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能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不都是其崇高人格的体现么?很难想象，一个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苦难漠不关心的人，能写出这些情感炽热、志趣高远的诗。

而那些身居高位的宫廷文人，如南朝的宫体诗派，唐代初年的宫廷诗派，五代的花间派，以及北宋的西昆体等，充其量只会咏些为封建王朝献媚捧场的应制诗。

清人叶燮在《原诗》对诗品与人品也有精辟之论：“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

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才，必不能为郭庞大雅之响。

”也就是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雅趣，只配陶渊明这位“隐逸诗人”有；而同是隐士的孟浩然，虽然李白也选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清高，但孟山人毕竟尘根未净，所以自己便留下“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李白的人品与诗品
李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作为"诗仙"，他一生激情洋溢、豪放自由，为王朝百代流芳。

于先秦、汉朝盛行兼容风气，他把儒、释、道三教思想体系写经典，深入社会教育传播。

在人品上，有着凡夫俗子的激情，自由奔放的活力，他的形象中的潇洒自在和行色匆匆的活力，代表一种浪漫主义的宣泄，体现出李白一生的前行精神和豪迈的心境，他也曾在困境中抗争反抗，把自己的梦想和所思所想，做到极致。

在诗品上，李白创作了上百余首诗歌，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题材广泛，如《静夜思》、《望庐山瀑布》等，运用对联、对仗、叠句等各种手法，表达出他的思想感受，诗中深刻地反映出他深厚的人文情怀。

综上所述，李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绝艺人物，无论是他的人品还是诗品都令人敬佩。

他是自由奔放、浪漫传奇的诗人，是革命精神的崇高象征，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人物。

脍炙人口的名诗佳句背后隐藏的不堪：人品不如诗品的五大古代诗人中国诗歌绵延几千年，源远流长，有着辉煌灿烂的伟大成就。

从古至今，古代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歌，这些都是诗歌爱好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古人创造诗歌大多是以诗言志，所以人们认为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就创作不出好的诗歌，正因为如此，《艺概·诗概》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的主张。

我相信，有好的人品，一定能够写出好的诗歌，但是能够写出好的诗歌的就一定都是人品好的诗人吗？中国诗歌史上那些脍炙人口的名诗都是人品好的诗人写出来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诗品好的，人品不一定好，那些写出脍炙人口的名词佳句的诗人，不一定个个都是人品好的，甚至还有一些诗人人品很不堪。

下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诗佳句但人品很不堪的五位古代诗人：崔颢和'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是唐代著名诗人，他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黄鹤楼》，这首诗主要写的是是作者通过对在黄鹤楼上眺望远方所看到美景的描写抒发吊古怀乡之情。

这首诗中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更是千百年以来人人传颂的名句。

根据史料记载，崔颢风流成性、玩弄女性。

史料记载崔颢：'娶妻唯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

'娶妻只娶漂亮的姑娘这倒无可厚非，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是娶了不久又抛弃，如是者再三再四再五。

也就是说，被崔颢始乱终弃的女人有好几个。

这些事情说明崔颢轻贱、不尊重女性，只顾自己开心，无视被抛弃妻子的痛苦，这种无耻的渣男行为简直令人发指。

元稹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诗品和人品肖瑞峰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

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选无法契合的。

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提及“诗品”，熟悉中国文学史的很容易联想到梁代钟嵘和唐代司空图的两部同名著作，所谓“品”，是就区分诗歌的不同风格、境界而言的，可以理解为类别。

今天我们讨论的“诗品”，有别于钟嵘、司空图的指称，指的是诗的品质、品格和品味；与此相应，所谓“人品”指的是人的品行、品性、品德。

人们常常将诗品与人品相提并论。

二者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联系，但却不能等同，也无法对应。

它们呈现出的是若即若离、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

主张诗品与人品相统一，是追求诗歌理想与人格之美彼此契合的集中反映。

在这方面最简明的一个论断就是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倡言：“诗品出于人品。

”最早将诗品与人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思想。

所谓“诗言志’’是指诗应当抒写人的情志，应当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在表现。

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文如其人”和“言为心声”的命题。

“文如其人”这一命题，可以追溯至汉代扬雄的《法言·问神》、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

但从现存的文献看，明确表述“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是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

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这段话是苏轼评论他弟弟的。

后人都认为三苏里面最有才气的是苏轼而不是苏辙。

在苏轼的眼里，弟弟的文章超过了他，而世人不理解。

孟浩然“清而旷”的诗品与人品孟浩然（689年－740年），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

他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具盛名的诗人，以清新脱俗、洒脱豪放的风格而著称，被誉为“田园诗的鼻祖”。

他的诗作品以清新淡雅、自然流畅、清而旷的风格为主要特点，以其纯净的情感、淡雅的风格、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意境，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之一。

他个人的品性也是与其诗品相辅相成的，他的人品亦是清而旷的，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深厚的情操。

从孟浩然的诗品来看，“清而旷”是其诗歌风格的主要特点。

他的诗作多以描绘田园风光或抒发清新淡雅的情感为主题，如《登岘山》中“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以清旷的山水和纯洁的心灵相对应，表现了他清新淡雅的诗风。

他的诗歌用词简练、自然流畅，不做浮夸修饰，使得诗歌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清朗与旷达。

如《过故人庄》中“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写出了浓浓的田园情怀。

孟浩然的诗作中，清新淡雅的风格贯穿始终，清而旷的诗品是其独具特色的诗歌魅力。

从孟浩然的人品来看，也可以发现他的高尚品德与清高情操。

据史书记载，孟浩然为人谦和有礼，淡泊名利，不事权势，精通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广交文人雅士，酷爱游历田园，以至诗作流露宁静淡然、清高超逸的心境。

在家人看来，他平易近人，亲和友善，不喜喧嚣，乐于孤独。

在交友方面，孟浩然并不追求名利，而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结交，如与王维、王之涣等文人雅士交往颇深，彼此之间以情投意合的人品和清高的品质相知相惜。

由此可见，孟浩然的人品清高，正如其诗歌风格一样，具有清而旷的品质。

孟浩然的诗品与人品都体现出“清而旷”的特质。

他的诗作清新淡雅，自然流畅，清而旷的风格深受后人喜爱，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之一。

而他的人品清高淡泊，以小人物为乐，不事权势，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知相惜，充分展现了其高尚品德和清高情操。

孟浩然的诗品与人品均具有“清而旷”的特质，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文学明珠。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人品”与“文品”就一直被各种文人学者关注研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品与人品一直是被统一在一起的，似乎是文品高者人品也是优者。

不可完全否认这一观点，相传了几千年的观点必定是有其事实和依据的。

要探讨“人品”与“文品”问题，就是意味着要探讨“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品”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的品行思想，也有个性，文化教育在其中；“文品”大概就是文章的品位风格，与“文风”相似。

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古代将“人品”与“文品”统一的观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出自苏轼《答张文潜书》：“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

”意思就是他的为人藏很深不愿让人知道，其实从他的文章中就能看出他的道德品行。

当然历史上认为“文品”与“人品”间存在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远远不止苏轼一人。

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自己的文论作品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早在西汉学者扬雄就在其《法言·问神》中这样写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

”简单地说，就是声画者，都是人内心情感的表现，因此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能从中分辨。

这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有异曲同工之处。

而“文”又是由“言辞”组成，因而“文品”与“言”，“书”挂钩，那么“心”，“情”与“人品”挂钩，不难看出“文品”是由“人品”所影响决定的，“文品”表现着“人品”。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在这里曹丕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研究才能与禀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才能和禀性”与“文品和人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一致性的。

从曹丕的思想出发，他主张“才性一致”，并且是性决定其才。

而“才性一致”又与“文如其人”相一致。

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