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人品”与“文品”就一直被各种文人学者关注研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品与人品一直是被统一在一起的，似乎是文品高者人品也是优者。
不可完全否认这一观点，相传了几千年的观点必定是有其事实和依据的。
要探讨“人品”与“文品”问题，就是意味着要探讨“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品”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的品行思想，也有个性，文化教育在其中；“文品”大概就是文章的品位风格，与“文风”相似。
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古代将“人品”与“文品”统一的观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出自苏轼《答张文潜书》：“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
”意思就是他的为人藏很深不愿让人知道，其实从他的文章中就能看出他的道德品行。
当然历史上认为“文品”与“人品”间存在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远远不止苏轼一人。
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自己的文论作品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早在西汉学者扬雄就在其《法言·问神》中这样写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
”简单地说，就是声画者，都是人内心情感的表现，因此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能从中分辨。
这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有异曲同工之处。
而“文”又是由“言辞”组成，因而“文品”与“言”，“书”挂钩，那么“心”，“情”与“人品”挂钩，不难看出“文品”是由“人品”所影响决定的，“文品”表现着“人品”。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在这里曹丕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研究才能与禀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才能和禀性”与“文品和人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一致性的。
从曹丕的思想出发，他主张“才性一致”，并且是性决定其才。
而“才性一致”又与“文如其人”相一致。
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这里曹丕强调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是无法以人力改变的。
显然这种观点是太过绝对的，至少我觉得有时候后天学习是不可忽视的，文气什么的也是能通过后天的熏陶学习而有所改变和进步的。
但即有些片面，曹丕所提倡的“文以气为主”，要求文章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等，对一些文人作品进行了评价，从作品中也能推出他们的一些品性。
例如：“齐气”是指齐国人那种舒缓的习性在文章之中体现。
那么，可以推测徐干身上是否也有舒缓这一习性。
所以在我看来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就是作家在禀性，感情，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表现。
这之中不乏也表现了“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文品体现人品，人品影响，甚至决定文品。
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也有类似于“人品”与“文品”之间密切联系的论述。
他在《体性》篇中这样写道：“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
”其中的“因内而符外”即若“文如其人也”，因此刘勰所说的“体”与“性”之间有着必然的某种联系。
刘勰在《体性》篇中所要表现的就是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体”不仅包含作品体裁类别，还包含了作品的风格特点。
“性”则是指作家的个性和才能。
这里“体”与“性”的关系又回归到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
“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惰性。
”其中“气以实志，志以定言”的观点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较为接近，但在对后天学习的观点上，两人还是各持观点的。
刘勰认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砾，陶染所凝。
”他认为作家的才力气质由先天性情决定的，同时也有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影响。
这比曹丕只强调先天决定，无法以人力改变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除了在《体性》篇中有谈到“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外，在其《风骨》篇中写道：“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总的来说就是指作品与志气一致。
他提出的“风清骨峻”除了有一种艺术美外，还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清高廉洁，刚正不屈的人格之美。
刘勰在《风骨》中还引入了曹丕的观点。
其实刘勰和曹丕在“人品”与“文品”的认识上还是有其共通之处的。
“辞为肌肤，志实骨髓”，可见“人品”藏于内，“文品”表于外，“文品”表现着“人品”。
唐朝李华也说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从字面意思上解读有德之人的文章是好文章，反之则是差文章。
虽然李华当时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大多提出的都是为文宗经的主张，并且觉得好的文章应当能够适应抑或改变社会。
即使不是很明显地在阐释“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但在“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中还是很简洁明了地表现出“人品”影响并决定着“文品”，“文品”中承载着“人品”。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诗概》中提出过“诗品出于人品”的论断，他十分强调作家的思想情感以及个人为人处世的品格在作品中的影响及其作用。
因而“诗品出于人品”这个论断也成了他在文艺品评时的重要原则。
刘熙载认为“诗品”反映“人品”，反映的是诗中的人品。
当然刘熙载并不认为“人品”只反映在“诗品”上，他在《词曲概》中这样写道：“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
”不难看出刘熙载的“诗品”因对象不同也可以说是“词品”。
暂且将这些都归为“文品”，那么“文品”就是“人品”的反映。
在文艺创作上刘熙载强调“作诗不必多，所谓肝胆真。
”可见他对作家的自身要求是很高的。
这从他的《艺概》中很容易就发现，他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评价很高，而对于品行不端的作家的作品常有微词。
在我个人看来“人品”对于“文品”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并不是绝对的。
“文品”能反映“人品”，但这种反映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有时候“文品”所表现出来的与作家真实的“人品”是有偏差的。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有这样一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诗中的“安仁”就是指西晋的美男潘安，潘安不仅貌美，而且文采极高。
二十岁时就以文美晋武帝躬耕之事，由于辞藻华美，洋洋洒洒，遭众人妒忌而十年未得升迁。
潘安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之一，他就排在首位。
他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附不已，他虽然在口头受教，事实上却愈发不知足，始终改不掉。
还出现“拜路尘”事件。
他在《闲居赋》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脱世俗，鄙夷功名利禄的形象与其本人的真实形象着实无法让人接受。
最终死在了一场政斗中，还被“夷三族”。
唐朝诗人元稹更是一个典型的“人品”与“文品”不统一的代表。
他曾在《诲侄等书》这样写道：“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
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可是又在《寄吴士矩五十韵》中这样写道：“······将军频下城，佳人尽倾国。
媚语娇不闻，纤腰软无力。
歌辞妙宛转，舞态能剜刻。
筝弦玉指调，粉汗红绡拭。
予时最年少，专务酒中职······”他一边对后辈们说，自己朋友虽多，但从不去烟花喧闹之地；一边又用诗歌书写着他的年少轻狂迷恋红尘。
这样的人前背后的教育让人看得觉得很是可笑。
元稹的妻子韦从在他三十一岁时去世了，他写了《遣悲怀三首》，《离思五首》来悼念亡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他一边用着这世间至大至美的事物来悼念亡妻，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她；一边又很快娶了新娇妻，还纳了妾。
虽然很不耻他的行为，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诗作确实是佳作，不仅辞藻华美，意象灵动丰富。
其实历史上“人品”与“文品”不完全统一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就认为“人品”决定“文品”，“文品”反映“人品”。
有时候“文品”会超越“人品”，或是“人品”落后于“文品”。
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是十分密切的，我们要去辩证地，全面地看待，不能片面地，不变地去看待。
因为我觉得影响“文品”的因素远远不止“人品”。
时代精神，社会背景，作家的身世背景，个人经历，接受的教育等等。
无论是哪个因素对作家文品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当然一些古代的先进学者也是有提到这些方面的，像刘勰就提到了后天教育的影响；李华则是将其与社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刘熙载提到了要注重个人的修养等等。
古人尚已有如此的认识，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就该更冷静客观地去分析对待“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高尚”，“低俗”来简单地对作家的“人品”，“人品”下定论，而是要结合各方面的因素，理性看待，客观对待。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古代文论中真正的“人品”与“文品”之间微妙而又强烈的关系。
参考文献：1.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3. 孙英：《古典文学理论之最》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