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的新起点_翻译与认知_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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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认知活动和过程。
文化翻译是再创造的过程,是译者对原著的认知活动。
从认知过程来看,认知语言学关注创造性以及体验性,这一理论认为,认知过程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结果。
同时,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离开文化背景的翻译很难取得成功。
因此在翻译教学中要切实加强文化意识培养,充分认识到认知语言学对文化翻译教学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是对大脑中相关语言机制进行研究的学科。
认知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80年代到90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已经变成为当前新兴的主流语言学流派之一。
通常情况下,学者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主要来源于以下三方面,这三派的相关学者也被看成是英语国家在认知语言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1)从转换生成学派中分裂出来的部分生成语义学家,例如lakoff以及langacker等人。
(2)从功能或认知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相关学者,例如dirven以及taylor等,这些学者认为利用较为普遍的认知方法对语言的功能以及形式进行研究,能够使得人们对语言表达中的认知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对认知进行研究的相关人类学家、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等,主要包括了gibbs、johnson以及putnam等学者。
国内知名学者王寅对国内外知名的认知语言学家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如下定义: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学科,强调通过自我认知以及身体经验、借助知识结构以及认知方式等,合理地解释隐藏在语言事实中的认知规律。
认知语言学认为,翻译是在现实体验的形势下,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凭借自身所参与的多种互动,在对原文本进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在译作中将原作者所刻画的现实世界以及认知世界反映出来。
认知语言学十分注重体验以及认知所发挥的制约性作用,关注作者、文本、译者以及读者间存在的多重互动关系,期待达到“翻译的和谐性”以及“解释的合理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从事翻译活动的相关认知主体之间互动性的影响。
从认知视角浅谈英汉翻译作者:熊希,王斌来源:《名作欣赏·下旬刊》 2017年第5期摘要:认知翻译学将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翻译学紧密结合。
它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对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模式。
不同民族认识、感知世界所取的角度不同,思维方式也不相同。
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不同民族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事物。
作为语言研究的一部分,对于翻译的研究,必须根植于人的思维以及文化。
而人的思维方式形成来源于人的体验与认知。
首先分析语言的认知视角,作为语言在文化活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翻译的认知视角必然与语言的认知视角息息相关。
本文以语言的认知视角和翻译的认知视角作为理论支撑,分析英汉成语翻译、电影名称翻译以及英汉翻译中的隐喻来进一步探索英汉翻译中的认知视角转换。
关键词:认知翻译学体验与认知认知视角语言文化■一、语言的认知视角结构主义语言观分析文本时注重结构本身,认为语言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意义。
但是结构主义语言观脱离现实世界与人的认知过程。
结构主义和体验认知对待语言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只关注语言结构本身,把约定俗成的语言交际平台看成大脑固有的深层结构机制,不关注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经验背景;而后者,则一切从经验背景出发,关注语符和其产生时间之间的关系(王斌,2015:27)。
地球上有些地带不可能下雪,人们从未见过雪,那么所处这些地带的人们的语言系统里就不会出现有关“雪”的词汇,所以语言是反应所处的环境和世界。
自然环境、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思维方式都会直接反映在语言中。
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来源于人对于生活的体验。
所以语言是人体验认知的产物。
体验认知并不是全面的,如果所处自然环境中的某些现象比较丰富,对这些现象的认知就比较充分,这个环境中所产生的语言词汇也就随之丰富;反之,如果这个环境中没有的现象,在语言中也会出现词汇空白(王斌,2015:27)。
人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人的体验也是有局限性的。
体现在语言上,就是人们认识的世界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说不同的语言表达自我。
认知语言学在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析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是语言者内部语义知识的发掘和理解。
这应用在英语翻译中占
据了重要的位置。
它提供了一种翻译的新的策略,使包括翻译者和读者在内的双方能更好
地理解原文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语义差异/差距。
认知语言学在翻译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1)提供学习者更好的信念,能够提供更好的定量分析;(2)识别出学习者的知
识水平,帮助他们更有效的学习;(3)通过检测语义知识的变化,消除翻译中的失误。
认知语言学方法在英语翻译中的运用可以简单地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翻译者要学习语言系统的知识,理解源文和目标文本中不同词汇及句法结构
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步,翻译者要充分领会句子表面以及深层次的意义,然后在选择翻译单位(词及
短语)时考虑语义翻译、词性翻译、形式翻译或修辞翻译等问题。
第三步,翻译者要建立语义关系,即建立两种语言当中术语的概念和结构,然后进行
语义翻译,以完成句子的翻译。
最后,翻译者要运用中介性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如图式、逻辑共振、文本分析等,以
有效地翻译源文中的语义差异/差距,增强原文和目标文本之间的一致性。
通过对认知语言学的运用,翻译者能够更加深入地掌握生活中最常用的句子和词汇,
从而显著提高翻译水平。
而且,认知语言学方法也可以帮助翻译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和目标
文本之间的细微差距及弥合失误,从而提升翻译作品的质量。
因此,认知语言学在英语翻
译中的应用十分重要,是英语学习者和英语翻译者在学习和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方法。
学术研讨Academic research■ 王薇浅谈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与翻译能力培养摘要:本文将对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进行概述,分析当前翻译教学中翻译能力培养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翻译能力的培养,以供广大同行参考。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官;翻译能力;培养1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从本质上来说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是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结合产物。
其对翻译教学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对翻译划分,可将其分为三方面内容:①时间影响问题。
现在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以后的发展。
②认知主体所接收到的各种互动作用所重合而成的。
这是影响翻译较大的因素。
③读者可否有效理解所接受的知识架构。
如此分析一来 ,可以知道翻译最终结果是由诸多行为集合产生的,而并非由翻译者本身所造成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侧重于认知与体验的制约上,而且更为注重互动,例如读者与作品、作者与作者、作者与作品间等。
这里就更能看出其侧重的是“翻译的和谐性”和“解释的合理性”的实现。
在认知语言学中主要重视主体性的表现,并将主体的作用充分凸显出来,重视译者对现实的互动与体验,并且其理论基础就是体验性的哲理。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活动的开展情况,而认知最终是以译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可忽视读者的影响力,要想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与认同,则必须要有效结合作者、作品与读者这三方面内容,处理好其互动关系,才能更好的领悟到作者的思想情感,才能将与作者主旨相贴合的文本内容翻译出来。
总的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尽可能精准的定位作者原文中的认知世界与客观世界。
才能够准确的重现文本内容。
这在翻译角度来说,不仅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标准。
2当前翻译教学中翻译能力培养的弊端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多是按照教师-学生-教师的流程来进行。
具体来说就是先由教师提供材料,由学生进行翻译,接着由教师仔细讲解译文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评判。
翻译的认知研究[摘要]翻译,离不开不同语言之间的符码转换,但更脱离不了译者的心理活动。
翻译学与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结合,形成了对翻译的认知研究。
本文从认知模式、认知阶段、认知存储等方面探讨了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加工这一认知过程,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翻译;认知研究;认知模式;认知阶段;认知存储一、引言随着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把翻译看作一个带有译者主观能动性的语义传达的动态过程,开始关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处理与加工过程,尤其是认知过程。
翻译的认知研究应运而生。
二、翻译的认知研究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通过对翻译转换的分析以及原文-译文的比对来描述翻译现象。
这一手段虽然可以揭示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可以观察的变化,但是也有一定局限。
60年代,巴黎学派的学者们从认知学领域来考察和解释翻译技法,从而开启了翻译的认知研究。
他们将翻译解释为以下三个阶段:阅读和理解阶段,即运用已有的语言能力和背景知识来把握原文。
译者不但要理解源语言所表达的表层意思,还要理解其中的隐含意思,因而要具备丰富的源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脱离源语言阶段,即译者的最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
因为译者可能常常要在头脑中对源语言的书面文本和目标语的书面文本进行反反复复的比较,所以释义派认为脱离源语言在翻译中是一个复杂的隐蔽工程。
重述和表达阶段,即在脱离源语言并理解其意义的基础上,组织目标语文本并表达出来。
译者对源语言的文本进行信息解码、重组等,结合两种语言的文化内涵,实现目标语的输出。
后来,又有学者增加了第四个阶段——确认阶段,即译者回顾目标语文本并做出评判。
译者在这个阶段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思维过程、认知过程,确认适当的部分,调整不适的部分。
1997年,Danks等出版了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的论文集。
该文集重点研究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认知过程,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翻译的认知研究。
可编辑修改精选全文完整版认知翻译视角下的翻译能力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翻译是一种认知过程。
翻译者需要将一种语言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这涉及到加工、解释和组合多种信息的认知过程。
在此过程中,翻译者需要根据自己的认知背景、认知水平和认知风格等因素,对文本进行翻译。
在翻译能力研究中,以认知翻译视角为主要理论基础,通过对翻译者认知加工、思维模式和决策过程等方面的探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不同的认知背景和认知水平对翻译能力有重要影响。
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会根据自己的认知背景和认知水平对文本内容进行解释和理解。
不同的翻译者在认知背景和认知水平上存在差异,这将对他们的翻译能力产生影响。
如某位翻译者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背景,在翻译时会更注重表达文化内涵和情感,从而增强了翻译的质量。
二、翻译者的认知加工方式也影响着翻译效果。
人类认知能力有局限性,翻译者在翻译时需要通过加工语言信息,将其中的有关信息提取出来。
不同翻译者有不同的认知加工方式,可能会导致在同一行文内容的翻译上出现差异。
例如,一些翻译者在翻译时倾向于在语义上进行加工,而另一些翻译者则更倾向于在语言形式上进行加工。
三、翻译决策过程是影响翻译能力的关键环节。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需要进行多次决策,如何选择最合适的翻译词汇,如何恰当地表达文化内涵等等。
这些决策过程既受翻译者认知加工方式的影响,也受到翻译者个人认知特征的影响。
因此,在翻译能力研究中,需要加强对翻译者决策过程的探究。
总之,从认知翻译视角来看,翻译能力的研究不仅需要考虑翻译者的语言技能,还要从翻译者的认知过程出发。
只有在充分考虑了翻译者的认知特征,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提高翻译能力。
认知语言学翻译
认知语言学翻译是一种研究语言翻译的方法, 它依据人类的语言理解和交流模型来研究翻译的过程和结果. 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依赖于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知识来探讨翻译
如何反映和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活动。
认知语言学翻译认为, 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 它涉及到对源语和目标语语言结构、语用、文化等因素的理解和再现. 翻译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复杂的认知过程,例如注意力管理,语义解析,语用理解等。
认知语言学翻译认为, 译者不仅需要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 更需要具备跨语言和文化间理解和表达能力. 这样才能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处理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保证翻译质量和准确性.
在认知语言学翻译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使用实验方
法来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和活动,如眼动追踪, ERP等。
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翻译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翻译质量。
认知语言学翻译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翻译对语言使用者的影响。
例如,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对源语和目标语语言知识产生影响。
翻译还可能影响译者对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总之, 认知语言学翻译是一种重要的翻译研究方法, 它通过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对语言使用者的影响, 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提高翻译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摘要:美国著名语言学家Leonard Talmy 所著的《认知语义学》语言理论高屋建瓴、精奥深厚、创见迭出,研究视角新颖独特,是认知语言学领域的鸿篇巨著。
该书汉译本的出版对我国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福印教授团队的汉译本译笔流畅,用语规范自然,对认知语义学在国内的传播意义重大,对于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认知语义学;认知系统;评介中图分类号:G25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1)03-0159-02(西安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65)王文峰赵晓瑞收稿日期:2020-09-23作者简介:王文峰(1984-),男,河北邯郸人,西安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20年度科研计划一般专项项目“事件融合视角下英汉致使事件的语义编码研究”(20JK0291)。
当今语言学发展迅速,主要呈现出转换生成语言学、认知功能语言学等流派。
这些流派在国内均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可谓如火如荼,异彩纷呈。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研究领域,即认知语法和认知语义学两部分。
当前,国内的认知语法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而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够充分。
认知语义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概念内容的研究,主张语言表达和现实世界中间存在一个认知构建层次将二者联系起来。
认知语义学的重要哲学假设认为概念结构具有人的身体、认知和社会的认知体验性,语言表达层面的语义结构等同于抽象层面的概念结构,还假定语义结构在本质上具有百科观,并且语义的构建等同于概念化,概念化既是结果又是过程。
著名的认知科学家伦纳德·泰尔米(Leonard Talmy )教授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卓越的理论建树,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享有盛誉,是认知语言学流派的主要创始人,专注于认知语义学的研究。
Talmy 倾注毕生心血创作了两卷本的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1-2],近年又出版了The Targeting System of Language (2018)[3],均为认知语义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奠定了认知语义学的基础。
认知翻译观是中国著名翻译学家刘士聪先生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它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为基础,把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学角度转向认知研究,强调翻译的过程是一种认知活动,是译者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进行认知活动的过程。
首先,刘士聪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译者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进行认知活动的过程。
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是一种对源语文本的理解
和重新表达。
他认为,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更是一种认知活动,这种活动包
括理解、编码、解码、表达等多重环节。
其次,刘士聪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是一种认知活动,它涉及到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和重新表达,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认知
能力,才能够准确理解源语文本,并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目的语文本。
此外,刘士聪还指出,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认知活动,这种活动包
括理解、编码、解码、表达等多重环节,译者需要掌握这些环节的技能,才能够有效地完
成翻译任务。
最后,刘士聪还提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译界出现从译作到译者、从成品到过程的转向,翻译界开始引入认知学的概念与方法来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
认知科学为研究译者大脑黑匣子的运作过程、进而建立翻译过程实证模式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方法与灵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学科视野;而对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些认知学分支学科中的重要课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结合态势日益明显,并在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卓著成果。
2010年,John Benjamins集团出版《翻译与认知》(Shreve &Angelone, 2010)一书,该书集近年翻译认知研究发展之大成,既总结了此前过程研究的进展,也展望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前景,对日渐重视过程、实证与跨学科建设的翻译界具有显著的学术意义,对研究语言认知机制的相关认知学科也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
本文拟对该书略作评介,以期为我国目前缓慢发展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发展动力。
1.内容简介全书由前言和14篇文章构成,文章分属三大部分,即研究工具的变革、研究设计与相关问题、翻译过程研究与认知科学的结合。
在前言中,两位编者简要回顾了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跨学科结合历程,并从上述三个角度对近年来翻译过程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小结。
这三大类范畴其实体现了本书“翻译与认知”这一大的视角,因为研究方法的变革、研究设计的进一步规范化,正是翻译过程研究近年取得的两大进展,后者又全得益于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跨学科结合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一部分“研究工具的变革”包含六篇文章,旨在从不同侧面展示翻译过程研究近年来在研究工具上的进展。
这主要体现于继早期研究工具TAPs之后,多维收集翻译过程数据的研究软件Translog的广泛应用,及最新工具眼部运动跟踪技术(eye-tracking)的初期试用。
在“翻译任务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管理、以及元认知问题的解决”一文中,Erik Angelone 结合运用TAPs与电脑屏幕录像法,聚焦翻译过程中受试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元认知问题处理过程,研究了专业译员与翻译学员在问题解决模式上的差异。
Barbara Dragsted在“翻译中读写过程的协调: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更综合运用了Translog与眼部跟踪技术,来探索翻译学员与专业译员如何协调源语理解过程与目的语产出过程。
其结果对专业译员与非专业译员之间差异性研究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更主要的是,该研究为眼部跟踪技术这一新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因此极具方法论意义。
本部分其他几项研究都综合运用了Translog 与眼部跟踪法来获取数据。
Gegory Shreve等在“看文口译过程中的认知努力、句式混乱以及视觉干扰”一文中,研究“干扰”(disruption)如何影响受试的认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s),并探讨了“视译”(sight translation)过程与笔译相关过程在这一研究角度上的异同;Rydning & Lachaud 在“翻译重组过程所面临的挑战:语境有助多义词的理解过程,而极大地增加其翻译难度”一文中,报告了语境和翻译技巧如何对多义词的理解与翻译重组过程产生影响;Alves 及其研究小组在“翻译单位与语法迁移:基于结果与过程研究的综合视角”这一研究中,结合翻译语料库数据,取过程研究与结果研究的交叉视角,探索了翻译过程中认知努力与翻译单位的关系。
这些研究的成功开展表明,眼部跟踪技术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运用潜力极大,因此非常值得翻译研究者重视。
不仅如此,眼部跟踪法还可望从不同角度扩展翻译过程研究的视野与领域。
O’Brien在“受控语言与可读性”一文中报告了他如何采用眼部跟踪法来探索受控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与可读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的产生与实际研究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的新起点——《翻译与认知》评介邓志辉中山大学书刊评介的开展,几乎完全得益于眼部跟踪技术的应用。
第二部分“研究设计与相关问题”包含三篇文章,围绕过程研究的设计思路、研究框架及考察标准等进行了探讨。
西班牙学者Martin在题为“范式与认知翻译学”一文中,从思维的并行处理模型(或称联接主义)出发,以十条原则为纲进行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otology)理论框架建构,如指出认知翻译学在本质上具功能主义特征、必须以科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认为翻译行为乃是一种具主体间性的创造性模仿活动等。
以此为基础,他指出认知翻译学提供的理论新范式有助于加强实证研究设计的科学性,而由于翻译理论需经由实验研究加以验证,所以眼下有必要建立一些具普遍意义的标准来规约认知翻译研究的设计与开展。
Hansen题为“翻译过程的综合描述”一文则旨在提醒人们注意实证翻译研究开展过程中可能遇见的理论误区,即避免在重视研究之“科学性”时,忽视了翻译研究的“人文”性。
她指出,由于实证性翻译研究涉及译者及其创造的文本,开展研究时既需要收集可测型数据,亦需解释极具主观性的结果,因此若过程研究仅仅沿用科学范式的研究框架,极可能过度简化翻译行为与生俱来的复杂的人文特性。
因此,有必要为认知翻译学创建一种结合实证科学与人文主义的综合型描述法,通过采用不同工具,收集不同类数据,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或简单综合(combination),或三维立体(triangulating)式的处理,而不必局限于该处理方式是否来自科学还是人文研究范式。
芬兰翻译学者Jaaskelainen一直就是过程研究的主力军之一,她在本辑中以一个问题为题:所有的专业人员都是专家吗?她回顾了过程研究从最初使用有声思维法开始,所选用的受试类型在定义上的混乱性,即:并非所有研究中所宣称的“职业译员”都果真具有高质量的翻译水平,或具备专长性(expertise)。
来自认知心理学的专长性概念在近年的认知翻译研究中倍受关注,作者在文中先对“职业水平”(professionalism)和“专长”这两个概念的各种可能定义方式进行了探讨,然后结合近年来学界针对专长理论所取得的成果,对早期过程研究中一些相关结果进行了全新阐释。
第三部分“翻译过程研究与认知科学的联合”由五篇文章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认知科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结合研究。
第一篇文章“专业行为表现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对传统的专业能力判别方式(如基于社会公认、个人名气、从业时间长短等)提出质疑,转而用一系列相关研究说明,可以采取心理学科研究高水平者行为表现的方法(an expert-performance perspective),来研究口译专长能力的获取与发展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作者、美国心理学教授 A. Ericsson早年(1984)与H. Simon合作推出的心理活动口头自陈模式(即TAPs)曾对初期的翻译过程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其后他与Smith合作(1991)推出的专长理论再次引起翻译学者的关注,并为近年来翻译界研究翻译专长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点。
Moser-Mercer的文章取神经生理学视角研究“口译专长的神经生理学关联”,以期发现译员在口译专长的获取过程中,大脑可能经历的神经生理学变化。
作者既参考了实证性口译过程研究的相关结果,也极大地利用了神经生理学针对学习与专长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结果认为同声传译的高强度训练可能对译员大脑的不同区域在功能与结构方面产生长期影响。
该研究为翻译界如何运用现有的认知科学研究文献来进一步认识翻译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颇有示范意义。
另一位美国心理学教授Diamond与翻译学者Shreve的合作研究也说明了将相邻的认知学科成果与翻译学相结合的必要性。
“口笔译过程在双语者大脑中的神经与生理学关联”一文通过概述双语、翻译以及语言转换等领域的一系列近期研究,综合考察了有关口笔译之神经学与生理学关联的研究成果。
文章指出,随着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新型工具如眼部跟踪法与键盘输入跟踪技术(如Translog)已逐渐得到学界较具规模的应用,然而其他一些认知学科的研究手段,如神经成像技术(neuroimaging techniques)虽尚未能在翻译研究中广泛使用,但它们能为翻译过程在大脑中的投射方式与位置提供更直接的生理学与神经学数据,因此值得关注。
虽然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主要取二语和心理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有其局限性(如翻译任务常仅以单字为对象,受试极少是翻译从业人员等),但它们无疑为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而将心理语言学、神经科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置于翻译学视域下,探讨其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借鉴意义,正是翻译学与认知科学合作进程中必不可缺的一环。
接下来,Maxim Stamenov等三名认知学者在研究如何优化翻译中同源词的词汇提取过程时,基于心理语言学研究双语心理词库的词汇启动方法(priming),转用一种介乎“词汇启动”与“译词识别”(translation recognition)之间的“译词提示”(prompting)法,同时结合运用眼部跟踪法,以辅助译者的译词提取。
该研究的意义之一在于再次证明了认知学科研究方法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借鉴作用,同时也还表明,古老如“词汇启动”这一类的传统研究工具,在经由与新技术如眼部跟踪法相结合之后,亦可为过程研究获取到具全新视角的经验数据。
全集以挪威翻译学者Sandra Halverson 的文章“认知翻译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发展”为收书之作。
作为国际权威翻译期刊Target的编委,Halverson长期致力于将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及方法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其研究多理论与实证并重。
她在文中首次正式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与“认知翻译学者”(cognitive translation scholars)的概念,并指出,尽管时机尚不完全成熟,但翻译学与相邻认知学科近年的合作研究确实已为“认知翻译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如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和双语研究领域在“双语词义/概念表征”(bilingual semantic/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上的理论进展等等。
作者指出,翻译认知理论必须以语言认知理论和双语研究的认知理论为基础,而后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双语语义表征模式对于理解基于翻译语料库的概念或现象极有指导意义。
2.简评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认知学与翻译学的结合之旅已有约35年。
这35年间,认知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历经了80年代艰巨的开创时期、90年代小具规模的初步发展期以及新世纪以来令学界瞩目的快速发展期。
前两个时期的翻译过程认知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1997年出版的《口笔译的认知过程》(下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