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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燮的原诗名词解释叶燮（1035-1105）是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文人和官员，被尊称为“叶隐居”。
他以其卓越的诗才和深邃的思想而闻名于世。
叶燮的原诗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蕴和诗学特点，需要通过对其名词进行解释，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他的诗歌。
叶燮的诗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名词是“游仙”。
游仙，即指人在仙境中徜徉、游历。
这个词在叶燮的诗作中多用来形容人们对于仙境的向往和追求。
叶燮通过游仙的形象来表达他对尘世俗务的厌倦和对于自由自在的追求。
在他的诗歌中，游仙不仅仅是一种物理上的旅行，更是一种心灵的追求与超脱。
另一个常见的名词是“儿女情长”。
儿女情长，指的是男女之间的深厚感情和钟爱之情。
叶燮的诗词中充满了对于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描绘和表达。
他以细腻的笔触、深情的文字，展现了人们在爱情中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以及对于爱情的种种期盼和思考。
儿女情长在叶燮的诗歌中往往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又纯又美的意境。
在叶燮的诗作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名词是“白日依山尽”。
这是从古人对自然界日夜更替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中得出的结论，意为太阳西下，山峦尽显。
叶燮运用了这个词来形容自然界的美景，他的诗作中常常描绘出山水交替间的宜人景色，展示了他对大自然壮丽之美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这个名词不仅仅是一种描写手法，更是叶燮对于人生的思考与领悟。
除了以上提到的名词外，叶燮的诗作中还出现了许多其他有趣的名词。
比如“暖阳”，用来形容温暖的阳光；“落花”，表示花朵飘落的景象；“红颜”，指的是美丽的女子；“孤鸿”，象征着独自飞行的鸿鸟。
这些名词都是叶燮用以描绘自然景物、生命状态和人情世故的有力工具。
通过对这些名词的描述和运用，他成功地将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独特的诗意世界。
正是因为叶燮对于名词的巧妙运用和深度理解，他的诗歌才具备了深邃的意境和丰富的内涵。
他通过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和对于人情世故的思考，创作出了一系列赋予人们思考与启迪的作品。
叶燮的诗歌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和与读者的共鸣。
论叶燮《原诗》的创新性
李亚飞
【期刊名称】《合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卷),期】2017(034)003
【摘要】清代诗论家叶燮的《原诗》在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作者对《原诗》中诗论的创新性和局限性进行分析,并主要通过“理事情——才胆识力说”,“变而不失其正”的诗歌发展观,“定位——虚名”的法的认识三方面对《原诗》的创造性价值进行一定的揭示.
【总页数】5页(P30-33,38)
【作者】李亚飞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22
【相关文献】
1.关于叶燮《原诗》笺注的几个问题——《原诗笺注》前言 [J], 蒋寅
2.论叶燮《原诗》的创新性 [J], 李亚飞;
3.叶燮《原诗》的审美现代性浅析 [J], 崔悦
4.叶燮《原诗》的审美现代性浅析 [J], 崔悦
5.叶燮《原诗·内篇》的诗歌创作条件论探赜 [J], 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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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叶燮《原诗》研究综述作者：董芳芳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5年第09期摘要：叶燮的《原诗》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座文学理论高峰。
21世纪以来，研究者分别从文学流变、美学思想、诗学观比较、修辞论、理论影响、批评观等方面展开研究，拓展和深化了《原诗》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叶燮《原诗》研究综述清代文论家叶燮的《原诗》，体系完整，论述精到，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座文学理论高峰。
自其问世之后，研究者代不乏人，产生了较大影响。
声名较著者，国内有朱东润、郭绍虞、霍松林、蒋凡等人，国外有日本的青木正儿、德国的卜松山等人。
以上学者功底深厚，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等领域切入，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为后世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原诗》提供了学习的范式。
自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原诗》的研究更加细化，同时，由于西方文论的深刻影响，“中西比较”或“以西释中”的方法被引入，从而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
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的《原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关于《原诗》文学流变思想的研究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以苏州大学李晓峰的博士论文（2006）为代表。
该文认为，叶燮的文学史观十分明确和准确，是建立在对诗歌流变进行仔细考察的基础上的，并认同诗歌处在永不停歇的发展运动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这一认识决定了叶燮文学史观的发展性和开放性。
该文肯定叶燮文学流变的开明性，认为他打破了封闭的诗歌史，为诗歌史走向开放提供了新鲜血液。
很显然，这种认识对我们分析叶燮的文学史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与此相类似的论文还有马莹的《叶燮诗学思想基本特质的再检讨》（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刘浏的《变而不失其正——叶燮论纲》（《华侨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白春香的《叶燮以“变”为核心的辩证的理性主义诗学观》（《晋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杨晖的《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从诗歌美学角度评论叶燮《原诗》邵禹珂 哈尔滨师范大学摘 要：《原诗》是继《文心雕龙》之后，另一部系统性和理论性相统一的文艺理论著作，作者叶燮在“诗法”和“诗教”的基础上，将诗歌理论提高到审美的层次，使之具有诗歌理论与美学相结合的特征。
《原诗》论述了诗歌的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阐明了诗歌的艺术创作和发展，以及对诗品与人品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关键词：《原诗》；叶燮；胸襟作者简介：邵禹珂（1995-），女，哈尔滨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在读，哈尔滨国学学会成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101-01一、诗歌的本质在《原诗》内篇中，叶燮提到诗歌之发端，他认为心里有所触动才会“兴起其意”，形成措辞和句子，进而形成篇章。
当人有所触动而兴起之时，“其意，其词，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自于心。
”写出描述“情，景，事”的诗歌文章。
“兴起”也需要参照物，怎么才能触动人心，让诗人“兴起”？叶燮认为无论是大自然的天地之变，古今之变，山岳河川变化，还是人世间的“兵刑礼乐，饮食男女”，能够做成文章的缘由千千万万，但总结起来无非是“理、事、情”三类。
也就是说，诗歌文章表现的对象离不开“理、事、情”三方面。
“理、事、情”是人世间不同生活的反映。
在叶燮的诗歌美学中，“情”是诗歌表现的主要对象，也是“兴起”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诗歌是出于“情”，但要“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也就是创作诗歌时抒情首先要符合逻辑规律，才不至于产生谬论；其次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
”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才不会产生悖论；至于抒情，要做到“情而可同”，于理、于事，于情，要做到“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这样就掌握了诗的创作方法。
在“理、事、情”三者中，“理”和“事”都是不需刻意描述的事实，正如生活中最常见的道理。
“情”，才是诗歌要表达的思想核心。
论叶燮《原诗》中的“神明”崔花艳【摘要】“神明”一词渊源已久,清代叶燮的《原诗》集中运用了“神明”一语.叶燮关于“神明”的论述贯穿其诗歌发生论、创作论和风格论,凸显了创作者的主观精神对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其诗歌发生论主张“穷尽此心之神明”;其诗法论强调“神明之法”;其师古论以“得其神理”为纲;其诗歌风格论以“变化神妙”为主脑.叶燮诗论围绕“神明”而展开,不囿于俗见,熔铸古昔而自成一家,显得比较通达.【期刊名称】《北京社会科学》【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7页(P27-33)【关键词】神明;发生;诗法;师古;风格【作者】崔花艳【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论叶燮《原诗》中的“神明”崔花艳（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摘要］“神明”一词渊源已久，清代叶燮的《原诗》集中运用了“神明”一语。
叶燮关于“神明”的论述贯穿其诗歌发生论、创作论和风格论，凸显了创作者的主观精神对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
其诗歌发生论主张“穷尽此心之神明”；其诗法论强调“神明之法”；其师古论以“得其神理”为纲；其诗歌风格论以“变化神妙”为主脑。
叶燮诗论围绕“神明”而展开，不囿于俗见，熔铸古昔而自成一家，显得比较通达。
［关键词］神明；发生；诗法；师古；风格［中图分类号］I207. 2［文章编号］1002- 3054（2015）02-0027-07［文献标识码］A［DOI］10. 13262/j. bjsshkxy. bjshkx. 150204［收稿日期］2014-10-15［作者简介］崔花艳（1983-），女，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0AZW003）“神明”一词，最初是宗教和哲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多用来指祖先和神灵。
六朝的人物品评中也多用“神明”指人的精神敏慧。
“神明”一语后来还用于论艺和论诗，形容艺术创作所达到的神妙莫测的境界。
品位·经典文艺评论10诗道与诗心：论《原诗》诗学观○柴立楠（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摘 要】 叶燮在《原诗》一书中阐释其诗学观念。
在叶燮看来，诗歌的发展是相续相禅的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才是其长盛不衰的决定性因素。
在诗歌创作方面，客体的“物”与主体的“我”的相互作用才能“合而为诗”。
“诗是心声”，叶燮主张作诗要有感而发，诗歌内容的表达也应是情与志的统一。
叶燮在《原诗》中有层次地从诗道和诗心两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诗学思想，建立了严密的诗学体系。
【关键词】 叶燮；……《原诗》；……诗学【作者简介】 柴立楠，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叶燮给自己的诗学著作命名为《原诗》，“原”有推原、阐发之意。
阐发诗道显然是叶燮的写作宗旨。
清初诗坛，多承袭明代论诗风尚，或讲复古以唐诗为尊而鄙夷宋诗；或承接公安派、竟陵派诗论，追求性灵而走向另一极端。
对于明末清初诗坛所盛行的复古主义，叶燮进行了猛烈批判。
因此，叶燮在《原诗》一书中对诗歌发展的盛衰、创作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阐释，力图构建一结构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
本文拟从宗变的诗歌发展观，主客体相结合的诗歌创作论与“诗是心声”的诗歌反映论三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叶燮的诗学观念。
一、“递变迁以相禅”叶燮诗学的理性思考，首先表现在他对“诗变”规律的探索。
叶燮在《原诗·内篇》的开头之处概括总结了诗歌演变的规律：“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1]1。
与复古派的“今不如古”诗歌论调相反，叶燮认为诗歌的发展演进是“相禅”的。
具体表现为诗道变化是一个“踵事增华”动态变化过程。
《原诗·内篇》：“吾前言踵事增华，因时递变，此之谓也。
”[1]218最初的文学与后来的文学作品相较，作品形式简单、语言质朴。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再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华于魏。
”[1]1文学发展之所以能踵事增华，从创作主体内在而言，人的主观精神不能忽视。
《原诗》全文（清）叶燮篇（上）一、诗始於三百篇，而规模体具於汉。
自是而，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
其学无穷，共理日出。
乃知诗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禪而或息者也。
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
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后者之必居於衰也。
乃近代论诗者，则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餘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
非是者，必斥焉。
如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攀龙谓唐无古诗，又谓『子昂以其古诗為古诗，弗取也』。
自若辈之论出，天下从而和之，推為诗家正宗，家絃而户习。
习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矫而反之者，诚是也。
然又往往溺於偏畸之私说，其说胜，则出乎腐而入乎颇僻；不胜，则两敝。
而诗道遂沦而不可救。
由称诗之人，才短力弱，识又矇焉而不知所衷。
既不能知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為循环；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孰為沿為革，孰為创為因，孰為流弊而衰，孰為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缕分之，兼综而条贯之。
徒自詡矜，為郛廓隔膜之谈，以欺人而自欺也。
於是百喙争鸣，互自标榜，胶固一偏，剿猎成说。
后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
不能不三叹於风雅之日衰也！二、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禪。
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
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
寧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风有正风，有变风；雅有正雅，有变雅。
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后此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变也明矣。
汉始创為五言，其时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
然不可谓即无异於三百篇，而实创之也。
建安、黄初之诗，因於与十九首者也。
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
则因而实為创。
此变之始也。
三百篇一变而為，再变而為建安、黄初。
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
一变而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
其间屡变而為鲍照之逸俊、灵运之警秀、潜之澹远，又如顏延之之藻繢、朓之高华、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
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袭前人以為依傍，盖自六朝而已然矣。
其间健者如何逊、如阴鏗、如沉烱、如薛道衡，差能自立。
此外繁辞缛节，随波日下，歷梁、、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
小变於沉、宋、云、龙之间，而大变於开元、天宝。
高、岑、王、孟、，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為创。
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愈，专家如柳宗元、如禹锡、如贺、如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
其他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
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
舜卿、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
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
今人一概称為『宋诗』者也。
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
大家如陆游、成大、元好问為最，各能自见其才。
有明之初，高啟為冠，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诗有所為轩輊也。
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於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為宋诗，无异於唾骂。
谓『唐无古诗』，并谓『唐中、晚且无诗也』。
噫，亦可怪矣！今之人岂无有能知共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说，錮习沁入於中心，而时发於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则其说之為害烈也。
三、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為句、敷之而成章。
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於心。
出而為情、為景、為事，人未甞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
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踵见，齿牙餘唾，有掩鼻而过耳。
譬之上古之世，饭土簋，啜土鉶，当饮食未具时，进以一脔，必為惊喜；逮后世臛臇鱼膾之法兴，罗珍搜错，无所不至，而犹以土簋土鉶之庖进，可乎？上古之音乐，击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於今，极於九宫南谱。
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為宫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瑶室，土文绣而木綈锦；古者儷皮為礼，后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纯百璧之侈。
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礼以儷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於极。
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
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
惟叛於道、戾於经、乖於事理，则為反古之愚贱耳。
苟於此数者无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
彼虞廷『喜』『起』之歌，诗之土簋击壤、穴居儷皮耳。
一坟华於三百篇，再增华於汉，又增华於。
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
苟於情、於事、於景、於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如人适千里者，唐虞之诗，如第一步，三代之诗如第二步；彼汉之诗，以渐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
作诗者知此数步為道途发始之所必经，而不可谓行路者之必於此数步焉為归宿，遂弃前途而弗迈也。
且今之称诗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汉於明堂，是也；何以汉以后之诗，遂皆為不得入庙之主？此大不可解也。
譬之井田封建，未甞非治天下之大经，今时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五言与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黄初，作者既已增华矣，如必取法乎初，当以与十九首為宗，则亦吐弃建安、黄初之诗可也。
诗盛於鄴下，然、十九首之意，则寖衰矣。
使鄴中诸子，欲其一一摹倣，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於数千载之后，胥天下而尽倣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汉、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
』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為体也，措之於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為用也，返之於体则不异。
汉之辞，有汉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
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
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甞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
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為不得者哉？且『温柔软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於斯言矣。
从来豪杰之士，未甞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甞能转风会。
人见其随乎风会也，则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见能转风会者以其不袭古人也，则曰：今人不及古人也！无论居古人千年之后，即如左思去未远，其才岂不能為建安诗耶？观其纵横躑踏、睥睨千古，绝无丝毫餘习。
鲍照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称其俊逸；夫『俊逸』则非建安本色矣。
千载后无不击节此两人之诗者，正以其不袭建安也。
奈何去古益远，翻以此绳人耶？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係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
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
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
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係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
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
故有汉、、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
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各异其所从出，虽万派而皆朝宗於海，无弗同也。
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则亦无弗同也。
歷考汉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為源而长盛，变為流而始衰。
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啟盛。
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
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
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
而陋者必曰：此诗之相沿至正也。
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
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
彼陋者亦曰：此诗之至正也。
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為至盛也。
盛唐诸诗人，惟能不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
若必摹汉之声调字句，此汉有诗，而唐无古诗矣。
且彼所谓子昂『以其古诗為古诗』，正惟子昂能自為古诗，所以為子昂之诗耳。
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犹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诗為古诗，乃翻勿取其自為古诗，不亦异乎！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
自甫以前，如汉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穠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
然出於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為前人之诗也。
自甫以后，在唐如愈、贺之奇奡，禹锡、杜牧之雄杰，长卿之流利，温庭筠、商隐之轻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為之开先。
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
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為杜，乃合汉、、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铸之者乎！唐诗為八代以来一大变。
愈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
宋之、梅、欧、、王、黄，皆愈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
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鐘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為建安、开、宝之诗乎哉！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
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絃而更之。
愈甞自谓『言之务去』，想其时言之為祸，必有出於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
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於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言，以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诗人，亦以言為病，但无愈之才力，故日趋於尖新纤巧。
俗儒即以此為晚唐詬厉，呜呼，亦可谓愚矣。
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纵横钩致，发挥无餘蕴。
非故好為穿凿也，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
且未穿未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语，何如穿之凿之之实有得也。
如軾之诗，其境界皆开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駡，无不鼓舞於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
此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
自后或数十年而一变，或百餘年而一变；或一人独自為变，或数人而共為变：皆变之小者也。
其间或有因变而得盛者，然亦不能无因变而益衰者。
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不肯稍為依傍，寄人篱下，以窃其餘唾。
窃之而似，则优孟衣冠；窃之而不似，则画虎不成矣。
故寧甘作偏裨，自领一队，如皮陆诸人是也。
乃才不及健儿，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称霸，实则一土偶耳。
生机既无，面目涂饰，洪潦一至，皮骨不存。
而犹侈口而谈，亦何谓耶？惟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
如小儿学语，徒有喔咿，声音虽似，都无成说，令人噦而却走耳。
乃妄自称许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