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 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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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诗叶燮原文和译文原文:或问于余日:“诗可学而能乎?”曰:“可。
曰:“多读古人之诗而求工于诗而传焉,可乎?”曰:“否。
”曰:“诗既可学而能,而又谓读古人之诗以求工为未可,窃惑焉。
其义安在?”余应之曰:“诗之可学而能者,尽天下之人皆能读古人之诗而能诗,今天下之称诗者是也;而求诗之工而可传者,则不在是。
何则?大凡天资人力,次序先后,虽有生学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诗之工而可传,则非就诗以求诗者也。
我今与子以诗言诗,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晓然矣。
“今有人焉,拥数万金而谋起一大宅,门堂楼庑,将无一不极轮奂之美。
是宅也,必非凭空结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云气。
以为楼台,将必有所托基焉。
而其基必不于荒江穷壑、负郭僻巷、湫隘卑湿之地,将必于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陆可车马者,然后始基而经营之,大厦乃可次第而成。
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
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
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
李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①)时日、(②)友朋、(③)古人、(④)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
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天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
即如甫集中《乐游因》七古一篇,时甫年才三十余,当开、宝盛时;使今人为此,必铺陈扬颂,藻丽雕绩,无所不极;身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讨,前半即景事无多排场,忽转‘年年人醉’一段,悲白发,荷皇天,而终之以‘独立苍茫’,此其胸襟之所寄托何如也!“余又尝谓晋王羲之独以法书立极,非文辞作手也。
兰亭之集,时贵名流毕会,使时手为序,必极力铺写,谀美万端,决无一语稍涉荒凉者。
而羲之此序,寥寥数语,托意于仰观俯察,宇宙万汇,系之感忆,而极于死生之痛。
叶燮《原诗》诗歌创作论探微【实用版】目录一、引言二、叶燮《原诗》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三、叶燮的诗歌创作主张四、叶燮对诗歌创作主体、客体的看法五、叶燮的诗歌批评论六、叶燮《原诗》的历史贡献七、结论正文一、引言叶燮的《原诗》是我国文艺理论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地位的诗歌理论专著,它不仅继承了前代的诗学理论,还对明清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叶燮《原诗》中的诗歌创作论进行探微,以期对现代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叶燮《原诗》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叶燮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原诗》是在批判明末清初诗坛教条主义、复古主义风气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创作的。
在这部书中,叶燮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对诗歌创作的主体、客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同时,《原诗》还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美学体系,标志着我国古典唯物主义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叶燮的诗歌创作主张叶燮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抒写性情,反对模拟,并认为诗歌创作是诗人的才、胆、力与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
这一主张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诗歌创作更加注重表达诗人的真实情感和个性。
四、叶燮对诗歌创作主体、客体的看法叶燮认为诗歌创作主体应当具备才、胆、识、力等素质,这四种素质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诗歌创作的水平。
而诗歌创作的客体则包括自然之理、事、情,以及社会现实等。
叶燮强调,诗歌创作应当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发挥诗人的主观创造力,创造出既具有审美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诗歌作品。
五、叶燮的诗歌批评论叶燮的诗歌批评论以流变为中心,强调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他认为诗歌批评应当关注诗歌作品的内在规律和特点,而不是仅仅关注诗歌的形式和技巧。
同时,叶燮还提出了一种以境为中心的艺术审美批评形态,这一观点对后世的诗歌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叶燮《原诗》的历史贡献《原诗》在诗歌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扬弃了前代诗学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对诗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叶燮:《原诗.内篇》(选录)......或问于余⽈:诗可学⽽能乎?⽈:可。
⽈:多读古⼈之诗,⽽求⼯于诗⽽传焉可乎?⽈:否。
⽈:诗旣可学⽽能,⽽⼜谓读古⼈之诗以求⼯为未可,窃惑焉。
其义安在?余应之⽈:诗之可学⽽能者,尽天下之⼈皆能读古⼈之诗⽽能诗,今天下之称诗者是也;⽽求诗之⼯⽽可传者,则不在是。
何则?⼤凡天资⼈⼒,次序先后,虽有⽣学困知之不同,⽽欲其诗之⼯⽽可传,则⾮就诗以求诗者也。
我今与⼦以诗⾔诗,⼦固未能知也。
不若借事物以譬之,⽽可晓然矣。
今有⼈焉,拥数万⾦⽽谋起⼀⼤宅,门堂楼庑,将⽆⼀不极轮奂之美。
是宅也,必⾮凭空结撰,如海上之蜃,如三⼭之云⽓。
以为楼台,将必有所托基焉。
⽽其基必不于荒江、穷壑、负郭、僻巷、湫隘、卑湿之地;将必于平直⾼敞、⽔可⾈檝、陆可车马者,然后始基⽽经营之,⼤厦乃可次第⽽成。
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
诗之基,其⼈之胸襟是也。
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随⽣卽盛。
千古诗⼈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之境之事之物,⽆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念友朋、吊古⼈、怀远道。
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触类⽽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
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处不发,如肥⼟沃壤,时⾬⼀过,夭矫百物,随类⽽兴,⽣意各别,⽽⽆不具⾜。
卽如甫集中《乐游园》七古⼀篇:时甫年才三⼗余,当开、宝盛时,使今⼈为此,必铺陈扬颂,藻丽雕缋,⽆所不极,⾝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未苦短也;何有乎⾝世之感?乃甫此诗,前半卽景事⽆多排场,忽转年年⼈醉⼀段,悲⽩发,荷皇天,⽽终之以独⽴苍茫,此其胸襟之所寄托何如也!余⼜尝谓晋王羲之独以法书⽴极,⾮⽂辞作⼿也。
兰亭之集,时贵名流毕会;使时⼿为序,必极⼒铺写,谀美万端,决⽆⼀语稍涉荒凉者。
⽽羲之此序,寥寥数语,托意于仰观俯察,宇宙万汇,系之感忆,⽽极于死⽣之痛。
则羲之之胸襟,⼜何如也!由是⾔之,有是胸襟以为基,⽽后可以为诗⽂。
论叶燮《原诗·内篇》上的作诗之法叶燮的《原诗·内篇》是叶燮创作的一部诗集,有着独特的作诗之法。
下面就是我对叶燮《原诗·内篇》上的作诗之法的理解。
叶燮的作诗之法是以“原”为核心。
他追求“原始”的诗意,倡导回归自然、回归本真。
他在诗中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色和人们的生活情感,表达了对自然和人性的热爱和感悟。
他在诗中描绘了山水、风花雪月等元素,通过感悟自然中的原始美,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独特见解。
叶燮的作诗之法注重“节制”。
他强调诗歌的宣泄能力,但又极其谨慎,追求真挚和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
他善于运用诗歌形式的力量,将自己内心的冲动和感悟化为凝练的文字。
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炫技的修辞,而是以简洁明了的语言直接触动读者的心灵。
叶燮的作诗之法具有一定的思索性。
他通过对自然和人性的观察和思考,表达了对生活和人生的思索。
他的诗作中常常融入了一些哲理、思考和反思,以及对社会现象和人性问题的触动。
他通过诗歌的方式,引发读者的共鸣,唤起读者对于生活和人性的深层思考。
叶燮的作诗之法也体现了一种“超越”与“内化”的精神。
他追求透过自然的变化和人生的起伏,去探寻人性的深层、存在的真谛。
他试图将对自然和人生的触摸与自己的思想与感悟相结合,通过诗歌来传达对真实的渴望和追求。
他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与表象,通过诗歌来融入自然和宇宙的智慧与深度。
叶燮的作诗之法具有一种“共鸣”的力量。
他的诗作拥有一种独特的情感共鸣能力,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
他通过对自然的描绘,对生活的思考,对人性的探寻,表达了一种与读者共鸣的情感和思绪。
他的诗作不仅仅是作者自身的情感宣泄,更是一种与读者共同体验和共同探索的过程。
叶燮的《原诗·内篇》上的作诗之法是一种以“原”为核心,追求“原始”的诗意的创作方法。
他通过节制的手法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感悟,借助思索和超越的精神,引发读者的共鸣。
他的作诗之法独特而深邃,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论叶燮《原诗·内篇》上的作诗之法《原诗·内篇》是叶燮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作诗之法。
以下是我对《原诗·内篇》中作诗之法的一些理解和感悟。
其一,立意要深远。
叶燮的诗歌往往有深刻的思想和哲理,如《原诗·内篇》中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和“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都表现出作者对于生命和世界的思索和反思。
这种深远的思考不仅体现在题材上,也体现在词句之间的跳跃和联想上,使其诗歌更加有意味和意境。
其二,情感要真挚。
叶燮的诗歌往往表达出作者深挚的情感,如《原诗·内篇》中的“何时遣潮吹我衣,又恐桃花惑客眼”,表现了作者对于离别和相思的痴迷之情。
在表达情感时,叶燮善于借物抒情,以自然景观和物象来表现内心感受,使其诗歌显得更加贴近生活和丰满。
其三,形象要生动。
叶燮的诗歌往往具有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意象,如《原诗·内篇》中的“飞絮轻轻落,远山薄薄层”,“霜叶红于二月花,笑杀秋风无限娇”,都表现出作者对于自然美景的独特感受和描绘的能力。
在表现形象时,叶燮善于运用夸张和比喻的手法,使其诗歌更加具有艺术性和表现力。
其四,语言要简练。
叶燮的诗歌往往语言简练,且大胆采用古诗词中不常用的字、词、句式和语言回避,如《原诗·内篇》中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和“穷巷陋室中,何曾吟过一支曲。
”等,使其诗歌显得更加新颖和有个性。
其五,音韵要优美。
叶燮的诗歌精雕细琢,在音韵上也有所追求,如《原诗·内篇》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和“玉露凋伤菊,金风宿酒香。
高句韵秋叶,闲吟听径长。
”等,不仅表现出诗歌节奏感和韵律美,也体现出作者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和坚持。
总之,叶燮的诗歌具有深邃的思想、真挚的情感、生动的形象、简练的语言和优美的音韵,这些都是其作诗之法的体现。
叶燮《原诗》译文哲理、事变、情感这三方面,足以穷尽普天下的千变万化。
所有形形色色的音容状貌,都无法超越理、事、情。
对于客观事物的表达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能够须臾之间脱离上述三方面而单独存在。
才、胆、识、力这四要素,用它们可以穷尽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则及其原动力。
所有各式各样(客观世界)的声音形貌,都需依靠这些内在要素加以表现出来。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没有哪种表现形式能够脱离上述四要素的制约。
用创作主体的四要素,来权衡客观事物所存在的理、事、情这三方面,最终和谐于作者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中。
大到天地经纬,小至一枝一叶,歌唱咏叹之间,都不能脱离四要素和三方面来加以探讨和研究。
提示:该段阐明,理、事、情与才、胆、识、力,对于诗歌创作具有至为重要的统摄作用。
理、事、情是客观存在的基本形式和诗歌表现的对象;而才、胆、识、力则是诗歌表现理、事、情的内在要素。
对于客观事物的表达,以前已经详细讨论过。
创作者虽然天赋不同,但总的来看是能够通过后天努力加以扩展和弥补的。
天赋好的人,才、胆、识、力俱全,才气外显,于是人们称其为天才,却不懂天才是不可以凭空产生和加以表现的。
天赋不好的人,才智不足,人们便都说他才智欠缺,不能勉强去从事创作;却不懂得见识比天赋的才智更为重要。
见识是主体而才智是他的用途,如果天分不足,应当首先钻研探求学识。
人如果心中没有见识,那么理、事、情即使都摆在眼前,他也无从认识;连是非优劣都不能判明,怎能指望他来表现创作才能呢?文章的创作,基础在于见识。
当今的诗歌界,那些没见识的,既不能理解古代诗人的创作主旨,又不能揭示自家做诗的内在要素。
有的人也听闻过古今诗歌理论,诸如体裁格律声韵兴寄等等,但仅仅是了解到一些表象;他们往往高谈阔论而心中无数,境界不高,笔力不足。
即便历代的诗歌陈列在面前,又怎能判别呢?又怎样取舍呢?别人说好就认为好,别人说差就认为差。
这里并非认为他人的意见就不可以采纳;而是说那些不能具备自己评价标准的人,每每要枉论是非;这样又怎能判断他人评论观点的正确与否呢!有人说:诗歌必须学习汉魏和盛唐,他也就附和说应当学习汉魏和盛唐,只会一味跟着别人走;但是之所以要学习汉魏和盛唐的道理,他却并不知道,也说不出来。
论叶燮《原诗·内篇》上的作诗之法叶燮是中国唐朝的大诗人,被誉为“千古奇才”,他的诗作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著名。
《原诗·内篇》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将探讨叶燮在这部诗集中的作诗之法。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注重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描绘自然景色。
叶燮擅长用富有象征意义的词汇来描绘大自然的美景,比如在《登鹳雀楼寄廉师父》一诗中,他用“九州将夜临江宴,隔岸千灯出远帆”来描绘夜幕降临时江面上点点繁星的美景,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这种使用象征意义的语言,使诗歌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往往能引发人们对大自然的情感共鸣。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善于运用多样的修辞手法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
他运用诸如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将抽象的思想具象化,使之更易于理解与感受。
在《登楼望太行山》中,他运用拟人手法写道:“将夕草书经厚,千方用意胶漆屏。
星鸟南北绣春殿,阙殿影山图一睦。
”将夕阳、南北星鸟等自然景象拟人化,使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生动有趣。
通过使用这些修辞手法,叶燮使得诗歌更加充满生机,让读者对诗歌产生更深刻的情感共鸣。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充分发挥了诗歌的音乐性,通过押韵和节奏感,给读者带来一种听觉的享受。
叶燮的诗歌流畅优美,节奏感强烈,常用押韵手法使诗句更加和谐流畅,美感更强烈。
例如在《巫山道中》一诗中,他运用押韵来形成韵律感,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
这种音乐性的使用,使得叶燮的诗歌更富有韵律感,读起来更加流畅动听。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常常以寓意深远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他通过深入思考人生、社会和自然等话题,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对社会现象的思索。
例如在《题壁》一诗中,叶燮写道:“泣将思分付青冥,女不是女君非君。
壁如经卷文章石,恨无年德失形神。
”这些诗句有深远的意义,启迪人们对生命和社会的思考,使诗歌具有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
叶燮《原诗》诗歌创作论探微【实用版】目录一、《原诗》的背景和意义二、叶燮的诗歌创作论1.诗歌创作主体2.诗歌创作客体3.诗歌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4.诗歌批评论三、《原诗》的历史贡献正文一、《原诗》的背景和意义叶燮的《原诗》是我国文艺理论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诗歌理论专著。
自《文心雕龙》以来,它被誉为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诗学论著。
在明末清初的诗坛,教条主义、复古主义盛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也颇为流行。
《原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这些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诗歌主张。
二、叶燮的诗歌创作论1.诗歌创作主体叶燮认为诗歌创作的主体是诗人,他强调诗歌创作的客体理、事、情应该统合于诗人个体的隋。
诗人在进入审美领域后,应该将自然之理、事、虮隋与自己的胸襟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意象。
2.诗歌创作客体叶燮认为诗歌创作的客体包括理、事、情。
理是指自然之理,事是指客观事物,情是指诗人的情感。
这些客体因素在诗歌创作中应该得到和谐的统一。
3.诗歌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叶燮主张诗歌创作主体应该与客体保持紧密的关系。
诗人要深入理解客观事物,同时又要将自己的情感和个性融入创作之中。
这样,诗歌作品才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4.诗歌批评论叶燮的诗歌批评论以流变为中心。
他认为诗歌创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诗歌作品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在诗歌批评中,叶燮提出了尊杜宗陶的双重伦理道德批评形态和以境为中心的艺术审美批评形态。
三、《原诗》的历史贡献《原诗》在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继承了前代诗学的精华,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对诗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叶燮《原诗》诗歌创作论探微摘要:一、叶燮《原诗》的背景和意义- 《原诗》的创作背景和时代环境- 《原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二、《原诗》的诗歌创作理论- 叶燮的诗歌创作主张- 才、胆、识、力的诗歌创作要素- 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三、《原诗》中的诗歌创作方法- 叶燮的诗歌创作流程和方法- 诗歌创作中的意象和意境- 叶燮对诗歌创作的艺术要求四、《原诗》的诗歌创作实践- 叶燮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 《原诗》中具体的诗歌作品分析五、《原诗》对后世的影响和启示- 《原诗》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启示- 《原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传承和影响正文:叶燮的《原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原诗》中,叶燮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探讨了诗歌创作的要素和方法,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首先,叶燮在《原诗》中强调了诗歌创作的主张。
他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抒写性情,反对模拟,这是诗歌创作的本质。
同时,他还提出了才、胆、识、力四个诗歌创作要素,认为这是诗歌创作成功的关键。
在诗歌创作中,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叶燮在《原诗》中详细阐述了诗歌创作的流程和方法。
他认为,诗歌创作首先要注重意象的创造,意象是诗歌的灵魂。
意境的创造则是诗歌创作的核心。
此外,叶燮还对诗歌创作的艺术要求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原诗》中,叶燮还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他的诗歌作品,不仅体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也为后人提供了诗歌创作的范例。
总的来说,叶燮的《原诗》是一部重要的诗歌创作论著,它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燮《原诗》原文(节选)、译文及“胸襟”分析作者简介叶燮(1627-1703) 江苏苏州府吴江(今江苏苏州吴江区)人,字星期,号己畦(qí),因晚年定居吴江区的横山,又称横山先生。
叶燮(xiè)康熙九年(1670)进士,十四年(1675)被选为宝应知县,1676年就因清正廉洁而得罪了不少官员,被陷害罢官,回到横山隐居,潜心著述,设馆授徒。
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己畦集》(包含《原诗》)。
叶燮所著的《原诗》被认为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文艺理论专著。
书名有对诗的本义要旨、诗的发展源流加以探讨之意。
作品分为内篇上、下和外篇上、下共四卷。
节选一摘自《内篇·下》原文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
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
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
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
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
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
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
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
译文哲理、事变、情感, 这三方面足以穷尽普事物的千变万化。
所有形形色色的音容状貌,都无法超越这三者。
对于客观事物的表达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能够脱离上述三方面而存在。
才智、见识、胆量、独创力这四要素,用它们可以穷尽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则及其原动力。
所有各式各样事物的声音形貌,都需依靠这些内在要素表现出来。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没有哪种表现形式不经过内心四要素的制约。
用创作主体的四要素,来权衡客观事物所存在的理、事、情这三方面,最终合力成为作者创作的文章。
大到天地经纬,小至一枝一叶,歌唱咏叹之间,都不能脱离这四要素和三方面而表述出来。
原文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
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
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
叶燮原诗内篇(上)一、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
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
其学无穷,共理日出。
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
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
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
乃近代论诗者,则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
非是者,必斥焉。
如明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谓唐无古诗,又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
自若辈之论出,天下从而和之,推为诗家正宗,家弦而户习。
习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矫而反之者,诚是也。
然又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说,其说胜,则出乎陈腐而入乎颇僻;不胜,则两敝。
而诗道遂沦而不可救。
由称诗之人,才短力弱,识又蒙焉而不知所衷。
既不能知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孰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衰,孰为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缕分之,兼综而条贯之。
徒自诩矜张,为郛廓隔膜之谈,以欺人而自欺也。
于是百喙争鸣,互自标榜,胶固一偏,剿猎成说。
后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
不能不三叹于风雅之日衰也!二、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
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
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
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风有正风,有变风;雅有正雅,有变雅。
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后此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诎变也明矣。
汉苏李始创为五言,其时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
然不可谓即无异于三百篇,而实苏李创之也。
建安、黄初之诗,因于苏李与十九首者也。
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
则因而实为创。
此变之始也。
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
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
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
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朓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
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袭前人以为依傍,盖自六朝而已然矣。
其间健者如何逊、如阴铿、如沈烱、如薛道衡,差能自立。
此外繁辞缛节,随波日下,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
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
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
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
其它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
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
苏舜卿、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
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
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
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
大家如陆游、范成大、元好问为最,各能自见其才。
有明之初,高启为冠,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轾也。
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
谓『唐无古诗』,并谓『唐中、晚且无诗也』。
噫,亦可怪矣!今之人岂无有能知共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说,锢习沁入于中心,而时发于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则其说之为害烈也。
三、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
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
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甞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
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
譬之上古之世,饭土簋,啜土铏,当饮食未具时,进以一脔,必为惊喜;逮后世臛臇鱼脍之法兴,罗珍搜错,无所不至,而犹以土簋土铏之庖进,可乎?上古之音乐,击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宫南谱。
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宫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瑶室,土文绣而木绨锦;古者俪皮为礼,后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纯百璧之侈。
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礼以俪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
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
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
惟叛于道、戾于经、乖于事理,则为反古之愚贱耳。
苟于此数者无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
彼虞廷『喜』『起』之歌,诗之土簋击壤、穴居俪皮耳。
一坟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华于魏。
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
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如人适千里者,唐虞之诗,如第一步,三代之诗如第二步;彼汉魏之诗,以渐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
作诗者知此数步为道途发始之所必经,而不可谓行路者之必于此数步焉为归宿,遂弃前途而弗迈也。
且今之称诗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汉魏于明堂,是也;何以汉魏以后之诗,遂皆为不得入庙之主?此大不可解也。
譬之井田封建,未甞非治天下之大经,今时必欲复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苏李五言与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黄初,作者既已增华矣,如必取法乎初,当以苏李与十九首为宗,则亦吐弃建安、黄初之诗可也。
诗盛于邺下,然苏李、十九首之意,则寖衰矣。
使邺中诸子,欲其一一摹仿苏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于数千载之后,胥天下而尽仿曹刘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
』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
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
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
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甞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
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且『温柔软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
从来豪杰之士,未甞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甞能转风会。
人见其随乎风会也,则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见能转风会者以其不袭古人也,则曰:今人不及古人也!无论居古人千年之后,即如左思去魏未远,其才岂不能为建安诗耶?观其纵横踯踏、睥睨千古,绝无丝毫曹刘余习。
鲍照之才,迥出侪偶,而杜甫称其俊逸;夫『俊逸』则非建安本色矣。
千载后无不击节此两人之诗者,正以其不袭建安也。
奈何去古益远,翻以此绳人耶?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
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
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
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
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
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
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各异其所从出,虽万派而皆朝宗于海,无弗同也。
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则亦无弗同也。
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
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
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
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
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
而陋者必曰:此诗之相沿至正也。
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
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
彼陋者亦曰:此诗之至正也。
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
盛唐诸诗人,惟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
若必摹汉魏之声调字句,此汉魏有诗,而唐无古诗矣。
且彼所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正惟子昂能自为古诗,所以为子昂之诗耳。
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犹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诗为古诗,乃翻勿取其自为古诗,不亦异乎!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
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
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
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
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
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
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
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为建安、开、宝之诗乎哉!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
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
愈甞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
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陈言,以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诗人,亦以陈言为病,但无愈之才力,故日趋于尖新纤巧。
俗儒即以此为晚唐诟厉,呜呼,亦可谓愚矣。
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蕴。
非故好为穿凿也,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
且未穿未凿以前,人人皆作模棱皮相之语,何如穿之凿之之实有得也。
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
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
自后或数十年而一变,或百余年而一变;或一人独自为变,或数人而共为变:皆变之小者也。
其间或有因变而得盛者,然亦不能无因变而益衰者。
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不肯稍为依傍,寄人篱下,以窃其余唾。
窃之而似,则优孟衣冠;窃之而不似,则画虎不成矣。
故宁甘作偏裨,自领一队,如皮陆诸人是也。
乃才不及健儿,假他人余焰,妄自僭王称霸,实则一土偶耳。
生机既无,面目涂饰,洪潦一至,皮骨不存。
而犹侈口而谈,亦何谓耶?惟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