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橙橙
（广东培正学院外语系，广东广州 510830）
摘要：作为犹太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必有其东方犹太性；而作为一名解构主义哲学家，其翻译观又势必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和中国译界带来巨大冲击和影响。
跟批评界一些学者将其解构主义看成彻底的颠覆、毁灭、虚无主义不同，我们更应从辩证的视角来看待。
关键词：东方犹太性；解构理论翻译观；冲击；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211-02
一、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思想性质
法国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1930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虔诚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中产者家庭，从小受到犹太文化思想观念的深刻浸染。
克里斯蒂芬·诺里斯在他的名作《德里达》中曾指出：“德里达的犹太民族性，他那属于边缘性的、被放逐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感受——这一切对他的思想构成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
”
犹太民族的历史是长期被征服、被压迫的历史。
受压制的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事物的矛盾差异性上。
在他们那里，世界和事物不是同一的，而是差异的，任何一种看得见的在场的事物和力量后面都隐含着看不见的不在场的处于受压抑状态的力量，而后者才是事物之根本。
所以，在改造世界时，处于弱势受压迫地位的犹太人不能也无法用一种强权的方式推陈出新，只能用叛逆的斗争方式，从主流文化入手，从其内部加以颠覆，达到为自己受压制的文化争取立足之地的目的。
犹太人文化思想的独特性，正体现在他们密切关注事物的矛盾性和边缘性的差异论世界观上，以及坚持从事物结构内部颠覆事物结构并改造事物结构的解构式的思想策略上。
德里达自身的成长经历，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则完全是一部受压迫的历史。
正是他这种饱受欺凌、歧视的社会处境，使得他格外关注并同情那些处于边缘或受压抑状态的事物。
反映在他的理论思想中，“他者”和“不在场”的声音便占据了核心地位。
总之，差异论思想和解构策略构成了德里达理论文本的两条主线。
“它们扎根于犹太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与犹太文化思想观念深刻联系在一起，是后者最全面充分的表现。
”
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语言哲学观与翻译观
（一）语言哲学观
解构主义理论是在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继承和批判中建立起来的。
结构主义认为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
解构主义对此进行批判，要求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二元对立，否定意义的最终确定性以及结构的存在性。
德里达对索绪尔的观点并未全盘否认全体解构，而是批判地继承。
比如德里达也承认意义产生于差异，即保留了从索绪尔整体语言论派生而来的差异原则。
然而索绪尔的“差异”主要是指语言符号内部不同因素间的差异关系，未涉及到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
为了克服索绪尔“差异”的局限性，德里达新创了“延异”(differance)这一术语来替代“差异”(difference)。
索绪尔的“差异”只注意了符号间的横向差异，而忽视了其纵向的延衍关系。
德里达的“延异”指代的则不仅是语言符号内部不同的所指或能指间的差异关系，还指语言符号外部所有事物间的空间的和时间的差异关系。
德里达在他的各类论作，如《声音与现象》等书中，均反复阐述了他的关于整个世界都在“延异”的差异论思想。
（二）翻译观
德里达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理论，将“延异”说作为翻译解构的切入点。
他认为，就翻译而言，重要的不是原文信息和编码，而是译文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相互联系，形式的变化制约着内容的变化，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差异。
其次，德里达认为应用“转换”(transformation)来取代“翻译”这个术语。
他说：从不
存在纯粹的差异，翻译也是如此。
对于翻译的概念来说，我们应用transformation来取代它：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有调节的转换。
再次，德里达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原作在新的文化背景下被注入新的活力元素，使得文本的生命得以生生不息。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原作”是不存在的。
其解构主义翻译观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所决定的；译者是创造的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关系；翻译应尽量表现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一篇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
”
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
（一）冲击“忠实”原则
（二）冲击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
在结构主义语言观里，索绪尔提出了一系列对等概念，如：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等。
这所有的对立都是不平等的，其中一个元素必是另一个元素的衍生，其中一方必定比另一方占据着更中心的地位。
在这样的语言观的指导下，传统的翻译理论里，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便始终处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一仆二主”等说法便蔓延开去。
然而德里达认为不存在静态的两级对立，主张采取一种新的逻辑，即“增补逻辑”（即亦此亦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此来消解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把译文从屈从于原文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使译者不必再跟在原作者后面亦步亦趋，而是站在崭新的阐释角度，把译文当作独立的文本来阅读，把译者从“仆人”的身份中解放出来使其站在和作者一样的高度。
因此，根据解构主义翻译观，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不是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的关系。
四、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中国译界的正面影响及其局限性
（一）正面影响
1.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要求的“绝对忠实”这一标准的巨大冲击，对原作、原作者主导地位的消解，对译文、译者地位的肯定，都从不同方向彻底解放了译者，使译者由“隐形”到“浮出水面”，使译文的价值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译界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以及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研究的欣欣向荣。
而这一研究趋势仍呈持续蓬勃发展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研究已经大跨步地进入了新的研究范式，完成了从认识论的主体哲学向语言论的解释哲学的转向。
事实上，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作为语言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几乎是不可回避的。
而译者也正是通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实现对译入语的文化建构的。
2.思维方式多元化。
解构主义翻译观将我们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惯性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使我们可以更加辩证、能动地看待种种翻译问题。
解构主义主张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及多元性，为国内学者在研究翻译理论问题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我们应该看到，多元的思维方式是解构思想的主要精髓之一，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考问题的思维范式，切不可将其单单认为是一种毁灭性的虚无主义。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解构”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为我们提供一种反思的方法。
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对万事万物皆保持开放包容却又怀疑一切的态度，这才是解构理论的精髓所在。
而开放型的思维方式则是跳出单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模式，转入翻译研究方法多元取向的前提保证。
3.翻译研究方法多元取向化。
单一的语言学研究模式排除了太多对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其实，西方后现代的翻译理论家们正是通过运用解构主义的开放的思维方法，从各个角度思考质疑结构主义语言观，突破其固有模式，从而开拓了多元的研究维度，并建立起各个翻译流派并使之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喜人姿态。
另一个标志性的成功是，对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基本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共识。
从辜正坤1989年提出翻译标准的多元互补论到孙迎春对之所做的肯定性研究，再到吕俊的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翻译观，翻译界在翻译标准的问题上已经跳出了传统翻译观念中关于“信”或“唯忠实论”的牢笼，实现了向多元化标准的过渡。
（二）局限性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暇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都必定有其局限性和不完美之处，解构理论也不例外。
首先，不能不说建立在对结构主义进行反驳的基础之上的解构理论带有浓厚的否定色彩。
其次，解构主义派对理论探索较为热衷，从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实践的层面。
再者，解构主义否定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导致阐释的多元化，使翻译陷入一片混乱和虚无，给各种曲解误解提供了理由；而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和文本的独创性，无疑又将趋向一种极端的“文本本体论”。
有学者说，解构主义理论给中国翻译界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对此，我们应从辩证的角度去看。
毕竟，解构理论使译者从边缘走向中心，使“隐形”的被忽视的因素显现并得以张扬。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地位较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里，有的是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后现代历史历程，有的是需要从边缘走向主流的文化诉求。
而解构理论对差异的张扬，对平等的非中心的强调，都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建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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